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風雨飄搖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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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古書。
在我的印象中，父親要麼看英文書，要麼看古文書。
小時候他教我們學古文，讓我背誦《古文觀止》裡的文章，如《桃花源記》等。
父親曾對我說：“中國人，一定要學好古文，文章要寫得好，必須要學好文言文。
”我小時候在他的影響下，練書法，聽評彈，看中外經典。
我的兄弟姐妹們也非常熱愛藝術，家裡還讓小弟學了鋼琴。
大概也是受父親的影響，我喜歡看書。
有一次我讀到北京大學葉朗教授的《文章選讀》，裡面選了很多好文章。
我看這本書時，就想起了父親，想起他讓我們背那些文言名篇。
我的父親為人低調謹慎，但厄運還是伴随着“文化大革命”到來了。
記得是1968年初，有一天我收到弟弟發來的電報，說父親病故。
這事發生得太突然，我毫無思想準備。
當時敦煌文物研究所也在搞運動，所以我急急忙忙向組織請假之後就買了火車票回上海。
一路上我暗自思忖，父親的身體一直很好，從來也沒聽說他有什麼病，怎麼會突然就病故了。
父親這樣的年齡，一般猝死的話，不是心髒病就是高血壓，可是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父親有這方面的毛病—越想越覺得蹊跷，怎麼好端端的一個人就沒有了呢？在火車上，我幾天沒有合眼。
火車停靠上海站，我的兩個弟弟來接我。
我一看他們的臉色，就知道父親不是病故，而是非正常死亡。
兩個弟弟一路上沉默不語，沒說父親的死亡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如果是病故，他們肯定會把病情告訴我的。
我越發感到父親死得蹊跷。
到家以後我看到一個文件，那是單位開的死亡證明，赫然映入眼簾的是刺目的兩行字：“此人自絕于黨，自絕于人民。
”我才知道是怎麼回事。
有人把他關押在單位的一個房間裡，不讓他回家，接連批鬥，還輪番審訊。
父親因為不堪忍受這種羞辱，就跳樓了。
我一直也不明白，為什麼我父親這樣的人會被鬥，到底他犯了什麼罪？後來才知道鬥他的理由是說他私自藏匿槍支，是“反動學術權威”。
父親走的時候，母親是家庭婦女，沒有工作，家也被抄了，全家人被趕出了原來住的房子，安置到另外一間房子。
一家人就蝸居在那間房子裡。
“文革”期間，連我大弟結婚也都在這個房子裡，隻能把房子一分為二，大弟的那半邊房連窗戶都沒有。
他的就業也受到了影響，街道不給安排工作，最後隻能去挖地道，每天回家都是一身水。
最可憐的是小弟，父親在世時最喜歡他，希望有朝一日把他培養成鋼琴家。
他在上海音樂學院附中讀書的時候，學習成績比較優秀，未來本可以報考音樂學院。
父親去世以後，他當鋼琴家的夢也破碎了。
“文革”以後，面試的人聽說他會彈鋼琴，就讓他随便挑一首曲子彈奏，不一定非要彈《紅燈記》，西洋的曲子也行。
這樣他總算謀到了一個職業。
父親一走，全家人的生活沒有了着落。
面對此情此景，我覺得家裡再不能亂了。
因我當時隻請了幾天假，很快就要趕回敦煌，我就把自己工作以來攢下的全部存款交給了我弟弟，一共兩百多元，并承諾以後我會每月給家裡彙款。
臨走還囑咐弟弟們一定要好好照顧母親，要相信黨，最後終會弄清楚，父親絕對不是“反動學術權威”，一定要耐心等待，不要到單位去鬧，鬧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我這樣堅信？因為我自己戴過紅領巾，入過共青團。
高中時老師同學曾動員過我入黨，我堅持不入，原因是我内心對共産黨太崇敬了。
小時候看過吳運铎的《把一切獻給黨》，非常感動，我一直堅信“共産黨員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我覺得自己根本不夠格。
“共産黨”這三個字在我心裡是何其神聖，所以我堅信我的父親一定會平反昭雪。
沒想到，這一等就是十年。
其實我當時申請回家料理後事的事情并不是很順利，研究所也有人主張不讓我回家。
我說我必須要回去，因為家裡還有一個老母親，在那種情況下母親受的打擊最大。
然而，我從上海一回到研究所，就有人在會上說我是“資産階級的孝子賢孫”，回去“為反革命吊孝”。
批我的人不講道理，我當然據理力争，說因為父親死了，母親沒有人管，兩個弟弟又都沒有工作。
我說的時候異常冷靜，沒有掉一滴眼淚。
那時，再有委屈隻能自己默默地忍受，有眼淚也隻能一個人躲在被窩裡偷偷地掉。
我整夜睡不着，從此以後我要代替父親養活全家人。
回到敦煌後，我就每月給上海家裡寄錢。
那時我剛剛和老彭結婚，但是還沒有孩子，每個月一拿到工資就給家裡寄去60元，自己留15元生活費。
父親留有遺言，他讓我的兩個弟弟好好照顧母親。
可是他們當時連工作都找不到，根本沒有能力照顧家裡。
我幾次夢見父親在夢裡說要跟我劃清界限，但是對于生我養我的母親，我怎麼可以不管。
加上我不能在母親跟前盡孝，所以甯可自己苦一點，也要堅持給家裡多寄一些錢。
盡管後來我有了孩子，生活也比較拮據，兩個弟弟又先後有了工作和收入，叫我不要再給家裡寄錢，但我覺得還是該寄。
一直到1998年我的母親去世，我始終沒有放下這個家。
為什麼？因為我不在母親跟前，我照顧不了家裡，我隻能以這樣的方式盡一點義務，以這樣的方式盡一點孝心。
當時，敦煌文物研究所跟全國一樣，也在搞運動。
研究所的不少前輩也正面臨着同樣的處境。
首當其沖的就是常書鴻先生，他的所長職務被撤了，還經常要挨批鬥。
我至今不能忘記，常先生被抄家之後，不能住自己的房子，家門鑰匙也被沒收了。
天氣越來越冷，他的衣服又比較單薄。
他提出要回家去拿厚衣服。
我就把他家的鑰匙取上，陪着他去家裡找衣服。
所以有人就認為我同情階級敵人，階級立場有問題，認為樊錦詩這人比較“灰色”。
什麼是“灰色”呢？就是說我的人生觀有問題。
我當時想，就算是有問題，衣服都不叫人家穿暖嗎？就這樣讓人家挨凍嗎？在心裡我非常同情這些老先生。
我從青年時代就相信共産黨，擁護共産黨，擁護社會主義，從來沒有懷疑過。
最後，終于盼來了“文革”結束，父親終得平反昭雪，還給他落實政策。
父親的成分到底是什麼？最後弄清楚了，結論寫着“革命工程技術人員”，不是“反動學術權威”，也不是資産階級。
我父親平反是在1978年，那時我剛把小兒子從農村接回武漢。
我知道上海的家人不一定能夠很好地面對這件事，所以我一定要回上海去參加父親的追悼會。
在武漢回上海的輪船上，我連夜寫了悼文。
一到上海，我就和大弟說：“你是長子，到時候你要代表全家去念。
”後來在追悼會上，我大弟代表全家念了悼詞，會後，當着父親當年的同事和單位領導的面，我冷靜地說：“我們單位也搞‘文化大革命’，為什麼我們那裡一個人也沒死，而你們單位死了好幾個，你們當時那樣對待我父親，他的死，難道你們沒有責任嗎？”事後他們議論說：“這家老三的嘴巴很厲害。
”我說：“我厲害什麼？我不過就是說了幾句實話而已，我不過是覺得我父親背負了這十年的污名，這個時候難道不應該讓家屬，特别是我母親就我們的遭遇申訴一下嗎？也就是讓父親的在天之靈能夠得到一些慰藉，這難道也需要遮遮掩掩嗎？” 現在說起我的父親，我依然感到心痛。
我覺得他就是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樣子，懂英文、有學識，他寫給學校老師的信，是毛筆小楷，工工整整，對我的老師也是恭恭敬敬。
他一生為人謙和，彬彬有禮。
父親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思想比較純正，對于功名利祿看得也比較淡。
記得父親生前為我的工作分配給北大領導寫信，并讓我向領導轉呈信件。
我沒有聽他的話，沒有轉信。
他毫不責怪我，相反教育我說：這是你自己的選擇，去了敦煌，那你就要好好幹！我認為他是一個對國家、對事業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我從心裡覺得父親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是非常純粹和高尚的。
現在，我還會常常想起我的父親，想起他工作的時候那種投入用心的樣子。
父親去世之後很多年，我一想起他，眼前總是浮現他彎着腰畫圖紙搞研究的身影。
簡單
在我的印象中，父親要麼看英文書，要麼看古文書。
小時候他教我們學古文，讓我背誦《古文觀止》裡的文章，如《桃花源記》等。
父親曾對我說：“中國人，一定要學好古文，文章要寫得好，必須要學好文言文。
”我小時候在他的影響下，練書法，聽評彈，看中外經典。
我的兄弟姐妹們也非常熱愛藝術，家裡還讓小弟學了鋼琴。
大概也是受父親的影響，我喜歡看書。
有一次我讀到北京大學葉朗教授的《文章選讀》，裡面選了很多好文章。
我看這本書時，就想起了父親，想起他讓我們背那些文言名篇。
我的父親為人低調謹慎，但厄運還是伴随着“文化大革命”到來了。
記得是1968年初，有一天我收到弟弟發來的電報，說父親病故。
這事發生得太突然，我毫無思想準備。
當時敦煌文物研究所也在搞運動，所以我急急忙忙向組織請假之後就買了火車票回上海。
一路上我暗自思忖，父親的身體一直很好，從來也沒聽說他有什麼病，怎麼會突然就病故了。
父親這樣的年齡，一般猝死的話，不是心髒病就是高血壓，可是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父親有這方面的毛病—越想越覺得蹊跷，怎麼好端端的一個人就沒有了呢？在火車上，我幾天沒有合眼。
火車停靠上海站，我的兩個弟弟來接我。
我一看他們的臉色，就知道父親不是病故，而是非正常死亡。
兩個弟弟一路上沉默不語，沒說父親的死亡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如果是病故，他們肯定會把病情告訴我的。
我越發感到父親死得蹊跷。
到家以後我看到一個文件，那是單位開的死亡證明，赫然映入眼簾的是刺目的兩行字：“此人自絕于黨，自絕于人民。
”我才知道是怎麼回事。
有人把他關押在單位的一個房間裡，不讓他回家，接連批鬥，還輪番審訊。
父親因為不堪忍受這種羞辱，就跳樓了。
我一直也不明白，為什麼我父親這樣的人會被鬥，到底他犯了什麼罪？後來才知道鬥他的理由是說他私自藏匿槍支，是“反動學術權威”。
父親走的時候，母親是家庭婦女，沒有工作，家也被抄了，全家人被趕出了原來住的房子，安置到另外一間房子。
一家人就蝸居在那間房子裡。
“文革”期間，連我大弟結婚也都在這個房子裡，隻能把房子一分為二，大弟的那半邊房連窗戶都沒有。
他的就業也受到了影響，街道不給安排工作，最後隻能去挖地道，每天回家都是一身水。
最可憐的是小弟，父親在世時最喜歡他，希望有朝一日把他培養成鋼琴家。
他在上海音樂學院附中讀書的時候，學習成績比較優秀，未來本可以報考音樂學院。
父親去世以後，他當鋼琴家的夢也破碎了。
“文革”以後，面試的人聽說他會彈鋼琴，就讓他随便挑一首曲子彈奏，不一定非要彈《紅燈記》，西洋的曲子也行。
這樣他總算謀到了一個職業。
父親一走，全家人的生活沒有了着落。
面對此情此景，我覺得家裡再不能亂了。
因我當時隻請了幾天假，很快就要趕回敦煌，我就把自己工作以來攢下的全部存款交給了我弟弟，一共兩百多元，并承諾以後我會每月給家裡彙款。
臨走還囑咐弟弟們一定要好好照顧母親，要相信黨，最後終會弄清楚，父親絕對不是“反動學術權威”，一定要耐心等待，不要到單位去鬧，鬧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我這樣堅信？因為我自己戴過紅領巾，入過共青團。
高中時老師同學曾動員過我入黨，我堅持不入，原因是我内心對共産黨太崇敬了。
小時候看過吳運铎的《把一切獻給黨》，非常感動，我一直堅信“共産黨員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我覺得自己根本不夠格。
“共産黨”這三個字在我心裡是何其神聖，所以我堅信我的父親一定會平反昭雪。
沒想到，這一等就是十年。
其實我當時申請回家料理後事的事情并不是很順利，研究所也有人主張不讓我回家。
我說我必須要回去，因為家裡還有一個老母親，在那種情況下母親受的打擊最大。
然而，我從上海一回到研究所，就有人在會上說我是“資産階級的孝子賢孫”，回去“為反革命吊孝”。
批我的人不講道理，我當然據理力争，說因為父親死了，母親沒有人管，兩個弟弟又都沒有工作。
我說的時候異常冷靜，沒有掉一滴眼淚。
那時，再有委屈隻能自己默默地忍受，有眼淚也隻能一個人躲在被窩裡偷偷地掉。
我整夜睡不着，從此以後我要代替父親養活全家人。
回到敦煌後，我就每月給上海家裡寄錢。
那時我剛剛和老彭結婚，但是還沒有孩子，每個月一拿到工資就給家裡寄去60元，自己留15元生活費。
父親留有遺言，他讓我的兩個弟弟好好照顧母親。
可是他們當時連工作都找不到，根本沒有能力照顧家裡。
我幾次夢見父親在夢裡說要跟我劃清界限，但是對于生我養我的母親，我怎麼可以不管。
加上我不能在母親跟前盡孝，所以甯可自己苦一點，也要堅持給家裡多寄一些錢。
盡管後來我有了孩子，生活也比較拮據，兩個弟弟又先後有了工作和收入，叫我不要再給家裡寄錢，但我覺得還是該寄。
一直到1998年我的母親去世，我始終沒有放下這個家。
為什麼？因為我不在母親跟前，我照顧不了家裡，我隻能以這樣的方式盡一點義務，以這樣的方式盡一點孝心。
當時，敦煌文物研究所跟全國一樣，也在搞運動。
研究所的不少前輩也正面臨着同樣的處境。
首當其沖的就是常書鴻先生，他的所長職務被撤了，還經常要挨批鬥。
我至今不能忘記，常先生被抄家之後，不能住自己的房子，家門鑰匙也被沒收了。
天氣越來越冷，他的衣服又比較單薄。
他提出要回家去拿厚衣服。
我就把他家的鑰匙取上，陪着他去家裡找衣服。
所以有人就認為我同情階級敵人，階級立場有問題，認為樊錦詩這人比較“灰色”。
什麼是“灰色”呢？就是說我的人生觀有問題。
我當時想，就算是有問題，衣服都不叫人家穿暖嗎？就這樣讓人家挨凍嗎？在心裡我非常同情這些老先生。
我從青年時代就相信共産黨，擁護共産黨，擁護社會主義，從來沒有懷疑過。
最後，終于盼來了“文革”結束，父親終得平反昭雪，還給他落實政策。
父親的成分到底是什麼？最後弄清楚了，結論寫着“革命工程技術人員”，不是“反動學術權威”，也不是資産階級。
我父親平反是在1978年，那時我剛把小兒子從農村接回武漢。
我知道上海的家人不一定能夠很好地面對這件事，所以我一定要回上海去參加父親的追悼會。
在武漢回上海的輪船上，我連夜寫了悼文。
一到上海，我就和大弟說：“你是長子，到時候你要代表全家去念。
”後來在追悼會上，我大弟代表全家念了悼詞，會後，當着父親當年的同事和單位領導的面，我冷靜地說：“我們單位也搞‘文化大革命’，為什麼我們那裡一個人也沒死，而你們單位死了好幾個，你們當時那樣對待我父親，他的死，難道你們沒有責任嗎？”事後他們議論說：“這家老三的嘴巴很厲害。
”我說：“我厲害什麼？我不過就是說了幾句實話而已，我不過是覺得我父親背負了這十年的污名，這個時候難道不應該讓家屬，特别是我母親就我們的遭遇申訴一下嗎？也就是讓父親的在天之靈能夠得到一些慰藉，這難道也需要遮遮掩掩嗎？” 現在說起我的父親，我依然感到心痛。
我覺得他就是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樣子，懂英文、有學識，他寫給學校老師的信，是毛筆小楷，工工整整，對我的老師也是恭恭敬敬。
他一生為人謙和，彬彬有禮。
父親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思想比較純正，對于功名利祿看得也比較淡。
記得父親生前為我的工作分配給北大領導寫信，并讓我向領導轉呈信件。
我沒有聽他的話，沒有轉信。
他毫不責怪我，相反教育我說：這是你自己的選擇，去了敦煌，那你就要好好幹！我認為他是一個對國家、對事業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我從心裡覺得父親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是非常純粹和高尚的。
現在，我還會常常想起我的父親，想起他工作的時候那種投入用心的樣子。
父親去世之後很多年，我一想起他，眼前總是浮現他彎着腰畫圖紙搞研究的身影。
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