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風雨飄搖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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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摹和研究。
史葦湘是敦煌學研究專家，曾任敦煌文物研究所資料中心主任、研究館員。
他是敦煌石窟研究的開拓者之一，是最早運用藝術社會學理論研究敦煌石窟藝術的學者。
他首先發現了佛教史迹畫的題材内容，首次發現了雖有史書記載卻沒有留下實物的曲轅犁圖像，首次排比出23個北周窟，糾正了6個唐代窟編年的錯誤，被研究所同行譽為敦煌石窟的“活字典，活資料”。
他生前出版的《中國敦煌壁畫全集6：敦煌·盛唐》，還有2002年出版的遺著《敦煌曆史與莫高窟藝術研究》，都是敦煌學術史中裡程碑式的著作。
史葦湘先生在抗日戰争期間曾有參加遠征軍的經曆，在後來的動蕩時期裡，過去那段為了國家浴血奮戰的經曆，卻成為他遭到批鬥的理由。
1970年左右，他被勒令轉移戶口，下放到敦煌縣黃渠公社勞動。
他的妻子歐陽琳雖然沒有下鄉，但也在接受改造之列。
因為不敢送别自己的丈夫，隻能讓女兒史敦宇看着父親拖着行李離開，等史先生走到下寺的時候，她癱倒在地上失聲痛哭。
史葦湘在黃渠公社放羊，這個曾深受張大千賞識的年輕才子，一夜間變成了一個沉默的羊倌。
他沒有書可以讀，沒有壁畫可以臨摹，唯一的任務就是琢磨怎麼把羊養得更肥。
他常常把羊群趕到堿湖灘上，然後找個土墩坐下，憑借記憶做些筆記，思考不同時代壁畫的異同。
史葦湘先生的古典文學修養很好，最喜歡蘇東坡，放羊的時候，也許他會想到被貶至黃州的蘇東坡吧。
蟄伏放羊的這段時間，他居然發現和确定了敦煌藏經洞文獻《沙州都督府圖經》和《沙州地志》裡記載過的西漢時期敦煌效谷縣城的原址。
歐陽琳先生專注于敦煌石窟圖案的臨摹和研究。
她臨摹的敦煌壁畫曾多次在海内外展覽過，并被收入日本、法國出版的圖錄《中國敦煌壁畫》。
她從藻井、平棋、人字披、邊飾、龛楣、圓光、華蓋、幡幢、桌帏、地毯、地磚、香爐的圖案紋樣中，尋找植物紋、動物紋、天人、飛天、神靈異獸、龍、鳳的獨特含義。
她的主要著作有《敦煌線描集》（合著）、《敦煌圖案》（合著）、《敦煌圖案臨摹本》（合著）、《敦煌壁畫解讀》、《敦煌圖案解析》、《感悟敦煌》、《史葦湘、歐陽琳臨摹敦煌壁畫選集》等。
孫儒僩、李其瓊夫婦也是四川人。
孫儒僩1947年到敦煌藝術研究所工作，是莫高窟當時唯一一個專業的建築人才，主要負責考察、加固随時可能出現危險的石窟，并負責治沙的工作。
他還長期從事壁畫建築資料的臨摹、整理，洞窟測繪，石窟加固和保護等工作。
他後來擔任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所長、研究館員，甘肅省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甘肅省文化廳文物保護專家組成員。
他參與編寫了《敦煌藝術全集·石窟建築卷》、《敦煌藝術全集·建築畫卷》及《敦煌學大辭典》中關于敦煌石窟建築的詞條。
李其瓊1949年畢業于四川西南美專西畫科，1952年從部隊複員後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美術組，臨摹壁畫。
她曾任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副所長、研究館員。
她臨摹壁畫的水平很高，把握住了唐代壁畫藝術精髓的完美境界，特别是把握住了唐代壁畫中線描和色彩的神采氣韻。
莫高窟唐代第329窟佛龛内的《乘象入胎》和《夜半逾城》，第220窟的《帝王圖》，等等，都是她臨摹的傑作。
她還參與編寫了《中國敦煌壁畫全集7：敦煌·中唐》、《李其瓊臨摹敦煌壁畫選集》、《敦煌藝緣》（文集和畫集）等。
在“文革”中，孫儒僩、李其瓊夫婦被遣返回四川新津縣老家，在那裡參加公社水電站的修建。
水電站還沒建好，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軍代表就趕到四川，要求孫儒僩夫婦三天内收拾好行裝，返回敦煌工作。
李貞伯從前和徐悲鴻同時舉辦過個人畫展，曾任教于國立北平藝專（中央美術學院的前身），1953年參與了首都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美工組的工作。
他1954年調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後，完成了《敦煌畫庫》（12冊）、《敦煌藝術叢書》（6冊）、《敦煌彩塑》、《敦煌壁畫》等作品的攝影工作。
萬庚育1946年畢業于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油畫專業，曾任教于國立北平藝專。
1954年，她随同丈夫李貞伯到敦煌後，就再也沒有離開。
她在敦煌的壁畫臨摹和分期斷代方面做過重要的貢獻，出版有《中國敦煌壁畫全集9：敦煌五代·宋》《萬庚育臨摹敦煌壁畫集》，并發表多篇論文。
李貞伯一度被認為有海外關系，夫婦倆都遭到了批鬥，被隔離居住，各自放羊，不能見面。
“文革”期間，萬庚育不僅要放羊、喂豬，還要照顧寓居在下寺的兩位老喇嘛，直到他們去世。
畢可畢業于魯迅美術學院，後來轉入中央戲劇學院舞台美術設計專業。
他來敦煌後，擔任常書鴻先生的秘書，主要工作是負責臨摹敦煌石窟的壁畫。
他是個心直口快的人，又是搞藝術的，有時難免會得罪人。
畢可在1957年的時候，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遣送到酒泉夾邊溝農場接受勞動改造。
其實後來，組織上認為畢可的問題并不是什麼嚴重的問題，甘肅省文化廳指示其繼續留任原單位接受批評教育。
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畢可本人并不知情，所以他仍然一無所知地在夾邊溝繼續接受勞動改造。
聽說他去夾邊溝的時候還帶了畫冊、畫架和畫布，堅持畫畫，希望有一天能夠重回莫高窟臨摹他喜愛的敦煌壁畫，從事他熱愛的繪畫事業。
可惜他後來餓死在夾邊溝農場，年僅三十歲。
1978年，黨中央英明決策，給過去的冤、假、錯案該平反的平反，該落實政策的落實政策。
畢可的女兒和女婿從山東來敦煌文物研究所找常書鴻先生，想為自己的父親平反昭雪。
雖然那時我是研究所的副所長，但是為了長期分居的家，我心裡是想着離開敦煌的，所以我本不打算管畢可這件事情。
可是這小兩口因為見不到常先生，就找到了我，問我：“你是不是樊副所長？”我說：“是。
”我知道他們就是為了父親的冤案平反來的，我說你們不用說了，你們父親的冤案我知道。
按中央的政策，省裡已決定要給你們父親平反昭雪和落實政策。
當時我沒有辦法袖手旁觀，就把為畢可舉辦追悼會這件事情擔了起來。
常所長問我，追悼會怎麼開？我回答說，為畢可平反開追悼會，我們研究所應該把它辦好。
這是對畢可沉冤的公開平反昭雪，對畢可的親屬是慰藉，對畢可的山東父老鄉親們和研究所的同仁們也是個交代。
舉行追悼會的那天，常先生和研究所的所有同仁都來參加。
追悼會會場，正面挂了畢可遺像，兩側懸挂着同仁們寫的挽聯，放着同仁們做的花圈，桌上放置着畢可的骨灰盒（因為畢可的屍骨已無法找到，他女兒就從夾邊溝捧了把黃土回來，和他的遺物一起，放入骨灰盒内）。
追悼會上，除了研究所的悼詞，也安排畢可的女兒代表親屬發了言，表達了他們對父親的追思。
追悼會結束後，常先生和所有參會的研究所同仁，陪同畢可的女兒女婿将骨灰盒送到三危山下宕泉河旁邊的山坡上，面對着莫高窟，安葬在研究所故世同仁們的墓地。
後來畢可的女兒女婿來和我告别。
我說：“你們父親是不幸的，可以告慰的是現在他的沉冤終于正式平反了。
回去跟山東的父老鄉親們說，請他們放心！我已向文化廳彙報，給你們這次來敦煌申請了誤工補貼和返程的卧鋪票，一路好好休息休息。
” 一副追念畢可同志的挽聯是這樣寫的： 膠東紅纓，沂蒙烽火，京沈學子，敦煌新芽。
追思金戈：少年昔日風華安在？堪腸斷，山東父老！ 正義雖申，沉冤難泯，孤女尋父，沙碛渺茫。
悲問莫高：冤魂今夜遊歸何處？可痛苦，河西英靈！ 莫高窟沒有被破壞是個奇迹 許多人都問我，莫高窟在“文革”期間有沒有遭到破壞？ 當時在全國範圍内“破四舊”，導緻很多文物和古迹破壞極其嚴重。
大家都在想，莫高窟能幸免嗎？ 當時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同仁們确實非常擔心紅衛兵進洞窟搞破壞，因為洞
史葦湘是敦煌學研究專家，曾任敦煌文物研究所資料中心主任、研究館員。
他是敦煌石窟研究的開拓者之一，是最早運用藝術社會學理論研究敦煌石窟藝術的學者。
他首先發現了佛教史迹畫的題材内容，首次發現了雖有史書記載卻沒有留下實物的曲轅犁圖像，首次排比出23個北周窟，糾正了6個唐代窟編年的錯誤，被研究所同行譽為敦煌石窟的“活字典，活資料”。
他生前出版的《中國敦煌壁畫全集6：敦煌·盛唐》，還有2002年出版的遺著《敦煌曆史與莫高窟藝術研究》，都是敦煌學術史中裡程碑式的著作。
史葦湘先生在抗日戰争期間曾有參加遠征軍的經曆，在後來的動蕩時期裡，過去那段為了國家浴血奮戰的經曆，卻成為他遭到批鬥的理由。
1970年左右，他被勒令轉移戶口，下放到敦煌縣黃渠公社勞動。
他的妻子歐陽琳雖然沒有下鄉，但也在接受改造之列。
因為不敢送别自己的丈夫，隻能讓女兒史敦宇看着父親拖着行李離開，等史先生走到下寺的時候，她癱倒在地上失聲痛哭。
史葦湘在黃渠公社放羊，這個曾深受張大千賞識的年輕才子，一夜間變成了一個沉默的羊倌。
他沒有書可以讀，沒有壁畫可以臨摹，唯一的任務就是琢磨怎麼把羊養得更肥。
他常常把羊群趕到堿湖灘上，然後找個土墩坐下，憑借記憶做些筆記，思考不同時代壁畫的異同。
史葦湘先生的古典文學修養很好，最喜歡蘇東坡，放羊的時候，也許他會想到被貶至黃州的蘇東坡吧。
蟄伏放羊的這段時間，他居然發現和确定了敦煌藏經洞文獻《沙州都督府圖經》和《沙州地志》裡記載過的西漢時期敦煌效谷縣城的原址。
歐陽琳先生專注于敦煌石窟圖案的臨摹和研究。
她臨摹的敦煌壁畫曾多次在海内外展覽過，并被收入日本、法國出版的圖錄《中國敦煌壁畫》。
她從藻井、平棋、人字披、邊飾、龛楣、圓光、華蓋、幡幢、桌帏、地毯、地磚、香爐的圖案紋樣中，尋找植物紋、動物紋、天人、飛天、神靈異獸、龍、鳳的獨特含義。
她的主要著作有《敦煌線描集》（合著）、《敦煌圖案》（合著）、《敦煌圖案臨摹本》（合著）、《敦煌壁畫解讀》、《敦煌圖案解析》、《感悟敦煌》、《史葦湘、歐陽琳臨摹敦煌壁畫選集》等。
孫儒僩、李其瓊夫婦也是四川人。
孫儒僩1947年到敦煌藝術研究所工作，是莫高窟當時唯一一個專業的建築人才，主要負責考察、加固随時可能出現危險的石窟，并負責治沙的工作。
他還長期從事壁畫建築資料的臨摹、整理，洞窟測繪，石窟加固和保護等工作。
他後來擔任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所長、研究館員，甘肅省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甘肅省文化廳文物保護專家組成員。
他參與編寫了《敦煌藝術全集·石窟建築卷》、《敦煌藝術全集·建築畫卷》及《敦煌學大辭典》中關于敦煌石窟建築的詞條。
李其瓊1949年畢業于四川西南美專西畫科，1952年從部隊複員後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美術組，臨摹壁畫。
她曾任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副所長、研究館員。
她臨摹壁畫的水平很高，把握住了唐代壁畫藝術精髓的完美境界，特别是把握住了唐代壁畫中線描和色彩的神采氣韻。
莫高窟唐代第329窟佛龛内的《乘象入胎》和《夜半逾城》，第220窟的《帝王圖》，等等，都是她臨摹的傑作。
她還參與編寫了《中國敦煌壁畫全集7：敦煌·中唐》、《李其瓊臨摹敦煌壁畫選集》、《敦煌藝緣》（文集和畫集）等。
在“文革”中，孫儒僩、李其瓊夫婦被遣返回四川新津縣老家，在那裡參加公社水電站的修建。
水電站還沒建好，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軍代表就趕到四川，要求孫儒僩夫婦三天内收拾好行裝，返回敦煌工作。
李貞伯從前和徐悲鴻同時舉辦過個人畫展，曾任教于國立北平藝專（中央美術學院的前身），1953年參與了首都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美工組的工作。
他1954年調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後，完成了《敦煌畫庫》（12冊）、《敦煌藝術叢書》（6冊）、《敦煌彩塑》、《敦煌壁畫》等作品的攝影工作。
萬庚育1946年畢業于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油畫專業，曾任教于國立北平藝專。
1954年，她随同丈夫李貞伯到敦煌後，就再也沒有離開。
她在敦煌的壁畫臨摹和分期斷代方面做過重要的貢獻，出版有《中國敦煌壁畫全集9：敦煌五代·宋》《萬庚育臨摹敦煌壁畫集》，并發表多篇論文。
李貞伯一度被認為有海外關系，夫婦倆都遭到了批鬥，被隔離居住，各自放羊，不能見面。
“文革”期間，萬庚育不僅要放羊、喂豬，還要照顧寓居在下寺的兩位老喇嘛，直到他們去世。
畢可畢業于魯迅美術學院，後來轉入中央戲劇學院舞台美術設計專業。
他來敦煌後，擔任常書鴻先生的秘書，主要工作是負責臨摹敦煌石窟的壁畫。
他是個心直口快的人，又是搞藝術的，有時難免會得罪人。
畢可在1957年的時候，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遣送到酒泉夾邊溝農場接受勞動改造。
其實後來，組織上認為畢可的問題并不是什麼嚴重的問題，甘肅省文化廳指示其繼續留任原單位接受批評教育。
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畢可本人并不知情，所以他仍然一無所知地在夾邊溝繼續接受勞動改造。
聽說他去夾邊溝的時候還帶了畫冊、畫架和畫布，堅持畫畫，希望有一天能夠重回莫高窟臨摹他喜愛的敦煌壁畫，從事他熱愛的繪畫事業。
可惜他後來餓死在夾邊溝農場，年僅三十歲。
1978年，黨中央英明決策，給過去的冤、假、錯案該平反的平反，該落實政策的落實政策。
畢可的女兒和女婿從山東來敦煌文物研究所找常書鴻先生，想為自己的父親平反昭雪。
雖然那時我是研究所的副所長，但是為了長期分居的家，我心裡是想着離開敦煌的，所以我本不打算管畢可這件事情。
可是這小兩口因為見不到常先生，就找到了我，問我：“你是不是樊副所長？”我說：“是。
”我知道他們就是為了父親的冤案平反來的，我說你們不用說了，你們父親的冤案我知道。
按中央的政策，省裡已決定要給你們父親平反昭雪和落實政策。
當時我沒有辦法袖手旁觀，就把為畢可舉辦追悼會這件事情擔了起來。
常所長問我，追悼會怎麼開？我回答說，為畢可平反開追悼會，我們研究所應該把它辦好。
這是對畢可沉冤的公開平反昭雪，對畢可的親屬是慰藉，對畢可的山東父老鄉親們和研究所的同仁們也是個交代。
舉行追悼會的那天，常先生和研究所的所有同仁都來參加。
追悼會會場，正面挂了畢可遺像，兩側懸挂着同仁們寫的挽聯，放着同仁們做的花圈，桌上放置着畢可的骨灰盒（因為畢可的屍骨已無法找到，他女兒就從夾邊溝捧了把黃土回來，和他的遺物一起，放入骨灰盒内）。
追悼會上，除了研究所的悼詞，也安排畢可的女兒代表親屬發了言，表達了他們對父親的追思。
追悼會結束後，常先生和所有參會的研究所同仁，陪同畢可的女兒女婿将骨灰盒送到三危山下宕泉河旁邊的山坡上，面對着莫高窟，安葬在研究所故世同仁們的墓地。
後來畢可的女兒女婿來和我告别。
我說：“你們父親是不幸的，可以告慰的是現在他的沉冤終于正式平反了。
回去跟山東的父老鄉親們說，請他們放心！我已向文化廳彙報，給你們這次來敦煌申請了誤工補貼和返程的卧鋪票，一路好好休息休息。
” 一副追念畢可同志的挽聯是這樣寫的： 膠東紅纓，沂蒙烽火，京沈學子，敦煌新芽。
追思金戈：少年昔日風華安在？堪腸斷，山東父老！ 正義雖申，沉冤難泯，孤女尋父，沙碛渺茫。
悲問莫高：冤魂今夜遊歸何處？可痛苦，河西英靈！ 莫高窟沒有被破壞是個奇迹 許多人都問我，莫高窟在“文革”期間有沒有遭到破壞？ 當時在全國範圍内“破四舊”，導緻很多文物和古迹破壞極其嚴重。
大家都在想，莫高窟能幸免嗎？ 當時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同仁們确實非常擔心紅衛兵進洞窟搞破壞，因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