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風雨飄搖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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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人的宿命 常書鴻先生主持敦煌藝術研究所工作的時候,是所裡生活最艱苦的時候。

    常先生一家居住在中寺的一套小小的土坯房裡。

    2004年,敦煌研究院為紀念建院六十周年暨常書鴻先生誕辰一百周年,請來了常書鴻先生的女兒常沙娜女士,并完全按照當年的布局和陳設将常先生故居恢複起來。

    常先生住的房子坐北朝南,中間進門有招待客人的“客廳”,客廳一側是卧室,另一側是一個小房間,都被原模原樣地恢複出來。

    常先生住的房子年久失修,在2004年之前我們做了加固維修。

    本想采用落架維修,但為了保持原貌,使常先生的故居呈現原來的狀态,我們還是放棄了落架維修,采取“修舊如舊”的修複方法,使故居完全保持原來的狀态。

     常先生當年的家用物品也如實地保留着。

    故居的裡屋是卧室,外屋是起居室和廚房。

    卧室裡最顯眼的是一個土炕,土炕側壁旁邊砌了個小爐子,可以燒些開水。

    臨窗有一個小小的書桌。

    常沙娜女士說她母親當年把這個屋子收拾得格外幹淨有序,還挂了一塊咖啡色的布簾作為分隔内外的隔斷,簾子下部繡着黃色毛線的邊飾。

    我們就在常先生家的門上安了過去那種簾子,門框上挂個鑰匙,細節也力求恢複當年的樣子。

    常先生簡陋的辦公室外牆已熏黑,也保持了原樣不變。

    我們做這些事,就是想隆重地紀念常先生,敦煌研究院的曆史離不開常老這一輩先生們。

     看了常書鴻先生的故居後,很多人都非常震撼,真切地感到那時候敦煌的生活太艱苦了。

    常先生住的房子裡,基本也沒有像樣的家具,床都是土制的,書架也是用土砌起來的。

    常先生屋裡的炕是假炕,上面蓋着木闆,裡面可以放東西,“文革”抄家的時候他就把畫稿藏在那裡面。

    維修時土炕已變形,隻能讓工人鑽進去,想辦法先把土炕支撐住,再把它扶正。

    客廳另一側的小房子裡面還有常先生親手制作的三角臉盆架和一個鐵皮浴盆。

    敦煌當年的條件無法和他以往在巴黎的生活相比。

    在這樣貧困的條件下,為了讓妻女不至于太沮喪,做父親的隻能以這樣的方式,盡最大力量安頓好她們。

     當年的莫高窟幾乎與世隔絕,沒有現代交通工具,從莫高窟去一趟敦煌縣城,要走大半天的路。

    當時的敦煌就是一個小鎮,半個小時就能走完,城裡頭總共隻有兩個百貨商店,還有一個糖鹽局。

    那時的生活确實非常艱苦,大家住土房,喝鹹水,還要在洞窟裡臨摹壁畫,保護修複,調查内容,研究文獻。

    敦煌的冬天極冷,氣溫一般在零下20攝氏度左右,宕泉河的河水凍結成厚厚的冰層,日常用水都得鑿開冰層,取冰燒水。

    夏天的河水又鹹又苦,冰水卻不鹹。

     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員飲水、洗衣,用的都是宕泉河裡的苦鹹水。

    深色的衣服晾幹後,上面泛着一道道的白堿。

    為了解決飲水問題,大家就打井取水,可是井水的堿性也很大,不适應的人喝完就拉肚子。

    平時吃飯,基本上沒有什麼菜。

    職工住的房子是曾經的馬廄。

    土地、土牆、土竈、土炕、土桌、土凳……土質幹燥疏松,地上永遠是掃不完的塵土。

     每個房間都配有一個壁櫥,屋頂是用廢報紙糊住的天花闆。

    冬天,平房裡沒有暖氣設備,必須架火爐子,晚上睡覺前要封火。

    封火是個技術活,封不好火就會滅,到了半夜,屋裡的溫度就很低。

    要封得恰到好處,既不費燃料也不會熄火,才能保持夜間的溫度,還方便第二天一早生火做飯。

    我是南方人,所有這些生活常識都要從頭學起。

    有時候睡到半夜感到極冷,起來一看,爐子的火滅了,凍得實在受不了,索性就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把能蓋的都蓋上,再躺下去睡。

    有時候清早起來要用水,一看水桶裡的水都結成冰了。

    每到夜晚,寒風夾雜着狼的嚎叫,令人不寒而栗。

    此外,為了防範附近的土匪,工作人員不得不端着獵槍,輪崗值班。

     最痛苦的是骨肉分離。

    常先生後來的遭遇大家也都知道,前妻走了,他隻能獨自帶着兩個孩子在莫高窟生活。

    莫高窟人的命運都非常相似,隻要你選擇了莫高窟,似乎就不得不承受骨肉分離之苦。

    從常書鴻先生、段文傑先生、我自己,到後來的王旭東院長,都有相似的境遇。

    段文傑先生和妻兒也是長期兩地分居,他們一家在分别十一年之後,才終于得到了文化部的調令,段先生把妻兒從四川接到了敦煌。

    2011年4月30日,段文傑先生的靈骨入葬,他們夫婦合葬在了三危山下、宕泉河邊,依然守望着他們為之奮鬥終生、魂牽夢繞的莫高窟。

    我和老彭兩地分居十九年,在這十九年中,孩子們的教育問題始終得不到很好的解決。

    我一直說我“不是一個好妻子,不是一個好媽媽”。

    王旭東決定來到敦煌工作時,向院裡提出的唯一條件就是把他妻子也調到敦煌,組織上批準了。

    但是到敦煌的第二年,他妻子因為對紫外線過敏,不得不帶着兒子到蘭州生活,在一所衛生學校從事教學工作,從此兩地分居。

    家庭與工作,身心兩處不能會合,好像是莫高窟人的宿命。

     敦煌的醫療條件長期比較落後,有病不能得到及時治療,如果發生緊急情況,連救護車也叫不到。

    有一年夏天,我從考古工地回來,身體感到很不舒服,就去醫務室找醫生看看。

    醫生說要打青黴素,她問我:“你青黴素過敏嗎?”我說:“不知道。

    ”醫生給我做了皮試,半小時之後并沒有過敏反應,醫生就放心地給我注射了青黴素。

    注射之後又觀察了半小時也沒有事,我就回宿舍了。

     可是就在回宿舍的路上,我開始感到渾身發冷。

    到了宿舍已冷得渾身發抖,我把兩床棉被都蓋在了身上,還是感到非常冷。

    不一會兒,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當我醒過來的時候,大約已經是晚上十點,隻記得屋裡很黑。

    我不能确定自己在哪裡。

    我甚至有一種幻覺,自己是不是已經死了?現在在什麼地方,是不是在墳墓裡?為什麼這麼黑!我一摸自己身上,慢慢意識到自己打過針,是打針之後開始發冷。

    于是又摸摸自己,确定自己沒有死。

     再看外面,有一星燈光,那是旁邊房子裡煤油燈的光,昏暗的光照射到了我黑壓壓的屋子的窗戶上。

    我突然想起來,我屋子旁邊住的是一個司機師傅。

    于是我就使勁爬起來,去敲這個師傅的門,邊敲邊說:“能不能麻煩你幫我把楊大夫給請過來?”這位師傅就把下午給我打針的醫生請了來。

    楊大夫看到我的樣子,吓得大聲說:“這是青黴素過敏,非常可怕!弄不好,就醒不過來了。

    ”那天晚上,楊大夫不放心,把我安置到醫務室觀察了一夜。

     還有一次我感冒了,以為到醫務室輸液就會好。

    結果注射了清開靈後不久,我的嘴唇腫起來了,喉嚨也難受,原來又是藥物過敏了。

    當時也很危險,嘴都發白了,臉上沒有血色。

    負責輸液的那位護士吓得不輕,趕緊拔了針頭,做了脫敏、防休克處理,我的嘴唇慢慢開始有了血色。

    因為我當天還要出差去北京,恢複過來以後,就直奔機場了。

     在敦煌的日子裡,每每有點不舒服,我就在醫務室開點藥吃一下。

    直到現在還是這樣。

    不過我也感到這種狀況應該改變,還應該多關心其他工作人員的健康。

    現在醫療條件比從前好了,我也每年都參加單位組織的體檢。

     父親的突然死亡帶來的傷痛 父親給我留下的印象就是對待工作非常投入,下班回家後不是廢寝忘食地工作,就是看書。

    我覺得自己身上也有這股子認真勁兒,可能是受當時社會的影響,也是受到父親的影響。

    父親留在我記憶中最揮之不去的畫面,就是手上不離三角闆、曲線闆、丁字尺、計算尺,彎着腰繪制圖紙的樣子。

     父親是學土木工程的,也喜歡藝術,愛看書,知識面很廣。

    記得我們有一次從父親的書架上翻出一套書,非常精緻,打開一看都是英文,根本看不懂,因為我們當時學的是俄文。

    父親看見了就告訴我們,這是英國莎士比亞寫的戲劇,裡面有很多哲理。

    還說将來我們一定要學好英語,這樣就可以看很多英文書籍。

    他還告訴我們可以先找中文的莎劇譯本來讀,父親最喜歡的是朱生豪的譯本。

    此外,他還喜歡林語堂,家中有不少林語堂的書,還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