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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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學在海外[1]
敦煌藏經洞文獻在發現後不久，就被西方探險家所攫取，流散于英、法、俄、日等國的衆多公私收藏機構，吸引了西方許多漢學、藏學、東方學等領域的學者競相研究，特别是法國、英國、俄國和日本等國産生了一批在國際學術界有影響力的敦煌學研究成果，使敦煌學成為一門世界性學問。
過去曾有一種說法：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
斯坦因劫掠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文獻數量最多，有一萬六千多件，其中有漢文和梵文、藏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等各種文字。
英國學者在整理敦煌藏經洞文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20世紀50年代，大英博物館的漢籍保管員翟林奈整理了斯坦因所獲漢文文獻，但遺留下許多殘片，到90年代由我國的敦煌學學者榮新江、方廣锠對殘卷重新編目。
著名漢學家魏禮對斯坦因所獲的五百餘件絹紙繪畫做了整理編目。
1931年，大英博物館與印度政府聯合出版了《斯坦因敦煌所獲繪畫品目錄》。
因印度政府和英國政府共同出資支持斯坦因中亞探險，故印度政府也從斯坦因所劫獲敦煌資料中分得一部分。
比利時佛學家瓦雷·普散為765号敦煌藏文佛教文獻編了目錄。
印度事務部圖書館館長托馬斯負責整理敦煌藏文非佛教文獻。
劍橋大學的貝利整理了于阗文寫本。
在敦煌學研究方面，20世紀五六十年代，魏禮研究了唐五代敦煌地區祆教的流行情況、敦煌變文的譯注、敦煌的民謠與故事。
英國的崔維澤教授利用敦煌官制、法制、經濟、氏族的資料發表了一系列研究唐史的文章。
漢學家麥大維、杜德橋、巴瑞特等也利用敦煌材料，研究唐代儒學、禮法、小說、道教、民間宗教等。
伊朗語言學家恒甯及其繼承人博伊絲、麥肯吉、辛姆斯—威廉姆斯是粟特文的重要解讀者和研究者。
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除了著名學者韋陀教授對敦煌絹紙繪畫做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外，英國有關敦煌研究的成果甚微。
值得注意的是，近三十年來英國對于敦煌學的貢獻，是附設在大英圖書館的“國際敦煌項目”（TheInternationalDunhuangProject，簡稱IDP）上的，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緻力于英國乃至全世界所藏敦煌文獻的數字化工作。
現在全世界的學者都可以在該項目的官網（http://idp.bl.uk）上，看到斯坦因從敦煌和新疆所獲部分文書的清晰照片。
這個項目的實施，不僅有利于敦煌文獻原卷的保護，也便于各國學者對敦煌資料的使用。
項目在“通過國際合作以促進敦煌文化遺産的研究和保護”的主旨思想指導下，從1993年以來，聯合世界各國收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的單位，在倫敦、巴黎、柏林、聖彼得堡、敦煌等地，陸續召開了多次以敦煌和中亞寫本的保護為主題的小型會議，對于敦煌寫本的保護和研究都産生了推進作用。
[2] 法國也是國外整理、研究敦煌文獻方面學者輩出、成果豐碩的學術重鎮。
伯希和憑借其深厚的漢學功底在敦煌藏經洞挑選了最有價值的材料，整理了他所獲取的部分漢文寫本目錄，編著了《敦煌石窟圖錄》。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吳其昱、蘇遠鳴等利用伯希和及中國著名敦煌學者王重民的目錄草稿，重新編纂法國國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寫本目錄。
1973年法國國立研究中心和高等實驗學院第四系聯合組成的483研究小組是西方唯一的敦煌學專門機構，其宗旨是編寫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伯希和敦煌漢文寫本目錄，指導和推動敦煌寫本的研究。
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陸續出版了《法國國家圖書館藏伯希和敦煌漢文寫本目錄》《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法國國家圖書館藏伯希和敦煌寫本叢書》。
著名漢學家馬伯樂受斯坦因之托，整理了斯氏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漢文文書。
拉露完成了敦煌藏文編目。
哈密頓整理了回鹘文文獻。
在敦煌文獻研究方面，馬伯樂利用敦煌文獻研究道教和漢語音韻，他找出的南朝道士宋文明所著的《道德義淵》，非常重要。
蘇遠鳴主編了三冊《敦煌研究論文集》，發表了他領導的敦煌研究小組專家們的敦煌學研究成果，包括道教、道教史、民間宗教和占蔔等。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國學者的敦煌學研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其中最有影響的是著名漢學家戴密微，他在利用敦煌文獻研究漢學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他對敦煌文獻中的禅宗文獻的價值十分重視。
他與中國著名敦煌學者王重民經常探讨敦煌文書中有關漢地和印度僧人在吐蕃争論“頓漸”問題的材料，出版了《吐蕃僧诤記》，此書拓展了敦煌禅宗文獻研究的範圍。
他在漢藏佛教史、漢藏關系史等許多方面都有所貢獻。
戴密微也研究通俗文學作品，如變文、曲子詞、通俗詩及童蒙讀物等。
謝和耐和童丕利用敦煌文書開創了社會經濟史研究，借助敦煌契約文書研究敦煌的借貸問題—中國中古時代的物質生活與社會。
1998年，以利用敦煌材料研究“書籍考古學”著稱的戴仁教授就任法國遠東學院（EFEO）院長後，大力推動法國乃至歐美敦煌學的發展。
他一方面邀請有成就的美國、日本、中國的敦煌學研究者到巴黎講學，一方面編輯出版敦煌學專題研究文集。
1999年，戴仁主編的《敦煌繪畫論集：伯希和與斯坦因收集品中的紙本白畫與繪畫研究》由法國遠東學院出版，其中收錄了蘇遠鳴、胡素馨、戴仁、太史文、艾麗白的論文。
2000年，法國遠東學院的刊物《遠東研究紀要》第11卷由戴仁任特邀主編，作為“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百年敦煌學新研”專号出版，集中發表了蘇遠鳴、戴仁、穆瑞蓮、童丕、茅甘等學者的八篇敦煌學論文，涉及敦煌繪畫的供養人、早期印刷術、佛教對道教“廚”觀念的吸收和利用、西北地區的占蔔、藏文史書等方面。
[3] 20世紀末以來，法國華裔敦煌學者、遠東學院教授郭麗英女士的研究頗引人注目，她是藏學家石泰安的愛徒，獲得法國漢學最高獎“儒蓮獎”，獲獎專著為《5—10世紀中國佛教的忏罪與悔過》。
她對敦煌的密教文書，特别是《金剛峻經》用力甚勤，發表多篇論文。
法國遠東學院的青年學者牟和谛關注敦煌石窟中保存的《提謂波利經》《佛說淨度三昧經》《佛說十王經》等疑僞經和疑僞經圖像，借此考察疑僞經及圖像在佛教中國化、世俗化過程中的作用。
法國漢學界在敦煌學研究中一直與中國學者保持着密切聯絡的态勢。
奧登堡是最後一個到敦煌劫取敦煌文獻、莫高窟彩塑和壁畫的探險家。
俄羅斯的敦煌收集品有一萬八千多号，其中多為佛經的殘片，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開始敦煌學研究。
孟列夫主編了三千号的兩卷《蘇聯科學院亞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出版了一系列敦煌通俗文學作品研究論著。
丘古耶夫斯基主要研究敦煌經濟文書，1983年出版以研究民籍、賬簿、賦役、寺院經濟文書為主的《敦煌漢文文書》第一卷。
20世紀90年代開始，俄羅斯和中國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編輯出版了《俄藏敦煌文獻》15卷，其中有《王梵志詩集》《曆代法寶記》等敦煌文學、佛教文獻；編輯出版了《俄藏敦煌藝術品》5卷，為研究敦煌藝術提供了資料。
日本是海外最大的敦煌學研究基地。
日本學者從1909年開始敦煌學研究，不少學者到英法等國收集材料，帶回日本整理，刊布出一批珍貴文獻。
藤田豐八、矢吹慶輝、羽田亨、那波利貞、仁井田陞、松本榮一等學者開始了對佛教文獻、中國古籍、曆史文化、社會經濟、法制文書、石窟壁畫和藏經洞絹紙畫等多方面的研究。
特别是松本榮一的《敦煌畫的研究》對敦煌壁畫内容的解讀，基于20世紀20年代出版的法國伯希和《敦煌石窟圖錄》的圖片資料，通過經文和壁畫的對讀，解讀出《法華經變》《報恩經變》《華嚴經變》《勞度叉鬥聖變》《西方淨土變》等大量壁畫内容。
他的研究對于我們後來深入了解敦煌壁畫、敦煌石窟圖像很有啟發。
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敦煌學研究達到新的高度。
這個時期他們找回了大谷探險隊收集的敦煌吐魯番文書；又從英國、中國、蘇聯得到了豐富的敦煌文獻的新材料。
此時以敦煌文獻研究為主，也有對敦煌石窟藝術的研究。
日本湧現了塚本善隆、山本達郎、藤枝晃、池田溫、上山大峻等一大批敦煌學學者。
出版了日本引以為榮的兩項學者集體合作完成的重大項目：一項由石濱純太郎成立的“西域文化研究會”，集合一批專家，研究找回的大谷文書，彙為六卷本《西域文化研究》；另一項是敦煌文獻研究委員會編纂的《斯坦因敦煌文獻及研究文獻中業經引用介紹的西域出土漢文文獻分類目錄初稿》。
此外，産生了敦煌佛教史、經濟史、敦煌曆史、中晚唐以來的敦煌佛教社會及文學等方面的一大批優秀研究成果，還有秋山光和、東山健吾、百橋明穗等學者在敦煌石窟藝術研究方面的成果。
[4] 80年代以後，随着各國敦煌資料的陸續公開出版，日本朝着專一化研究和集體綜合研究兩方面發展。
某一種文獻的集大成著作紛紛産生，如知名敦煌學專家池田溫的《中國古代籍帳研究》，分概觀和錄文兩部分。
概觀部分是對中國古代籍帳的全面詳細的研究。
錄文部分共收錄敦煌、吐魯番出土的籍帳、差科簿文書三百多件，在文書的彙集、綴合、校錄方面優于前人。
池田溫的《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是敦煌、吐魯番等地寫本文獻中的跋文題記的彙輯，是敦煌寫本的集大成之作。
竺沙雅章的《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是利用敦煌文獻研究中國佛教史的重要著作。
在專精的研究方面，以《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史文書集》叢刊為其典範。
綜合研究方面成果更多，日本成立了“青年敦煌學者協會”“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會”等，以團體形式開展集體綜合研究，代表了敦煌學發展的方向。
1980—1983年編纂出版的十三卷本《講座敦煌》是一項規模更大的集體合作項目，代表了當時日本敦煌學的水平。
2000年，日本《亞洲學刊》出版了“敦煌吐魯番專号”，展示了他們為百年敦煌學研究做出的貢獻。
其中收錄了四篇論文：百橋明穗對莫高窟早期洞窟的探讨，森安孝夫有關沙州回鹘與西回鹘王國關系的新認識，高田時雄談敦煌的多語言使用問題，吉田豐報告日德兩國學者合作研究吐魯番出土伊朗語寫本的初步結果，即利用對寫本漢文一面的比定結果，來幫助綴合考釋另一面的粟特文、中古波斯文文獻。
近些年來，日本仍有一批中青年學者，如八木春生、大西磨希子、濱田瑞美、荒見泰史、菊地淑子、赤木崇敏、岩尾一史、岩本笃志、坂尻彰宏、松井太、荒川慎太郎等，持續從事有關敦煌的石窟藝術、文學文獻、曆史文獻、胡語文獻（如回鹘文、西夏文）等方面的研究，顯示了日本學者對敦煌學研究的持續熱情和發展後勁。
美國沒有很多的敦煌材料，沒有專門研究機構，也沒有太多研究者。
他們受到法國和日本的敦煌學研究的影響。
20世紀80年代比較突出的有梅維恒對通俗文學的研究，出版有《繪畫與表演：中國看圖講唱及其印度起源》《唐代變文：佛教對中國白話小說與戲劇興起的貢獻之研究》，還有研讨經變的
過去曾有一種說法：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
斯坦因劫掠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文獻數量最多，有一萬六千多件，其中有漢文和梵文、藏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等各種文字。
英國學者在整理敦煌藏經洞文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20世紀50年代，大英博物館的漢籍保管員翟林奈整理了斯坦因所獲漢文文獻，但遺留下許多殘片，到90年代由我國的敦煌學學者榮新江、方廣锠對殘卷重新編目。
著名漢學家魏禮對斯坦因所獲的五百餘件絹紙繪畫做了整理編目。
1931年，大英博物館與印度政府聯合出版了《斯坦因敦煌所獲繪畫品目錄》。
因印度政府和英國政府共同出資支持斯坦因中亞探險，故印度政府也從斯坦因所劫獲敦煌資料中分得一部分。
比利時佛學家瓦雷·普散為765号敦煌藏文佛教文獻編了目錄。
印度事務部圖書館館長托馬斯負責整理敦煌藏文非佛教文獻。
劍橋大學的貝利整理了于阗文寫本。
在敦煌學研究方面，20世紀五六十年代，魏禮研究了唐五代敦煌地區祆教的流行情況、敦煌變文的譯注、敦煌的民謠與故事。
英國的崔維澤教授利用敦煌官制、法制、經濟、氏族的資料發表了一系列研究唐史的文章。
漢學家麥大維、杜德橋、巴瑞特等也利用敦煌材料，研究唐代儒學、禮法、小說、道教、民間宗教等。
伊朗語言學家恒甯及其繼承人博伊絲、麥肯吉、辛姆斯—威廉姆斯是粟特文的重要解讀者和研究者。
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除了著名學者韋陀教授對敦煌絹紙繪畫做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外，英國有關敦煌研究的成果甚微。
值得注意的是，近三十年來英國對于敦煌學的貢獻，是附設在大英圖書館的“國際敦煌項目”（TheInternationalDunhuangProject，簡稱IDP）上的，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緻力于英國乃至全世界所藏敦煌文獻的數字化工作。
現在全世界的學者都可以在該項目的官網（
這個項目的實施，不僅有利于敦煌文獻原卷的保護，也便于各國學者對敦煌資料的使用。
項目在“通過國際合作以促進敦煌文化遺産的研究和保護”的主旨思想指導下，從1993年以來，聯合世界各國收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的單位，在倫敦、巴黎、柏林、聖彼得堡、敦煌等地，陸續召開了多次以敦煌和中亞寫本的保護為主題的小型會議，對于敦煌寫本的保護和研究都産生了推進作用。
[2] 法國也是國外整理、研究敦煌文獻方面學者輩出、成果豐碩的學術重鎮。
伯希和憑借其深厚的漢學功底在敦煌藏經洞挑選了最有價值的材料，整理了他所獲取的部分漢文寫本目錄，編著了《敦煌石窟圖錄》。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吳其昱、蘇遠鳴等利用伯希和及中國著名敦煌學者王重民的目錄草稿，重新編纂法國國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寫本目錄。
1973年法國國立研究中心和高等實驗學院第四系聯合組成的483研究小組是西方唯一的敦煌學專門機構，其宗旨是編寫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伯希和敦煌漢文寫本目錄，指導和推動敦煌寫本的研究。
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陸續出版了《法國國家圖書館藏伯希和敦煌漢文寫本目錄》《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法國國家圖書館藏伯希和敦煌寫本叢書》。
著名漢學家馬伯樂受斯坦因之托，整理了斯氏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漢文文書。
拉露完成了敦煌藏文編目。
哈密頓整理了回鹘文文獻。
在敦煌文獻研究方面，馬伯樂利用敦煌文獻研究道教和漢語音韻，他找出的南朝道士宋文明所著的《道德義淵》，非常重要。
蘇遠鳴主編了三冊《敦煌研究論文集》，發表了他領導的敦煌研究小組專家們的敦煌學研究成果，包括道教、道教史、民間宗教和占蔔等。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國學者的敦煌學研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其中最有影響的是著名漢學家戴密微，他在利用敦煌文獻研究漢學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他對敦煌文獻中的禅宗文獻的價值十分重視。
他與中國著名敦煌學者王重民經常探讨敦煌文書中有關漢地和印度僧人在吐蕃争論“頓漸”問題的材料，出版了《吐蕃僧诤記》，此書拓展了敦煌禅宗文獻研究的範圍。
他在漢藏佛教史、漢藏關系史等許多方面都有所貢獻。
戴密微也研究通俗文學作品，如變文、曲子詞、通俗詩及童蒙讀物等。
謝和耐和童丕利用敦煌文書開創了社會經濟史研究，借助敦煌契約文書研究敦煌的借貸問題—中國中古時代的物質生活與社會。
1998年，以利用敦煌材料研究“書籍考古學”著稱的戴仁教授就任法國遠東學院（EFEO）院長後，大力推動法國乃至歐美敦煌學的發展。
他一方面邀請有成就的美國、日本、中國的敦煌學研究者到巴黎講學，一方面編輯出版敦煌學專題研究文集。
1999年，戴仁主編的《敦煌繪畫論集：伯希和與斯坦因收集品中的紙本白畫與繪畫研究》由法國遠東學院出版，其中收錄了蘇遠鳴、胡素馨、戴仁、太史文、艾麗白的論文。
2000年，法國遠東學院的刊物《遠東研究紀要》第11卷由戴仁任特邀主編，作為“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百年敦煌學新研”專号出版，集中發表了蘇遠鳴、戴仁、穆瑞蓮、童丕、茅甘等學者的八篇敦煌學論文，涉及敦煌繪畫的供養人、早期印刷術、佛教對道教“廚”觀念的吸收和利用、西北地區的占蔔、藏文史書等方面。
[3] 20世紀末以來，法國華裔敦煌學者、遠東學院教授郭麗英女士的研究頗引人注目，她是藏學家石泰安的愛徒，獲得法國漢學最高獎“儒蓮獎”，獲獎專著為《5—10世紀中國佛教的忏罪與悔過》。
她對敦煌的密教文書，特别是《金剛峻經》用力甚勤，發表多篇論文。
法國遠東學院的青年學者牟和谛關注敦煌石窟中保存的《提謂波利經》《佛說淨度三昧經》《佛說十王經》等疑僞經和疑僞經圖像，借此考察疑僞經及圖像在佛教中國化、世俗化過程中的作用。
法國漢學界在敦煌學研究中一直與中國學者保持着密切聯絡的态勢。
奧登堡是最後一個到敦煌劫取敦煌文獻、莫高窟彩塑和壁畫的探險家。
俄羅斯的敦煌收集品有一萬八千多号，其中多為佛經的殘片，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開始敦煌學研究。
孟列夫主編了三千号的兩卷《蘇聯科學院亞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出版了一系列敦煌通俗文學作品研究論著。
丘古耶夫斯基主要研究敦煌經濟文書，1983年出版以研究民籍、賬簿、賦役、寺院經濟文書為主的《敦煌漢文文書》第一卷。
20世紀90年代開始，俄羅斯和中國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編輯出版了《俄藏敦煌文獻》15卷，其中有《王梵志詩集》《曆代法寶記》等敦煌文學、佛教文獻；編輯出版了《俄藏敦煌藝術品》5卷，為研究敦煌藝術提供了資料。
日本是海外最大的敦煌學研究基地。
日本學者從1909年開始敦煌學研究，不少學者到英法等國收集材料，帶回日本整理，刊布出一批珍貴文獻。
藤田豐八、矢吹慶輝、羽田亨、那波利貞、仁井田陞、松本榮一等學者開始了對佛教文獻、中國古籍、曆史文化、社會經濟、法制文書、石窟壁畫和藏經洞絹紙畫等多方面的研究。
特别是松本榮一的《敦煌畫的研究》對敦煌壁畫内容的解讀，基于20世紀20年代出版的法國伯希和《敦煌石窟圖錄》的圖片資料，通過經文和壁畫的對讀，解讀出《法華經變》《報恩經變》《華嚴經變》《勞度叉鬥聖變》《西方淨土變》等大量壁畫内容。
他的研究對于我們後來深入了解敦煌壁畫、敦煌石窟圖像很有啟發。
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敦煌學研究達到新的高度。
這個時期他們找回了大谷探險隊收集的敦煌吐魯番文書；又從英國、中國、蘇聯得到了豐富的敦煌文獻的新材料。
此時以敦煌文獻研究為主，也有對敦煌石窟藝術的研究。
日本湧現了塚本善隆、山本達郎、藤枝晃、池田溫、上山大峻等一大批敦煌學學者。
出版了日本引以為榮的兩項學者集體合作完成的重大項目：一項由石濱純太郎成立的“西域文化研究會”，集合一批專家，研究找回的大谷文書，彙為六卷本《西域文化研究》；另一項是敦煌文獻研究委員會編纂的《斯坦因敦煌文獻及研究文獻中業經引用介紹的西域出土漢文文獻分類目錄初稿》。
此外，産生了敦煌佛教史、經濟史、敦煌曆史、中晚唐以來的敦煌佛教社會及文學等方面的一大批優秀研究成果，還有秋山光和、東山健吾、百橋明穗等學者在敦煌石窟藝術研究方面的成果。
[4] 80年代以後，随着各國敦煌資料的陸續公開出版，日本朝着專一化研究和集體綜合研究兩方面發展。
某一種文獻的集大成著作紛紛産生，如知名敦煌學專家池田溫的《中國古代籍帳研究》，分概觀和錄文兩部分。
概觀部分是對中國古代籍帳的全面詳細的研究。
錄文部分共收錄敦煌、吐魯番出土的籍帳、差科簿文書三百多件，在文書的彙集、綴合、校錄方面優于前人。
池田溫的《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是敦煌、吐魯番等地寫本文獻中的跋文題記的彙輯，是敦煌寫本的集大成之作。
竺沙雅章的《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是利用敦煌文獻研究中國佛教史的重要著作。
在專精的研究方面，以《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史文書集》叢刊為其典範。
綜合研究方面成果更多，日本成立了“青年敦煌學者協會”“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會”等，以團體形式開展集體綜合研究，代表了敦煌學發展的方向。
1980—1983年編纂出版的十三卷本《講座敦煌》是一項規模更大的集體合作項目，代表了當時日本敦煌學的水平。
2000年，日本《亞洲學刊》出版了“敦煌吐魯番專号”，展示了他們為百年敦煌學研究做出的貢獻。
其中收錄了四篇論文：百橋明穗對莫高窟早期洞窟的探讨，森安孝夫有關沙州回鹘與西回鹘王國關系的新認識，高田時雄談敦煌的多語言使用問題，吉田豐報告日德兩國學者合作研究吐魯番出土伊朗語寫本的初步結果，即利用對寫本漢文一面的比定結果，來幫助綴合考釋另一面的粟特文、中古波斯文文獻。
近些年來，日本仍有一批中青年學者，如八木春生、大西磨希子、濱田瑞美、荒見泰史、菊地淑子、赤木崇敏、岩尾一史、岩本笃志、坂尻彰宏、松井太、荒川慎太郎等，持續從事有關敦煌的石窟藝術、文學文獻、曆史文獻、胡語文獻（如回鹘文、西夏文）等方面的研究，顯示了日本學者對敦煌學研究的持續熱情和發展後勁。
美國沒有很多的敦煌材料，沒有專門研究機構，也沒有太多研究者。
他們受到法國和日本的敦煌學研究的影響。
20世紀80年代比較突出的有梅維恒對通俗文學的研究，出版有《繪畫與表演：中國看圖講唱及其印度起源》《唐代變文：佛教對中國白話小說與戲劇興起的貢獻之研究》，還有研讨經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