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敦煌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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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擔驚受怕，要我把孩子領走。
孩子為啥要跑呢？可能是我姐姐管束得嚴了一些，孩子記得自己是和媽媽一起坐火車到上海的，他要坐火車去敦煌找媽媽。
那是1984年，由于我自己在接受審查，根本顧不上去上海領孩子。
這時恰逢老彭到上海出差，便把孩子從上海接到武漢，從此他一個人帶了兩個孩子。
我覺得老彭太了不起，我的孩子太可憐。
這一年，我與老彭的分居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
因為雙方單位都不同意調動，此事又拖了兩年，最終在老彭的理解下，他放棄了他創建的事業，來到敦煌、來到我的身邊，我們一家才得以團聚。
我一直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好妻子、好母親，因為自己完全沒有盡到一個做妻子、一個當母親的應盡的責任。
相反，老彭既要承擔繁重的教學工作，還要帶孩子，既當爹又當媽。
由于我的原因，造成我們長期兩地分居，使兩個孩子小時候的教育受到了影響。
老大的學習成績一直不理想，老彭為此很苦惱。
老二隻讀到了大專，再沒有給他創造更好的學習機會。
由于自己對孩子的内疚，在家裡我從不訓斥孩子。
我在與孩子的相處中，善待他們、理解他們、引導他們，遇事與孩子耐心講道理。
我對孩子的要求是，不能做壞事，成人後能自立，為社會做點有益之事。
相識未名湖，相愛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我和老彭是大學的同班同學，老彭是我們班上的生活委員，同學們給他取了個外号叫“大臣”。
當時男同學住在36齋，女同學住在27齋，男女生交往比較少。
我一直叫他“老彭”，因為他年輕的時候白頭發就很多，我心想這個人怎麼年紀輕輕就這麼多白頭發。
他和我們班同學的關系都很好，因為他辦事認真，有責任心，給人的印象就是個熱心誠懇、非常願意幫助别人的人。
這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
老彭對我格外照顧，可我對戀愛非常遲鈍。
因為27齋女生宿舍很小，加上住的是上下床，學習空間很狹窄，所以就要跑圖書館看書。
大概是三年級的時候，有一回我去圖書館，發現已經沒有位子了，我就看見老彭在沖我招手，原來他給我留了個位子。
這以後經常是他先到，占了座位就給我留下。
但是他也不多說話，我也不多說話。
據他後來說，他認為我這個人學習還不錯。
其實，他學習比我刻苦多了。
有一年夏天，他買了一塊手絹送給我，大概是因為他看見過我用白色、藍色的手絹，我才發現原來老彭非常細心。
但是我一看他送的手絹，黃色的，上面有綠點點和紅點點的花紋，我既覺得他對我很關心，又覺得這手絹實在是俗氣。
他們老家愛吃腌臭雞蛋，有一次他就帶了臭雞蛋給我，還說特别好吃。
我當時想這有啥好吃的，不過又覺得這個人樸實得可愛。
有一天，老彭突然對我說：“我想帶你去我大哥家，我哥哥住在百萬莊。
”我這才知道，原來老彭在北京一直和他大哥生活在一起。
我心裡想，女孩子不能随便去人家家裡，但是他提出要帶我回家，我就知道他的心意了。
其實那時候我們倆還沒有正式談戀愛。
到了他家以後，我感覺他們家的氛圍很好，特别是他大哥待人熱情、周到、誠懇，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我意識到老彭的成長受到了他大哥的很大影響。
老彭是他大哥拉扯大的，老彭長得也很像他大哥。
大哥比他大五歲，念過師範學校，抗日戰争期間就參加了革命，退休前是建設部的一個司長。
2015年9月大哥還參加了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閱兵式，在抗戰老同志的乘車方隊中。
當年他大哥參加革命後調到了保定工作，就把老彭帶到保定上學，後來調到北京之後，又帶他來了北京。
老彭上的中學是北京四中，是他大哥出錢出力培養他，一直讓他念到大學。
他心裡很明白，也很感激，所以學習非常下功夫，做事也非常認真，成績很好。
還有一次老彭帶我去香山玩，爬到“鬼見愁”，實在口渴得很，老彭就去找水。
估計是買不到水，他買了點兒啤酒回來。
我說我從來不喝酒，他說喝一點兒沒事兒，啤酒也能解渴。
誰知道我喝了一點點就暈得不得了了，路也走不動了。
他問我為什麼不早說，我說我從來不喝酒，是你說沒有關系，我才喝的。
他就耐心陪伴我在那兒休息，直到我酒勁兒過去慢慢緩過來。
大學四年級的暑假，我姐悄悄告訴我，說是家裡給我相中了一個人，這個人我根本沒有見過。
因為我不願意，所以我就向父母說明自己已經有意中人了，他出身農村，是我北大同學。
我之所以要告訴父母，是不想讓二老再管我的婚姻。
我和老彭之間沒有說過我愛你，你愛我，我們也就是約着去未名湖畔散步，快畢業前我們在未名湖邊一起合影留念。
畢業分配後，老彭去了武漢大學，我去了敦煌。
那時候我們想，先去敦煌一段時間也很好，反正過三四年後學校就可以派人來敦煌替我，到時候還是能去武漢。
北大分别的時候，我對他說：“很快，也就三四年。
”老彭說：“我等你。
”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分就是十九年。
分開的這段時間，我們每個月都會通信。
因為我寫的字比較硬，老彭的同事以為來信的是個男同學，不知道他已經有了女朋友，還熱心地給他介紹對象。
老彭去武漢大學曆史系時，那時的武大還沒有考古專業，隻有曆史專業，他一開始當譚戒甫老先生的助教。
1976年武漢大學考古專業創辦後，招收了考古專業第一屆工農兵學員。
老彭當系領導和考古教研室的負責人，主要負責教學，講夏商周考古，另外還要帶學生外出考古實習。
他在武漢大學從零開始，建立了考古專業及第一批師資隊伍。
1964年秋天，我在張掖地區的公社搞社教工作，老彭所在的武漢大學也在搞社教。
社教工作差不多搞了九個月，結束之後我就回上海家裡探親去了。
1965年秋天，老彭主動來敦煌看我。
那是畢業之後我們的第一次見面。
常書鴻先生十分重視，特地打着武漢大學要來個教授的旗号借了輛車去接老彭。
老彭的同事這時候才知道，原來那位敦煌的同學是個“飛天”。
我的同事也很關心我，說我們倆還沒結婚，就讓老彭住到同事他們家裡，常書鴻和幾位敦煌研究院的老先生對老彭都很好。
那些日子，我帶着他看了敦煌的許多洞窟。
從考古到藝術，我們倆無話不說，一直說到深夜還覺得有說不完的話。
但是關于我們的未來，誰也不敢輕易觸碰。
兩個人相距萬裡，難道将來的每一天都要承受這種兩地分離的痛苦嗎？如果病了呢？如果需要人陪伴呢？如果有了孩子呢？許許多多的問題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
就在這種極度的幸福和極度的茫然中，我們兩人在一起度過了美好的八天。
老彭快走的時候，我還帶着他去爬鳴沙山，我們在山上還留了影。
他要回武漢的時候，我去送他。
老彭拉起我的手，輕輕地對我說了一句：“我等着你……”我流淚了，我知道這句話的分量。
我就一直怔怔地看着汽車開走，前方是他的路，背後是我的路。
雖然他說“我等着你”，已經明明白白告訴了我他的心意，但是我心裡并沒有因此而變得舒坦一些，好像有什麼東西梗在我的喉嚨口。
這是我所期盼的，又是我所無法承受，無法給予回報的。
1966年，動亂開始了。
1967年元月，我“串聯”到了北京，還專門去拜訪了他大哥大嫂。
大哥大嫂對我說：“小樊，你們倆該結婚了。
”就這樣，在兄嫂的安排下，我到武漢去找老彭。
原定老彭到武昌火車站接我，結果我到站後，左等右等，就是不見他人影。
我心裡感到很害怕，擔心他發生了什麼事，心想不能繼續等下去，決定自己步行去武大。
從大東門摸到武漢大學，走了很長的路，終于看見寫着“武漢大學”幾個字的那個牌樓。
進了校門，一路打聽着找到了老彭的湖邊五舍的宿舍。
結果他不在，原來是到火車站接我去了，我們倆走岔了。
我就在宿舍門口等他，南方沒有暖氣，凍得哆哆嗦嗦。
當老彭滿身大汗地回來時，我感到非常委屈。
進屋後，發現屋裡和外面一樣冷，于是我就鑽到被窩裡抱着個熱水杯子，一邊生着氣一邊打着哆嗦。
他一個勁兒安慰我，說去車站接我，卻沒有接到，也是急得要命呢。
當時武大的青年教師是兩個人一間宿舍，和老彭合住的那位同事當晚把房間讓了出來，給我們倆當新房。
結婚要買的新床單、新被子，都是老彭張羅，武大的同事還送給了我們《毛主席語錄》、杯子什麼的作為結婚禮物。
我們買了糖果、茶葉、香煙，招待同事們。
那是1967年1月15日，我們就這麼結婚了。
老彭這個人非常樸素，讀書的時候就沒什麼像樣的衣服。
我給他準備了一雙皮鞋、一條華達呢料子的褲子，結婚那天他就穿上了我給他準備的衣服。
後來到上海我又特地找裁縫給他做了一件中式小棉襖。
一直到生病離世，他都珍藏着這件小棉襖。
結婚當天，我也沒怎麼打扮，就穿着北京那種條絨系帶的棉鞋，藍布褲子，上衣是一件絲綿棉襖。
棉花有點露出來了，我就把它往裡面塞一塞縫起來。
在棉襖外頭罩了件灰布紅點和白點的罩衫。
罩衫也是舊的，我洗了洗就當新娘子的衣服了。
結婚沒幾天，我就和老彭一起回上海，這是我第一次帶老彭回家。
當時，上海家裡已經被抄家了，我的父母和兩個弟弟都被趕到了另外的地方居住，一家人擠在一個房間。
因不知情，我和老彭下了船，先到原來父母居住的虹口武進路的家裡，剛上樓梯，看到我父母的卧室裡有光，還沒等進門就聽見裡面有聲音，透過門縫看到屋裡全是紅衛兵，我當時驚出了一身冷汗，蹑手蹑腳下了樓，拉着老彭直奔二姐家。
因為我二姐的家就在不遠的地方，等見了二姐才知道家裡被抄的情況。
那天晚上，我們倆就在二姐家湊合了一夜。
第二天我帶着老彭去見父母，家裡人看我們倆剛剛結婚，就做了一桌很豐盛的飯菜。
父親聽見我叫“老彭”，也叫他“老彭”。
我後來想，幸虧那次帶老彭回上海，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我父親。
母親要按上海的老習慣送給我一床被子，我說，帶着被子坐火車太不方便了。
被子雖準備好了，我并沒有拿。
我離家的時候，給母親留下了50塊錢，因為家裡被抄得幾乎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結婚以後，我和老彭經常通信，我感覺他對我非常關心和體貼，是個可靠、有情的丈夫。
後來聽他跟别人說，他找我是因為覺得我雖然是上海姑娘，但是身上沒有驕嬌二氣。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無話不說，我們不在一起的時候也會經常交流，但我們說的都不是家庭瑣事，主要談的都是各自的工作。
當時“文化大革命”已席卷全國。
軍宣隊進駐研究所，單位三天兩頭開會搞運動。
我父親剛剛含冤而死，大弟因為父親的原因不能落實工作，母親又病倒了，偏偏在這個時候自己又懷孕了。
我覺得自己身心俱疲。
我往來于敦煌、上海、武漢之間，由于過度勞累，以及精神上的緊張和巨大的悲痛，導緻我有流産的迹象。
經過及時治療，才幸運地保住了孩子。
那時候，最強烈的念頭就是離開敦煌，到武漢去。
我覺得隻有到武漢，到老彭身邊才能感到安全。
顯然，在動蕩時期，是無法解決分居問題的。
我們想調到一起，也隻是天真的幻想而已。
為什麼我們倆經過風風雨雨，還能夠不離不棄？我覺得那是因為我們就是那個時代的人。
我們是同學，互相理解。
我們從來不會說“我愛你”，我們就是把最好的東西給對方。
老彭知道我喜歡他，他也從來不給我說狠話，也不願意抛棄我這個人。
我們結婚時，沒回老彭河北的老家，直到1970年初，我們要把第一個孩子送回老家撫養時，我才第一次到他河北農村的老家。
我的印象中河北老家的房子還算寬敞，但家裡最現代的東西就是暖壺，此外再沒有什麼像樣的東西。
我們第二個孩子是在武漢出生的，老二出生不同于老大，老彭準備得很好，老彭的大姐把老大從河北老家帶到了武漢。
大姐可能比我大十幾歲，别人總把她當成我婆婆。
我在武漢度過五十六天的産假，老彭把我照顧得非常好，給我做飯、炖湯，什麼都不讓我動手，晚上讓我休息，他起來看孩子。
我坐完月子就回了敦煌。
大姐在武漢又住了幾個月，之後她帶着老二回了老家。
老大就留在了武漢，那時候他已經五歲了，正是調皮的年齡。
老彭要教學、辦專業、出差，還要帶孩子。
他每次出差，就隻能把孩子交給同事照顧，這次交給這一位，下次又交給另一位。
所以我們家的老大從小是住集體宿舍，吃“百家飯”長大的。
那時候老彭又當爹又當媽，辛苦可想而知。
随着時間的推移，“十年動亂”已告結束，到了解決分居問題的時候了。
老彭當時急切希望我盡快調往武漢。
兒子也特别希望我調去武漢，因為武大那時蓋了一批教工家屬樓，符合入住條件的老師都搬到家屬樓去了，兒子的小夥伴也都搬了。
由于隻有老彭一個人的戶口在武大，不符合條件，兒子就特别着急，寫信抱怨此事。
可是這時的我犯了猶豫，既對老彭有感情，想念孩子，想去武漢；又對敦煌産生了感情，想留在敦煌，為敦煌幹點事。
加上甘肅和武漢大學兩方面的組織都堅決不放人，希望對方讓步，雙方争持了很長時間。
不過即便在為調動的漫長拉鋸階段，我們倆都從沒有為此紅過臉。
1986年，為了我們倆誰調動的問題，甘肅省委組織部、宣傳部竟各派出一位幹部找到了武漢大學的校長劉道玉，後來武漢大學沒辦法，就讓老彭和我自己商量決定。
就這樣，老彭最後做出了調來敦煌的決定。
老彭說：“我們兩個人，總有一個要動，那就我走吧。
”其實，如果老彭堅持不松口，我最後肯定隻能妥協了，但他知道我心裡離不開敦煌，所以他表示自己願意離開武漢大學。
我最感激老彭的就是，他在我還沒提出來的時候，自己提出調來敦煌。
如果他不提出，如果那時候他拿出他一家之主的威嚴，也許我就去了武漢，因為我絕對不會因為這件事情放棄家庭，甚至離婚，我沒有那麼偉大。
但是他沒有，他知道我離不開敦煌，他做出了讓步，如果沒有他的成全，就不會有後來的樊錦詩。
等到我們一家真正聚在一起的時候，已經是1986年了。
老大都念高中了，老二也念完小學。
老彭調來敦煌研究院，最初一段時間在蘭州，因為兩個孩子都要
孩子為啥要跑呢？可能是我姐姐管束得嚴了一些，孩子記得自己是和媽媽一起坐火車到上海的，他要坐火車去敦煌找媽媽。
那是1984年，由于我自己在接受審查，根本顧不上去上海領孩子。
這時恰逢老彭到上海出差，便把孩子從上海接到武漢，從此他一個人帶了兩個孩子。
我覺得老彭太了不起，我的孩子太可憐。
這一年，我與老彭的分居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
因為雙方單位都不同意調動，此事又拖了兩年，最終在老彭的理解下，他放棄了他創建的事業，來到敦煌、來到我的身邊，我們一家才得以團聚。
我一直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好妻子、好母親，因為自己完全沒有盡到一個做妻子、一個當母親的應盡的責任。
相反，老彭既要承擔繁重的教學工作，還要帶孩子，既當爹又當媽。
由于我的原因，造成我們長期兩地分居，使兩個孩子小時候的教育受到了影響。
老大的學習成績一直不理想，老彭為此很苦惱。
老二隻讀到了大專，再沒有給他創造更好的學習機會。
由于自己對孩子的内疚，在家裡我從不訓斥孩子。
我在與孩子的相處中，善待他們、理解他們、引導他們，遇事與孩子耐心講道理。
我對孩子的要求是，不能做壞事，成人後能自立，為社會做點有益之事。
相識未名湖，相愛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我和老彭是大學的同班同學，老彭是我們班上的生活委員，同學們給他取了個外号叫“大臣”。
當時男同學住在36齋，女同學住在27齋，男女生交往比較少。
我一直叫他“老彭”，因為他年輕的時候白頭發就很多，我心想這個人怎麼年紀輕輕就這麼多白頭發。
他和我們班同學的關系都很好，因為他辦事認真，有責任心，給人的印象就是個熱心誠懇、非常願意幫助别人的人。
這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
老彭對我格外照顧，可我對戀愛非常遲鈍。
因為27齋女生宿舍很小，加上住的是上下床，學習空間很狹窄，所以就要跑圖書館看書。
大概是三年級的時候，有一回我去圖書館，發現已經沒有位子了，我就看見老彭在沖我招手，原來他給我留了個位子。
這以後經常是他先到，占了座位就給我留下。
但是他也不多說話，我也不多說話。
據他後來說，他認為我這個人學習還不錯。
其實，他學習比我刻苦多了。
有一年夏天，他買了一塊手絹送給我，大概是因為他看見過我用白色、藍色的手絹，我才發現原來老彭非常細心。
但是我一看他送的手絹，黃色的，上面有綠點點和紅點點的花紋，我既覺得他對我很關心，又覺得這手絹實在是俗氣。
他們老家愛吃腌臭雞蛋，有一次他就帶了臭雞蛋給我，還說特别好吃。
我當時想這有啥好吃的，不過又覺得這個人樸實得可愛。
有一天，老彭突然對我說：“我想帶你去我大哥家，我哥哥住在百萬莊。
”我這才知道，原來老彭在北京一直和他大哥生活在一起。
我心裡想，女孩子不能随便去人家家裡，但是他提出要帶我回家，我就知道他的心意了。
其實那時候我們倆還沒有正式談戀愛。
到了他家以後，我感覺他們家的氛圍很好，特别是他大哥待人熱情、周到、誠懇，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我意識到老彭的成長受到了他大哥的很大影響。
老彭是他大哥拉扯大的，老彭長得也很像他大哥。
大哥比他大五歲，念過師範學校，抗日戰争期間就參加了革命，退休前是建設部的一個司長。
2015年9月大哥還參加了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閱兵式，在抗戰老同志的乘車方隊中。
當年他大哥參加革命後調到了保定工作，就把老彭帶到保定上學，後來調到北京之後，又帶他來了北京。
老彭上的中學是北京四中，是他大哥出錢出力培養他，一直讓他念到大學。
他心裡很明白，也很感激，所以學習非常下功夫，做事也非常認真，成績很好。
還有一次老彭帶我去香山玩，爬到“鬼見愁”，實在口渴得很，老彭就去找水。
估計是買不到水，他買了點兒啤酒回來。
我說我從來不喝酒，他說喝一點兒沒事兒，啤酒也能解渴。
誰知道我喝了一點點就暈得不得了了，路也走不動了。
他問我為什麼不早說，我說我從來不喝酒，是你說沒有關系，我才喝的。
他就耐心陪伴我在那兒休息，直到我酒勁兒過去慢慢緩過來。
大學四年級的暑假，我姐悄悄告訴我，說是家裡給我相中了一個人，這個人我根本沒有見過。
因為我不願意，所以我就向父母說明自己已經有意中人了，他出身農村，是我北大同學。
我之所以要告訴父母，是不想讓二老再管我的婚姻。
我和老彭之間沒有說過我愛你，你愛我，我們也就是約着去未名湖畔散步，快畢業前我們在未名湖邊一起合影留念。
畢業分配後，老彭去了武漢大學，我去了敦煌。
那時候我們想，先去敦煌一段時間也很好，反正過三四年後學校就可以派人來敦煌替我，到時候還是能去武漢。
北大分别的時候，我對他說：“很快，也就三四年。
”老彭說：“我等你。
”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分就是十九年。
分開的這段時間，我們每個月都會通信。
因為我寫的字比較硬，老彭的同事以為來信的是個男同學，不知道他已經有了女朋友，還熱心地給他介紹對象。
老彭去武漢大學曆史系時，那時的武大還沒有考古專業，隻有曆史專業，他一開始當譚戒甫老先生的助教。
1976年武漢大學考古專業創辦後，招收了考古專業第一屆工農兵學員。
老彭當系領導和考古教研室的負責人，主要負責教學，講夏商周考古，另外還要帶學生外出考古實習。
他在武漢大學從零開始，建立了考古專業及第一批師資隊伍。
1964年秋天，我在張掖地區的公社搞社教工作，老彭所在的武漢大學也在搞社教。
社教工作差不多搞了九個月，結束之後我就回上海家裡探親去了。
1965年秋天，老彭主動來敦煌看我。
那是畢業之後我們的第一次見面。
常書鴻先生十分重視，特地打着武漢大學要來個教授的旗号借了輛車去接老彭。
老彭的同事這時候才知道，原來那位敦煌的同學是個“飛天”。
我的同事也很關心我，說我們倆還沒結婚，就讓老彭住到同事他們家裡，常書鴻和幾位敦煌研究院的老先生對老彭都很好。
那些日子，我帶着他看了敦煌的許多洞窟。
從考古到藝術，我們倆無話不說，一直說到深夜還覺得有說不完的話。
但是關于我們的未來，誰也不敢輕易觸碰。
兩個人相距萬裡，難道将來的每一天都要承受這種兩地分離的痛苦嗎？如果病了呢？如果需要人陪伴呢？如果有了孩子呢？許許多多的問題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
就在這種極度的幸福和極度的茫然中，我們兩人在一起度過了美好的八天。
老彭快走的時候，我還帶着他去爬鳴沙山，我們在山上還留了影。
他要回武漢的時候，我去送他。
老彭拉起我的手，輕輕地對我說了一句：“我等着你……”我流淚了，我知道這句話的分量。
我就一直怔怔地看着汽車開走，前方是他的路，背後是我的路。
雖然他說“我等着你”，已經明明白白告訴了我他的心意，但是我心裡并沒有因此而變得舒坦一些，好像有什麼東西梗在我的喉嚨口。
這是我所期盼的，又是我所無法承受，無法給予回報的。
1966年，動亂開始了。
1967年元月，我“串聯”到了北京，還專門去拜訪了他大哥大嫂。
大哥大嫂對我說：“小樊，你們倆該結婚了。
”就這樣，在兄嫂的安排下，我到武漢去找老彭。
原定老彭到武昌火車站接我，結果我到站後，左等右等，就是不見他人影。
我心裡感到很害怕，擔心他發生了什麼事，心想不能繼續等下去，決定自己步行去武大。
從大東門摸到武漢大學，走了很長的路，終于看見寫着“武漢大學”幾個字的那個牌樓。
進了校門，一路打聽着找到了老彭的湖邊五舍的宿舍。
結果他不在，原來是到火車站接我去了，我們倆走岔了。
我就在宿舍門口等他，南方沒有暖氣，凍得哆哆嗦嗦。
當老彭滿身大汗地回來時，我感到非常委屈。
進屋後，發現屋裡和外面一樣冷，于是我就鑽到被窩裡抱着個熱水杯子，一邊生着氣一邊打着哆嗦。
他一個勁兒安慰我，說去車站接我，卻沒有接到，也是急得要命呢。
當時武大的青年教師是兩個人一間宿舍，和老彭合住的那位同事當晚把房間讓了出來，給我們倆當新房。
結婚要買的新床單、新被子，都是老彭張羅，武大的同事還送給了我們《毛主席語錄》、杯子什麼的作為結婚禮物。
我們買了糖果、茶葉、香煙，招待同事們。
那是1967年1月15日，我們就這麼結婚了。
老彭這個人非常樸素，讀書的時候就沒什麼像樣的衣服。
我給他準備了一雙皮鞋、一條華達呢料子的褲子，結婚那天他就穿上了我給他準備的衣服。
後來到上海我又特地找裁縫給他做了一件中式小棉襖。
一直到生病離世，他都珍藏着這件小棉襖。
結婚當天，我也沒怎麼打扮，就穿着北京那種條絨系帶的棉鞋，藍布褲子，上衣是一件絲綿棉襖。
棉花有點露出來了，我就把它往裡面塞一塞縫起來。
在棉襖外頭罩了件灰布紅點和白點的罩衫。
罩衫也是舊的，我洗了洗就當新娘子的衣服了。
結婚沒幾天，我就和老彭一起回上海，這是我第一次帶老彭回家。
當時，上海家裡已經被抄家了，我的父母和兩個弟弟都被趕到了另外的地方居住，一家人擠在一個房間。
因不知情，我和老彭下了船，先到原來父母居住的虹口武進路的家裡，剛上樓梯，看到我父母的卧室裡有光，還沒等進門就聽見裡面有聲音，透過門縫看到屋裡全是紅衛兵，我當時驚出了一身冷汗，蹑手蹑腳下了樓，拉着老彭直奔二姐家。
因為我二姐的家就在不遠的地方，等見了二姐才知道家裡被抄的情況。
那天晚上，我們倆就在二姐家湊合了一夜。
第二天我帶着老彭去見父母，家裡人看我們倆剛剛結婚，就做了一桌很豐盛的飯菜。
父親聽見我叫“老彭”，也叫他“老彭”。
我後來想，幸虧那次帶老彭回上海，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我父親。
母親要按上海的老習慣送給我一床被子，我說，帶着被子坐火車太不方便了。
被子雖準備好了，我并沒有拿。
我離家的時候，給母親留下了50塊錢，因為家裡被抄得幾乎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結婚以後，我和老彭經常通信，我感覺他對我非常關心和體貼，是個可靠、有情的丈夫。
後來聽他跟别人說，他找我是因為覺得我雖然是上海姑娘，但是身上沒有驕嬌二氣。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無話不說，我們不在一起的時候也會經常交流，但我們說的都不是家庭瑣事，主要談的都是各自的工作。
當時“文化大革命”已席卷全國。
軍宣隊進駐研究所，單位三天兩頭開會搞運動。
我父親剛剛含冤而死，大弟因為父親的原因不能落實工作，母親又病倒了，偏偏在這個時候自己又懷孕了。
我覺得自己身心俱疲。
我往來于敦煌、上海、武漢之間，由于過度勞累，以及精神上的緊張和巨大的悲痛，導緻我有流産的迹象。
經過及時治療，才幸運地保住了孩子。
那時候，最強烈的念頭就是離開敦煌，到武漢去。
我覺得隻有到武漢，到老彭身邊才能感到安全。
顯然，在動蕩時期，是無法解決分居問題的。
我們想調到一起，也隻是天真的幻想而已。
為什麼我們倆經過風風雨雨，還能夠不離不棄？我覺得那是因為我們就是那個時代的人。
我們是同學，互相理解。
我們從來不會說“我愛你”，我們就是把最好的東西給對方。
老彭知道我喜歡他，他也從來不給我說狠話，也不願意抛棄我這個人。
我們結婚時，沒回老彭河北的老家，直到1970年初，我們要把第一個孩子送回老家撫養時，我才第一次到他河北農村的老家。
我的印象中河北老家的房子還算寬敞，但家裡最現代的東西就是暖壺，此外再沒有什麼像樣的東西。
我們第二個孩子是在武漢出生的，老二出生不同于老大，老彭準備得很好，老彭的大姐把老大從河北老家帶到了武漢。
大姐可能比我大十幾歲，别人總把她當成我婆婆。
我在武漢度過五十六天的産假，老彭把我照顧得非常好，給我做飯、炖湯，什麼都不讓我動手，晚上讓我休息，他起來看孩子。
我坐完月子就回了敦煌。
大姐在武漢又住了幾個月，之後她帶着老二回了老家。
老大就留在了武漢，那時候他已經五歲了，正是調皮的年齡。
老彭要教學、辦專業、出差，還要帶孩子。
他每次出差，就隻能把孩子交給同事照顧，這次交給這一位，下次又交給另一位。
所以我們家的老大從小是住集體宿舍，吃“百家飯”長大的。
那時候老彭又當爹又當媽，辛苦可想而知。
随着時間的推移，“十年動亂”已告結束，到了解決分居問題的時候了。
老彭當時急切希望我盡快調往武漢。
兒子也特别希望我調去武漢，因為武大那時蓋了一批教工家屬樓，符合入住條件的老師都搬到家屬樓去了，兒子的小夥伴也都搬了。
由于隻有老彭一個人的戶口在武大，不符合條件，兒子就特别着急，寫信抱怨此事。
可是這時的我犯了猶豫，既對老彭有感情，想念孩子，想去武漢；又對敦煌産生了感情，想留在敦煌，為敦煌幹點事。
加上甘肅和武漢大學兩方面的組織都堅決不放人，希望對方讓步，雙方争持了很長時間。
不過即便在為調動的漫長拉鋸階段，我們倆都從沒有為此紅過臉。
1986年，為了我們倆誰調動的問題，甘肅省委組織部、宣傳部竟各派出一位幹部找到了武漢大學的校長劉道玉，後來武漢大學沒辦法，就讓老彭和我自己商量決定。
就這樣，老彭最後做出了調來敦煌的決定。
老彭說：“我們兩個人，總有一個要動，那就我走吧。
”其實，如果老彭堅持不松口，我最後肯定隻能妥協了，但他知道我心裡離不開敦煌，所以他表示自己願意離開武漢大學。
我最感激老彭的就是，他在我還沒提出來的時候，自己提出調來敦煌。
如果他不提出，如果那時候他拿出他一家之主的威嚴，也許我就去了武漢，因為我絕對不會因為這件事情放棄家庭，甚至離婚，我沒有那麼偉大。
但是他沒有，他知道我離不開敦煌，他做出了讓步，如果沒有他的成全，就不會有後來的樊錦詩。
等到我們一家真正聚在一起的時候，已經是1986年了。
老大都念高中了，老二也念完小學。
老彭調來敦煌研究院，最初一段時間在蘭州，因為兩個孩子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