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千年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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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百多年的統治時期。
北宋景祐三年（1036）和南宋寶慶三年（1227），敦煌先後為黨項羌和蒙古占領。
西夏和元蒙統治者也笃信佛教，敦煌莫高窟作為佛教要地，依然受到重視，仍有建窟活動。
但随着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陸上絲綢之路的衰落、元蒙疆域的擴大，敦煌失去了中西交通中轉站與西域門戶的重要地位，莫高窟就此衰落。
所以，莫高窟開窟和造像的曆史，是一部貫通東西方文化的曆史，也是一部佛教發展和傳播的曆史，更是一部中華民族謀求自由和強大的曆史。
敦煌在曆史上有着戰争的苦難背景，同時也有着宗教信仰的背景。
越是在苦難的時候，越需要有信仰，也許這就是敦煌能夠在苦難中孕育出如此燦爛文明的曆史根源吧。
張議潮與歸義軍 在敦煌，張議潮是個婦孺皆知的英雄，這個人很了不起。
張氏世為州将，其父張謙逸官至工部尚書。
張議潮格外崇敬在平定“安史之亂”中被宦官邊令誠陷害的著名将領封常清，親筆抄錄《封常清謝死表聞》。
他有感于吐蕃殘暴統治下的民不聊生，十七歲就讀寺學時，還手抄一首《無名歌》，對百姓的疾苦寄予深深的同情。
張議潮“誓心歸國”，所以在起義軍成功占領沙州之後，就決定派遣使者團向長安傳達沙州收複的訊息，以告之朝廷他的歸國心意。
自文成公主入藏之後，佛教雖然在吐蕃人中得到廣泛傳播，但是河西走廊地區的僧侶大多心向大唐。
因此替張議潮送信的人中，僧侶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中就有一位當時的高僧，名叫悟真。
據說張議潮率敦煌軍民起義之前“朝朝秣馬，日日練兵”。
最終曆經百戰，驅逐了吐蕃，先後收複沙州、瓜州、伊州、肅州、鄯州、甘州、河州、廓州、岷州、蘭州和涼州等十一州，自此，陷沒于吐蕃百年的河西地區重新回到唐朝的版圖。
從古至今，河西隴右從來就是中央政府打擊或防禦北方遊牧民族的重要基地，是通向西北最重要的門戶。
失去這片地區，長安就會直接面臨異族騎兵的威脅。
這個地區還是當時最重要的養馬基地之一。
所以張議潮的義舉得到唐宣宗的大力嘉獎。
張議潮被先後封為歸義軍節度使、涼州節度使。
張議潮的後人為了彰顯他驅蕃歸唐、收複河西的豐功偉績，就在他的功德窟莫高窟第156窟的南壁繪制了《河西節度使張議潮統軍出行圖》，畫中旌旗獵獵、馬鳴蕭蕭、鼓角喧天、舞樂骈阗的場面，充分表現了張議潮統軍出行抗擊吐蕃、收複河西的雄壯氣勢。
段文傑先生還曾經臨摹過這幅壁畫。
可惜第156窟的牆壁上，有多處煙熏火燎的痕迹，破壞很嚴重。
那是在20世紀20年代，一部分哥薩克士兵因為戰争而逃亡到中國，被收容在了敦煌莫高窟。
由于這些士兵根本不懂得這些壁畫的意義，不僅在洞裡生火做飯，而且人為破壞壁畫，甚至還刮走了牆上的金箔。
所幸，洞窟四壁低處的《河西節度使張議潮統軍出行圖》被完整地保存了下來。
藝術和文化是國家氣象的反映 後梁乾化四年（914），沙州另一大族的曹氏家族中的曹議金接替張承奉政權，在瓜沙二州六鎮地區重建歸義軍政權，一直保持與中原王朝的密切來往，接受中原王朝封号。
由于這個家族同周邊少數民族的關系處理得好，同中原王朝也保持了統屬關系，所以創造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曹氏主政期間，中西交流也得到了較好的發展，為敦煌佛教藝術繼續發展創造了條件。
唐代以後，莫高窟出現了很多供養人的洞窟，曹氏家族是敦煌地區一個非常重要的家族，這個家族修建的洞窟規模很大。
曹氏歸義軍政權，一方面控制着佛教發展的方向，使佛教活動為維護曹氏政權服務；另一方面，也比較重視通過建窟來宣揚佛教文化和佛教思想。
我們現在從洞窟的壁畫中也可以考察出從曹議金到曹延祿，曹氏家族曆任節度使在莫高窟或榆林窟從事洞窟新建或重修的活動。
陸上絲綢之路原本有着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戰略位置，正是因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敦煌才成為一個東西方貿易和交流的重鎮。
然而，唐中期一直到宋代，中國的經濟中心從北方轉移到了南方，海上絲綢之路逐漸代替了陸上絲綢之路，敦煌及其周圍一些城市随即衰落。
到了宋代，中國出口的産品多為瓷器，航海和造船業的發展，直接促成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
陸上絲綢之路的衰落，導緻敦煌失去了作為中原與西域地區文化和貿易中心的重要性，莫高窟也就逐漸淡出了曆史的視野。
敦煌石窟藝術的演變發展保留了清晰的曆史印迹。
元代是敦煌石窟藝術繁榮的最後階段，也是敦煌石窟藝術走向衰敗的最後階段。
至元代，莫高窟依然有開窟和造像的活動。
元代開的洞窟現存三十多個，隻是除了第600窟和第465窟堪稱精美絕倫之外，絕大多數的洞窟壁畫題材比較散亂。
但是元代出現了藏傳佛教的壁畫内容，這在莫高窟是很有時代特色的。
元代以後，敦煌就停止了開窟。
莫高窟逐漸荒廢。
到了明嘉靖七年（1528），嘉峪關閉關，敦煌的百姓東遷到了關内，莫高窟遂被徹底遺棄。
之後的四百年間，莫高窟長期處于無人管理、任人破壞偷盜的境況，這個曾經的佛教藝術聖地逐漸淪為破敗不堪、滿目瘡痍、病害頻生的廢墟。
雖然在清康熙、雍正年間，甘肅各州移民來到敦煌屯田，重修沙州城，但是莫高窟破敗的情況一直持續到1900年敦煌藏經洞的發現。
從藏經洞出土的佛教經卷、社會文書、刺繡、絹畫、法器等五萬餘件文物，震驚了世界。
敦煌石窟作為人類文化的重要遺産，重新回到曆史的視野。
不幸的是，在晚清政府腐敗無能、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特定曆史背景下，藏經洞的這批文物未能得到妥善保管。
不久之後，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俄國人奧登堡等外國探險家接踵而至，以并不光明正大的手段，從王道士手中騙取大量藏經洞文物，緻使藏經洞文物慘遭劫掠，流散世界各地，分藏于英、法、日、俄、印、土等十多個國家的三十多個博物館、圖書館等機構，僅有少部分保存于國内，這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
1944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敦煌藝術才開始得到持續的保護和管理。
藏經洞文書的發現與流散 1900年，發生了兩件中華民族曆史上堪稱恥辱的大事。
一件是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慈禧和光緒倉皇避難，北京陷落；另一件就是敦煌藏經洞的發現和被盜。
在我看來，藏經洞的發現，與其說是一個曆史事件，不如說是一個寓意深刻的象征，這一發現象征着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曾經的輝煌和近代以來的恥辱，同時也呈現了中華文化強大的生命力。
藏經洞就是位于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的第17窟。
提到藏經洞，總是不得不提一個名字—王圓箓。
王圓箓是湖北人，光緒初年在肅州，也就是今天酒泉地區的一個巡防營當兵，後來當了道士。
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圓箓在清理今編第16窟的積沙時，發現了藏經洞，從洞内出土了公元5世紀至11世紀初的宗教經卷、社會文書、中國四部書、非漢文文獻，絹畫和刺繡文物等共計五萬餘件。
王道士本人很可能并不确定這件驚天動地的事情究竟是怎麼發生的，所以他編造了一些離奇故事。
一種說法是，五月二十六日這天清晨，因為聽到天炮震響，山體突然開裂，出現了一個孔洞，裡面仿佛有光，他沿着裂縫用鋤頭那麼一挖，就發現了藏經洞。
他把這次發現看成上天對他的虔誠禮佛所給予的回報。
他的弟子還把這稀奇古怪的故事寫入了他死後的碑文。
但是，法國人伯希和的回憶不是這樣。
王道士曾經對伯希和說，自己是佛的忠實弟子，并且得到了佛的認可，于是佛示意他去挖掘一個價值連城的密室。
遵照佛的旨意，他果然發現了藏經洞。
圍繞着藏經洞，上演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戲劇。
有學者說：“藏經洞，中國人是偷，
北宋景祐三年（1036）和南宋寶慶三年（1227），敦煌先後為黨項羌和蒙古占領。
西夏和元蒙統治者也笃信佛教，敦煌莫高窟作為佛教要地，依然受到重視，仍有建窟活動。
但随着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陸上絲綢之路的衰落、元蒙疆域的擴大，敦煌失去了中西交通中轉站與西域門戶的重要地位，莫高窟就此衰落。
所以，莫高窟開窟和造像的曆史，是一部貫通東西方文化的曆史，也是一部佛教發展和傳播的曆史，更是一部中華民族謀求自由和強大的曆史。
敦煌在曆史上有着戰争的苦難背景，同時也有着宗教信仰的背景。
越是在苦難的時候，越需要有信仰，也許這就是敦煌能夠在苦難中孕育出如此燦爛文明的曆史根源吧。
張議潮與歸義軍 在敦煌，張議潮是個婦孺皆知的英雄，這個人很了不起。
張氏世為州将，其父張謙逸官至工部尚書。
張議潮格外崇敬在平定“安史之亂”中被宦官邊令誠陷害的著名将領封常清，親筆抄錄《封常清謝死表聞》。
他有感于吐蕃殘暴統治下的民不聊生，十七歲就讀寺學時，還手抄一首《無名歌》，對百姓的疾苦寄予深深的同情。
張議潮“誓心歸國”，所以在起義軍成功占領沙州之後，就決定派遣使者團向長安傳達沙州收複的訊息，以告之朝廷他的歸國心意。
自文成公主入藏之後，佛教雖然在吐蕃人中得到廣泛傳播，但是河西走廊地區的僧侶大多心向大唐。
因此替張議潮送信的人中，僧侶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中就有一位當時的高僧，名叫悟真。
據說張議潮率敦煌軍民起義之前“朝朝秣馬，日日練兵”。
最終曆經百戰，驅逐了吐蕃，先後收複沙州、瓜州、伊州、肅州、鄯州、甘州、河州、廓州、岷州、蘭州和涼州等十一州，自此，陷沒于吐蕃百年的河西地區重新回到唐朝的版圖。
從古至今，河西隴右從來就是中央政府打擊或防禦北方遊牧民族的重要基地，是通向西北最重要的門戶。
失去這片地區，長安就會直接面臨異族騎兵的威脅。
這個地區還是當時最重要的養馬基地之一。
所以張議潮的義舉得到唐宣宗的大力嘉獎。
張議潮被先後封為歸義軍節度使、涼州節度使。
張議潮的後人為了彰顯他驅蕃歸唐、收複河西的豐功偉績，就在他的功德窟莫高窟第156窟的南壁繪制了《河西節度使張議潮統軍出行圖》，畫中旌旗獵獵、馬鳴蕭蕭、鼓角喧天、舞樂骈阗的場面，充分表現了張議潮統軍出行抗擊吐蕃、收複河西的雄壯氣勢。
段文傑先生還曾經臨摹過這幅壁畫。
可惜第156窟的牆壁上，有多處煙熏火燎的痕迹，破壞很嚴重。
那是在20世紀20年代，一部分哥薩克士兵因為戰争而逃亡到中國，被收容在了敦煌莫高窟。
由于這些士兵根本不懂得這些壁畫的意義，不僅在洞裡生火做飯，而且人為破壞壁畫，甚至還刮走了牆上的金箔。
所幸，洞窟四壁低處的《河西節度使張議潮統軍出行圖》被完整地保存了下來。
藝術和文化是國家氣象的反映 後梁乾化四年（914），沙州另一大族的曹氏家族中的曹議金接替張承奉政權，在瓜沙二州六鎮地區重建歸義軍政權，一直保持與中原王朝的密切來往，接受中原王朝封号。
由于這個家族同周邊少數民族的關系處理得好，同中原王朝也保持了統屬關系，所以創造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曹氏主政期間，中西交流也得到了較好的發展，為敦煌佛教藝術繼續發展創造了條件。
唐代以後，莫高窟出現了很多供養人的洞窟，曹氏家族是敦煌地區一個非常重要的家族，這個家族修建的洞窟規模很大。
曹氏歸義軍政權，一方面控制着佛教發展的方向，使佛教活動為維護曹氏政權服務；另一方面，也比較重視通過建窟來宣揚佛教文化和佛教思想。
我們現在從洞窟的壁畫中也可以考察出從曹議金到曹延祿，曹氏家族曆任節度使在莫高窟或榆林窟從事洞窟新建或重修的活動。
陸上絲綢之路原本有着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戰略位置，正是因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敦煌才成為一個東西方貿易和交流的重鎮。
然而，唐中期一直到宋代，中國的經濟中心從北方轉移到了南方，海上絲綢之路逐漸代替了陸上絲綢之路，敦煌及其周圍一些城市随即衰落。
到了宋代，中國出口的産品多為瓷器，航海和造船業的發展，直接促成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
陸上絲綢之路的衰落，導緻敦煌失去了作為中原與西域地區文化和貿易中心的重要性，莫高窟也就逐漸淡出了曆史的視野。
敦煌石窟藝術的演變發展保留了清晰的曆史印迹。
元代是敦煌石窟藝術繁榮的最後階段，也是敦煌石窟藝術走向衰敗的最後階段。
至元代，莫高窟依然有開窟和造像的活動。
元代開的洞窟現存三十多個，隻是除了第600窟和第465窟堪稱精美絕倫之外，絕大多數的洞窟壁畫題材比較散亂。
但是元代出現了藏傳佛教的壁畫内容，這在莫高窟是很有時代特色的。
元代以後，敦煌就停止了開窟。
莫高窟逐漸荒廢。
到了明嘉靖七年（1528），嘉峪關閉關，敦煌的百姓東遷到了關内，莫高窟遂被徹底遺棄。
之後的四百年間，莫高窟長期處于無人管理、任人破壞偷盜的境況，這個曾經的佛教藝術聖地逐漸淪為破敗不堪、滿目瘡痍、病害頻生的廢墟。
雖然在清康熙、雍正年間，甘肅各州移民來到敦煌屯田，重修沙州城，但是莫高窟破敗的情況一直持續到1900年敦煌藏經洞的發現。
從藏經洞出土的佛教經卷、社會文書、刺繡、絹畫、法器等五萬餘件文物，震驚了世界。
敦煌石窟作為人類文化的重要遺産，重新回到曆史的視野。
不幸的是，在晚清政府腐敗無能、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特定曆史背景下，藏經洞的這批文物未能得到妥善保管。
不久之後，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俄國人奧登堡等外國探險家接踵而至，以并不光明正大的手段，從王道士手中騙取大量藏經洞文物，緻使藏經洞文物慘遭劫掠，流散世界各地，分藏于英、法、日、俄、印、土等十多個國家的三十多個博物館、圖書館等機構，僅有少部分保存于國内，這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
1944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敦煌藝術才開始得到持續的保護和管理。
藏經洞文書的發現與流散 1900年，發生了兩件中華民族曆史上堪稱恥辱的大事。
一件是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慈禧和光緒倉皇避難，北京陷落；另一件就是敦煌藏經洞的發現和被盜。
在我看來，藏經洞的發現，與其說是一個曆史事件，不如說是一個寓意深刻的象征，這一發現象征着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曾經的輝煌和近代以來的恥辱，同時也呈現了中華文化強大的生命力。
藏經洞就是位于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的第17窟。
提到藏經洞，總是不得不提一個名字—王圓箓。
王圓箓是湖北人，光緒初年在肅州，也就是今天酒泉地區的一個巡防營當兵，後來當了道士。
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圓箓在清理今編第16窟的積沙時，發現了藏經洞，從洞内出土了公元5世紀至11世紀初的宗教經卷、社會文書、中國四部書、非漢文文獻，絹畫和刺繡文物等共計五萬餘件。
王道士本人很可能并不确定這件驚天動地的事情究竟是怎麼發生的，所以他編造了一些離奇故事。
一種說法是，五月二十六日這天清晨，因為聽到天炮震響，山體突然開裂，出現了一個孔洞，裡面仿佛有光，他沿着裂縫用鋤頭那麼一挖，就發現了藏經洞。
他把這次發現看成上天對他的虔誠禮佛所給予的回報。
他的弟子還把這稀奇古怪的故事寫入了他死後的碑文。
但是，法國人伯希和的回憶不是這樣。
王道士曾經對伯希和說，自己是佛的忠實弟子，并且得到了佛的認可，于是佛示意他去挖掘一個價值連城的密室。
遵照佛的旨意，他果然發現了藏經洞。
圍繞着藏經洞，上演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戲劇。
有學者說：“藏經洞，中國人是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