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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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度叉鬥聖變》。
一些學者對早期禅宗史、華嚴宗、密宗也有研究，賴華倫與蘭卡斯編有《漢藏兩地的早期禅宗》《北宗與早期禅宗的形成》。
太史文所著《十王經與中世紀中國佛教的煉獄觀念之形成》，是用宗教學的理論方法，來解析敦煌的疑僞經問題。
司馬虛把法國道教研究引入美國。
美國還有一些學者注重佛教藝術，尤其關注以敦煌為代表的佛教石窟藝術研究，如高居瀚、方聞、巫鴻、胡素馨、汪悅進、王靜芬等學者都曾發表過有關敦煌石窟研究的論著。
羅振玉、王國維與中國敦煌學的發轫 我國的敦煌學研究，有羅振玉、王國維、陳寅恪、向達、姜亮夫、王重民這些重量級的敦煌學學者，他們開拓了中國敦煌學的許多研究領域，為此後敦煌學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羅振玉在整理刊刻敦煌遺書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他和王國維等人，把伯希和從敦煌賄買的十多種藏經洞文書編為一集，以《敦煌石室遺書》為名刊行，在國内外産生了很大影響。
後來，他又整理出版了《鳴沙石室佚書》和《鳴沙石室佚書續編》，收錄了《大雲無想經》《老子化胡經》《摩尼教經》《景教三威蒙度贊》等各類宗教經書。
1918年，羅振玉把自己曆年整理敦煌遺書所寫的序、跋編成《校刊群書叙錄》二卷。
他從日本回國後，還編寫、出版了一系列敦煌學的論文和著作，如《敦煌零拾》《敦煌石室碎金》《古寫本隸古定尚書真本殘卷》《敦煌寫本毛詩校記》《補唐書張議潮傳》《瓜沙曹氏年表》等。
王國維協助羅振玉做了很多敦煌藏經洞整理的工作，他對敦煌學的貢獻主要是考證了古代經濟、政治制度（如均田制、古代官制），糾正了史籍中的史實訛誤，同時補證了西北民族如回鹘、于阗的曆史，對漢代長城、絲綢之路及一些古城遺址進行了考證。
王國維是最早對敦煌寫卷曲子詞予以關注、介紹和輯錄的學者。
1913年，他在《唐寫本春秋後語背記跋》中首次介紹了敦煌寫卷曲子詞《雲謠集》的情況，這也是敦煌曲子詞研究的開端。
1912年，日本學者狩野直喜遊曆歐洲時，在大英圖書館抄錄了多種敦煌寫本，王國維見到其中一篇載有“内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的詩文殘卷，立刻斷定這是失傳已久的《秦婦吟》。
之後他緻信伯希和，希望對方可以寄來《秦婦吟》的寫卷照片。
1920年，他在《敦煌發現唐代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一文中，首次發表了《秦婦吟》殘卷錄文。
陳寅恪對中國敦煌學的貢獻[5] 20世紀初，陳寅恪在法國巴黎大學留學期間，曾經拜訪過伯希和。
他還去倫敦遊學，是第一個看到國外敦煌資料的中國學者。
陳寅恪開創了敦煌學研究的風氣，他的貢獻在我看來有以下幾點： 首先，他第一次提出了“敦煌學”學科概念。
1930年，陳垣先生在《敦煌劫餘錄》一書中整理公布了北平圖書館收藏的敦煌藏經洞文獻。
陳寅恪先生為此書寫了一篇序，在序中第一次提出了“敦煌學”這個學科概念。
他在序中還最早指出“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号召學者使用好遺留的敦煌文書，做好敦煌學的基礎研究，并指出中國敦煌學研究存在的問題，這是非常有眼光的。
陳寅恪最早全面肯定北平圖書館所藏敦煌劫餘文獻在摩尼教文獻、唐代曆史、佛教文義、小說文學史、佛教故事、唐代詩歌之佚文、古語言文學、佛經舊譯之别本、學術之考證等九個方面的珍貴價值。
其次，是他對敦煌文獻研究的開拓性貢獻。
陳寅恪的敦煌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王國維的影響，他的研究成果很多：撰有《大乘稻稈經随聽疏跋》《忏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有相夫人生天因緣曲跋》《須達起精舍因緣曲跋》《韋莊〈秦婦吟〉校箋》《〈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跋》等多篇論文；還在《敦煌石室寫經題記編序》《元白詩箋證稿》等論著中，利用敦煌資料補史、證史。
大多數敦煌學論文收入《金明館叢稿》《金明館叢稿二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等書中，在其他著作中也使用了一些敦煌資料。
陳寅恪在研究唐代民族關系史、中古史、佛教教義的文獻等方面，都提出過獨到的見解，貢獻過很多敦煌學研究的開拓性視角。
比如關于變文到話本再到小說的文學史發展，陳寅恪在1930年《敦煌本維摩诘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中就有過精彩的論述。
還比如他指出在漢文經卷中有很多是對中亞古文的翻譯，其中不僅有意譯，還有音譯，這對于中亞古文的研究是極其重要的資料，是對世界學術發展的一大貢獻。
他對敦煌學的價值的認識涵蓋了宗教、曆史、地理、文學、藝術、語言文字、哲學等許多方面，提出了許多新的思考和研究方向，不僅有傳統的學術繼承，也有西方的方法借鑒，幾乎囊括了敦煌學研究的所有重要問題。
陳寅恪既能夠看到未來中國學者在敦煌學研究方面的空間和作為，也能夠看到我國對敦煌學研究的不足和差距，他強調學術不能閉門造車，應當和世界接軌。
後來，敦煌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蓬勃發展起來，很多學者投身這個領域的研究，中國的敦煌學研究也逐步與世界學術潮流相融合。
張大千和向達在敦煌 有人問張大千到敦煌去幹什麼，他說宋代的畫我都看過真迹，我要到敦煌去看六朝和隋唐的壁畫。
為什麼張大千要跑來敦煌看六朝和隋唐的壁畫呢？漢晉兩代出過許多大畫家，這些名家現存的作品少之又少，在敦煌卻留下了那個時代藝術家的真迹。
山水畫最盛是兩宋到元代，唐代也有山水，最著名的就是青綠山水畫。
唐代青綠山水畫是李思訓跟他的兒子李道昭一起創造的。
要想看唐代青綠山水的真迹，隻有在敦煌。
據說張大千剛住下，就迫不及待地帶着手電和蠟燭進了洞，當他迎面看到壁畫上的仕女圖的時候，驚得目瞪口呆。
他曾說：“人物畫到了盛唐，可以說已達到了至精至美的完美境界，敦煌佛洞中有不少女體菩薩，雖然明知是壁畫，但仍然可以使你怦然心動。
”[6]他邊欣賞邊贊歎，如癡如醉。
張大千在《臨摹敦煌壁畫畫集序》中說：“莫高窟，誠千百年來之靈岩靜域也！大千流連繪事，傾慕平生，古人之迹，其播于人間者，嘗窺見十之九，求所謂六朝隋唐之迹，乃類于尋夢！石室壁畫，簡籍所不載，往哲所未聞，丹青千壁，遁光莫曜，盛衰之理，籲其極矣！今石室所存，上自元魏，下迄西夏，代有繼作，實先迹之奧府，繪事之神臯也！” 所以，張大千一來索性就不走了。
在1941年至1943年間，他率領弟子門生和一些工匠住進了莫高窟。
在為時兩年多的時間裡，他不間斷地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臨摹壁畫，共臨摹了十六國、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代等曆代壁畫精品約三百幅。
張大千離開敦煌後不久，先後在蘭州、成都、重慶舉辦了“張大千臨撫敦煌壁畫展覽”，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形成“敦煌熱”，為弘揚敦煌石窟藝術做出了積極貢獻。
張大千通過臨摹，對敦煌壁畫藝術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他曾在《對江兆申話敦煌》中說：“在藝術方面的價值，我們可以這樣說，敦煌壁畫是集東方中古美術之大成，敦煌壁畫代表了北魏至元一千年來我們中國美術的發達史。
換言之，也可以說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我們的敦煌壁畫早于歐洲的文藝複興約有一千年，而現代發現尚屬相當的完整，這也可說是人類文化的奇迹……敦煌壁畫所繪之人物，可以考究隋、唐之衣飾制度，可以補唐末五代史書之阙文，我認為其曆史考證之價值，重過藝術之欣賞！蓋敦煌文化，不僅為中國文化，且為世界文化！” 張大千在敦煌臨摹之餘，通過調查研究完成了長達二十餘萬字的《敦煌石室記》手稿（後更名為《張大千先生遺著莫高窟記》，1985年由台北故宮博物院出版），對他所重新編号的309個洞窟的結構、大小、内容做了文字說明和年代推斷。
20世紀70年代，他又發表了一篇萬餘字的畫論《談敦煌壁畫》，深入解析了敦煌壁畫對中國繪畫的影響。
張大千對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成立也是功不可沒。
1941年10月5日，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于右任來到敦煌莫高窟，會見了張大千。
張大千談起對莫高窟的現狀與前景，極為痛心與擔心，他向于右任提議，國家應趕快把莫高窟等收歸國有，并立即建立起一個保護機構。
于右任非常贊同張大千的提議，很快向國民政府遞交了提案。
[7] 向達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曆史學家、考古學家、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學專家。
他治學嚴謹，成就卓越，堪稱一代宗師。
[8]他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史料目錄學引論》《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漢唐間西域及南海諸國古地理書叙錄》《關于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都是曆史學和考古學的重要著作。
向達先生早年翻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時就與敦煌結緣。
1935年秋，他被派往歐洲調查和研究流散的敦煌文書。
他先是到英國影印及研究大英博物館所藏的敦煌寫經，在收藏了許多東方善本書籍的牛津大學鮑德裡圖書館考察。
考察期間，他克服種種困難和刁難，先後調查了五百多卷敦煌文書，并做了大量的摘抄和筆記。
他還到巴黎、柏林的博物館抄寫敦煌吐魯番文書。
從1935年到1938年，他把所能看到的敦煌文書都用工整秀麗的小楷做了詳細的抄錄，寫成目錄提要，累計抄寫了數百萬字，對重要的卷子還拍了照片。
向達先生帶回的抄錄資料，為後來國内敦煌學的發展提供了極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向達先生不僅是曆史學家，還是敦煌俗文學的拓荒者，[9]他利用敦煌卷子所做的研究，為敦煌俗文學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沈從文特别提到過向達先生對俗文學研究的貢獻，他說向達先生的研究對唐代白話小說發源于講經中“俗講”一說，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他的一生也為敦煌學做出了不朽的貢獻。
向達先生曾在20世紀40年代初兩次赴西北、敦煌考察。
這兩次實地考察以及此前的赴歐考察敦煌文獻，使得向達先生與敦煌、敦煌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這段時間也恰好是張大千在莫高窟臨摹的時期。
1941年，中央研究院組織西北史地考察團，其中的曆史考古組由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與北京大學聯合組成，向達代表北京大學參加并擔任曆史考古組主任。
考察團于1942年10月9日到達敦煌，次日向達就率團考察了莫高窟。
他還在給友人曾昭燏的信中描述了他第一次見到敦煌石窟藝術的激動，以及目睹石窟受到自然破壞的擔心。
他後來在給李濟、傅斯年、曾昭燏等人的信中反複呼籲加強敦煌石窟的保護。
他還曾撰文呼籲将敦煌石窟的保護和管理收歸國有，由學術機構進行管理和開展研究工作。
1942年，向達先生返回重慶後，很快寫出了《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連帶的幾個問題》這篇文章。
文章經傅斯年的推薦，以“方回”為筆名，首先在重慶《大公報》上連載發表，引起強烈關注。
現在我們說到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成立，大家都知道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于右任的建議之功，而實際上，向達先生對社會的呼籲，也起到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關于保護和管理的具體建議，被後來成立的敦煌藝術研
一些學者對早期禅宗史、華嚴宗、密宗也有研究，賴華倫與蘭卡斯編有《漢藏兩地的早期禅宗》《北宗與早期禅宗的形成》。
太史文所著《十王經與中世紀中國佛教的煉獄觀念之形成》，是用宗教學的理論方法，來解析敦煌的疑僞經問題。
司馬虛把法國道教研究引入美國。
美國還有一些學者注重佛教藝術，尤其關注以敦煌為代表的佛教石窟藝術研究，如高居瀚、方聞、巫鴻、胡素馨、汪悅進、王靜芬等學者都曾發表過有關敦煌石窟研究的論著。
羅振玉、王國維與中國敦煌學的發轫 我國的敦煌學研究，有羅振玉、王國維、陳寅恪、向達、姜亮夫、王重民這些重量級的敦煌學學者，他們開拓了中國敦煌學的許多研究領域，為此後敦煌學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羅振玉在整理刊刻敦煌遺書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他和王國維等人，把伯希和從敦煌賄買的十多種藏經洞文書編為一集，以《敦煌石室遺書》為名刊行，在國内外産生了很大影響。
後來，他又整理出版了《鳴沙石室佚書》和《鳴沙石室佚書續編》，收錄了《大雲無想經》《老子化胡經》《摩尼教經》《景教三威蒙度贊》等各類宗教經書。
1918年，羅振玉把自己曆年整理敦煌遺書所寫的序、跋編成《校刊群書叙錄》二卷。
他從日本回國後，還編寫、出版了一系列敦煌學的論文和著作，如《敦煌零拾》《敦煌石室碎金》《古寫本隸古定尚書真本殘卷》《敦煌寫本毛詩校記》《補唐書張議潮傳》《瓜沙曹氏年表》等。
王國維協助羅振玉做了很多敦煌藏經洞整理的工作，他對敦煌學的貢獻主要是考證了古代經濟、政治制度（如均田制、古代官制），糾正了史籍中的史實訛誤，同時補證了西北民族如回鹘、于阗的曆史，對漢代長城、絲綢之路及一些古城遺址進行了考證。
王國維是最早對敦煌寫卷曲子詞予以關注、介紹和輯錄的學者。
1913年，他在《唐寫本春秋後語背記跋》中首次介紹了敦煌寫卷曲子詞《雲謠集》的情況，這也是敦煌曲子詞研究的開端。
1912年，日本學者狩野直喜遊曆歐洲時，在大英圖書館抄錄了多種敦煌寫本，王國維見到其中一篇載有“内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的詩文殘卷，立刻斷定這是失傳已久的《秦婦吟》。
之後他緻信伯希和，希望對方可以寄來《秦婦吟》的寫卷照片。
1920年，他在《敦煌發現唐代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一文中，首次發表了《秦婦吟》殘卷錄文。
陳寅恪對中國敦煌學的貢獻[5] 20世紀初，陳寅恪在法國巴黎大學留學期間，曾經拜訪過伯希和。
他還去倫敦遊學，是第一個看到國外敦煌資料的中國學者。
陳寅恪開創了敦煌學研究的風氣，他的貢獻在我看來有以下幾點： 首先，他第一次提出了“敦煌學”學科概念。
1930年，陳垣先生在《敦煌劫餘錄》一書中整理公布了北平圖書館收藏的敦煌藏經洞文獻。
陳寅恪先生為此書寫了一篇序，在序中第一次提出了“敦煌學”這個學科概念。
他在序中還最早指出“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号召學者使用好遺留的敦煌文書，做好敦煌學的基礎研究，并指出中國敦煌學研究存在的問題，這是非常有眼光的。
陳寅恪最早全面肯定北平圖書館所藏敦煌劫餘文獻在摩尼教文獻、唐代曆史、佛教文義、小說文學史、佛教故事、唐代詩歌之佚文、古語言文學、佛經舊譯之别本、學術之考證等九個方面的珍貴價值。
其次，是他對敦煌文獻研究的開拓性貢獻。
陳寅恪的敦煌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王國維的影響，他的研究成果很多：撰有《大乘稻稈經随聽疏跋》《忏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有相夫人生天因緣曲跋》《須達起精舍因緣曲跋》《韋莊〈秦婦吟〉校箋》《〈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跋》等多篇論文；還在《敦煌石室寫經題記編序》《元白詩箋證稿》等論著中，利用敦煌資料補史、證史。
大多數敦煌學論文收入《金明館叢稿》《金明館叢稿二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等書中，在其他著作中也使用了一些敦煌資料。
陳寅恪在研究唐代民族關系史、中古史、佛教教義的文獻等方面，都提出過獨到的見解，貢獻過很多敦煌學研究的開拓性視角。
比如關于變文到話本再到小說的文學史發展，陳寅恪在1930年《敦煌本維摩诘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中就有過精彩的論述。
還比如他指出在漢文經卷中有很多是對中亞古文的翻譯，其中不僅有意譯，還有音譯，這對于中亞古文的研究是極其重要的資料，是對世界學術發展的一大貢獻。
他對敦煌學的價值的認識涵蓋了宗教、曆史、地理、文學、藝術、語言文字、哲學等許多方面，提出了許多新的思考和研究方向，不僅有傳統的學術繼承，也有西方的方法借鑒，幾乎囊括了敦煌學研究的所有重要問題。
陳寅恪既能夠看到未來中國學者在敦煌學研究方面的空間和作為，也能夠看到我國對敦煌學研究的不足和差距，他強調學術不能閉門造車，應當和世界接軌。
後來，敦煌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蓬勃發展起來，很多學者投身這個領域的研究，中國的敦煌學研究也逐步與世界學術潮流相融合。
張大千和向達在敦煌 有人問張大千到敦煌去幹什麼，他說宋代的畫我都看過真迹，我要到敦煌去看六朝和隋唐的壁畫。
為什麼張大千要跑來敦煌看六朝和隋唐的壁畫呢？漢晉兩代出過許多大畫家，這些名家現存的作品少之又少，在敦煌卻留下了那個時代藝術家的真迹。
山水畫最盛是兩宋到元代，唐代也有山水，最著名的就是青綠山水畫。
唐代青綠山水畫是李思訓跟他的兒子李道昭一起創造的。
要想看唐代青綠山水的真迹，隻有在敦煌。
據說張大千剛住下，就迫不及待地帶着手電和蠟燭進了洞，當他迎面看到壁畫上的仕女圖的時候，驚得目瞪口呆。
他曾說：“人物畫到了盛唐，可以說已達到了至精至美的完美境界，敦煌佛洞中有不少女體菩薩，雖然明知是壁畫，但仍然可以使你怦然心動。
”[6]他邊欣賞邊贊歎，如癡如醉。
張大千在《臨摹敦煌壁畫畫集序》中說：“莫高窟，誠千百年來之靈岩靜域也！大千流連繪事，傾慕平生，古人之迹，其播于人間者，嘗窺見十之九，求所謂六朝隋唐之迹，乃類于尋夢！石室壁畫，簡籍所不載，往哲所未聞，丹青千壁，遁光莫曜，盛衰之理，籲其極矣！今石室所存，上自元魏，下迄西夏，代有繼作，實先迹之奧府，繪事之神臯也！” 所以，張大千一來索性就不走了。
在1941年至1943年間，他率領弟子門生和一些工匠住進了莫高窟。
在為時兩年多的時間裡，他不間斷地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臨摹壁畫，共臨摹了十六國、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代等曆代壁畫精品約三百幅。
張大千離開敦煌後不久，先後在蘭州、成都、重慶舉辦了“張大千臨撫敦煌壁畫展覽”，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形成“敦煌熱”，為弘揚敦煌石窟藝術做出了積極貢獻。
張大千通過臨摹，對敦煌壁畫藝術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他曾在《對江兆申話敦煌》中說：“在藝術方面的價值，我們可以這樣說，敦煌壁畫是集東方中古美術之大成，敦煌壁畫代表了北魏至元一千年來我們中國美術的發達史。
換言之，也可以說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我們的敦煌壁畫早于歐洲的文藝複興約有一千年，而現代發現尚屬相當的完整，這也可說是人類文化的奇迹……敦煌壁畫所繪之人物，可以考究隋、唐之衣飾制度，可以補唐末五代史書之阙文，我認為其曆史考證之價值，重過藝術之欣賞！蓋敦煌文化，不僅為中國文化，且為世界文化！” 張大千在敦煌臨摹之餘，通過調查研究完成了長達二十餘萬字的《敦煌石室記》手稿（後更名為《張大千先生遺著莫高窟記》，1985年由台北故宮博物院出版），對他所重新編号的309個洞窟的結構、大小、内容做了文字說明和年代推斷。
20世紀70年代，他又發表了一篇萬餘字的畫論《談敦煌壁畫》，深入解析了敦煌壁畫對中國繪畫的影響。
張大千對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成立也是功不可沒。
1941年10月5日，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于右任來到敦煌莫高窟，會見了張大千。
張大千談起對莫高窟的現狀與前景，極為痛心與擔心，他向于右任提議，國家應趕快把莫高窟等收歸國有，并立即建立起一個保護機構。
于右任非常贊同張大千的提議，很快向國民政府遞交了提案。
[7] 向達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曆史學家、考古學家、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學專家。
他治學嚴謹，成就卓越，堪稱一代宗師。
[8]他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史料目錄學引論》《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漢唐間西域及南海諸國古地理書叙錄》《關于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都是曆史學和考古學的重要著作。
向達先生早年翻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時就與敦煌結緣。
1935年秋，他被派往歐洲調查和研究流散的敦煌文書。
他先是到英國影印及研究大英博物館所藏的敦煌寫經，在收藏了許多東方善本書籍的牛津大學鮑德裡圖書館考察。
考察期間，他克服種種困難和刁難，先後調查了五百多卷敦煌文書，并做了大量的摘抄和筆記。
他還到巴黎、柏林的博物館抄寫敦煌吐魯番文書。
從1935年到1938年，他把所能看到的敦煌文書都用工整秀麗的小楷做了詳細的抄錄，寫成目錄提要，累計抄寫了數百萬字，對重要的卷子還拍了照片。
向達先生帶回的抄錄資料，為後來國内敦煌學的發展提供了極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向達先生不僅是曆史學家，還是敦煌俗文學的拓荒者，[9]他利用敦煌卷子所做的研究，為敦煌俗文學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沈從文特别提到過向達先生對俗文學研究的貢獻，他說向達先生的研究對唐代白話小說發源于講經中“俗講”一說，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他的一生也為敦煌學做出了不朽的貢獻。
向達先生曾在20世紀40年代初兩次赴西北、敦煌考察。
這兩次實地考察以及此前的赴歐考察敦煌文獻，使得向達先生與敦煌、敦煌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這段時間也恰好是張大千在莫高窟臨摹的時期。
1941年，中央研究院組織西北史地考察團，其中的曆史考古組由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與北京大學聯合組成，向達代表北京大學參加并擔任曆史考古組主任。
考察團于1942年10月9日到達敦煌，次日向達就率團考察了莫高窟。
他還在給友人曾昭燏的信中描述了他第一次見到敦煌石窟藝術的激動，以及目睹石窟受到自然破壞的擔心。
他後來在給李濟、傅斯年、曾昭燏等人的信中反複呼籲加強敦煌石窟的保護。
他還曾撰文呼籲将敦煌石窟的保護和管理收歸國有，由學術機構進行管理和開展研究工作。
1942年，向達先生返回重慶後，很快寫出了《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連帶的幾個問題》這篇文章。
文章經傅斯年的推薦，以“方回”為筆名，首先在重慶《大公報》上連載發表，引起強烈關注。
現在我們說到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成立，大家都知道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于右任的建議之功，而實際上，向達先生對社會的呼籲，也起到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關于保護和管理的具體建議，被後來成立的敦煌藝術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