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敦煌的女兒
關燈
小
中
大
。
敦煌的棉花長得很矮，我挺着大肚子，怎麼摘？所裡有的女同事很同情我，勸我不要去，一定要去請假。
我賭氣說：“我決不去請假，生在地裡不是也挺好嘛！”就這樣，我就随着大家到農村去摘棉花。
摘了一天棉花，就動彈不得了。
當時，我們吃住都在老鄉的家裡。
老鄉很有經驗，一眼就看出我快生了，非常同情我，也很為我着急。
老鄉很善良，她希望給我說情讓我趕緊回去，以免發生意外。
我說：“沒關系，謝謝您！”我沒有去求人，隻想自己表現好一些，堅持摘完棉花後再去找革委會主任請假。
等勞動結束回到研究所，我再去申請的時候，已經走不了了。
也許是勞動強度過大，回到單位沒有多久，我發現自己的小便有血。
我沒有任何經驗，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所以找了位有經驗的女同事咨詢，她告訴我這是見紅了，哪兒都不能去了，必須馬上去醫院。
上海家裡知道我不會做針線活，在上海為我買好了嬰兒的衣服和用品，全部寄到了武漢。
老彭也希望我回武漢生孩子，這樣照顧起來比較方便。
他還把我婆婆從河北農村接到武漢，準備照顧我坐月子。
婆婆特意從河北老家為我帶了紅棗、小米、雞蛋等不少營養品。
老彭在武漢把一切都準備好了，就是不見我回去。
而我這邊什麼準備也沒有做，連一件嬰兒的衣服都沒有。
我被送去醫院的時候，隻帶了一些碎布，準備給孩子當尿布用。
我很害怕因為自己下地幹活的原因，影響肚子裡的孩子。
如果出了問題，那怎麼面對老彭？我當時都不敢想。
到了晚上，我怎麼也睡不着，就在那裡坐着，眼睜睜地看着病房裡燒得很旺的爐子，那爐子裡的火星子直往上冒。
現在想來，那樣的環境怎麼能當産婦的病房，可當時的條件就是這樣。
不知什麼原因，我感到自己渾身上下有一種難以形容的難受，内心極度煩躁。
我就索性披上衣服出去散步。
我好像忘記了自己是在醫院，也忘記了自己将要做母親，隻感到渾身難受、精神恍惚，一心想往外走。
敦煌醫院的護士長真好，見我不在病房就到處找我。
等找到我之後，她見我神情恍惚，就不停地寬慰我：“你怎麼在這裡散步啊？外面冷。
你馬上就要做媽媽了，可千萬不能着涼。
”我說：“我難受，想走走。
”看得出她非常心疼我，她說：“好啊！那我陪着你吧，咱倆回病房聊聊天。
”就這樣，護士長把我攙回了病房。
到了病房，她發現我身邊一個親人也沒有。
怕我再有意外，她就不走，一直陪着我聊天。
就這樣，我慢慢睡着了。
這位護士長對我真好，我永遠也忘不了她。
第二天上午起床不久，我發現床單濕了，以為自己尿床了，很不好意思。
其實我根本不懂，直到很多護士過來按着我，我才知道是羊水破了。
大概兩三個小時之後，孩子出生了。
孩子連一件衣服都沒有，怎麼辦？人家說：“你這個當母親的也真是的，怎麼連件衣服也不給孩子準備。
”我能說什麼，有苦說不出。
隻能用自己穿的“棉猴”權當衣服裹着孩子赤裸的身體。
孩子那麼小，醫生說六斤都不到，我的眼淚直往肚子裡流。
醫生接着問：“你怎麼是一個人？你丈夫呢？”我說：“我丈夫還不知道。
”醫生驚訝地看着我：“那趕緊找人給你丈夫打個電報，告訴他你生了個男孩。
” 後來，醫院的護士幫助我給武漢發了個加急電報。
等老彭挑着擔子到醫院找到我的時候，孩子已經出生好幾天了。
那時我再也控制不住了，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放聲大哭。
老彭見我哭，他也很難過。
他說，接到電報後，聽說我已在敦煌生了孩子，他立即就把兩個家給我們母子準備的衣服、奶粉、雞蛋等各種各樣東西全部帶上，找了一副扁擔，擔了滿滿兩筐，急匆匆地上了火車。
他從武昌車站坐火車出發，到鄭州換乘火車，又經過兩天兩夜，到達敦煌北面的柳園火車站，在柳園火車站又換坐了長途汽車才到敦煌。
他到敦煌縣城後，馬上給研究所打電話，研究所唯一的手搖電話居然無人接聽。
他隻好在研究所駐敦煌縣城辦事處找人打聽，終于碰到一個年輕人，他告訴老彭，樊錦詩在醫院裡。
他馬上挑着擔子趕到醫院。
他聽說兒子已經出生好幾天了，還光着屁股，難過得直掉眼淚。
那時敦煌的醫院條件很差，很小的病房，隻有兩張病床，住了兩個病人。
老彭沒地方可以休息。
出院回到莫高窟後，他就住在莫高窟中寺的另外一間房子裡，陪我坐月子。
老彭挑來的擔子是個“百寶囊”，裡面什麼都有，幾經周折，居然雞蛋一個都沒有碎，他真了不起。
唯獨帶來的衣服太大了，孩子太小了，沒有一件可以穿。
我就比着那些衣服的樣式，找舊布自己做。
依樣畫葫蘆地做了三四套小衣服、小褲子，這樣就可以替換了。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老彭怕沒有長輩在旁邊指點，我又完全沒有帶孩子的經驗，所以特地随身帶了一本《媽媽手冊》。
多長時間喝水，多長時間喝奶，孩子哭鬧是什麼原因，手冊裡面都有。
後來我就根據這本《媽媽手冊》把孩子帶到了一歲多。
産後，我的心情一直不好，心裡很難過。
就在我出院回到莫高窟宿舍的日子裡，時常可以聽到外面在開鬥争會，不時聽到有人大聲吼叫。
每當這時我就特别煩躁，老彭就說：“别管他，你休息你的。
”但是我心裡不舒服，這麼鬥來鬥去，什麼時候是個頭啊！ 老彭才到敦煌十多天，離孩子滿月還差十天左右，武漢大學就來電報催老彭回去，是工宣隊來的電報，意思是說怎麼能請這麼長的假。
我說老彭你走吧，心裡當然非常難過。
老彭走了之後，我一個人帶孩子，就靠那本《媽媽手冊》。
漸漸地我覺得自己沒有奶水了，研究所來探望的人說我吃得太少，一定要多吃，否則就不會有奶水。
南方人坐月子要喝各種各樣的湯，什麼魚湯、雞湯、豬蹄子炖湯，當地人坐月子吃的是小米和羊肉湯，吃羊肉講究要吃羯羊肉。
我就自己動手熬小米湯，炖羊肉湯。
我對自己說千萬不能再病倒了，要是病倒，孩子就更可憐了，到時候讓老彭怎麼辦呢？ 這個孩子挺照顧我，在那樣的生活條件下，從生下來就沒有生過病，我自己倒病了一場。
隻是他長到三個月左右，我的奶水就不夠了。
我給上海家裡寫信，讓家裡人寄奶粉過來。
男孩子胃口好，奶粉越吃越多，到後來每個月要吃五六斤奶粉。
現在的嬰兒有專用的奶粉，那時候奶粉不分大人小孩，小孩吃了也很好，一點事也沒有。
後來奶粉不夠的時候，就逐漸給孩子搭配着吃上海家裡寄來的奶糕，不時添加蘋果、蛋黃這些輔食。
但問題很快出現了，我休完産假就要上班，孩子怎麼辦？我去上班，孩子沒人帶，隻有捆在襁褓裡，臨走之前喂飽了讓他睡，中間回來再喂一次奶。
小孩都六七個月了，還繼續捆在襁褓裡。
大家都說絕對不能再這樣了，因為孩子大了他會掙紮，如果不巧繩子套在脖子上就很危險。
可是，誰來看孩子呢？敦煌是找不到保姆的。
從此，我上班的時候總是提心吊膽，隻要回宿舍遠遠聽到孩子的哭聲，我心裡就踏實一些；如果開門看見他沖着我笑，我就趕緊去親他；如果沒有孩子的聲音，我就會擔心是不是出事了？ 後來接連發生的兩件事情，讓我覺得必須把孩子送走。
一天清早，我去地裡幹活，等到回來喂奶時，宿舍門一開發現孩子一個人在玩，還回頭沖着我笑，笑得非常開心。
再一看，不得了！屎拉了一床。
我一邊收拾一邊想，把孩子一個人關在屋裡，不是長遠之計。
還有一次我下班回宿舍，發現孩子從床上滾了下來，臉上沾滿了地上的煤渣。
敦煌四五月份的氣溫還比較低，屋裡需要生爐子。
我臨走的時候把爐子給擋上了，沒想到孩子滾在了爐子下面的煤渣裡，幸虧沒有滾到爐子上。
這件事情讓我非常後怕。
所以我下了決心，一定要把孩子送走。
在找到合适的去處之前，我看到有位同事的母親是安徽農村來的，就去求她老人家幫忙看一看孩子。
我說：“大娘，最多兩三個月，我上班的時候，你幫我看一看。
喂奶的時候我會送奶來，尿布髒了我通通拿走自己洗。
你什麼都不需要做，就是把孩子看住就行了。
每個月給你二十塊錢。
”老人家勉強答應了，但是說時間長了可不行。
我就死纏爛打地請老大娘幫我看了近半年的孩子。
半年過去了，對方說什麼都不願意再幫忙了。
就這樣，到了1970年2月，孩子隻有送走了。
送哪兒呢？如果送到武漢，老彭一個人也照顧不了，最後我們商量後決定把孩子送到河北老家他姐姐那兒，請老彭姐姐幫我們帶孩子。
1968年元月，我父親含冤去世，11月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
第二年，我又要親手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别的地方寄養。
這些事情湊在一起，現在想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過來的。
1973年10月，我們的第二個孩子在武漢出生，休完産假之後我必須回敦煌上班，孩子依然沒辦法帶回敦煌。
還隻得請老彭姐姐繼續幫着帶老二。
老二在送去河北老家的路途中，因患重感冒導緻了嚴重的哮喘。
後來在老家，老二又因感冒打了青黴素。
可能是遺傳了我的基因，孩子出現了嚴重的過敏反應，差一點丢了性命。
因老二送河北老彭姐姐家寄養，老大就隻能接回武漢，由老彭親自照顧。
1978年，老大已經到了上學的年齡，老二也已經五歲了。
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孫子，負擔很重。
我和老彭商量後，做了個決定，這次把老二從河北老家接回武漢之後，我無論如何要想辦法調離敦煌。
我去河北老彭姐姐家接老二的時候，已經兩三年沒見到孩子了。
我進了院門，見門裡面有個小孩站着，黑不溜秋、一絲不挂，我以為是鄰居家的小孩，也沒在意。
進屋看見大姐，我說：“大姐，我來了。
”大姐說：“你來啦，你沒見你兒嗎？”我說：“沒見到啊。
”她說：“剛才就在門邊啊。
”過了一會兒，大姐去把他領了進來。
孩子領進來的時候穿得可整齊了，還給他穿上了長筒襪子。
大姐拉着孩子說：“這是你媽，叫媽。
”我這才反應過來，剛才那個黑不溜秋、一絲不挂的男孩正是我的兒子。
我一下子愣在了那裡，眼淚直往下掉。
孩子喊我媽，我一聽是一口河北話。
我在河北待了三天，就把孩子帶回來了。
我到哪裡他就跟我到哪裡，孩子是怕我再走了。
我們離開的時候他不哭也不鬧。
孩子的大姑倒是哭得很傷心，因為從小帶他，有了感情，舍不得他走。
孩子就這樣離開了河北，跟我走了。
我先把孩子帶到北京，在北京買了火車票，我們母子倆再一同坐上回武漢的火車。
我們一家四口終于團圓了。
武漢大學的宿舍，房間非常小，我們四個人就擠在一張床上。
我看着他們父子三個，心想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必須要想辦法解決分居問題。
那怎麼才能離開敦煌呢？有人給我支了個招，說隻要半年不到單位上班，就算自動脫崗，自動離職，這樣就可以離開這個單位。
我那天想好了，就采用這個脫崗的辦法，不回敦煌。
我在武漢住了半年，全心全意照顧他們父子三人的生活。
但是，在武漢生活的這段時間裡，不知為什麼，我經常失眠，晚上睡不着，潛意識中總是牽挂着敦煌。
我越是壓抑自己不去想莫高窟，那些壁畫就越是萦繞在眼前，揮之不去。
盡管嘴上說不再回敦煌，但是心裡沒有放下。
我越猶豫，心裡就越想着敦煌。
有天晚上，老彭和孩子們都睡了。
我還是睡不着，起來翻書。
我發現自己不知不覺又捧起了一本關于敦煌石窟研究的書。
半年一過，我又回了敦煌，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
不在敦煌的半年時間，單位不給我發一分錢的工資，僅靠老彭的工資，難以維持一家四口的生活，我要回敦煌才有工資。
省裡當時也要求我盡快回去，因為我是當時唯一的一個副所長。
我想，回敦煌也好，可以當面與組織說明困難，名正言順地調走。
1979年，我帶上了老二曉民，重返敦煌。
誰知回敦煌後，省委、省政府主管部門不同意我調走，堅決要把我留下。
這樣，我在敦煌，一方面應對工作，另一方面，老二有哮喘病，我要盡量帶好孩子。
因為老二從小不在父母身邊，性格有點内向，不太敢說話。
孩子很聽話，你怎麼教他就怎麼做。
我也不着急，想着要讓他放松，就放開他，讓他跟小朋友滿處跑着去玩，今天到水溝裡，明天又去玩沙子，漸漸地他就活潑起來了，身體也慢慢有所好轉。
我們單位的果樹很多，我跟孩子說：“咱們家裡的東西你可以吃，你想吃其他東西，媽媽可以給你買，但是你不能摘單位樹上的果子，媽媽也不能摘。
”有一天他回來問我：“媽媽，媽媽，有一個老奶奶怎麼能摘樹上的果子？”我告訴他：“原則上是不可以的，但老人家年紀大了，大家都不去計較，等你長大就懂了。
”有時候，我也會帶他進城，去之前跟他“約法三章”：“曉民，咱們進城隻是去看看，不買東西，你要買東西就不進城了。
”他雖然點頭答應，但畢竟是小孩子，一到商場的玩具櫃台就挪不開腳了。
我問他：“曉民你是不是看上玩具了？”他隻是盯着玩具看，不說話。
看了好一會兒，他自己跟我說：“我們有玩具，我們不買。
”我常給他講些童話故事，教他學數數，孩子逐漸會數到一百、一千，後來兩千都會數。
這時，敦煌文物研究所在莫高窟辦了一年級到五年級的複合班，因幼小的職工子弟不多，就讓高中畢業的職工子弟擔任教員，教五個年級的幼小職工子弟。
我的孩子在莫高窟上學後，一次回來問我：“媽媽，為什麼2-1=1？”當時我真想說，這你都不懂！可是，我又想到數學對小孩來說比較抽象，所以就用點油燈的火柴來引導他掌握加減法。
過一陣子孩子又問：“媽媽，媽媽，為什麼36÷6=6？”我心想，難道學校老師不教乘法口訣嗎？我就給他教。
有一次，孩子寫了錯字，我給他指出來，他說是老師說的，我不便在他面前批評老師，也就沒有多說什麼。
又有一次他回家給我講故事，故事哪兒來的呢？原來是老師給四年級講語文課的課文。
老二在我身邊有兩三年時間，他很愉快，哮喘病也好了。
但我意識到孩子在莫高窟這樣的學校繼續學下去不是長遠之計，無奈隻有把他送出去上學。
老彭借探親之機，到敦煌就把曉民帶走了，送到上海我的姐姐那兒。
在上海過了兩年後，我姐姐說孩子不好好上學，經常獨自跑掉，這使姐姐和母
敦煌的棉花長得很矮，我挺着大肚子，怎麼摘？所裡有的女同事很同情我，勸我不要去，一定要去請假。
我賭氣說：“我決不去請假，生在地裡不是也挺好嘛！”就這樣，我就随着大家到農村去摘棉花。
摘了一天棉花，就動彈不得了。
當時，我們吃住都在老鄉的家裡。
老鄉很有經驗，一眼就看出我快生了，非常同情我，也很為我着急。
老鄉很善良，她希望給我說情讓我趕緊回去，以免發生意外。
我說：“沒關系，謝謝您！”我沒有去求人，隻想自己表現好一些，堅持摘完棉花後再去找革委會主任請假。
等勞動結束回到研究所，我再去申請的時候，已經走不了了。
也許是勞動強度過大，回到單位沒有多久，我發現自己的小便有血。
我沒有任何經驗，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所以找了位有經驗的女同事咨詢，她告訴我這是見紅了，哪兒都不能去了，必須馬上去醫院。
上海家裡知道我不會做針線活，在上海為我買好了嬰兒的衣服和用品，全部寄到了武漢。
老彭也希望我回武漢生孩子，這樣照顧起來比較方便。
他還把我婆婆從河北農村接到武漢，準備照顧我坐月子。
婆婆特意從河北老家為我帶了紅棗、小米、雞蛋等不少營養品。
老彭在武漢把一切都準備好了，就是不見我回去。
而我這邊什麼準備也沒有做，連一件嬰兒的衣服都沒有。
我被送去醫院的時候，隻帶了一些碎布，準備給孩子當尿布用。
我很害怕因為自己下地幹活的原因，影響肚子裡的孩子。
如果出了問題，那怎麼面對老彭？我當時都不敢想。
到了晚上，我怎麼也睡不着，就在那裡坐着，眼睜睜地看着病房裡燒得很旺的爐子，那爐子裡的火星子直往上冒。
現在想來，那樣的環境怎麼能當産婦的病房，可當時的條件就是這樣。
不知什麼原因，我感到自己渾身上下有一種難以形容的難受，内心極度煩躁。
我就索性披上衣服出去散步。
我好像忘記了自己是在醫院，也忘記了自己将要做母親，隻感到渾身難受、精神恍惚，一心想往外走。
敦煌醫院的護士長真好，見我不在病房就到處找我。
等找到我之後，她見我神情恍惚，就不停地寬慰我：“你怎麼在這裡散步啊？外面冷。
你馬上就要做媽媽了，可千萬不能着涼。
”我說：“我難受，想走走。
”看得出她非常心疼我，她說：“好啊！那我陪着你吧，咱倆回病房聊聊天。
”就這樣，護士長把我攙回了病房。
到了病房，她發現我身邊一個親人也沒有。
怕我再有意外，她就不走，一直陪着我聊天。
就這樣，我慢慢睡着了。
這位護士長對我真好，我永遠也忘不了她。
第二天上午起床不久，我發現床單濕了，以為自己尿床了，很不好意思。
其實我根本不懂，直到很多護士過來按着我，我才知道是羊水破了。
大概兩三個小時之後，孩子出生了。
孩子連一件衣服都沒有，怎麼辦？人家說：“你這個當母親的也真是的，怎麼連件衣服也不給孩子準備。
”我能說什麼，有苦說不出。
隻能用自己穿的“棉猴”權當衣服裹着孩子赤裸的身體。
孩子那麼小，醫生說六斤都不到，我的眼淚直往肚子裡流。
醫生接着問：“你怎麼是一個人？你丈夫呢？”我說：“我丈夫還不知道。
”醫生驚訝地看着我：“那趕緊找人給你丈夫打個電報，告訴他你生了個男孩。
” 後來，醫院的護士幫助我給武漢發了個加急電報。
等老彭挑着擔子到醫院找到我的時候，孩子已經出生好幾天了。
那時我再也控制不住了，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放聲大哭。
老彭見我哭，他也很難過。
他說，接到電報後，聽說我已在敦煌生了孩子，他立即就把兩個家給我們母子準備的衣服、奶粉、雞蛋等各種各樣東西全部帶上，找了一副扁擔，擔了滿滿兩筐，急匆匆地上了火車。
他從武昌車站坐火車出發，到鄭州換乘火車，又經過兩天兩夜，到達敦煌北面的柳園火車站，在柳園火車站又換坐了長途汽車才到敦煌。
他到敦煌縣城後，馬上給研究所打電話，研究所唯一的手搖電話居然無人接聽。
他隻好在研究所駐敦煌縣城辦事處找人打聽，終于碰到一個年輕人，他告訴老彭，樊錦詩在醫院裡。
他馬上挑着擔子趕到醫院。
他聽說兒子已經出生好幾天了，還光着屁股，難過得直掉眼淚。
那時敦煌的醫院條件很差，很小的病房，隻有兩張病床，住了兩個病人。
老彭沒地方可以休息。
出院回到莫高窟後，他就住在莫高窟中寺的另外一間房子裡，陪我坐月子。
老彭挑來的擔子是個“百寶囊”，裡面什麼都有，幾經周折，居然雞蛋一個都沒有碎，他真了不起。
唯獨帶來的衣服太大了，孩子太小了，沒有一件可以穿。
我就比着那些衣服的樣式，找舊布自己做。
依樣畫葫蘆地做了三四套小衣服、小褲子，這樣就可以替換了。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老彭怕沒有長輩在旁邊指點，我又完全沒有帶孩子的經驗，所以特地随身帶了一本《媽媽手冊》。
多長時間喝水，多長時間喝奶，孩子哭鬧是什麼原因，手冊裡面都有。
後來我就根據這本《媽媽手冊》把孩子帶到了一歲多。
産後，我的心情一直不好，心裡很難過。
就在我出院回到莫高窟宿舍的日子裡，時常可以聽到外面在開鬥争會，不時聽到有人大聲吼叫。
每當這時我就特别煩躁，老彭就說：“别管他，你休息你的。
”但是我心裡不舒服，這麼鬥來鬥去，什麼時候是個頭啊！ 老彭才到敦煌十多天，離孩子滿月還差十天左右，武漢大學就來電報催老彭回去，是工宣隊來的電報，意思是說怎麼能請這麼長的假。
我說老彭你走吧，心裡當然非常難過。
老彭走了之後，我一個人帶孩子，就靠那本《媽媽手冊》。
漸漸地我覺得自己沒有奶水了，研究所來探望的人說我吃得太少，一定要多吃，否則就不會有奶水。
南方人坐月子要喝各種各樣的湯，什麼魚湯、雞湯、豬蹄子炖湯，當地人坐月子吃的是小米和羊肉湯，吃羊肉講究要吃羯羊肉。
我就自己動手熬小米湯，炖羊肉湯。
我對自己說千萬不能再病倒了，要是病倒，孩子就更可憐了，到時候讓老彭怎麼辦呢？ 這個孩子挺照顧我，在那樣的生活條件下，從生下來就沒有生過病，我自己倒病了一場。
隻是他長到三個月左右，我的奶水就不夠了。
我給上海家裡寫信，讓家裡人寄奶粉過來。
男孩子胃口好，奶粉越吃越多，到後來每個月要吃五六斤奶粉。
現在的嬰兒有專用的奶粉，那時候奶粉不分大人小孩，小孩吃了也很好，一點事也沒有。
後來奶粉不夠的時候，就逐漸給孩子搭配着吃上海家裡寄來的奶糕，不時添加蘋果、蛋黃這些輔食。
但問題很快出現了，我休完産假就要上班，孩子怎麼辦？我去上班，孩子沒人帶，隻有捆在襁褓裡，臨走之前喂飽了讓他睡，中間回來再喂一次奶。
小孩都六七個月了，還繼續捆在襁褓裡。
大家都說絕對不能再這樣了，因為孩子大了他會掙紮，如果不巧繩子套在脖子上就很危險。
可是，誰來看孩子呢？敦煌是找不到保姆的。
從此，我上班的時候總是提心吊膽，隻要回宿舍遠遠聽到孩子的哭聲，我心裡就踏實一些；如果開門看見他沖着我笑，我就趕緊去親他；如果沒有孩子的聲音，我就會擔心是不是出事了？ 後來接連發生的兩件事情，讓我覺得必須把孩子送走。
一天清早，我去地裡幹活，等到回來喂奶時，宿舍門一開發現孩子一個人在玩，還回頭沖着我笑，笑得非常開心。
再一看，不得了！屎拉了一床。
我一邊收拾一邊想，把孩子一個人關在屋裡，不是長遠之計。
還有一次我下班回宿舍，發現孩子從床上滾了下來，臉上沾滿了地上的煤渣。
敦煌四五月份的氣溫還比較低，屋裡需要生爐子。
我臨走的時候把爐子給擋上了，沒想到孩子滾在了爐子下面的煤渣裡，幸虧沒有滾到爐子上。
這件事情讓我非常後怕。
所以我下了決心，一定要把孩子送走。
在找到合适的去處之前，我看到有位同事的母親是安徽農村來的，就去求她老人家幫忙看一看孩子。
我說：“大娘，最多兩三個月，我上班的時候，你幫我看一看。
喂奶的時候我會送奶來，尿布髒了我通通拿走自己洗。
你什麼都不需要做，就是把孩子看住就行了。
每個月給你二十塊錢。
”老人家勉強答應了，但是說時間長了可不行。
我就死纏爛打地請老大娘幫我看了近半年的孩子。
半年過去了，對方說什麼都不願意再幫忙了。
就這樣，到了1970年2月，孩子隻有送走了。
送哪兒呢？如果送到武漢，老彭一個人也照顧不了，最後我們商量後決定把孩子送到河北老家他姐姐那兒，請老彭姐姐幫我們帶孩子。
1968年元月，我父親含冤去世，11月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
第二年，我又要親手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别的地方寄養。
這些事情湊在一起，現在想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過來的。
1973年10月，我們的第二個孩子在武漢出生，休完産假之後我必須回敦煌上班，孩子依然沒辦法帶回敦煌。
還隻得請老彭姐姐繼續幫着帶老二。
老二在送去河北老家的路途中，因患重感冒導緻了嚴重的哮喘。
後來在老家，老二又因感冒打了青黴素。
可能是遺傳了我的基因，孩子出現了嚴重的過敏反應，差一點丢了性命。
因老二送河北老彭姐姐家寄養，老大就隻能接回武漢，由老彭親自照顧。
1978年，老大已經到了上學的年齡，老二也已經五歲了。
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孫子，負擔很重。
我和老彭商量後，做了個決定，這次把老二從河北老家接回武漢之後，我無論如何要想辦法調離敦煌。
我去河北老彭姐姐家接老二的時候，已經兩三年沒見到孩子了。
我進了院門，見門裡面有個小孩站着，黑不溜秋、一絲不挂，我以為是鄰居家的小孩，也沒在意。
進屋看見大姐，我說：“大姐，我來了。
”大姐說：“你來啦，你沒見你兒嗎？”我說：“沒見到啊。
”她說：“剛才就在門邊啊。
”過了一會兒，大姐去把他領了進來。
孩子領進來的時候穿得可整齊了，還給他穿上了長筒襪子。
大姐拉着孩子說：“這是你媽，叫媽。
”我這才反應過來，剛才那個黑不溜秋、一絲不挂的男孩正是我的兒子。
我一下子愣在了那裡，眼淚直往下掉。
孩子喊我媽，我一聽是一口河北話。
我在河北待了三天，就把孩子帶回來了。
我到哪裡他就跟我到哪裡，孩子是怕我再走了。
我們離開的時候他不哭也不鬧。
孩子的大姑倒是哭得很傷心，因為從小帶他，有了感情，舍不得他走。
孩子就這樣離開了河北，跟我走了。
我先把孩子帶到北京，在北京買了火車票，我們母子倆再一同坐上回武漢的火車。
我們一家四口終于團圓了。
武漢大學的宿舍，房間非常小，我們四個人就擠在一張床上。
我看着他們父子三個，心想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必須要想辦法解決分居問題。
那怎麼才能離開敦煌呢？有人給我支了個招，說隻要半年不到單位上班，就算自動脫崗，自動離職，這樣就可以離開這個單位。
我那天想好了，就采用這個脫崗的辦法，不回敦煌。
我在武漢住了半年，全心全意照顧他們父子三人的生活。
但是，在武漢生活的這段時間裡，不知為什麼，我經常失眠，晚上睡不着，潛意識中總是牽挂着敦煌。
我越是壓抑自己不去想莫高窟，那些壁畫就越是萦繞在眼前，揮之不去。
盡管嘴上說不再回敦煌，但是心裡沒有放下。
我越猶豫，心裡就越想着敦煌。
有天晚上，老彭和孩子們都睡了。
我還是睡不着，起來翻書。
我發現自己不知不覺又捧起了一本關于敦煌石窟研究的書。
半年一過，我又回了敦煌，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
不在敦煌的半年時間，單位不給我發一分錢的工資，僅靠老彭的工資，難以維持一家四口的生活，我要回敦煌才有工資。
省裡當時也要求我盡快回去，因為我是當時唯一的一個副所長。
我想，回敦煌也好，可以當面與組織說明困難，名正言順地調走。
1979年，我帶上了老二曉民，重返敦煌。
誰知回敦煌後，省委、省政府主管部門不同意我調走，堅決要把我留下。
這樣，我在敦煌，一方面應對工作，另一方面，老二有哮喘病，我要盡量帶好孩子。
因為老二從小不在父母身邊，性格有點内向，不太敢說話。
孩子很聽話，你怎麼教他就怎麼做。
我也不着急，想着要讓他放松，就放開他，讓他跟小朋友滿處跑着去玩，今天到水溝裡，明天又去玩沙子，漸漸地他就活潑起來了，身體也慢慢有所好轉。
我們單位的果樹很多，我跟孩子說：“咱們家裡的東西你可以吃，你想吃其他東西，媽媽可以給你買，但是你不能摘單位樹上的果子，媽媽也不能摘。
”有一天他回來問我：“媽媽，媽媽，有一個老奶奶怎麼能摘樹上的果子？”我告訴他：“原則上是不可以的，但老人家年紀大了，大家都不去計較，等你長大就懂了。
”有時候，我也會帶他進城，去之前跟他“約法三章”：“曉民，咱們進城隻是去看看，不買東西，你要買東西就不進城了。
”他雖然點頭答應，但畢竟是小孩子，一到商場的玩具櫃台就挪不開腳了。
我問他：“曉民你是不是看上玩具了？”他隻是盯着玩具看，不說話。
看了好一會兒，他自己跟我說：“我們有玩具，我們不買。
”我常給他講些童話故事，教他學數數，孩子逐漸會數到一百、一千，後來兩千都會數。
這時，敦煌文物研究所在莫高窟辦了一年級到五年級的複合班，因幼小的職工子弟不多，就讓高中畢業的職工子弟擔任教員，教五個年級的幼小職工子弟。
我的孩子在莫高窟上學後，一次回來問我：“媽媽，為什麼2-1=1？”當時我真想說，這你都不懂！可是，我又想到數學對小孩來說比較抽象，所以就用點油燈的火柴來引導他掌握加減法。
過一陣子孩子又問：“媽媽，媽媽，為什麼36÷6=6？”我心想，難道學校老師不教乘法口訣嗎？我就給他教。
有一次，孩子寫了錯字，我給他指出來，他說是老師說的，我不便在他面前批評老師，也就沒有多說什麼。
又有一次他回家給我講故事，故事哪兒來的呢？原來是老師給四年級講語文課的課文。
老二在我身邊有兩三年時間，他很愉快，哮喘病也好了。
但我意識到孩子在莫高窟這樣的學校繼續學下去不是長遠之計，無奈隻有把他送出去上學。
老彭借探親之機，到敦煌就把曉民帶走了，送到上海我的姐姐那兒。
在上海過了兩年後，我姐姐說孩子不好好上學，經常獨自跑掉，這使姐姐和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