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敦煌的女兒
關燈
小
中
大
報告文學《敦煌的女兒》
1984年1月3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敦煌的女兒》的文章，引起了大家的關注，而這對于當時的我來說，簡直是個沉重的負擔。
這篇文章是怎麼發表的？他們為什麼要找我呢？ 事情還要從1983年8月第一次在蘭州召開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讨會說起。
當時“文化大革命”雖然已經結束數年，但是學術界還處于較沉寂的狀态，所以當時召開這樣一個國際學術會議，大家特别重視。
這次會議的規模很大，不僅請來了國内外許多敦煌學的著名專家學者，而且請來了中宣部、教育部和甘肅省委的領導。
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有一位領導同志表揚了我，說我是新中國自己培養的知識分子。
沒想到，到了9月，突然來了《光明日報》的幾位記者，說是要采訪我，報道我的事迹。
我說我沒有做過什麼了不起的事，沒什麼可報道的，還是不要寫了，如果實在要寫就寫寫别的老先生。
在我看來，記者更應該去報道常書鴻、段文傑等老一輩莫高窟人。
結果記者說，我們是專門來采訪你的。
我就想方設法說服他們不要采訪我，表示自己不願被報道。
晚飯後，他們邀我出去散步，我想散步可以，那就一起出去走走吧。
我與他們一起在莫高窟前面的林蔭路上散步，邊走邊聊，逐漸地，他們跟我聊起了家常，問我什麼時候來敦煌的，怎麼來的，愛人幹什麼工作，有沒有孩子……我後來想想，自己确實太傻，從未接受過采訪，不知這其實就是記者的采訪，還以為就是聊聊天，拉家常。
我毫無防備，他們問什麼，我就答什麼。
當時我沒有想到家常事，也可以去寫報道，真是沒有任何察覺。
散步後，他們又到我宿舍裡坐了一會兒。
一位年輕的女記者名叫吳曉民，無意中看見我書桌上放着一封信，信是孩子寫來的。
她提出能否看看這封信。
我想孩子的信也沒有什麼秘密，想看就看吧。
這封信是1983年7月4日我大兒子予民寫來的，信上說：“媽媽，我們學校已考完試，放暑假了。
我這次考得不好，英語開了紅燈，我很慚愧，也很着急。
原想利用暑假好好補習一下。
可爸爸又要帶學生出去考古，這一走又是半年。
媽媽，您什麼時候才能調來？您明年一定調回來吧！媽媽，我想你啊……”看過孩子的來信，吳曉民忽然說：“有了。
”我問什麼有了？她說，本來我們想從正面寫你的，現在我們就寫你是怎麼來敦煌的！此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記者邀我散步是為了采訪，自己上當了，可是為時已晚！這時，我還是與他們商量能不能不要報道。
他們回答，不行，我們專程來敦煌，就是為了采訪你，這是領導布置的任務，我們一定要完成任務，不能空手而回。
到了這個份上，我已無法拒絕。
因為在事實上，我已經“接受了”采訪，再拒絕已無濟于事，好在我是實話實說。
這時，我向主筆的吳曉民提出條件，希望不要按照他們的什麼“需要”來塑造我這個人物，我平平常常、普普通通，千萬不要把我寫成“金剛力士”。
而且，我還要求他們寫完後，必須給段所長和劉書記審閱，他們答應照辦了。
後來，他們還給我看了稿子，征求我的意見，問我事實有無出入。
這些年輕的記者沒有想到，兩個新中國培養的北京大學畢業生，響應祖國的号召，各自選擇了最艱苦的地方，一個在武漢大學創建考古專業，一個在西北荒漠做石窟保護。
兩人為了工作，長期分居兩地，根本無法顧及孩子的教育。
這些事情深深觸動了他們。
不久之後，一篇題為《敦煌的女兒》的長文就刊載于《光明日報》。
這篇文章是以整版形式刊登的，老彭看見了，宿白先生看見了，住在宿白先生對面的鄧廣銘先生也看見了。
據說，宿白先生對鄧廣銘先生說，報上談的基本上還符合事實。
我過去的老師和同學們也都看到了，我自己卻沒有看到。
直到幾個月後，有人提起這篇文章，我才知道自己一夜之間成了“名人”。
其實，當時我心裡并不是很興奮。
因為很多事情我一直藏在心裡，不願向外人去說。
而現在自己的家事幾乎全國上下都知道了。
“敦煌的女兒”這樣一個美名，那時也讓我倍感不安和壓力。
從北大到敦煌 我是58級北京大學曆史學系考古專業的學生。
考古雖屬曆史學科範疇，但因研究對象是古代留存的各種遺迹和遺物，所以考古的方法和手段與曆史學主要運用曆史文獻進行研究有所不同，必須采用科學的田野調查、發掘，并對發掘揭示的遺址和遺物進行記錄、整理和研究。
也就是說，沒有野外考古的實踐和鍛煉，就談不上學會了考古。
因此田野考古實習和專題考古實習是考古專業學生必不可少的功課。
我們58級考古專業的學生，一至三年級參加過三次野外考古實習。
1962年下半年，是我北大畢業前最後一次專題考古實習。
宿白先生是我們敦煌實習組的指導教師。
宿先生當時上的課程是三國至元代的各代考古，涉及廣泛而複雜的古代社會文化。
與我實習有關的中國曆史考古學中的一個分支—中國石窟寺考古學，是由宿先生建立的。
他調查研究了全國各地的石窟寺，首創以科學的考古學方法調查、記錄和研究中國石窟寺遺迹，打破了過去僅限于從美術史角度研究石窟寺狀況的傳統。
他為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宿先生按照考古學的方法，指導段鵬琦、馬世長、謝德根和我對莫高窟的幾個典型洞窟進行實測和記錄。
令我感到特别幸運的是，在敦煌文物研究所還聽到了宿先生講授的《敦煌七講》，這是他建立中國石窟寺考古學體系的首次講授，同時也為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奠定了理論和方法基礎。
莫高窟的畢業考古實習，一直影響着以後我對敦煌石窟考古的研究工作。
1962年，我們的畢業實習結束之後，敦煌文物研究所向北大提出，希望我們這些在莫高窟實習的考古專業學生畢業後到那裡工作。
1963年畢業分配，馬世長和我被分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
上大學的時候，學校本來要給考古專業的同學開設藝術類的課程，原本請了徐邦達先生來上課，但是後來由于種種原因，沒有開成這門課程。
在校期間主要還是側重考古專業的學習。
到了敦煌才發現，不能不懂佛教藝術和繪畫。
所以，我們在業餘時間就跟着段文傑先生、史葦湘先生學藝術。
記得有一次，段文傑先生讓我們看一個人物袖子上的線條妙在哪裡，我那時根本看不出線條的好壞，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段先生就給我們講中國畫線條的神韻，當時覺得很玄奧，線條裡面居然有這樣的學問。
時間長了，慢慢就發現，不同畫工筆下的線條千差萬别，一些古代畫師的技藝确實了得。
在敦煌的老先生們的指導下，我懂得了從繪畫中品味筆法、節奏和氣韻。
我剛去敦煌的時候，同事們看我個子小，是個“小不點”，都叫我小樊。
當時敦煌文物研究所有一位叫孫紀元的雕塑師，他的雕塑代表作有《瑞雪》《草原民兵》等，跟何鄂兩人在國内雕塑界享有盛名。
那時候我國首任駐法大使黃鎮提出，希望孫紀元能給使館雕塑一個作品《青春》。
他們這些藝術家進行創作都講究觀察生活，何鄂給他建議，“老孫，這不是剛來了北大的大學生嘛”。
孫紀元就總是觀察我。
我心想這個人怎麼怪怪的，後來才知道他要雕塑《青春》。
他一開口就是西安話，問我有沒有照片，我說沒有，隻有學生證、準考證、工作證上的證件照，就把一張證件照給他了。
他是先用泥巴塑，塑出一個女孩一腳在前一腳在後，背着挎包，右手拿着草帽，最後再翻模。
他問我說你看這個鼻子像不像你，我說像。
這個原始泥塑就一直放在他的雕塑室裡，有人看見了問這是塑的誰呀，他笑笑不說話，我也不說話。
那個雕塑很像一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也像我剛到敦煌時候的樣子，那是我的青春。
光陰荏苒，沒有想到如今我在敦煌工作已逾半個世紀。
我也沒有想到，我原本應該承擔的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的任務，竟然長期未能交卷，經過曲曲折折，反反複複，到了21世紀初才出版了第一卷，現在還在繼續編撰第二卷。
敦煌石窟考古報告是一項重要而巨大的工程，也是我難以忘懷的重任。
在我有生之年，将遵循北大師長的教誨，為此繼續努力。
我其實想過離開敦煌 外界都認為我留在敦煌是自己選擇的。
說實話，其實我有幾次都想離開敦煌。
但是為什麼留下來，這是一個人的命。
20世紀60年代的莫高窟和今天的莫高窟不可同日而語，那時的敦煌人都是住土房，睡土炕，吃雜糧。
研究所絕大多數人員都住在土坯平房裡，直到1980年，國家才給撥款修建了新的宿舍樓。
當時的整個研究所隻有一部手搖電話，和外界聯絡非常困難。
晚上隻能用蠟燭或手電照明，上趟廁所都要跑好遠的路。
周圍根本沒有商店，有了錢也沒有地方可以買到東西。
雖然我大學時就習慣了獨立生活，但起初還是不能完全适應敦煌的生活。
在這裡，吃得最多的菜是“老三片”，土豆片、蘿蔔片和白菜片。
春天最好吃的食物，就是榆樹上結的榆錢。
榆錢摘下來撒上鹽、和上面，在鍋裡一蒸，就是稀罕的美食。
剛分配到敦煌的時候，我時常想念北京大學的食堂，想念學五食堂的飯菜，有時候想着想着都要流口水。
因長期營養不良加上過度勞累，有一次我竟然暈倒在辦公室。
我剛到莫高窟實習的時候鬧過一個笑話。
我按北京的方法用香皂洗頭，洗完之後發現頭發還是黏的。
兩個多月的實習，一直到離開敦煌我也沒明白，為什麼洗了頭，我的頭發還是會發黏？後來才知道敦煌的水堿性很大。
因為敦煌的水堿性大，所以是苦的。
喝水的玻璃杯上常常有白印，那是水裡結出的堿。
在敦煌，醋是必不可少的。
到敦煌工作後，我發現敦煌當地人用洗衣粉洗頭。
後來我回上海探親時，每次總要帶一些洗發膏回敦煌，再後來變成帶洗發精，而每次都是家人提醒我要帶什麼洗發産品，因為上海的日用品更新換代非常快。
治沙和種樹，是當時研究所所有人都必須參加的兩項工作。
保護石窟、防沙治沙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種樹。
種樹的事情從冬天就開始醞釀，一到開春就馬上栽下樹苗。
這裡最好活的樹就是楊樹，現在圍繞莫高窟蜿蜒的參天大楊樹，都是當年的莫高窟人一棵棵親手植下的。
整個莫高窟直到1981年才通上電，在此之前的幾年已經自己發電，每天隻能保證兩三個小時的用電，根本不能像在學校那樣，到了晚上還可以到自習室去學習。
我第一次到莫高窟就住在下寺的破廟裡，解個手還需要到廟外較遠的土廁。
一天晚上，我剛走出側門時，突然發現廟門外有一個黑乎乎的東西，兩個眼睛泛着綠光。
我心裡一緊，想着當地同事說這地方有狼，趕緊回了屋，把門闩得緊緊的，吓得一夜沒睡好。
天亮後，走出屋子一看，才發現原來那是頭驢。
西北的生活，使我逐漸忘記了都市，忘記了一切和城市有關的生活，忘記了我也曾是“南國女兒”。
我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全部傾注在工作中。
剛到敦煌工作的日子裡，隻要回憶起過去的生活，上海的家人，首都的景象，我就會感到一種失落，這種失落一直會把我拽向憂郁的深淵。
為了抗拒這個深淵，我必須學會遺忘。
我把臨出門時我姐姐送給我的小鏡子藏起來，不再每天照鏡子，直到現在我也不怎麼照鏡子。
我漸漸習慣了宿舍沒有地闆的泥地，地上永遠也掃不幹淨的沙塵；習慣了用報紙糊起來的天花闆；習慣了半夜裡老鼠掉在枕頭上，然後我爬起來撣撣土，若無其事地繼續睡覺。
如果說我從來沒有猶豫、沒有動搖過，那是假話。
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确實是兩個世界。
每到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就感到孤獨。
尤其到了春天，整天整天地刮風，窗外刮風屋内下沙。
我常常感覺好像整個世界都把我給忘了，北大把我給忘了，老彭也把我給忘了。
望着黑黢黢的窗外，我不止一次偷偷掉眼淚。
可是第二天隻要一走進石窟，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從1963年到1966年，我參加了敦煌莫高窟窟前遺址發掘清理工作。
在此期間，我還在甘肅山丹縣花寨公社參加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敦煌魏晉墓群的考古發掘工作。
我先後在敦煌義園灣、文化路和七裡鎮的古墓葬，以及黨河古墓葬負責考古發掘與調查。
一邊發掘，一邊搞社教活動，一邊咬緊牙關，等待命運的轉機。
隻有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考古發掘工作，我才能暫時忘卻心中的不快。
在畢業分配的最初那段時間，在和家人分别的十九年裡，有好幾次我都想過要離開敦煌。
後來，随着時間的推移，我逐漸适應了敦煌的生活。
随着我對敦煌石窟價值認識的逐步深入，我也逐漸對敦煌産生了割舍不斷的感情。
我之所以最終沒有離開，其中固然有命運的安排，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從情感上越來越離不開敦煌。
而最終讓我安下心來，心無旁骛地守護敦煌，還是要感恩我的先生老彭。
我不是好妻子、好母親 我一直說我并不是一個好妻子、好母親。
我和老彭分居十九年，最後如果沒有老彭放棄自己的事業來敦煌，我就不可能在莫高窟堅持下來。
1968年，我懷第一個孩子時，本來打算到武漢生産。
之所以計劃去武漢，是因為武漢的醫療和生活條件都比敦煌好。
我從小體弱多病，上海家裡很擔心我分娩的時候出現意外，力主我去武漢。
況且我在敦煌身邊一個親人都沒有，生了孩子無人照顧，按照那時候的制度，産婦有五十六天産假，産婦的丈夫隻有三天假。
老彭也不放心我一個人在敦煌，堅決讓我去武漢。
這樣的安排應該說是合乎常理的。
可是就在臨近分娩前的一個多月，我去向革委會請假。
當時研究所的革委會主任不但不給請假，還對我說：“哪裡不能生孩子？非要到武漢去生。
”聽到這樣的話，我整個人就愣在了那裡。
我不是一個善于言辭的人，隻覺得又氣又羞，覺得這個人太不講理了！含着眼淚轉身就跑出了辦公室。
我那時真想放聲大哭，但是我告訴自己不能哭，特别不能在這個時候哭，不能讓人看出自己的脆弱。
不僅不能哭，我竟然還接到通知，讓我去農村參加秋收勞動。
十月是敦煌收棉花的季節，所裡要我和研究所其他同事一起去地裡摘棉花
這篇文章是怎麼發表的？他們為什麼要找我呢？ 事情還要從1983年8月第一次在蘭州召開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讨會說起。
當時“文化大革命”雖然已經結束數年，但是學術界還處于較沉寂的狀态，所以當時召開這樣一個國際學術會議，大家特别重視。
這次會議的規模很大，不僅請來了國内外許多敦煌學的著名專家學者，而且請來了中宣部、教育部和甘肅省委的領導。
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有一位領導同志表揚了我，說我是新中國自己培養的知識分子。
沒想到，到了9月，突然來了《光明日報》的幾位記者，說是要采訪我，報道我的事迹。
我說我沒有做過什麼了不起的事，沒什麼可報道的，還是不要寫了，如果實在要寫就寫寫别的老先生。
在我看來，記者更應該去報道常書鴻、段文傑等老一輩莫高窟人。
結果記者說，我們是專門來采訪你的。
我就想方設法說服他們不要采訪我，表示自己不願被報道。
晚飯後，他們邀我出去散步，我想散步可以，那就一起出去走走吧。
我與他們一起在莫高窟前面的林蔭路上散步，邊走邊聊，逐漸地，他們跟我聊起了家常，問我什麼時候來敦煌的，怎麼來的，愛人幹什麼工作，有沒有孩子……我後來想想，自己确實太傻，從未接受過采訪，不知這其實就是記者的采訪，還以為就是聊聊天，拉家常。
我毫無防備，他們問什麼，我就答什麼。
當時我沒有想到家常事，也可以去寫報道，真是沒有任何察覺。
散步後，他們又到我宿舍裡坐了一會兒。
一位年輕的女記者名叫吳曉民，無意中看見我書桌上放着一封信，信是孩子寫來的。
她提出能否看看這封信。
我想孩子的信也沒有什麼秘密，想看就看吧。
這封信是1983年7月4日我大兒子予民寫來的，信上說：“媽媽，我們學校已考完試，放暑假了。
我這次考得不好，英語開了紅燈，我很慚愧，也很着急。
原想利用暑假好好補習一下。
可爸爸又要帶學生出去考古，這一走又是半年。
媽媽，您什麼時候才能調來？您明年一定調回來吧！媽媽，我想你啊……”看過孩子的來信，吳曉民忽然說：“有了。
”我問什麼有了？她說，本來我們想從正面寫你的，現在我們就寫你是怎麼來敦煌的！此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記者邀我散步是為了采訪，自己上當了，可是為時已晚！這時，我還是與他們商量能不能不要報道。
他們回答，不行，我們專程來敦煌，就是為了采訪你，這是領導布置的任務，我們一定要完成任務，不能空手而回。
到了這個份上，我已無法拒絕。
因為在事實上，我已經“接受了”采訪，再拒絕已無濟于事，好在我是實話實說。
這時，我向主筆的吳曉民提出條件，希望不要按照他們的什麼“需要”來塑造我這個人物，我平平常常、普普通通，千萬不要把我寫成“金剛力士”。
而且，我還要求他們寫完後，必須給段所長和劉書記審閱，他們答應照辦了。
後來，他們還給我看了稿子，征求我的意見，問我事實有無出入。
這些年輕的記者沒有想到，兩個新中國培養的北京大學畢業生，響應祖國的号召，各自選擇了最艱苦的地方，一個在武漢大學創建考古專業，一個在西北荒漠做石窟保護。
兩人為了工作，長期分居兩地，根本無法顧及孩子的教育。
這些事情深深觸動了他們。
不久之後，一篇題為《敦煌的女兒》的長文就刊載于《光明日報》。
這篇文章是以整版形式刊登的，老彭看見了，宿白先生看見了，住在宿白先生對面的鄧廣銘先生也看見了。
據說，宿白先生對鄧廣銘先生說，報上談的基本上還符合事實。
我過去的老師和同學們也都看到了，我自己卻沒有看到。
直到幾個月後，有人提起這篇文章，我才知道自己一夜之間成了“名人”。
其實，當時我心裡并不是很興奮。
因為很多事情我一直藏在心裡，不願向外人去說。
而現在自己的家事幾乎全國上下都知道了。
“敦煌的女兒”這樣一個美名，那時也讓我倍感不安和壓力。
從北大到敦煌 我是58級北京大學曆史學系考古專業的學生。
考古雖屬曆史學科範疇，但因研究對象是古代留存的各種遺迹和遺物，所以考古的方法和手段與曆史學主要運用曆史文獻進行研究有所不同，必須采用科學的田野調查、發掘，并對發掘揭示的遺址和遺物進行記錄、整理和研究。
也就是說，沒有野外考古的實踐和鍛煉，就談不上學會了考古。
因此田野考古實習和專題考古實習是考古專業學生必不可少的功課。
我們58級考古專業的學生，一至三年級參加過三次野外考古實習。
1962年下半年，是我北大畢業前最後一次專題考古實習。
宿白先生是我們敦煌實習組的指導教師。
宿先生當時上的課程是三國至元代的各代考古，涉及廣泛而複雜的古代社會文化。
與我實習有關的中國曆史考古學中的一個分支—中國石窟寺考古學，是由宿先生建立的。
他調查研究了全國各地的石窟寺，首創以科學的考古學方法調查、記錄和研究中國石窟寺遺迹，打破了過去僅限于從美術史角度研究石窟寺狀況的傳統。
他為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宿先生按照考古學的方法，指導段鵬琦、馬世長、謝德根和我對莫高窟的幾個典型洞窟進行實測和記錄。
令我感到特别幸運的是，在敦煌文物研究所還聽到了宿先生講授的《敦煌七講》，這是他建立中國石窟寺考古學體系的首次講授，同時也為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奠定了理論和方法基礎。
莫高窟的畢業考古實習，一直影響着以後我對敦煌石窟考古的研究工作。
1962年，我們的畢業實習結束之後，敦煌文物研究所向北大提出，希望我們這些在莫高窟實習的考古專業學生畢業後到那裡工作。
1963年畢業分配，馬世長和我被分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
上大學的時候，學校本來要給考古專業的同學開設藝術類的課程，原本請了徐邦達先生來上課，但是後來由于種種原因，沒有開成這門課程。
在校期間主要還是側重考古專業的學習。
到了敦煌才發現，不能不懂佛教藝術和繪畫。
所以，我們在業餘時間就跟着段文傑先生、史葦湘先生學藝術。
記得有一次，段文傑先生讓我們看一個人物袖子上的線條妙在哪裡，我那時根本看不出線條的好壞，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段先生就給我們講中國畫線條的神韻，當時覺得很玄奧，線條裡面居然有這樣的學問。
時間長了，慢慢就發現，不同畫工筆下的線條千差萬别，一些古代畫師的技藝确實了得。
在敦煌的老先生們的指導下，我懂得了從繪畫中品味筆法、節奏和氣韻。
我剛去敦煌的時候，同事們看我個子小，是個“小不點”，都叫我小樊。
當時敦煌文物研究所有一位叫孫紀元的雕塑師，他的雕塑代表作有《瑞雪》《草原民兵》等，跟何鄂兩人在國内雕塑界享有盛名。
那時候我國首任駐法大使黃鎮提出，希望孫紀元能給使館雕塑一個作品《青春》。
他們這些藝術家進行創作都講究觀察生活，何鄂給他建議，“老孫，這不是剛來了北大的大學生嘛”。
孫紀元就總是觀察我。
我心想這個人怎麼怪怪的，後來才知道他要雕塑《青春》。
他一開口就是西安話，問我有沒有照片，我說沒有，隻有學生證、準考證、工作證上的證件照，就把一張證件照給他了。
他是先用泥巴塑，塑出一個女孩一腳在前一腳在後，背着挎包，右手拿着草帽，最後再翻模。
他問我說你看這個鼻子像不像你，我說像。
這個原始泥塑就一直放在他的雕塑室裡，有人看見了問這是塑的誰呀，他笑笑不說話，我也不說話。
那個雕塑很像一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也像我剛到敦煌時候的樣子，那是我的青春。
光陰荏苒，沒有想到如今我在敦煌工作已逾半個世紀。
我也沒有想到，我原本應該承擔的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的任務，竟然長期未能交卷，經過曲曲折折，反反複複，到了21世紀初才出版了第一卷，現在還在繼續編撰第二卷。
敦煌石窟考古報告是一項重要而巨大的工程，也是我難以忘懷的重任。
在我有生之年，将遵循北大師長的教誨，為此繼續努力。
我其實想過離開敦煌 外界都認為我留在敦煌是自己選擇的。
說實話，其實我有幾次都想離開敦煌。
但是為什麼留下來，這是一個人的命。
20世紀60年代的莫高窟和今天的莫高窟不可同日而語，那時的敦煌人都是住土房，睡土炕，吃雜糧。
研究所絕大多數人員都住在土坯平房裡，直到1980年，國家才給撥款修建了新的宿舍樓。
當時的整個研究所隻有一部手搖電話，和外界聯絡非常困難。
晚上隻能用蠟燭或手電照明，上趟廁所都要跑好遠的路。
周圍根本沒有商店，有了錢也沒有地方可以買到東西。
雖然我大學時就習慣了獨立生活，但起初還是不能完全适應敦煌的生活。
在這裡，吃得最多的菜是“老三片”，土豆片、蘿蔔片和白菜片。
春天最好吃的食物，就是榆樹上結的榆錢。
榆錢摘下來撒上鹽、和上面，在鍋裡一蒸，就是稀罕的美食。
剛分配到敦煌的時候，我時常想念北京大學的食堂，想念學五食堂的飯菜，有時候想着想着都要流口水。
因長期營養不良加上過度勞累，有一次我竟然暈倒在辦公室。
我剛到莫高窟實習的時候鬧過一個笑話。
我按北京的方法用香皂洗頭，洗完之後發現頭發還是黏的。
兩個多月的實習，一直到離開敦煌我也沒明白，為什麼洗了頭，我的頭發還是會發黏？後來才知道敦煌的水堿性很大。
因為敦煌的水堿性大，所以是苦的。
喝水的玻璃杯上常常有白印，那是水裡結出的堿。
在敦煌，醋是必不可少的。
到敦煌工作後，我發現敦煌當地人用洗衣粉洗頭。
後來我回上海探親時，每次總要帶一些洗發膏回敦煌，再後來變成帶洗發精，而每次都是家人提醒我要帶什麼洗發産品，因為上海的日用品更新換代非常快。
治沙和種樹，是當時研究所所有人都必須參加的兩項工作。
保護石窟、防沙治沙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種樹。
種樹的事情從冬天就開始醞釀，一到開春就馬上栽下樹苗。
這裡最好活的樹就是楊樹，現在圍繞莫高窟蜿蜒的參天大楊樹，都是當年的莫高窟人一棵棵親手植下的。
整個莫高窟直到1981年才通上電，在此之前的幾年已經自己發電，每天隻能保證兩三個小時的用電，根本不能像在學校那樣，到了晚上還可以到自習室去學習。
我第一次到莫高窟就住在下寺的破廟裡，解個手還需要到廟外較遠的土廁。
一天晚上，我剛走出側門時，突然發現廟門外有一個黑乎乎的東西，兩個眼睛泛着綠光。
我心裡一緊，想着當地同事說這地方有狼，趕緊回了屋，把門闩得緊緊的，吓得一夜沒睡好。
天亮後，走出屋子一看，才發現原來那是頭驢。
西北的生活，使我逐漸忘記了都市，忘記了一切和城市有關的生活，忘記了我也曾是“南國女兒”。
我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全部傾注在工作中。
剛到敦煌工作的日子裡，隻要回憶起過去的生活，上海的家人，首都的景象，我就會感到一種失落，這種失落一直會把我拽向憂郁的深淵。
為了抗拒這個深淵，我必須學會遺忘。
我把臨出門時我姐姐送給我的小鏡子藏起來，不再每天照鏡子，直到現在我也不怎麼照鏡子。
我漸漸習慣了宿舍沒有地闆的泥地，地上永遠也掃不幹淨的沙塵；習慣了用報紙糊起來的天花闆；習慣了半夜裡老鼠掉在枕頭上，然後我爬起來撣撣土，若無其事地繼續睡覺。
如果說我從來沒有猶豫、沒有動搖過，那是假話。
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确實是兩個世界。
每到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就感到孤獨。
尤其到了春天，整天整天地刮風，窗外刮風屋内下沙。
我常常感覺好像整個世界都把我給忘了，北大把我給忘了，老彭也把我給忘了。
望着黑黢黢的窗外，我不止一次偷偷掉眼淚。
可是第二天隻要一走進石窟，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從1963年到1966年，我參加了敦煌莫高窟窟前遺址發掘清理工作。
在此期間，我還在甘肅山丹縣花寨公社參加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敦煌魏晉墓群的考古發掘工作。
我先後在敦煌義園灣、文化路和七裡鎮的古墓葬，以及黨河古墓葬負責考古發掘與調查。
一邊發掘，一邊搞社教活動，一邊咬緊牙關，等待命運的轉機。
隻有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考古發掘工作，我才能暫時忘卻心中的不快。
在畢業分配的最初那段時間，在和家人分别的十九年裡，有好幾次我都想過要離開敦煌。
後來，随着時間的推移，我逐漸适應了敦煌的生活。
随着我對敦煌石窟價值認識的逐步深入，我也逐漸對敦煌産生了割舍不斷的感情。
我之所以最終沒有離開，其中固然有命運的安排，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從情感上越來越離不開敦煌。
而最終讓我安下心來，心無旁骛地守護敦煌，還是要感恩我的先生老彭。
我不是好妻子、好母親 我一直說我并不是一個好妻子、好母親。
我和老彭分居十九年，最後如果沒有老彭放棄自己的事業來敦煌，我就不可能在莫高窟堅持下來。
1968年，我懷第一個孩子時，本來打算到武漢生産。
之所以計劃去武漢，是因為武漢的醫療和生活條件都比敦煌好。
我從小體弱多病，上海家裡很擔心我分娩的時候出現意外，力主我去武漢。
況且我在敦煌身邊一個親人都沒有，生了孩子無人照顧，按照那時候的制度，産婦有五十六天産假，産婦的丈夫隻有三天假。
老彭也不放心我一個人在敦煌，堅決讓我去武漢。
這樣的安排應該說是合乎常理的。
可是就在臨近分娩前的一個多月，我去向革委會請假。
當時研究所的革委會主任不但不給請假，還對我說：“哪裡不能生孩子？非要到武漢去生。
”聽到這樣的話，我整個人就愣在了那裡。
我不是一個善于言辭的人，隻覺得又氣又羞，覺得這個人太不講理了！含着眼淚轉身就跑出了辦公室。
我那時真想放聲大哭，但是我告訴自己不能哭，特别不能在這個時候哭，不能讓人看出自己的脆弱。
不僅不能哭，我竟然還接到通知，讓我去農村參加秋收勞動。
十月是敦煌收棉花的季節，所裡要我和研究所其他同事一起去地裡摘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