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千年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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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藝術聖地
敦煌，位于中國甘肅省河西走廊西端，北有北山（馬鬃山），南有南山（祁連山），是一個沖積而成的綠洲，由南山流來的古氐置水（今黨河）泛濫所造成。
敦煌是個盆地，黨河沖積扇帶和疏勒河沖積平原，靠積雪融水和地下水的滋潤，在這裡形成了一塊寶貴的沙漠綠洲，綠洲周圍多戈壁和沙丘。
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東接中原，西鄰新疆，自漢代以來，一直是著名的絲綢之路上的重鎮。
關于敦煌最早的神話出現于《山海經》，那裡面講：“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
是山也，廣員百裡。
”三青鳥在傳說中是為西王母取食的神鳥，栖息在三危山。
三危山因西王母神話而具神奇色彩。
現在的三危山景區位于敦煌東南，主峰在莫高窟對面，三峰危峙，所以叫“三危山”。
早在距今約四千年前，就已經有先民在敦煌地區活動了。
兩千多年前，漢王朝就在此設立了敦煌郡的行政建制。
公元前138年和前119年，漢武帝兩次派遣張骞出使西域，連接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得以全線貫通。
漢唐時期敦煌處于絲綢之路的十字路口，向東經過河西走廊可到長安、洛陽，繼續向東延伸，可到朝鮮和日本；向西經過古代西域，翻過帕米爾高原，可進入中亞、西亞和南亞諸國；經西亞，繼續向西，還可遠達地中海，到達南歐的古希臘、古羅馬和北非的古埃及。
所以，史書上稱敦煌是絲綢之路上的一個“咽喉之地”。
敦煌總扼兩關，控制着東來西往的商旅，成為東西方貿易的中心和中轉站。
敦煌作為絲綢之路戰略要地，伴随古絲綢之路興盛和繁榮的一千年，東西方文明長期的荟萃交融，催生了公元4—14世紀的莫高窟藝術和藏經洞文物的碩果。
敦煌曆來既是東西方貿易的中轉站，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識的交彙處，莫高窟就是古代中西文化在敦煌交彙交融的見證。
漢代懸泉置驿站遺址出土的簡牍表明，敦煌在兩漢時期，曾接待過安息（今伊朗）、大月氏（今鹹海、阿姆河流域）、康居（今烏茲别克斯坦撒馬爾罕）、大宛（今費爾幹納，在烏茲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交界處）、罽賓（今克什米爾）、烏弋山離（今阿富汗西南）等二十多個亞洲國家的使節。
漢末三國至唐宋，對于東來傳教的西亞、中亞的著名高僧安世高、支謙、康僧會、竺法護、鸠摩羅什等，以及西行求法的中國高僧法顯、玄奘等，敦煌是他們的必經之地。
從漢武帝起，漢朝的版圖擴大到河西，漢王朝采取“列四郡、據兩關”的舉措，行政上在蘭州以西，自東向西設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軍事上在四郡北面修築長城，敦煌西面設置玉門關、陽關，并征召大量中原士兵在此戍邊和屯田。
兩關設立後，敦煌成為漢王朝和西域往來出入的西大門。
與此同時，漢王朝還對敦煌采取了開發邊疆的措施，即從内地向人口稀少的河西走廊和敦煌移民。
移民給敦煌帶來了中原先進的農耕和灌溉技術，以及以儒家思想為主的漢文化，改變了當地的遊牧經濟和文化。
公元前6世紀至前5世紀，釋迦牟尼（公元前565—前486）在古印度創建了佛教。
原始佛教沒有偶像崇拜，沒有佛教造像藝術。
約公元前1世紀，印度大乘佛教發展起來，掀起了神化佛陀的造神運動，将佛陀變成神聖偶像。
出于大乘佛教的需要，還出現了許多佛和菩薩的偶像。
公元前1世紀末，貴霜王朝在印度西北部（今巴基斯坦）興起。
早在公元前334年希臘馬其頓國王亞曆山大東征時期，就曾經占領過這個地區，并使該地區濡染了希臘文化。
貴霜王朝受希臘文化的影響，逐漸在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羅（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區）和北部的馬圖拉，首創了受希臘文化影響的犍陀羅和馬圖拉佛教藝術，這兩種佛教藝術對中國北方地區石窟寺的佛教藝術産生了較大的影響。
關于佛教的傳入，中國古籍中有很多記載，學術界一般認為其在西漢末、東漢初傳入中國。
南梁慧皎《高僧傳·攝摩騰傳》中記載了“漢明感夢，遣使求法”的故事。
漢明帝夢見一個金人，便召集群臣來釋夢，其中一位無所不知的大臣告訴他，這是西方的“佛”，漢明帝就派遣蔡愔等人前往天竺尋訪佛法。
蔡愔一行行至今阿富汗一帶時，恰逢攝摩騰尊者與竺法蘭尊者從天竺國東來，于是蔡愔邀請兩位尊者來大漢朝弘揚佛法。
兩位印度高僧和東漢使者一起，用白馬馱載大量佛經和佛像回到了洛陽。
後來，為紀念白馬馱經，漢明帝敕令在洛陽西雍門外三裡禦道北修建了僧院，取名“白馬寺”。
這是關于佛教藝術傳入最早的記載。
西域地區的于阗（今和田）、龜茲（今庫車）、疏勒（今喀什）、鄯善等地都保存有約公元3—4世紀的早期佛教遺迹和遺物。
在今内蒙古、山東、江蘇、四川等地，也發現了許多東漢魏晉時期的佛教藝術遺迹和遺物。
莫高窟創建于公元366年，迄至14世紀，其間連續建造時間達千年之久。
莫高窟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石窟藝術聖地，至今在1700米長的斷崖上保存了735個洞窟（包括南區和北區），45000平方米壁畫，2000多身彩塑。
此外，1900年在莫高窟藏經洞出土了公元4—11世紀初的50000多件文獻和藝術品。
敦煌西千佛洞保存了公元5—14世紀的22個洞窟，818平方米壁畫，56身彩塑。
安西榆林窟保存了公元7—14世紀的43個洞窟，近5200平方米壁畫，200多身彩塑。
世界上沒有另一處佛教遺址能如莫高窟般綿延千年持續建造，又保存有如此豐厚博大的藝術和文獻珍寶。
敦煌地區素來有西王母崇拜、女性崇拜、月神崇拜、樹神崇拜的神話傳統，為佛教藝術在敦煌的生發，準備了絕好的溫床。
敦煌的石窟藝術原本與弘揚佛法有關。
為了向不識字的民衆宣揚佛教的教義，僧衆和畫師通過藝術的形式來圖解和傳播教義。
千年之後，曾經的佛教聖地衰落了，而這些古代工匠留在莫高窟的珍貴藝術保留了下來，展現給世人一部立體的繪畫史、雕塑史和佛教史。
莫高窟位于宕泉河西岸，開鑿在一面長長的石壁上，就像蜂房一樣密密麻麻的石窟群規模浩大，蔚為壯觀。
但是因為風沙侵蝕，當年常書鴻他們來的時候，已經年久失修的莫高窟顯得破敗不堪，像穿了一件破破爛爛的袈裟。
因為敦煌本地的石窟裡有“千佛萬佛”，當地老百姓對此又有“萬佛峽”（榆林窟）、“千佛洞”（莫高窟）、“西千佛洞”等稱呼。
莫高窟的藝術是以中國文化為基礎吸收了印度文化、希臘文化、波斯文化和中亞地區的文化而融彙成的多元文化藝術寶庫。
敦煌藝術雖然與佛教的宣揚有極大關系，圖像和塑像呈現的也是淨土、佛和菩薩，但實則不離真實的世俗生活，呈現了人們對于理想世界的憧憬。
敦煌不僅是佛教藝術聖地，也是一部輝煌的人文史，是一部在戈壁包圍的綠洲營造人類精神家園的曆史。
《西方淨土變》既表現了世人對于塵世物質享受的難以舍棄，對塵世等級制度禁锢的難以擺脫，又表達了中國人對一種能夠真正實現社會公正和個人尊嚴的自由境界的向往。
樂僔和尚與敦煌第一窟 關于莫高窟的初創，唐代聖曆元年（698）的《李克讓修莫高窟佛龛碑》（又稱《聖曆碑》）有比較清晰的記載。
此碑文大意說，東晉十六國前秦政權的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一位名叫樂僔的僧人，從中原遠遊到敦煌。
因為天色已晚，旅途勞頓，樂僔和尚打算就地歇腳過夜。
正當他撣去僧袍上的塵土，準備躺下休息的時候，不經意地擡頭向三危山的方向望了一眼。
這一望，他立刻被眼前的景色驚得目瞪口呆。
隻見那對面的三危山上，金光萬道，璀璨光明，仿佛有千佛化現，樂僔被這莊嚴的佛光盛景驚呆了。
他想，這不正是自己苦苦尋覓的西方極樂世界嗎？他深信這個地方是非常神聖的，是佛給自己降下旨意，自己應該在此坐禅修行。
于是他發心在此開鑿了第
敦煌是個盆地，黨河沖積扇帶和疏勒河沖積平原，靠積雪融水和地下水的滋潤，在這裡形成了一塊寶貴的沙漠綠洲，綠洲周圍多戈壁和沙丘。
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東接中原，西鄰新疆，自漢代以來，一直是著名的絲綢之路上的重鎮。
關于敦煌最早的神話出現于《山海經》，那裡面講：“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
是山也，廣員百裡。
”三青鳥在傳說中是為西王母取食的神鳥，栖息在三危山。
三危山因西王母神話而具神奇色彩。
現在的三危山景區位于敦煌東南，主峰在莫高窟對面，三峰危峙，所以叫“三危山”。
早在距今約四千年前，就已經有先民在敦煌地區活動了。
兩千多年前，漢王朝就在此設立了敦煌郡的行政建制。
公元前138年和前119年，漢武帝兩次派遣張骞出使西域，連接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得以全線貫通。
漢唐時期敦煌處于絲綢之路的十字路口，向東經過河西走廊可到長安、洛陽，繼續向東延伸，可到朝鮮和日本；向西經過古代西域，翻過帕米爾高原，可進入中亞、西亞和南亞諸國；經西亞，繼續向西，還可遠達地中海，到達南歐的古希臘、古羅馬和北非的古埃及。
所以，史書上稱敦煌是絲綢之路上的一個“咽喉之地”。
敦煌總扼兩關，控制着東來西往的商旅，成為東西方貿易的中心和中轉站。
敦煌作為絲綢之路戰略要地，伴随古絲綢之路興盛和繁榮的一千年，東西方文明長期的荟萃交融，催生了公元4—14世紀的莫高窟藝術和藏經洞文物的碩果。
敦煌曆來既是東西方貿易的中轉站，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識的交彙處，莫高窟就是古代中西文化在敦煌交彙交融的見證。
漢代懸泉置驿站遺址出土的簡牍表明，敦煌在兩漢時期，曾接待過安息（今伊朗）、大月氏（今鹹海、阿姆河流域）、康居（今烏茲别克斯坦撒馬爾罕）、大宛（今費爾幹納，在烏茲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交界處）、罽賓（今克什米爾）、烏弋山離（今阿富汗西南）等二十多個亞洲國家的使節。
漢末三國至唐宋，對于東來傳教的西亞、中亞的著名高僧安世高、支謙、康僧會、竺法護、鸠摩羅什等，以及西行求法的中國高僧法顯、玄奘等，敦煌是他們的必經之地。
從漢武帝起，漢朝的版圖擴大到河西，漢王朝采取“列四郡、據兩關”的舉措，行政上在蘭州以西，自東向西設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軍事上在四郡北面修築長城，敦煌西面設置玉門關、陽關，并征召大量中原士兵在此戍邊和屯田。
兩關設立後，敦煌成為漢王朝和西域往來出入的西大門。
與此同時，漢王朝還對敦煌采取了開發邊疆的措施，即從内地向人口稀少的河西走廊和敦煌移民。
移民給敦煌帶來了中原先進的農耕和灌溉技術，以及以儒家思想為主的漢文化，改變了當地的遊牧經濟和文化。
公元前6世紀至前5世紀，釋迦牟尼（公元前565—前486）在古印度創建了佛教。
原始佛教沒有偶像崇拜，沒有佛教造像藝術。
約公元前1世紀，印度大乘佛教發展起來，掀起了神化佛陀的造神運動，将佛陀變成神聖偶像。
出于大乘佛教的需要，還出現了許多佛和菩薩的偶像。
公元前1世紀末，貴霜王朝在印度西北部（今巴基斯坦）興起。
早在公元前334年希臘馬其頓國王亞曆山大東征時期，就曾經占領過這個地區，并使該地區濡染了希臘文化。
貴霜王朝受希臘文化的影響，逐漸在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羅（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區）和北部的馬圖拉，首創了受希臘文化影響的犍陀羅和馬圖拉佛教藝術，這兩種佛教藝術對中國北方地區石窟寺的佛教藝術産生了較大的影響。
關于佛教的傳入，中國古籍中有很多記載，學術界一般認為其在西漢末、東漢初傳入中國。
南梁慧皎《高僧傳·攝摩騰傳》中記載了“漢明感夢，遣使求法”的故事。
漢明帝夢見一個金人，便召集群臣來釋夢，其中一位無所不知的大臣告訴他，這是西方的“佛”，漢明帝就派遣蔡愔等人前往天竺尋訪佛法。
蔡愔一行行至今阿富汗一帶時，恰逢攝摩騰尊者與竺法蘭尊者從天竺國東來，于是蔡愔邀請兩位尊者來大漢朝弘揚佛法。
兩位印度高僧和東漢使者一起，用白馬馱載大量佛經和佛像回到了洛陽。
後來，為紀念白馬馱經，漢明帝敕令在洛陽西雍門外三裡禦道北修建了僧院，取名“白馬寺”。
這是關于佛教藝術傳入最早的記載。
西域地區的于阗（今和田）、龜茲（今庫車）、疏勒（今喀什）、鄯善等地都保存有約公元3—4世紀的早期佛教遺迹和遺物。
在今内蒙古、山東、江蘇、四川等地，也發現了許多東漢魏晉時期的佛教藝術遺迹和遺物。
莫高窟創建于公元366年，迄至14世紀，其間連續建造時間達千年之久。
莫高窟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石窟藝術聖地，至今在1700米長的斷崖上保存了735個洞窟（包括南區和北區），45000平方米壁畫，2000多身彩塑。
此外，1900年在莫高窟藏經洞出土了公元4—11世紀初的50000多件文獻和藝術品。
敦煌西千佛洞保存了公元5—14世紀的22個洞窟，818平方米壁畫，56身彩塑。
安西榆林窟保存了公元7—14世紀的43個洞窟，近5200平方米壁畫，200多身彩塑。
世界上沒有另一處佛教遺址能如莫高窟般綿延千年持續建造，又保存有如此豐厚博大的藝術和文獻珍寶。
敦煌地區素來有西王母崇拜、女性崇拜、月神崇拜、樹神崇拜的神話傳統，為佛教藝術在敦煌的生發，準備了絕好的溫床。
敦煌的石窟藝術原本與弘揚佛法有關。
為了向不識字的民衆宣揚佛教的教義，僧衆和畫師通過藝術的形式來圖解和傳播教義。
千年之後，曾經的佛教聖地衰落了，而這些古代工匠留在莫高窟的珍貴藝術保留了下來，展現給世人一部立體的繪畫史、雕塑史和佛教史。
莫高窟位于宕泉河西岸，開鑿在一面長長的石壁上，就像蜂房一樣密密麻麻的石窟群規模浩大，蔚為壯觀。
但是因為風沙侵蝕，當年常書鴻他們來的時候，已經年久失修的莫高窟顯得破敗不堪，像穿了一件破破爛爛的袈裟。
因為敦煌本地的石窟裡有“千佛萬佛”，當地老百姓對此又有“萬佛峽”（榆林窟）、“千佛洞”（莫高窟）、“西千佛洞”等稱呼。
莫高窟的藝術是以中國文化為基礎吸收了印度文化、希臘文化、波斯文化和中亞地區的文化而融彙成的多元文化藝術寶庫。
敦煌藝術雖然與佛教的宣揚有極大關系，圖像和塑像呈現的也是淨土、佛和菩薩，但實則不離真實的世俗生活，呈現了人們對于理想世界的憧憬。
敦煌不僅是佛教藝術聖地，也是一部輝煌的人文史，是一部在戈壁包圍的綠洲營造人類精神家園的曆史。
《西方淨土變》既表現了世人對于塵世物質享受的難以舍棄，對塵世等級制度禁锢的難以擺脫，又表達了中國人對一種能夠真正實現社會公正和個人尊嚴的自由境界的向往。
樂僔和尚與敦煌第一窟 關于莫高窟的初創，唐代聖曆元年（698）的《李克讓修莫高窟佛龛碑》（又稱《聖曆碑》）有比較清晰的記載。
此碑文大意說，東晉十六國前秦政權的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一位名叫樂僔的僧人，從中原遠遊到敦煌。
因為天色已晚，旅途勞頓，樂僔和尚打算就地歇腳過夜。
正當他撣去僧袍上的塵土，準備躺下休息的時候，不經意地擡頭向三危山的方向望了一眼。
這一望，他立刻被眼前的景色驚得目瞪口呆。
隻見那對面的三危山上，金光萬道，璀璨光明，仿佛有千佛化現，樂僔被這莊嚴的佛光盛景驚呆了。
他想，這不正是自己苦苦尋覓的西方極樂世界嗎？他深信這個地方是非常神聖的，是佛給自己降下旨意，自己應該在此坐禅修行。
于是他發心在此開鑿了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