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風雨飄搖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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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裡面都是泥塑和壁畫，根本經不起折騰。
但是，“文革”期間敦煌文物研究所沒丢一本圖書，沒有一幅壁畫和一尊彩塑被破壞。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迹。
很多人不解，一些外國記者也經常問我。
我說，你們可以自己去看，眼見為實，确實一點都沒有被破壞。
我想這裡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文革”初期，中共中央《關于在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圖書的幾點意見》中明确指出，“各地重要的有典型性的古建築、石窟寺、石刻及雕刻壁畫等都應當加以保護”，這個文件我們研究所的同仁都知道。
紅衛兵不知道文物保護的重要性，我們是幹文物工作的，首要任務就是保護洞窟及其文物。
第二個原因是：“文革”中敦煌文物研究所内部雖然也搞派系，但是在保護文物的問題上，大家都毫不含糊，達成了基本的共識—無論在什麼時候，個人可以去莫高窟以外的地方參加活動，但是絕對不能把武鬥引進來。
誰要是引進武鬥，破壞了文物，要負法律責任。
雖然當時研究所總共48個人還分了16派，甚至有的一人就宣布是一派，并且各派之間也都寫大字報，互相攻擊，互相批判，可對于洞窟保護和絕不把武鬥引入的想法是基本一緻的。
因此盡管也有各派之間的“窩裡鬥”，但是始終沒有發生任何破壞文物的事件。
當時，大家最害怕的就是外面的紅衛兵來破壞敦煌莫高窟。
為了未雨綢缪，防患于未然，敦煌文物研究所對重要洞窟采取了特别的封洞措施，以防真有打砸搶事件發生。
果不其然，有一天，一隊紅衛兵來到了莫高窟。
整個研究所一下子非常緊張，我和當時所裡的幾位領導就去跟紅衛兵斡旋。
我們對來者說，這兒的洞窟、壁畫和彩塑，不是“四舊”，而是重要的古代文明的遺物。
國家也有規定，要保護文物。
我們這麼說，是希望能做做這些年輕人的工作，希望他們保持冷靜和理性。
沒想到這群年輕人說：“你們不要緊張，我們就是來敦煌看看。
”我心裡一下就明白了，這應該是一群借“串聯”之機，溜到敦煌來看莫高窟藝術的首都學生。
但是，他們提出要進洞參觀，讓不讓他們進？讓他們進，萬一他們在洞子裡心血來潮，趁機破壞怎麼辦？棍子掄起來，根本不要使什麼勁，那些泥塑就完了。
如果不讓他們看，也許會激怒這些人。
今天走了，明天再帶領一幫人來怎麼辦？我暗自想，興許這些年輕人和當年的自己一樣，非常向往敦煌這個地方，好不容易來了，希望看看莫高窟的藝術，那不妨就先讓他們在一般的洞子裡看看。
于是就派專人陪他們去看洞。
我心裡想好了，陪同的作用有二，一來可以随時防止破壞行為，二來說不定可以化敵為友。
紅衛兵們一看我們特别鄭重其事地派專人給他們講解，大受感動。
一方面感動于研究所的“熱情接待”，另一方面也感動于石窟藝術的魅力。
于是，我們就趁熱打鐵，和對方達成了一個“協議”，由雙方聯合寫小字報，打印出來在敦煌的馬路和車站到處張貼。
小字報的主要意思是：首都紅衛兵團已和敦煌文物研究所造反派聯合起來，共同保護莫高窟，其他企圖在此造反的兵團，你們就不能再過問了！這個聯合小字報“協議”真的起了作用，其他造反兵團看到已經有首都紅衛兵團進駐，便不再過問了。
正是因為我們主動與首都紅衛兵團聯合寫小字報宣傳文物保護，加之提前做好預防工作，很多重要洞窟在當時都被封閉保護起來，一直持續到“文革”結束，洞窟都沒有遭到一絲一毫的破壞，莫高窟得以保全。
那段時間真是如履薄冰，想想都後怕！因為隻要有一個人出頭，拿一根棒子，進到洞窟裡，那洞窟文物就完了！我們擔心紅衛兵破壞，擔心武鬥，怕洞子被砸。
好在當時研究所内部隻有一個人到外面去參加武鬥，也并沒有把外面的武鬥引到莫高窟來。
研究所總共48個人，沒有一個人那樣做。
但是分裂成16派的48個人，經常有小範圍的相互抵牾和攻擊。
比較嚴重的就是研究所的紅衛兵對所謂有種種曆史問題的人的揪鬥，常書鴻先生首先受到沖擊。
常先生從蘭州被揪回敦煌來，站在台上挨鬥。
段文傑先生也被扣帽子，同樣是重點批鬥的對象。
當時，常先生和段先生等在新中國成立前工作的人，幾乎都被揪了出來，家也都被抄了，且還在繼續一個又一個往外揪人，進牛棚的人越來越多。
我和觀點相同的同事在一起分析推測研究所的形勢，我估計再揪幾個人之後，有可能就要輪到我自己了，我有心理準備。
我心裡明白，一是，父親剛剛出事不久，留着他的信，如被抄走，有人可能會借此做文章；二是，有一個同事被揪了出來，他的宿舍同樣也被抄了。
他在被揪之前将一本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畫冊存放在我這裡，畫冊中有丘吉爾、斯大林、羅斯福、蔣介石等人物的照片。
這本畫冊一旦被造反派發現，他們必然會大做文章，上綱上線。
留着這樣的畫冊，萬一被抄家就非常危險。
在這樣的時刻，必須事事謹小慎微，以防萬一。
所以，我趁着夜深人靜的時候，就把同事存放在我這兒的畫冊，以及祖父和父親給我的所有信件從床底下找出來，全部燒掉了。
一般人在“文革”中難免做些從衆随大流的事情，大多數人也是應付一下，甚至口頭上附和着參與一下，這可以說是情有可原。
因為随着“文革”的聲浪不斷被推高，任何人都不能逃脫這個命運，所有人都要參加運動，不想參加也不行。
今天說某個人有問題，就必須批判他；明天說你有問題，大家也得批判你。
人人都知道，這是大趨勢，可以理解。
但有的人并不是被動地參與“文革”，而是有意借這個機會整人，這一類人有人格的缺陷。
面對同事之間互相揪鬥，妻子揭發丈夫，兒子揭發父親，至親的朋友相互檢舉，一切倫理道德仿佛一夜之間分崩離析。
人性中的恐懼或妒忌，在一種公開的場合中被催化發酵。
其實大家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但是有的人就看不清這一點。
看到其他人在受罪，有些人就感到莫名的興奮和快樂，還要加以嘲笑和欺辱。
有些人想利用“文革”牟利，加之一種野心的内在驅使，為了滿足個人欲望不惜把别人拖進泥潭，甚至落井下石。
還有一些人在“文革”之後，開始以曆史審判者的語氣和姿态寫文章。
但事實是，他所說的曆史、曆史中的人和事，基本上都是假的，是自己編造的。
經曆了那個風雨飄搖的動蕩年代，我認識到從前的自己太傻，太單純。
但是我很慶幸在那段艱難的日子裡，我的内心始終有着自己的道德律，即便是父親的非正常死亡，也沒有讓我失去理性。
我更加深刻地意識到父母和北大給予我的教育，在人生最黑暗的時刻顯示出真正的意義。
一個知識分子在任何時候都要保持理性和良知，絕對不能亂跟風，今天刮東風就被東風吹着跑，明天刮西風就被西風吹着跑。
我們這些人從四面八方來到敦煌，都是為了莫高窟的文物保護事業而來，我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發揮好自己的作用，把這一件事做好，把我們自己的業務搞好。
不要你整我，我整你，就像《紅樓夢》裡王熙鳳說的，“一個個像烏眼雞似的，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
不然最後我們都将一事無成，把莫高窟毀了，也把自己毀了。
跟着亂轉就要付出代價。
回顧這段曆史，最可惜的就是大量時間都荒廢了，沒有用于學術研究和業務提高。
1972年我擔任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組負責人之後，僅和老同學馬世長合寫了《莫高窟發現的唐代絲織物及其他》以及《敦煌甜水井漢代遺址的調查》這兩篇論文。
和很多學者一樣，我真正的學術生涯都是從80年代後才開始的。
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曆史的遺憾。
保護、研究、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敦煌莫高窟，是國家交給敦煌研究院的重要使命。
作為保管機構，在任何時候一定要有主心骨！在曆次決定敦煌命運的關鍵時刻，敦煌研究院之所以能夠使石窟保管工作沿着正确的道路前進，不僅因為依靠了國家的法律和法規，更在于大家始終堅持擔當使命不動搖。
但是，“文革”期間敦煌文物研究所沒丢一本圖書，沒有一幅壁畫和一尊彩塑被破壞。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迹。
很多人不解，一些外國記者也經常問我。
我說，你們可以自己去看，眼見為實，确實一點都沒有被破壞。
我想這裡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文革”初期，中共中央《關于在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圖書的幾點意見》中明确指出，“各地重要的有典型性的古建築、石窟寺、石刻及雕刻壁畫等都應當加以保護”，這個文件我們研究所的同仁都知道。
紅衛兵不知道文物保護的重要性，我們是幹文物工作的，首要任務就是保護洞窟及其文物。
第二個原因是：“文革”中敦煌文物研究所内部雖然也搞派系，但是在保護文物的問題上，大家都毫不含糊，達成了基本的共識—無論在什麼時候，個人可以去莫高窟以外的地方參加活動，但是絕對不能把武鬥引進來。
誰要是引進武鬥，破壞了文物，要負法律責任。
雖然當時研究所總共48個人還分了16派，甚至有的一人就宣布是一派，并且各派之間也都寫大字報，互相攻擊，互相批判，可對于洞窟保護和絕不把武鬥引入的想法是基本一緻的。
因此盡管也有各派之間的“窩裡鬥”，但是始終沒有發生任何破壞文物的事件。
當時，大家最害怕的就是外面的紅衛兵來破壞敦煌莫高窟。
為了未雨綢缪，防患于未然，敦煌文物研究所對重要洞窟采取了特别的封洞措施，以防真有打砸搶事件發生。
果不其然，有一天，一隊紅衛兵來到了莫高窟。
整個研究所一下子非常緊張，我和當時所裡的幾位領導就去跟紅衛兵斡旋。
我們對來者說，這兒的洞窟、壁畫和彩塑，不是“四舊”，而是重要的古代文明的遺物。
國家也有規定，要保護文物。
我們這麼說，是希望能做做這些年輕人的工作，希望他們保持冷靜和理性。
沒想到這群年輕人說：“你們不要緊張，我們就是來敦煌看看。
”我心裡一下就明白了，這應該是一群借“串聯”之機，溜到敦煌來看莫高窟藝術的首都學生。
但是，他們提出要進洞參觀，讓不讓他們進？讓他們進，萬一他們在洞子裡心血來潮，趁機破壞怎麼辦？棍子掄起來，根本不要使什麼勁，那些泥塑就完了。
如果不讓他們看，也許會激怒這些人。
今天走了，明天再帶領一幫人來怎麼辦？我暗自想，興許這些年輕人和當年的自己一樣，非常向往敦煌這個地方，好不容易來了，希望看看莫高窟的藝術，那不妨就先讓他們在一般的洞子裡看看。
于是就派專人陪他們去看洞。
我心裡想好了，陪同的作用有二，一來可以随時防止破壞行為，二來說不定可以化敵為友。
紅衛兵們一看我們特别鄭重其事地派專人給他們講解，大受感動。
一方面感動于研究所的“熱情接待”，另一方面也感動于石窟藝術的魅力。
于是，我們就趁熱打鐵，和對方達成了一個“協議”，由雙方聯合寫小字報，打印出來在敦煌的馬路和車站到處張貼。
小字報的主要意思是：首都紅衛兵團已和敦煌文物研究所造反派聯合起來，共同保護莫高窟，其他企圖在此造反的兵團，你們就不能再過問了！這個聯合小字報“協議”真的起了作用，其他造反兵團看到已經有首都紅衛兵團進駐，便不再過問了。
正是因為我們主動與首都紅衛兵團聯合寫小字報宣傳文物保護，加之提前做好預防工作，很多重要洞窟在當時都被封閉保護起來，一直持續到“文革”結束，洞窟都沒有遭到一絲一毫的破壞，莫高窟得以保全。
那段時間真是如履薄冰，想想都後怕！因為隻要有一個人出頭，拿一根棒子，進到洞窟裡，那洞窟文物就完了！我們擔心紅衛兵破壞，擔心武鬥，怕洞子被砸。
好在當時研究所内部隻有一個人到外面去參加武鬥，也并沒有把外面的武鬥引到莫高窟來。
研究所總共48個人，沒有一個人那樣做。
但是分裂成16派的48個人，經常有小範圍的相互抵牾和攻擊。
比較嚴重的就是研究所的紅衛兵對所謂有種種曆史問題的人的揪鬥，常書鴻先生首先受到沖擊。
常先生從蘭州被揪回敦煌來，站在台上挨鬥。
段文傑先生也被扣帽子，同樣是重點批鬥的對象。
當時，常先生和段先生等在新中國成立前工作的人，幾乎都被揪了出來，家也都被抄了，且還在繼續一個又一個往外揪人，進牛棚的人越來越多。
我和觀點相同的同事在一起分析推測研究所的形勢，我估計再揪幾個人之後，有可能就要輪到我自己了，我有心理準備。
我心裡明白，一是，父親剛剛出事不久，留着他的信，如被抄走，有人可能會借此做文章；二是，有一個同事被揪了出來，他的宿舍同樣也被抄了。
他在被揪之前将一本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畫冊存放在我這裡，畫冊中有丘吉爾、斯大林、羅斯福、蔣介石等人物的照片。
這本畫冊一旦被造反派發現，他們必然會大做文章，上綱上線。
留着這樣的畫冊，萬一被抄家就非常危險。
在這樣的時刻，必須事事謹小慎微，以防萬一。
所以，我趁着夜深人靜的時候，就把同事存放在我這兒的畫冊，以及祖父和父親給我的所有信件從床底下找出來，全部燒掉了。
一般人在“文革”中難免做些從衆随大流的事情，大多數人也是應付一下，甚至口頭上附和着參與一下，這可以說是情有可原。
因為随着“文革”的聲浪不斷被推高，任何人都不能逃脫這個命運，所有人都要參加運動，不想參加也不行。
今天說某個人有問題，就必須批判他；明天說你有問題，大家也得批判你。
人人都知道，這是大趨勢，可以理解。
但有的人并不是被動地參與“文革”，而是有意借這個機會整人，這一類人有人格的缺陷。
面對同事之間互相揪鬥，妻子揭發丈夫，兒子揭發父親，至親的朋友相互檢舉，一切倫理道德仿佛一夜之間分崩離析。
人性中的恐懼或妒忌，在一種公開的場合中被催化發酵。
其實大家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但是有的人就看不清這一點。
看到其他人在受罪，有些人就感到莫名的興奮和快樂，還要加以嘲笑和欺辱。
有些人想利用“文革”牟利，加之一種野心的内在驅使，為了滿足個人欲望不惜把别人拖進泥潭，甚至落井下石。
還有一些人在“文革”之後，開始以曆史審判者的語氣和姿态寫文章。
但事實是，他所說的曆史、曆史中的人和事，基本上都是假的，是自己編造的。
經曆了那個風雨飄搖的動蕩年代，我認識到從前的自己太傻，太單純。
但是我很慶幸在那段艱難的日子裡，我的内心始終有着自己的道德律，即便是父親的非正常死亡，也沒有讓我失去理性。
我更加深刻地意識到父母和北大給予我的教育，在人生最黑暗的時刻顯示出真正的意義。
一個知識分子在任何時候都要保持理性和良知，絕對不能亂跟風，今天刮東風就被東風吹着跑，明天刮西風就被西風吹着跑。
我們這些人從四面八方來到敦煌，都是為了莫高窟的文物保護事業而來，我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發揮好自己的作用，把這一件事做好，把我們自己的業務搞好。
不要你整我，我整你，就像《紅樓夢》裡王熙鳳說的，“一個個像烏眼雞似的，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
不然最後我們都将一事無成，把莫高窟毀了，也把自己毀了。
跟着亂轉就要付出代價。
回顧這段曆史，最可惜的就是大量時間都荒廢了，沒有用于學術研究和業務提高。
1972年我擔任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組負責人之後，僅和老同學馬世長合寫了《莫高窟發現的唐代絲織物及其他》以及《敦煌甜水井漢代遺址的調查》這兩篇論文。
和很多學者一樣，我真正的學術生涯都是從80年代後才開始的。
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曆史的遺憾。
保護、研究、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敦煌莫高窟，是國家交給敦煌研究院的重要使命。
作為保管機構，在任何時候一定要有主心骨！在曆次決定敦煌命運的關鍵時刻，敦煌研究院之所以能夠使石窟保管工作沿着正确的道路前進，不僅因為依靠了國家的法律和法規，更在于大家始終堅持擔當使命不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