第七章 敦煌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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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蘭州上學，老彭為幫助孩子适應新的環境，他也在蘭州待了一段時間。
以後，我和孩子雖然也不能天天見面，但至少可以利用到蘭州出差的機會多和他們在一起，這個家就像個家了。
我對孩子們比較民主，從來也沒有強迫過他們。
他們念什麼大學，找什麼工作，都順其自然。
因為我深感自己作為一個母親，欠他們的太多了。
我有一句話跟好多人說過，我說我們家的先生是打着燈籠都找不到的好人。
一般的家庭都會因為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最終散了。
但是他為我做了讓步，放棄了自己熱愛的事業，也放棄了自己親手創立的武漢大學考古專業。
遇上了老彭這樣的好人，是我一生的幸運。
老彭與莫高窟北區考古 到了敦煌後，老彭放棄了商周考古的教研事業，改行搞了佛教考古。
他主持了莫高窟北區石窟兩百多個洞窟的清理發掘工作。
莫高窟北區石窟考古是研究所成立四十多年以來想搞清而沒有搞清的問題。
老彭很熱愛這個工作，一跟人說起北區，就興奮得停不下來。
如果他的價值因為來到敦煌而得不到實現的話，我一輩子都會感到内疚，好在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事業。
莫高窟位于敦煌市東南的鳴沙山東麓，從公元4世紀至14世紀的一千年間，佛教信徒們在這處高約四十米，全長約一千七百米的斷崖上，持續不斷地開鑿了許多石窟。
依照石窟在崖面的分布情況，分成南區和北區。
以敦煌文物研究所編号的第1窟為界，此窟及以南為南區，此窟以北稱為北區。
南區崖面分布着《敦煌莫高窟内容總錄》記錄的492個洞窟中的487個有壁畫和彩塑的洞窟。
北區崖面稍短些，大約七百米，也開鑿了兩百多個洞窟。
這些洞窟和南區洞窟一樣，也是上下相接，左右毗鄰，形狀就像密密麻麻的蜂巢，最密集的地方上下有五六層，看上去十分壯觀。
但是北區僅有五個有壁畫和彩塑的洞窟，即第461—465窟。
其餘的洞窟因為沒有壁畫或塑像，所以沒有編号，也根本沒有記錄。
由于北區以往沒有進行過整體的考古清理發掘工作，所以對于北區洞窟的性質和功能，長久以來都沒有定論。
關于這些洞窟的性質，有各種猜測，有人認為是供每年農曆四月初八趕廟會的香客們住的；有人認為是放羊人圈羊用的，這樣可以保護羊群不受狼的侵害；有人認為是供遊方僧暫住的；也有人認為是畫工居住的畫工窟、塑匠窟……反正有各種各樣的說法。
還有一個問題，北區洞窟的數量到底有多少？北區洞窟形制有什麼特征？相比莫高窟南區，北區洞窟處于什麼地位？北區洞窟分屬于什麼時代？這些都是有待揭開的問題。
為了弄清楚這些問題，老彭從1988年開始，帶隊主持了北區洞窟的考古。
他的第一項工作是對北區石窟進行統一編号，第二項工作是對編号的洞窟逐一進行科學的考古清理發掘，再對發現的遺迹和出土的遺物進行系統整理和研究，并撰寫考古發掘報告，以探索北區石窟的性質與功能，以及與南區洞窟的關系等。
這項工作非常複雜。
由于北區的洞窟沒有門，裡面的沙土都是成百上千年積累下來的。
在那些發掘清理的日子，老彭像一個民工一樣，每天回家都是一身土。
七年裡，他對北區洞窟進行了六次考古發掘，幾乎篩遍了北區洞窟裡每一寸土，發掘出了大批珍貴文物。
他最終确定了北區崖面現存洞窟總數為248個，其中243個為新編号的洞窟。
連同南區的487個洞窟，莫高窟現存洞窟總數為735個，與唐代石碑所載莫高窟有“窟室一千餘龛”的數字比較接近。
老彭對北區考古清理發掘之後，發現沒有任何材料能證明北區洞窟是畫工窟或塑匠窟。
經過對已經發現的大量遺迹和遺物的考察和研究，他把北區崖面上的洞窟按功能和性質，分為六類：第一類是“禅窟”，就是供僧衆禅修用的洞窟；第二類是“僧房窟”，就是過去供僧人日常起居生活用的洞窟；第三類是“僧房附禅窟”，也就是同一個洞窟具備生活和禅修兩種功能；第四類是“瘗窟”，是用來瘗埋死去的僧人遺體和遺骨的洞窟；第五類是“禮佛窟”，顧名思義，是僧衆、俗人向佛頂禮膜拜、舉行佛事活動的洞窟，窟内有壁畫或塑像；還有一類是“廪窟”，是用于儲藏糧食等物品的洞窟。
在這六類中，僧房窟在敦煌地區是首次發現。
老彭最後統計出僧房窟在北區現存50個，洞窟大多比較寬敞，窟頂較高，甬道也比較高，這是為了便于僧人在洞内行動。
僧房窟主要用于僧人生活起居，所以窟内有土炕、土竈，還有通向窟外的煙道，放置燈盞的小壁龛，有些燈龛至今還殘存了厚厚的油垢。
有的僧房窟還附設禅窟，這樣的窟過去也沒有發現過，這次總共發現了5個，大體結構是由兩個後室共一個前室組成。
最重要的是，25個瘗窟的發掘，不僅填補了這類洞窟在敦煌地區的空白，而且數量如此之多，為其他石窟群所罕見。
石窟瘗葬是露屍葬的一種形式。
露屍葬源自印度，包括林葬和水葬，其中林葬被印度的苦行僧提升為一種修行方法。
很有可能這種方式到了中國就改變了。
僧人坐化于禅修石室，石室就當作他的葬所。
瘗窟甬道口均用土坯或石塊封堵，壁面上沒有壁畫。
瘗窟也分幾種，一種是專門為瘗埋死者而開鑿的，這種窟比較低矮狹小，裡面有棺床；第二種是由禅窟改為瘗窟的，這類窟的特征與一般的單室禅窟幾乎沒有什麼區别。
據老彭推測，這些被瘗埋者，生前或許就在窟裡禅修，死後不做移動，禅修的洞窟就被當作埋葬他們的瘗窟。
還有一種是經僧房窟改造而作為瘗窟用的。
敦煌北區考古除了發現了重要遺迹外，還出土了許多重要遺物，比如老彭他們首次在敦煌發現了波斯銀币。
從銀币的特征來看，應屬于波斯薩珊朝卑路支王時期所鑄造。
這一發現不僅填補了該地區波斯銀币的空缺，同時也反映出中西交通以及商貿往來活動的情況。
此外，還出土了大批西夏時期的文物和文獻，如12世紀西夏文佛經、西夏文活字版《諸密咒要語》印刷品，後來被證實為世所罕見的重要文物。
伯希和當年盜走藏經洞無數文獻精品的時候，也到過莫高窟北區。
他曾在B181号洞（即今第464窟）攫獲回鹘文木活字968枚，其中960枚現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館，另有4枚在東京東洋文庫，4枚現藏于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後來俄國人奧登堡又在北區洞窟盜掘回鹘文木活字130枚，現藏聖彼得堡艾爾米塔什博物館。
1989年，老彭他們發掘北區洞窟的時候，發現了回鹘文木活字48枚，使得敦煌研究院收藏的回鹘文木活字總數達到54枚（敦煌研究院是國内唯一收藏有回鹘文木活字的機構）。
北區考古還發現了殘存四整頁的文獻。
這是藏經洞裡所沒有的文字書寫的文獻。
這件叙利亞文書使用的是從埃斯特朗哥羅字體演化而來的景教體，記錄的是《聖經》文選，摘錄的是《舊約》中《詩篇》的内容。
文書使用白麻紙，紙張纖維均勻厚實，文書的年代應屬元代。
這個文書的珍貴價值在于，它可以确定中亞地區和中國曾經有景教的傳道活動。
景教在“會昌法難”時被禁，此後，唐末以至五代北宋，這個教派在中國内地已經絕迹，但在一些邊遠地區仍有信仰者。
在莫高窟發現的叙利亞文的《聖經》文獻，以及景教徒的銅十字架，這些可以證明，唐宋至元末期間，在敦煌、新疆東北部、高昌國故地等區域内，應仍有景教徒的活動。
通過莫高窟北區考古可以發現，地接西域的敦煌，較早地接受了發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
西亞、中亞文化随着印度佛教文化的東傳，也不斷傳到了敦煌。
中西不同的文化都在這裡彙聚、碰撞、交融，其結果，必然使敦煌這個地區留下遺迹和遺物。
北區的考古發現提供了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事實和根據。
田野考古結束後，老彭就開始對北區洞窟發現的遺迹和遺物進行全面系統的整理、研究，并撰寫出版了一百餘萬字的考古報告《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3卷）。
他為了撰寫這份考古報告，夜以繼日。
我們家的會客室也是餐廳，有一天院裡的工作人員來家裡跟我談工作，他們無意中發現餐桌底下放着一個北區挖出來的骷髅，吓壞了。
這是老彭帶回家裡來準備編号的遺物，一般是不會拿到家裡的。
但我們都是學考古的，也沒有那麼多忌諱，我們的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工作和生活并不是分得那麼清楚。
在老彭之前，也有人搞過北區洞窟的研究，但認為北區沒什麼東西，不值得考古發掘。
我就對老彭說，你一定要搞，哪怕真的發掘不出什麼文物，光是弄清楚北區石窟這些洞窟的結構、用途就有價值，再說誰能保證裡面就一件文物也沒有。
後來經過他的考察證實了，北區石窟不光發現了文物，還出土了很多過去未曾發現的珍貴的文獻和文物，比如西夏文文獻、回鹘文木活字、叙利亞文《聖經》等。
北區原來是個謎，老彭的考古發掘把洞窟的類型和功能弄清楚了，非常有價值。
那段時間他确實非常辛苦。
他1988年開始北區石窟考古工作的時候已經五十多歲了，六十多歲以後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考古報告，後來又專注于莫高窟南區洞窟内漢密壁畫研究。
他除考古報告外，還寫了不少文章，還當了《莫高窟北區考古論文集》的主編，這本論文集後來在中國香港、法國都出版過，有一定影響。
這都是他在1988年到2008年這二十年之間做的事情。
他主持北區發掘的時候，時常讓我幫他拼接文獻的碎片，定文物的名稱和性質，确定洞窟的性質類别等；寫考古報告的時候需要确定體例，他也讓我給他出出主意。
我跟他說，考古報告雖有一定之規，但也可以有不同體例的寫法。
因為北區石窟的洞窟裡基本沒有壁畫，出土文物也較破碎，如果你現在不收入考古報告，後人不一定都會重視這些遺迹和遺物及其信息。
所以我建議莫高窟北區石窟考古報告，最好将發掘的每個洞窟的結構和洞窟内的全部出土文物，及其相關信息原原本本都收入進來，這樣可以把北區石窟全部遺迹和遺物的資料及其信息都永遠保存下來。
他在報告最後感謝這個人，感謝那個人，我給他開玩笑說你怎麼不感謝樊錦詩同志，老彭說，誰讓你是我老婆。
敦煌莫高窟北區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始終得到宿白先生的關心和指導，他親自為《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考古報告題寫了書名。
宿白先生是我們的恩師，當他看到三卷本《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正式出版後，他對我說：“彭金章不錯，你瞎忙。
”北區石窟的考古發掘，被認為是開辟了敦煌學研究新領域。
老彭年過五十之後放下自己做得好好的事業，從講台到田野，一切從零開始。
他在敦煌北區考古發掘的收獲，對于老彭和我來說，都是一種安慰，命運對我們還是非常眷顧的。
花甲之後拼盡全力 我六十歲接受了敦煌研究院院長的任命，在臨近退休的年紀又重新起跑。
我的專業是石窟考古，20世紀70年代中期改為從事管理，直到2015年，才離開管理崗位。
1975年到1983年，是我在敦煌搞管理工作的第一個階段。
我初到管理崗位，不懂什麼是管理，也沒有什麼想法，以為就是繼續做常書鴻先生以前做過的保護管理工作。
1966年之前，常先生在莫高窟主持了二十多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他帶領前輩們殚精竭慮、含辛茹苦、不懈努力，使莫高窟從20世紀40年代的滿目瘡痍到60年代的重現光彩。
他們當時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懷着對敦煌藝術的敬仰和敬畏之心，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責任心，為保護和研究莫高窟，長期堅守大漠。
他們甘願奉獻、勇于擔當、開拓進取的可貴精神深深地影響了我。
那時我隻能做到以前輩為榜樣，盡自己之力将工作開展起來。
我的管理工作的第二個階段，是從1984年到1997年。
這時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
1984年甘肅省委、省政府做出了擴建敦煌文物研究所為敦煌研究院的重要決定，為敦煌研究院的未來持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敦煌研究院在著名的敦煌學者段文傑先生領導下，邁入了國際合作、科學保護、研究創新、弘揚傳播的新階段。
這個階段開展的主要工作在保護和管理兩個方面。
保護方面，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合作，開始在莫高窟建立了全自動氣象站，對莫高窟開放洞窟微環境及其賦存的自然和人文環境進行監測；對壁畫材質和病害的調查研究；對威脅莫高窟保護的自然和人為因素的調查研究；對威脅莫高窟保存的風沙實施監測、研究和治理；拆除了莫高窟窟區近現代添加的構築物，遷移了窟區前所有的工作和生活用房，完整地保護了窟區的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為保護研究配備儀器設備；設置安全防範技術設備；為永久保存莫高窟壁畫，試驗制作數字化壁畫檔案；安裝洞窟窟門和玻璃屏風設施。
管理方面，開始引進、培養專業人才和培訓一支專職的講解員隊伍；制定了使用和旅遊開放洞窟的管理制度；擴大了編制，增加了部門，彙聚了人才，改善了員工的工作和生活條件。
越是了解敦煌，就越知道敦煌是獨一無二的，是世界級的文化藝術寶庫，敦煌研究院責任重大。
我經常想，做不好敦煌石窟的保護就是罪人。
偶爾放松警惕在所難免，時間一長就會麻痹，麻痹以後就要出事。
所以我有個特點是愛“找碴兒”，愛發現問題，常常在想有什麼因素會對石窟安全構成威脅，甚至想到如果“壞人”來會幹什麼事。
莫高窟曾經出過一件大事，那就是1989年1月14日第465窟壁畫被盜，當年被列為“公安部十大案件”之一。
學術界對第465窟的年代判定有争議，有人認為是西夏，有人認為是元代，這一窟是莫高窟唯一的藏傳密教洞窟。
1989年春節前夕，第465窟牆上的壁畫被切割下來，犯罪分子不知所蹤。
我們立刻把壁畫失竊的情況報到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又層層上報，報給分管公安和分管文化的副省長，此事還驚動了公安部、文化部和國家文物局，甚至連喬石同志都親自過問，從北京派來了專家。
當時已經七十二歲高齡的段文傑院長非常着急，帶頭值班查夜，希望盡快協助公安部門破案。
分管敦煌的副省長一來就問我們，是否有檔案
以後，我和孩子雖然也不能天天見面，但至少可以利用到蘭州出差的機會多和他們在一起，這個家就像個家了。
我對孩子們比較民主，從來也沒有強迫過他們。
他們念什麼大學，找什麼工作，都順其自然。
因為我深感自己作為一個母親，欠他們的太多了。
我有一句話跟好多人說過，我說我們家的先生是打着燈籠都找不到的好人。
一般的家庭都會因為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最終散了。
但是他為我做了讓步，放棄了自己熱愛的事業，也放棄了自己親手創立的武漢大學考古專業。
遇上了老彭這樣的好人，是我一生的幸運。
老彭與莫高窟北區考古 到了敦煌後，老彭放棄了商周考古的教研事業，改行搞了佛教考古。
他主持了莫高窟北區石窟兩百多個洞窟的清理發掘工作。
莫高窟北區石窟考古是研究所成立四十多年以來想搞清而沒有搞清的問題。
老彭很熱愛這個工作，一跟人說起北區，就興奮得停不下來。
如果他的價值因為來到敦煌而得不到實現的話，我一輩子都會感到内疚，好在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事業。
莫高窟位于敦煌市東南的鳴沙山東麓，從公元4世紀至14世紀的一千年間，佛教信徒們在這處高約四十米，全長約一千七百米的斷崖上，持續不斷地開鑿了許多石窟。
依照石窟在崖面的分布情況，分成南區和北區。
以敦煌文物研究所編号的第1窟為界，此窟及以南為南區，此窟以北稱為北區。
南區崖面分布着《敦煌莫高窟内容總錄》記錄的492個洞窟中的487個有壁畫和彩塑的洞窟。
北區崖面稍短些，大約七百米，也開鑿了兩百多個洞窟。
這些洞窟和南區洞窟一樣，也是上下相接，左右毗鄰，形狀就像密密麻麻的蜂巢，最密集的地方上下有五六層，看上去十分壯觀。
但是北區僅有五個有壁畫和彩塑的洞窟，即第461—465窟。
其餘的洞窟因為沒有壁畫或塑像，所以沒有編号，也根本沒有記錄。
由于北區以往沒有進行過整體的考古清理發掘工作，所以對于北區洞窟的性質和功能，長久以來都沒有定論。
關于這些洞窟的性質，有各種猜測，有人認為是供每年農曆四月初八趕廟會的香客們住的；有人認為是放羊人圈羊用的，這樣可以保護羊群不受狼的侵害；有人認為是供遊方僧暫住的；也有人認為是畫工居住的畫工窟、塑匠窟……反正有各種各樣的說法。
還有一個問題，北區洞窟的數量到底有多少？北區洞窟形制有什麼特征？相比莫高窟南區，北區洞窟處于什麼地位？北區洞窟分屬于什麼時代？這些都是有待揭開的問題。
為了弄清楚這些問題，老彭從1988年開始，帶隊主持了北區洞窟的考古。
他的第一項工作是對北區石窟進行統一編号，第二項工作是對編号的洞窟逐一進行科學的考古清理發掘，再對發現的遺迹和出土的遺物進行系統整理和研究，并撰寫考古發掘報告，以探索北區石窟的性質與功能，以及與南區洞窟的關系等。
這項工作非常複雜。
由于北區的洞窟沒有門，裡面的沙土都是成百上千年積累下來的。
在那些發掘清理的日子，老彭像一個民工一樣，每天回家都是一身土。
七年裡，他對北區洞窟進行了六次考古發掘，幾乎篩遍了北區洞窟裡每一寸土，發掘出了大批珍貴文物。
他最終确定了北區崖面現存洞窟總數為248個，其中243個為新編号的洞窟。
連同南區的487個洞窟，莫高窟現存洞窟總數為735個，與唐代石碑所載莫高窟有“窟室一千餘龛”的數字比較接近。
老彭對北區考古清理發掘之後，發現沒有任何材料能證明北區洞窟是畫工窟或塑匠窟。
經過對已經發現的大量遺迹和遺物的考察和研究，他把北區崖面上的洞窟按功能和性質，分為六類：第一類是“禅窟”，就是供僧衆禅修用的洞窟；第二類是“僧房窟”，就是過去供僧人日常起居生活用的洞窟；第三類是“僧房附禅窟”，也就是同一個洞窟具備生活和禅修兩種功能；第四類是“瘗窟”，是用來瘗埋死去的僧人遺體和遺骨的洞窟；第五類是“禮佛窟”，顧名思義，是僧衆、俗人向佛頂禮膜拜、舉行佛事活動的洞窟，窟内有壁畫或塑像；還有一類是“廪窟”，是用于儲藏糧食等物品的洞窟。
在這六類中，僧房窟在敦煌地區是首次發現。
老彭最後統計出僧房窟在北區現存50個，洞窟大多比較寬敞，窟頂較高，甬道也比較高，這是為了便于僧人在洞内行動。
僧房窟主要用于僧人生活起居，所以窟内有土炕、土竈，還有通向窟外的煙道，放置燈盞的小壁龛，有些燈龛至今還殘存了厚厚的油垢。
有的僧房窟還附設禅窟，這樣的窟過去也沒有發現過，這次總共發現了5個，大體結構是由兩個後室共一個前室組成。
最重要的是，25個瘗窟的發掘，不僅填補了這類洞窟在敦煌地區的空白，而且數量如此之多，為其他石窟群所罕見。
石窟瘗葬是露屍葬的一種形式。
露屍葬源自印度，包括林葬和水葬，其中林葬被印度的苦行僧提升為一種修行方法。
很有可能這種方式到了中國就改變了。
僧人坐化于禅修石室，石室就當作他的葬所。
瘗窟甬道口均用土坯或石塊封堵，壁面上沒有壁畫。
瘗窟也分幾種，一種是專門為瘗埋死者而開鑿的，這種窟比較低矮狹小，裡面有棺床；第二種是由禅窟改為瘗窟的，這類窟的特征與一般的單室禅窟幾乎沒有什麼區别。
據老彭推測，這些被瘗埋者，生前或許就在窟裡禅修，死後不做移動，禅修的洞窟就被當作埋葬他們的瘗窟。
還有一種是經僧房窟改造而作為瘗窟用的。
敦煌北區考古除了發現了重要遺迹外，還出土了許多重要遺物，比如老彭他們首次在敦煌發現了波斯銀币。
從銀币的特征來看，應屬于波斯薩珊朝卑路支王時期所鑄造。
這一發現不僅填補了該地區波斯銀币的空缺，同時也反映出中西交通以及商貿往來活動的情況。
此外，還出土了大批西夏時期的文物和文獻，如12世紀西夏文佛經、西夏文活字版《諸密咒要語》印刷品，後來被證實為世所罕見的重要文物。
伯希和當年盜走藏經洞無數文獻精品的時候，也到過莫高窟北區。
他曾在B181号洞（即今第464窟）攫獲回鹘文木活字968枚，其中960枚現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館，另有4枚在東京東洋文庫，4枚現藏于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後來俄國人奧登堡又在北區洞窟盜掘回鹘文木活字130枚，現藏聖彼得堡艾爾米塔什博物館。
1989年，老彭他們發掘北區洞窟的時候，發現了回鹘文木活字48枚，使得敦煌研究院收藏的回鹘文木活字總數達到54枚（敦煌研究院是國内唯一收藏有回鹘文木活字的機構）。
北區考古還發現了殘存四整頁的文獻。
這是藏經洞裡所沒有的文字書寫的文獻。
這件叙利亞文書使用的是從埃斯特朗哥羅字體演化而來的景教體，記錄的是《聖經》文選，摘錄的是《舊約》中《詩篇》的内容。
文書使用白麻紙，紙張纖維均勻厚實，文書的年代應屬元代。
這個文書的珍貴價值在于，它可以确定中亞地區和中國曾經有景教的傳道活動。
景教在“會昌法難”時被禁，此後，唐末以至五代北宋，這個教派在中國内地已經絕迹，但在一些邊遠地區仍有信仰者。
在莫高窟發現的叙利亞文的《聖經》文獻，以及景教徒的銅十字架，這些可以證明，唐宋至元末期間，在敦煌、新疆東北部、高昌國故地等區域内，應仍有景教徒的活動。
通過莫高窟北區考古可以發現，地接西域的敦煌，較早地接受了發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
西亞、中亞文化随着印度佛教文化的東傳，也不斷傳到了敦煌。
中西不同的文化都在這裡彙聚、碰撞、交融，其結果，必然使敦煌這個地區留下遺迹和遺物。
北區的考古發現提供了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事實和根據。
田野考古結束後，老彭就開始對北區洞窟發現的遺迹和遺物進行全面系統的整理、研究，并撰寫出版了一百餘萬字的考古報告《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3卷）。
他為了撰寫這份考古報告，夜以繼日。
我們家的會客室也是餐廳，有一天院裡的工作人員來家裡跟我談工作，他們無意中發現餐桌底下放着一個北區挖出來的骷髅，吓壞了。
這是老彭帶回家裡來準備編号的遺物，一般是不會拿到家裡的。
但我們都是學考古的，也沒有那麼多忌諱，我們的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工作和生活并不是分得那麼清楚。
在老彭之前，也有人搞過北區洞窟的研究，但認為北區沒什麼東西，不值得考古發掘。
我就對老彭說，你一定要搞，哪怕真的發掘不出什麼文物，光是弄清楚北區石窟這些洞窟的結構、用途就有價值，再說誰能保證裡面就一件文物也沒有。
後來經過他的考察證實了，北區石窟不光發現了文物，還出土了很多過去未曾發現的珍貴的文獻和文物，比如西夏文文獻、回鹘文木活字、叙利亞文《聖經》等。
北區原來是個謎，老彭的考古發掘把洞窟的類型和功能弄清楚了，非常有價值。
那段時間他确實非常辛苦。
他1988年開始北區石窟考古工作的時候已經五十多歲了，六十多歲以後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考古報告，後來又專注于莫高窟南區洞窟内漢密壁畫研究。
他除考古報告外，還寫了不少文章，還當了《莫高窟北區考古論文集》的主編，這本論文集後來在中國香港、法國都出版過，有一定影響。
這都是他在1988年到2008年這二十年之間做的事情。
他主持北區發掘的時候，時常讓我幫他拼接文獻的碎片，定文物的名稱和性質，确定洞窟的性質類别等；寫考古報告的時候需要确定體例，他也讓我給他出出主意。
我跟他說，考古報告雖有一定之規，但也可以有不同體例的寫法。
因為北區石窟的洞窟裡基本沒有壁畫，出土文物也較破碎，如果你現在不收入考古報告，後人不一定都會重視這些遺迹和遺物及其信息。
所以我建議莫高窟北區石窟考古報告，最好将發掘的每個洞窟的結構和洞窟内的全部出土文物，及其相關信息原原本本都收入進來，這樣可以把北區石窟全部遺迹和遺物的資料及其信息都永遠保存下來。
他在報告最後感謝這個人，感謝那個人，我給他開玩笑說你怎麼不感謝樊錦詩同志，老彭說，誰讓你是我老婆。
敦煌莫高窟北區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始終得到宿白先生的關心和指導，他親自為《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考古報告題寫了書名。
宿白先生是我們的恩師，當他看到三卷本《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正式出版後，他對我說：“彭金章不錯，你瞎忙。
”北區石窟的考古發掘，被認為是開辟了敦煌學研究新領域。
老彭年過五十之後放下自己做得好好的事業，從講台到田野，一切從零開始。
他在敦煌北區考古發掘的收獲，對于老彭和我來說，都是一種安慰，命運對我們還是非常眷顧的。
花甲之後拼盡全力 我六十歲接受了敦煌研究院院長的任命，在臨近退休的年紀又重新起跑。
我的專業是石窟考古，20世紀70年代中期改為從事管理，直到2015年，才離開管理崗位。
1975年到1983年，是我在敦煌搞管理工作的第一個階段。
我初到管理崗位，不懂什麼是管理，也沒有什麼想法，以為就是繼續做常書鴻先生以前做過的保護管理工作。
1966年之前，常先生在莫高窟主持了二十多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他帶領前輩們殚精竭慮、含辛茹苦、不懈努力，使莫高窟從20世紀40年代的滿目瘡痍到60年代的重現光彩。
他們當時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懷着對敦煌藝術的敬仰和敬畏之心，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責任心，為保護和研究莫高窟，長期堅守大漠。
他們甘願奉獻、勇于擔當、開拓進取的可貴精神深深地影響了我。
那時我隻能做到以前輩為榜樣，盡自己之力将工作開展起來。
我的管理工作的第二個階段，是從1984年到1997年。
這時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
1984年甘肅省委、省政府做出了擴建敦煌文物研究所為敦煌研究院的重要決定，為敦煌研究院的未來持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敦煌研究院在著名的敦煌學者段文傑先生領導下，邁入了國際合作、科學保護、研究創新、弘揚傳播的新階段。
這個階段開展的主要工作在保護和管理兩個方面。
保護方面，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合作，開始在莫高窟建立了全自動氣象站，對莫高窟開放洞窟微環境及其賦存的自然和人文環境進行監測；對壁畫材質和病害的調查研究；對威脅莫高窟保護的自然和人為因素的調查研究；對威脅莫高窟保存的風沙實施監測、研究和治理；拆除了莫高窟窟區近現代添加的構築物，遷移了窟區前所有的工作和生活用房，完整地保護了窟區的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為保護研究配備儀器設備；設置安全防範技術設備；為永久保存莫高窟壁畫，試驗制作數字化壁畫檔案；安裝洞窟窟門和玻璃屏風設施。
管理方面，開始引進、培養專業人才和培訓一支專職的講解員隊伍；制定了使用和旅遊開放洞窟的管理制度；擴大了編制，增加了部門，彙聚了人才，改善了員工的工作和生活條件。
越是了解敦煌，就越知道敦煌是獨一無二的，是世界級的文化藝術寶庫，敦煌研究院責任重大。
我經常想，做不好敦煌石窟的保護就是罪人。
偶爾放松警惕在所難免，時間一長就會麻痹，麻痹以後就要出事。
所以我有個特點是愛“找碴兒”，愛發現問題，常常在想有什麼因素會對石窟安全構成威脅，甚至想到如果“壞人”來會幹什麼事。
莫高窟曾經出過一件大事，那就是1989年1月14日第465窟壁畫被盜，當年被列為“公安部十大案件”之一。
學術界對第465窟的年代判定有争議，有人認為是西夏，有人認為是元代，這一窟是莫高窟唯一的藏傳密教洞窟。
1989年春節前夕，第465窟牆上的壁畫被切割下來，犯罪分子不知所蹤。
我們立刻把壁畫失竊的情況報到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又層層上報，報給分管公安和分管文化的副省長，此事還驚動了公安部、文化部和國家文物局，甚至連喬石同志都親自過問，從北京派來了專家。
當時已經七十二歲高齡的段文傑院長非常着急，帶頭值班查夜，希望盡快協助公安部門破案。
分管敦煌的副省長一來就問我們，是否有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