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風雨飄搖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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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傻傻堅持
幾年前的一天，中歐商學院到敦煌考察，請我去參加他們的會議。
我一到會場，就看到大屏幕上寫了八個字：“簡單相信，傻傻堅持。
”會議還請我發言，我就說：“那屏幕上的八個字，不就是說的我嘛！”當時大家都笑了。
那天演講時，我就說到了父親他們那一代人年輕的時候思想非常單純，我們這一代也還是這樣，我們就是相信新中國，相信共産黨，相信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說你們是“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小将，要關心國家大事。
我也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
但是我從來沒有去打過人，也沒有參與過抄别人的家，因為我想打人和抄家是犯法的，這怎麼能行呢？當時的革委會說你們是學曆史、學考古的，你們擅長整理資料，你們就去整常書鴻的材料。
結果材料整出來又說材料整得不太好，嫌不夠上綱上線。
現在回想“文革”期間發生的很多事情，都覺得不該這樣做，但是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
一直到1971年，林彪墜機事件發生之後，我才開始對好多自己曾經相信的事情産生了懷疑。
“文革”後期，一會兒“批孔”，一會兒“批鄧”，讓我反思了很多事情。
反思的結果是，希望趕緊恢複停滞多年的業務，希望單位内部不要再搞批判鬥争，不要再互相指責，任何時候不能再把槍口對準自己的同事了。
當時我嘴上不說，心中還是有點數的。
有人說我階級立場模糊，階級路線不清晰，說當年常書鴻是給大家“找窩下蛋”，我現在幹脆是給人“鋪窩下蛋”。
我聽過就算，也不放在心上。
當時，我自己認為鄧小平複出實施整頓有道理，不理解為什麼又要“批鄧”。
我想不管怎樣，在研究所内部都絕不能再發生互相上綱上線、檢舉揭發“窩裡鬥”的事。
有一點我特别清楚，就是之後遇到任何問題一定要打個問号，不能盲目輕信。
任何時候千萬不要跟着風亂轉，這個教訓太大了，這都是我後來慢慢體會到的。
這以後，我遇到任何事情都會不自覺地打個問号，問個為什麼。
等到“文革”結束，大家真的是迎來了一個春天，敦煌也迎來了春天，終于可以放開手腳，恢複研究所的業務了。
再後來，改革開放來了，市場經濟也來了。
我們有思想準備嗎？經濟大潮給文物保管工作帶來了許多新問題，社會發展得太快了。
父親走了以後，我們一家骨肉分離，天各一方。
當時，我和老彭剛剛結婚不久，老彭在武漢，我處理完父親的後事就回到敦煌。
那段時間我比較迷茫和痛苦，感到自己一無所有，離開故鄉，舉目無親，就像一個漂泊無依的流浪者。
在時代和命運的激流中，從繁華的都市流落到西北的荒漠。
每到心情煩悶的時候，我就一個人向莫高窟九層樓的方向走去。
在茫茫的戈壁上，在九層樓窟檐的鈴铎聲中，遠望三危山，天地間好像就我一個人。
在周圍沒别人的時候，我可以哭。
哭過之後我釋懷了，我沒有什麼可以被奪走了。
但是，應該如何生活下去呢？如何在這樣一個荒漠之地，繼續走下去？常書鴻先生當年為了敦煌，從巴黎來到大西北，付出了家庭離散的慘痛代價。
段文傑先生同樣有着無法承受的傷痛。
如今同樣的命運也落在我的身上，這也許就是莫高窟人的宿命。
這樣傷痛的人生，不是我樊錦詩一人經曆過。
凡是曆史上為一大事而來的人，無人可以幸免。
每當這時，我都會想起洞窟裡的那尊禅定佛，他的笑容就是一種啟示。
過去的已經不能追回，未來根本不确定，一個人能擁有的隻有現在，唯一能被人奪走的，也隻有現在。
如果懂得這一點，就不能也不再會失去什麼了，因為本來就沒有擁有什麼。
任何一個人，過的隻是他現在的生活，而不是什麼别的生活，最長的生命和最短的生命都是如此。
對當時那種處境下的我來說，我沒有别的家了，我隻有莫高窟這一個家。
我能退到哪裡去呢？如果是在繁華的都市，也許還可以找個地方去躲起來，可是我已經在一個荒無人煙的地方，還有哪裡可以退，還有哪裡可以躲呢？退到任何一個地方，都不如退入自己的心更為安全和可靠。
那段時間我反複追問自己，餘下的人生究竟要用來做什麼？留下，還是離開敦煌？沒有任何人能夠阻止自己按照自己的意願去生活。
我應該成為一個好妻子，一個好母親，我應該擁有一個完整的家庭，應該有權利和自己的家人吃一頓團圓的晚飯。
沒有我這個家就是不完整的，孩子們的成長缺失了母親。
但是，在一個人最艱難的抉擇中，操縱着他的往往是隐秘的内在信念和力量。
經過了突如其來的很多事情，經過了與莫高窟朝朝暮暮的相處，我已經感覺自己是長在敦煌這棵大樹上的枝條。
離開敦煌，就好像自己在精神上被連根砍斷，就好像要和大地分離。
我離不開敦煌，敦煌也需要我。
最終我還是選擇留在敦煌，順從人生的必然以及我内心的意願。
此生命定，我就是個莫高窟的守護人。
我已經習慣了和敦煌當地人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複一年、日複一日地進洞調查、記錄、研究。
我習慣了每天進洞窟，習慣了洞窟裡的黑暗，并享受每天清晨照入洞窟的第一縷朝陽，然後看見壁畫上菩薩的臉色微紅，泛出微笑。
我習慣了看着洞窟前的白楊樹在春天長出第一片葉子，在秋天又一片片凋落。
這就是最真實的生活！直到現在，我每年過年都願意在敦煌，隻有在敦煌才覺得有回家的感覺。
有時候大年初一為了躲清靜，我會搬上一個小馬紮，進到洞窟裡去，在裡面看看壁畫，回到宿舍查查資料，寫寫文章。
隻要進到洞窟裡，什麼煩心事都消失了，我的心就踏實了。
有人問我，人生的幸福在哪裡？我覺得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裡。
一個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有意義地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愛好行為來源的那個根本性的力量。
正是這種力量，可以讓他面對所有困難，讓他最終可以坦然地面對時間，面對生活，面對死亡。
所有的一切必然離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的心靈的召喚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那個自我。
他們成了豬倌和羊倌 “文革”的時候很多老先生都被趕出研究所，下放農村勞動，等于是被開除了公職。
段文傑、史葦湘、歐陽琳、孫儒僩、李其瓊，都是莫高窟的“老人”。
他們在“文革”時期都有一段辛酸的經曆。
段文傑先生1946年來到敦煌。
50年代，段先生擔任過一段時間的代所長，他主持的臨摹工作做得有聲有色。
80年代初，段先生接替常老，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長。
段先生不僅具有堅實的國畫基本功，在敦煌壁畫臨摹和敦煌藝術研究方面也有很高的專業水平。
段先生身居大漠，志存高遠，數十年如一日，在鑽研學術的道路上，孜孜不倦，殚精竭慮，潛心于敦煌藝術的臨摹和研究。
據段先生回憶，他剛到莫高窟時，洞窟所依附的石崖破敗，已經無法攀登，隻有用“蜈蚣梯”才能進入洞窟，一不小心還會從梯子上摔下來。
那時的莫高窟沒有電，隻有靠“借光法”，就是用鏡子在洞外把陽光反射到洞内的白紙闆上，這樣整個洞就敞亮起來。
那些無法采用“借光法”的洞窟，隻能“秉燭作畫”。
段先生臨摹的過人之處在于，不是就臨摹而臨摹，就繪畫而繪畫，而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進行臨摹。
他常說臨摹也是研究。
他的臨摹壁畫經驗，一直沿用至今。
然而在50年代“反右”運動中，段先生是重點批鬥的對象，遭到了極不公正的對待，承受了精神上和生活上的雙重壓力。
但他憑着寬闊的胸懷和無私奉獻的精神，始終沒有倒下去。
在三年困難時期，他曾因為長期營養不良和過度勞累，身體浮腫。
段先生在敦煌城裡上學的兒子段兼善正處在長身體的年紀，每個月的糧食定量不足，妻子龍時英不得不省吃儉用，為兒子曬馍幹，還養了兔子，為段先生調理身體。
“文革”時期，段先生又被趕到鄉下養豬，當了豬倌。
史葦湘和歐陽琳都是四川人，夫婦二人都畢業于四川省立藝術專科學校。
他們在1947年、1948年先後來到敦煌，主要從事敦煌石窟壁畫的
我一到會場，就看到大屏幕上寫了八個字：“簡單相信，傻傻堅持。
”會議還請我發言，我就說：“那屏幕上的八個字，不就是說的我嘛！”當時大家都笑了。
那天演講時，我就說到了父親他們那一代人年輕的時候思想非常單純，我們這一代也還是這樣，我們就是相信新中國，相信共産黨，相信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說你們是“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小将，要關心國家大事。
我也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
但是我從來沒有去打過人，也沒有參與過抄别人的家，因為我想打人和抄家是犯法的，這怎麼能行呢？當時的革委會說你們是學曆史、學考古的，你們擅長整理資料，你們就去整常書鴻的材料。
結果材料整出來又說材料整得不太好，嫌不夠上綱上線。
現在回想“文革”期間發生的很多事情，都覺得不該這樣做，但是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
一直到1971年，林彪墜機事件發生之後，我才開始對好多自己曾經相信的事情産生了懷疑。
“文革”後期，一會兒“批孔”，一會兒“批鄧”，讓我反思了很多事情。
反思的結果是，希望趕緊恢複停滞多年的業務，希望單位内部不要再搞批判鬥争，不要再互相指責，任何時候不能再把槍口對準自己的同事了。
當時我嘴上不說，心中還是有點數的。
有人說我階級立場模糊，階級路線不清晰，說當年常書鴻是給大家“找窩下蛋”，我現在幹脆是給人“鋪窩下蛋”。
我聽過就算，也不放在心上。
當時，我自己認為鄧小平複出實施整頓有道理，不理解為什麼又要“批鄧”。
我想不管怎樣，在研究所内部都絕不能再發生互相上綱上線、檢舉揭發“窩裡鬥”的事。
有一點我特别清楚，就是之後遇到任何問題一定要打個問号，不能盲目輕信。
任何時候千萬不要跟着風亂轉，這個教訓太大了，這都是我後來慢慢體會到的。
這以後，我遇到任何事情都會不自覺地打個問号，問個為什麼。
等到“文革”結束，大家真的是迎來了一個春天，敦煌也迎來了春天，終于可以放開手腳，恢複研究所的業務了。
再後來，改革開放來了，市場經濟也來了。
我們有思想準備嗎？經濟大潮給文物保管工作帶來了許多新問題，社會發展得太快了。
父親走了以後，我們一家骨肉分離，天各一方。
當時，我和老彭剛剛結婚不久，老彭在武漢，我處理完父親的後事就回到敦煌。
那段時間我比較迷茫和痛苦，感到自己一無所有，離開故鄉，舉目無親，就像一個漂泊無依的流浪者。
在時代和命運的激流中，從繁華的都市流落到西北的荒漠。
每到心情煩悶的時候，我就一個人向莫高窟九層樓的方向走去。
在茫茫的戈壁上，在九層樓窟檐的鈴铎聲中，遠望三危山，天地間好像就我一個人。
在周圍沒别人的時候，我可以哭。
哭過之後我釋懷了，我沒有什麼可以被奪走了。
但是，應該如何生活下去呢？如何在這樣一個荒漠之地，繼續走下去？常書鴻先生當年為了敦煌，從巴黎來到大西北，付出了家庭離散的慘痛代價。
段文傑先生同樣有着無法承受的傷痛。
如今同樣的命運也落在我的身上，這也許就是莫高窟人的宿命。
這樣傷痛的人生，不是我樊錦詩一人經曆過。
凡是曆史上為一大事而來的人，無人可以幸免。
每當這時，我都會想起洞窟裡的那尊禅定佛，他的笑容就是一種啟示。
過去的已經不能追回，未來根本不确定，一個人能擁有的隻有現在，唯一能被人奪走的，也隻有現在。
如果懂得這一點，就不能也不再會失去什麼了，因為本來就沒有擁有什麼。
任何一個人，過的隻是他現在的生活，而不是什麼别的生活，最長的生命和最短的生命都是如此。
對當時那種處境下的我來說，我沒有别的家了，我隻有莫高窟這一個家。
我能退到哪裡去呢？如果是在繁華的都市，也許還可以找個地方去躲起來，可是我已經在一個荒無人煙的地方，還有哪裡可以退，還有哪裡可以躲呢？退到任何一個地方，都不如退入自己的心更為安全和可靠。
那段時間我反複追問自己，餘下的人生究竟要用來做什麼？留下，還是離開敦煌？沒有任何人能夠阻止自己按照自己的意願去生活。
我應該成為一個好妻子，一個好母親，我應該擁有一個完整的家庭，應該有權利和自己的家人吃一頓團圓的晚飯。
沒有我這個家就是不完整的，孩子們的成長缺失了母親。
但是，在一個人最艱難的抉擇中，操縱着他的往往是隐秘的内在信念和力量。
經過了突如其來的很多事情，經過了與莫高窟朝朝暮暮的相處，我已經感覺自己是長在敦煌這棵大樹上的枝條。
離開敦煌，就好像自己在精神上被連根砍斷，就好像要和大地分離。
我離不開敦煌，敦煌也需要我。
最終我還是選擇留在敦煌，順從人生的必然以及我内心的意願。
此生命定，我就是個莫高窟的守護人。
我已經習慣了和敦煌當地人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複一年、日複一日地進洞調查、記錄、研究。
我習慣了每天進洞窟，習慣了洞窟裡的黑暗，并享受每天清晨照入洞窟的第一縷朝陽，然後看見壁畫上菩薩的臉色微紅，泛出微笑。
我習慣了看着洞窟前的白楊樹在春天長出第一片葉子，在秋天又一片片凋落。
這就是最真實的生活！直到現在，我每年過年都願意在敦煌，隻有在敦煌才覺得有回家的感覺。
有時候大年初一為了躲清靜，我會搬上一個小馬紮，進到洞窟裡去，在裡面看看壁畫，回到宿舍查查資料，寫寫文章。
隻要進到洞窟裡，什麼煩心事都消失了，我的心就踏實了。
有人問我，人生的幸福在哪裡？我覺得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裡。
一個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有意義地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愛好行為來源的那個根本性的力量。
正是這種力量，可以讓他面對所有困難，讓他最終可以坦然地面對時間，面對生活，面對死亡。
所有的一切必然離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的心靈的召喚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那個自我。
他們成了豬倌和羊倌 “文革”的時候很多老先生都被趕出研究所，下放農村勞動，等于是被開除了公職。
段文傑、史葦湘、歐陽琳、孫儒僩、李其瓊，都是莫高窟的“老人”。
他們在“文革”時期都有一段辛酸的經曆。
段文傑先生1946年來到敦煌。
50年代，段先生擔任過一段時間的代所長，他主持的臨摹工作做得有聲有色。
80年代初，段先生接替常老，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長。
段先生不僅具有堅實的國畫基本功，在敦煌壁畫臨摹和敦煌藝術研究方面也有很高的專業水平。
段先生身居大漠，志存高遠，數十年如一日，在鑽研學術的道路上，孜孜不倦，殚精竭慮，潛心于敦煌藝術的臨摹和研究。
據段先生回憶，他剛到莫高窟時，洞窟所依附的石崖破敗，已經無法攀登，隻有用“蜈蚣梯”才能進入洞窟，一不小心還會從梯子上摔下來。
那時的莫高窟沒有電，隻有靠“借光法”，就是用鏡子在洞外把陽光反射到洞内的白紙闆上，這樣整個洞就敞亮起來。
那些無法采用“借光法”的洞窟，隻能“秉燭作畫”。
段先生臨摹的過人之處在于，不是就臨摹而臨摹，就繪畫而繪畫，而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進行臨摹。
他常說臨摹也是研究。
他的臨摹壁畫經驗，一直沿用至今。
然而在50年代“反右”運動中，段先生是重點批鬥的對象，遭到了極不公正的對待，承受了精神上和生活上的雙重壓力。
但他憑着寬闊的胸懷和無私奉獻的精神，始終沒有倒下去。
在三年困難時期，他曾因為長期營養不良和過度勞累，身體浮腫。
段先生在敦煌城裡上學的兒子段兼善正處在長身體的年紀，每個月的糧食定量不足，妻子龍時英不得不省吃儉用，為兒子曬馍幹，還養了兔子，為段先生調理身體。
“文革”時期，段先生又被趕到鄉下養豬，當了豬倌。
史葦湘和歐陽琳都是四川人，夫婦二人都畢業于四川省立藝術專科學校。
他們在1947年、1948年先後來到敦煌，主要從事敦煌石窟壁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