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千年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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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洞窟，在洞窟中禅修。
樂僔之後又來了一個叫法良的高僧，莫高窟的營建就從這兩個人開始，此後連續十個世紀，從未間斷建窟、塑像、繪畫的佛事活動。
這些虔誠的僧人委身于逼仄的洞窟中，依靠苦修與冥想，在一片荒蕪中試圖證得終極意義上的解脫，以達到不生不死的永恒之境。
那我們今人是怎麼知道的呢？就是因為有上面提到過的《聖曆碑》，據碑文記載： 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門樂僔，戒行清虛，執心恬靜。
嘗杖錫林野，行至此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遂架空鑿險，造窟一龛。
次有法良禅師，從東屆此，又于僔師龛側，更即營造。
伽藍之起，濫觞于二僧。
複有刺史建平公、東陽王等，各修一大窟。
…… 爰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聖曆之辰，樂僔、法良發其宗，建平、東陽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他歲，計窟一千餘龛；今見置僧徒，即為崇教寺也。
多年之後，僧侶、畫師、商賈雲集敦煌，從皇族宗親、世家顯貴到移民敦煌的普通百姓頻繁開窟，曆經千年營造，從無到有，從不毛之地成為萬佛之國。
一切在世人看來最艱難的所在，一切人迹罕至的地方，其實是命運對于意志達成最徹底的考驗之處。
一切在世人看來最不可能有生之意義的地方，恰恰可以喚起生命極大的力量和信念，并且創化出常人所難以企及的奇迹。
我曾見到過莫高窟的佛光。
那是1995年夏天的一個雨後的傍晚，因莫高窟前的宕泉河突發洪水，為保護洞窟，我帶領警衛隊戰士在宕泉河邊抗洪。
在壘沙包過程中，忽見宕泉河東面的三危山上空出現了一大片金燦燦的光，金光照射不到的山丘黯然變成黑色。
一會兒金光不見了，湛藍的天空中又出現了兩道相交的長虹。
這是我從未見過的神奇景色。
這種佛光大概就是樂僔和尚曾經看到過的，并因此生發出禅修的無限信心。
這樣的佛光很多人一輩子都沒有見到過，我也隻見到過唯一的這一次。
苦難孕育的燦爛文明 古代敦煌有“華戎所交一都會”之稱，西域胡商與中原漢族商客在這裡從事各種交易，貨品豐盛，有中原的絲綢瓷器、西域的奇珍異寶、北方的駱駝馬匹與當地的糧草食物等。
與此同時，自漢代東西交通和貿易暢通以來，中原文化不斷傳播到敦煌，在這裡深深紮了根。
地接西域的敦煌，較早地接受了發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
西亞、中亞文化随着印度佛教文化的東傳，也逐漸傳到了敦煌。
中西文化在這裡彙聚、碰撞、交融。
著名的敦煌學者季羨林先生指出：“世界上曆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隻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彙聚的地方隻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
”季先生的話充分說明了敦煌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敦煌曆來就是連通西域和中原的戰略要地，秦漢之前，居住着月氏、烏孫等遊牧民族。
西漢初，漠北的匈奴趕走月氏，占領敦煌。
漢武帝對這個地方非常看重，他之所以兩次派遣張骞出使西域，為的是聯合西域各國共同抗擊匈奴，打通通向西域的道路，增進漢王朝同西域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
莫高窟第323窟留下了張骞出使西域的珍貴圖像。
張骞兩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在公元前139—前126年，第二次出使是在公元前119—前115年，他到過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條支、身毒等地區。
其中大宛、安息、大夏、條支以及身毒的一部分（西北部）都是深受希臘文化影響的地區。
張骞回來之後向漢武帝報告時提到，他在大夏見到了産自中國西南地區的邛竹杖和蜀布，這證明了以中亞巴克特利亞為中心連接西亞、南亞、東亞地區的商貿網絡的存在。
張骞之行标志着“絲綢之路”的全線貫通。
西域的信息也随之傳到了内地中原，具有希臘化風格的犍陀羅佛教藝術也随着絲綢之路的貫通逐漸傳到了中原内地。
這是敦煌之所以有犍陀羅藝術影響的原因。
張骞出使西域，為的是建立漢朝和西域各國的關系。
但河西地區時常有匈奴人的把持和擾亂，這一段通向西域的路如何打通？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左右，霍去病的第一次河西之戰，打敗河西匈奴，敦煌與河西走廊歸入西漢王朝版圖。
霍去病從隴西郡出發，越烏戾山，渡黃河，轉戰千餘裡，摧枯拉朽般地擊潰了河西地區的一些小國和部落。
最終在臯蘭山迎擊匈奴，匈奴精銳全軍覆沒，甚至匈奴部族的聖物“祭天金人”都成了漢軍的戰利品。
第一次河西之戰勝利後，漢武帝又命令霍去病第二次率軍出擊河西地區。
第二次河西之戰，霍去病獨自率領所部騎兵深入匈奴境内兩千餘裡，向匈奴的側背發起猛攻，再一次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從此切斷匈奴與羌人的聯系。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漢武帝在河西地區先後設立四郡，加上兩關，敦煌自此成為中原通西域的門戶和軍事重鎮。
為了鞏固敦煌的戰略地位，當時政府從内地移民來此定居，調遣士兵屯田戍守。
西漢王朝對敦煌的經營與開發，确立了敦煌在曆史上的重要地位。
先後曆經東漢王朝與曹魏政權，敦煌在較長時期内保持相對穩定，成為絲綢之路上一處重要的商品交易中心和糧食生産基地。
中原文化在這裡生根和發展，儒家思想得到傳播。
産生于印度的佛教文化也被傳到了敦煌，西晉時号稱“敦煌菩薩”的譯經大師竺法護及其弟子在此譯經傳教。
十六國時期，先後由前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五個政權統治敦煌。
此時中原大亂，河西地區相對太平。
中原與河西走廊的百姓避亂在此，中原漢晉文化在敦煌與河西走廊得以保存和延續。
敦煌地區曾經有一批著名儒家學者，他們設館講學，著書立說。
與此同時，敦煌又是西行求法與東來傳教的佛教僧人的必經之地，佛教在此得以發展。
此後，北魏宗室東陽王元榮、北周貴族建平公于義先後出任瓜州（敦煌）刺史，信奉佛教，莫高窟的開窟造像活動逐漸發展興盛起來。
北魏時期，敦煌一度被當作屯兵的基地，後來北魏分裂，這期間敦煌又發生過叛亂，敦煌又歸屬西魏。
北周取代西魏後，敦煌再次處于消極防守突厥、吐谷渾的局面。
一直到隋代，隋炀帝出兵擊破吐谷渾，西突厥被迫投降之後，敦煌才得到安甯，絲綢之路也再次得以暢通。
隋文帝和隋炀帝倡導佛教，令天下各州建造舍利塔，瓜州也在崇教寺（莫高窟）起塔，宮廷寫經也傳至敦煌。
短暫的隋代，在敦煌大興開窟之風。
唐王朝前期遏制了對西域威脅最大的西突厥的進犯，在西域設立安西都護和安西四鎮。
為加強軍事防衛，在敦煌和河西走廊設立豆盧軍、墨離軍、玉門軍、赤水軍、建康軍等河西十軍，使敦煌經濟得到穩步發展，絲綢之路全線暢通，出現了“伊吾之西，波斯以東，朝貢不絕，商旅相繼”的局面。
敦煌石窟的營造達到了極盛，敦煌文化進一步融彙了來自中原的漢文化，以及來自印度、西亞、中亞的文化。
這時，敦煌再次成為中原王朝的邊防重鎮，中西文化交流、綠洲農業的發展、佛教及佛教藝術及道教的發展，都達到空前的水平。
敦煌的興衰與朝政的興衰密切相關。
天寶十四年（755），安祿山叛亂，西北邊防削弱，吐蕃趁機攻唐，貞元二年（786）的時候控制了敦煌，自此敦煌進入吐蕃統治時期。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可以看到莫高窟有藏傳佛教的壁畫内容。
吐蕃統治時期，敦煌經濟的發展雖然受到很大影響，但因為文成公主進藏傳播了佛教，所以吐蕃信奉和扶持佛教，佛教在這個時期依然得到了很好的發展。
敦煌地區寺院僧侶數量衆多，寺院還招收俗家弟子，在寺廟裡教授佛學和儒家經典。
到了會昌二年（842），吐蕃内亂，沙州大族張議潮率軍在鹹通二年（861）攻克了吐蕃控制的涼州。
張議潮東征西讨，收複了大量唐朝的失地，驅逐了吐蕃統治者，結束了吐蕃長達六十年的統治，開始了歸義軍長達
樂僔之後又來了一個叫法良的高僧，莫高窟的營建就從這兩個人開始，此後連續十個世紀，從未間斷建窟、塑像、繪畫的佛事活動。
這些虔誠的僧人委身于逼仄的洞窟中，依靠苦修與冥想，在一片荒蕪中試圖證得終極意義上的解脫，以達到不生不死的永恒之境。
那我們今人是怎麼知道的呢？就是因為有上面提到過的《聖曆碑》，據碑文記載： 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門樂僔，戒行清虛，執心恬靜。
嘗杖錫林野，行至此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遂架空鑿險，造窟一龛。
次有法良禅師，從東屆此，又于僔師龛側，更即營造。
伽藍之起，濫觞于二僧。
複有刺史建平公、東陽王等，各修一大窟。
…… 爰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聖曆之辰，樂僔、法良發其宗，建平、東陽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他歲，計窟一千餘龛；今見置僧徒，即為崇教寺也。
多年之後，僧侶、畫師、商賈雲集敦煌，從皇族宗親、世家顯貴到移民敦煌的普通百姓頻繁開窟，曆經千年營造，從無到有，從不毛之地成為萬佛之國。
一切在世人看來最艱難的所在，一切人迹罕至的地方，其實是命運對于意志達成最徹底的考驗之處。
一切在世人看來最不可能有生之意義的地方，恰恰可以喚起生命極大的力量和信念，并且創化出常人所難以企及的奇迹。
我曾見到過莫高窟的佛光。
那是1995年夏天的一個雨後的傍晚，因莫高窟前的宕泉河突發洪水，為保護洞窟，我帶領警衛隊戰士在宕泉河邊抗洪。
在壘沙包過程中，忽見宕泉河東面的三危山上空出現了一大片金燦燦的光，金光照射不到的山丘黯然變成黑色。
一會兒金光不見了，湛藍的天空中又出現了兩道相交的長虹。
這是我從未見過的神奇景色。
這種佛光大概就是樂僔和尚曾經看到過的，并因此生發出禅修的無限信心。
這樣的佛光很多人一輩子都沒有見到過，我也隻見到過唯一的這一次。
苦難孕育的燦爛文明 古代敦煌有“華戎所交一都會”之稱，西域胡商與中原漢族商客在這裡從事各種交易，貨品豐盛，有中原的絲綢瓷器、西域的奇珍異寶、北方的駱駝馬匹與當地的糧草食物等。
與此同時，自漢代東西交通和貿易暢通以來，中原文化不斷傳播到敦煌，在這裡深深紮了根。
地接西域的敦煌，較早地接受了發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
西亞、中亞文化随着印度佛教文化的東傳，也逐漸傳到了敦煌。
中西文化在這裡彙聚、碰撞、交融。
著名的敦煌學者季羨林先生指出：“世界上曆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隻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彙聚的地方隻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
”季先生的話充分說明了敦煌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敦煌曆來就是連通西域和中原的戰略要地，秦漢之前，居住着月氏、烏孫等遊牧民族。
西漢初，漠北的匈奴趕走月氏，占領敦煌。
漢武帝對這個地方非常看重，他之所以兩次派遣張骞出使西域，為的是聯合西域各國共同抗擊匈奴，打通通向西域的道路，增進漢王朝同西域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
莫高窟第323窟留下了張骞出使西域的珍貴圖像。
張骞兩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在公元前139—前126年，第二次出使是在公元前119—前115年，他到過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條支、身毒等地區。
其中大宛、安息、大夏、條支以及身毒的一部分（西北部）都是深受希臘文化影響的地區。
張骞回來之後向漢武帝報告時提到，他在大夏見到了産自中國西南地區的邛竹杖和蜀布，這證明了以中亞巴克特利亞為中心連接西亞、南亞、東亞地區的商貿網絡的存在。
張骞之行标志着“絲綢之路”的全線貫通。
西域的信息也随之傳到了内地中原，具有希臘化風格的犍陀羅佛教藝術也随着絲綢之路的貫通逐漸傳到了中原内地。
這是敦煌之所以有犍陀羅藝術影響的原因。
張骞出使西域，為的是建立漢朝和西域各國的關系。
但河西地區時常有匈奴人的把持和擾亂，這一段通向西域的路如何打通？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左右，霍去病的第一次河西之戰，打敗河西匈奴，敦煌與河西走廊歸入西漢王朝版圖。
霍去病從隴西郡出發，越烏戾山，渡黃河，轉戰千餘裡，摧枯拉朽般地擊潰了河西地區的一些小國和部落。
最終在臯蘭山迎擊匈奴，匈奴精銳全軍覆沒，甚至匈奴部族的聖物“祭天金人”都成了漢軍的戰利品。
第一次河西之戰勝利後，漢武帝又命令霍去病第二次率軍出擊河西地區。
第二次河西之戰，霍去病獨自率領所部騎兵深入匈奴境内兩千餘裡，向匈奴的側背發起猛攻，再一次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從此切斷匈奴與羌人的聯系。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漢武帝在河西地區先後設立四郡，加上兩關，敦煌自此成為中原通西域的門戶和軍事重鎮。
為了鞏固敦煌的戰略地位，當時政府從内地移民來此定居，調遣士兵屯田戍守。
西漢王朝對敦煌的經營與開發，确立了敦煌在曆史上的重要地位。
先後曆經東漢王朝與曹魏政權，敦煌在較長時期内保持相對穩定，成為絲綢之路上一處重要的商品交易中心和糧食生産基地。
中原文化在這裡生根和發展，儒家思想得到傳播。
産生于印度的佛教文化也被傳到了敦煌，西晉時号稱“敦煌菩薩”的譯經大師竺法護及其弟子在此譯經傳教。
十六國時期，先後由前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五個政權統治敦煌。
此時中原大亂，河西地區相對太平。
中原與河西走廊的百姓避亂在此，中原漢晉文化在敦煌與河西走廊得以保存和延續。
敦煌地區曾經有一批著名儒家學者，他們設館講學，著書立說。
與此同時，敦煌又是西行求法與東來傳教的佛教僧人的必經之地，佛教在此得以發展。
此後，北魏宗室東陽王元榮、北周貴族建平公于義先後出任瓜州（敦煌）刺史，信奉佛教，莫高窟的開窟造像活動逐漸發展興盛起來。
北魏時期，敦煌一度被當作屯兵的基地，後來北魏分裂，這期間敦煌又發生過叛亂，敦煌又歸屬西魏。
北周取代西魏後，敦煌再次處于消極防守突厥、吐谷渾的局面。
一直到隋代，隋炀帝出兵擊破吐谷渾，西突厥被迫投降之後，敦煌才得到安甯，絲綢之路也再次得以暢通。
隋文帝和隋炀帝倡導佛教，令天下各州建造舍利塔，瓜州也在崇教寺（莫高窟）起塔，宮廷寫經也傳至敦煌。
短暫的隋代，在敦煌大興開窟之風。
唐王朝前期遏制了對西域威脅最大的西突厥的進犯，在西域設立安西都護和安西四鎮。
為加強軍事防衛，在敦煌和河西走廊設立豆盧軍、墨離軍、玉門軍、赤水軍、建康軍等河西十軍，使敦煌經濟得到穩步發展，絲綢之路全線暢通，出現了“伊吾之西，波斯以東，朝貢不絕，商旅相繼”的局面。
敦煌石窟的營造達到了極盛，敦煌文化進一步融彙了來自中原的漢文化，以及來自印度、西亞、中亞的文化。
這時，敦煌再次成為中原王朝的邊防重鎮，中西文化交流、綠洲農業的發展、佛教及佛教藝術及道教的發展，都達到空前的水平。
敦煌的興衰與朝政的興衰密切相關。
天寶十四年（755），安祿山叛亂，西北邊防削弱，吐蕃趁機攻唐，貞元二年（786）的時候控制了敦煌，自此敦煌進入吐蕃統治時期。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可以看到莫高窟有藏傳佛教的壁畫内容。
吐蕃統治時期，敦煌經濟的發展雖然受到很大影響，但因為文成公主進藏傳播了佛教，所以吐蕃信奉和扶持佛教，佛教在這個時期依然得到了很好的發展。
敦煌地區寺院僧侶數量衆多，寺院還招收俗家弟子，在寺廟裡教授佛學和儒家經典。
到了會昌二年（842），吐蕃内亂，沙州大族張議潮率軍在鹹通二年（861）攻克了吐蕃控制的涼州。
張議潮東征西讨，收複了大量唐朝的失地，驅逐了吐蕃統治者，結束了吐蕃長達六十年的統治，開始了歸義軍長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