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
關燈
小
中
大
究所采納，成為敦煌石窟保護和管理的參照。
向達提出的“不可輕易剝離壁畫”的主張，也是敦煌研究院幾十年來在壁畫保護和管理中一直恪守的紀律和原則。
向達先生可以說是真正做到将敦煌文獻研究與石窟實地調查、考古調查相結合的第一人。
他的兩次敦煌之行都親自實地考察石窟，并對石窟做了美術史分析、敦煌文獻考釋，同時還調查了石窟周圍的古遺址。
他創造了将敦煌文獻與石窟實地調查、考古調查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陳寅恪曾經為向達賦詩：“吾有豐幹饒舌悔，羨君辛苦綴遺文。
……傥能八十身猶健，公案他年好共參。
”可見向達先生當年的學問、風采和影響力。
向達先生精力過人。
他兩入敦煌，第一次到敦煌之前，他考察過武威、張掖、酒泉等地的古遺址，到敦煌後實地考察了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還考察了敦煌壽昌城城址、南湖古董灘、漢長城沿線的大小方盤城遺址、敦煌西南五裡的岷州廟，還在岷州廟發現了六朝經幢，以及安西破城子遺址。
第二次考察中，他先後考察了酒泉文殊山石窟、酒泉金塔縣漢代烽燧遺址，發掘了敦煌佛爺廟古墓群，并再次詳細考察了敦煌莫高窟。
他的第二次敦煌考察，本來計劃發掘第一次考察期間所勘查過的古墓群，希望能夠在敦煌文書、藏經洞之外，發現并開辟出敦煌學的新領域。
但由于這些古墓群多數被盜掘，考察結果不盡如人意。
無論是敦煌地區的石窟藝術，還是敦煌和西域考古，向達先生都貢獻卓著。
[10]他的一些文章後來被收錄進了《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書中。
向達先生擁有百折不回的堅忍品格和世界性的學術眼光。
正是這種可貴的人格和深厚的學術造詣，才使他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為敦煌學的發展做出了令人歎服的學術貢獻。
[11] 遺憾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向達和許多北大學者一樣被下放勞動，身患尿毒症卻不能得到及時治療，在“坐飛機”之後，還要接受無休止的勞改、批鬥和折磨。
北大曆史系鄒衡教授記下了向達先生慘遭批鬥、備受淩辱的慘狀：他被剃光了頭，被迫在三院二樓外曬得滾燙的房檐瓦上“坐飛機”，一跪就是幾個小時……非常不幸，那樣強壯的一個人，過了不久就去世了。
常書鴻先生與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 常書鴻先生是敦煌文物保護研究事業的開創者和奠基者，是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成立于1944年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首任所長。
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成立，與于右任先生有很大關系。
于右任是國民黨的元老，威望很高。
他本人出生于陝西三原，母親是甘肅靜甯人，所以對甘肅這個地方很有感情。
他出任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期間，來甘肅視察，了解政情并參觀一些名勝古迹。
于右任于1941年10月5日，抵達莫高窟參觀，在參觀了洞窟之後，揮毫題寫“莫高窟”三個大字。
我剛到敦煌時，還在敦煌藝術研究所北側大門的門楣上看到過這三個大字。
他到敦煌莫高窟的那天正好是中秋節，在莫高窟臨摹壁畫的張大千邀于右任去他的臨時住所吃飯賞月。
席間，他們就談起了莫高窟的文物破壞嚴重，長期得不到重視與保護，不斷遭到掠奪和破壞的問題。
大家都深感有必要成立一個研究保護機構。
于右任在後來寫的八首《敦煌記事詩》中，表達了他當時的急切心情。
在敦煌巡視數天後，10月13日，于右任又興緻勃勃地去了距離敦煌一百多公裡的安西榆林窟，還寫下了《萬佛峽紀行詩》四首。
1941年12月15日，于右任完成西北考察之後，返抵重慶。
1942年1月12日在第七十五次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會議上，他提交了“請設立敦煌藝術學院，交教育部負責籌劃，招容大學藝術學生就地研習，以期保存千佛洞（莫高窟）等處壁畫”的議案。
會議決定“原則通過，交教育部”。
這一建議還以《建議設立敦煌藝術學院》為題，發表在了1942年《文史雜志》的第二卷第四期。
于右任起初的想法就是在莫高窟成立一個藝術學院，然後聘請一批藝術家擔任教員，教授學生學習壁畫藝術。
于右任的這一倡議很快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
雖然當時太平洋戰争已經爆發，中國正在對日作戰，财政支出非常困難，但是于右任的建議還是得到了國會的通過，通過以後就交給行政院落實，行政院責成教育部負責此事，當時的教育部部長是陳立夫。
教育部認為要成立藝術學院，那肯定要有教師和學生，可是一時半會兒哪裡去找這麼多老師和學生？這個方案實施起來有難度。
但是莫高窟這個地方又太重要了，保護的工作刻不容緩，所以決定先不要成立學院，而是搞一個保管所，然後慢慢招一些懂藝術的青年學生過去。
1943年，教育部将于右任提議成立“敦煌藝術學院”的名稱，改為“敦煌藝術研究所”，并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聘定陝甘青監察使高一涵為主任委員，常書鴻為副主任委員，王子雲為秘書，張庚由、鄭通和、張大千、窦景椿等人任委員，共同籌備組建工作。
1944年1月1日，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創立，這是我國成立最早的研究敦煌學的專門機構，教育部任命從法國回來不久的畫家常書鴻擔任首任所長。
至此，敦煌莫高窟收歸國有，它标志着敦煌莫高窟四百多年無人管理、任憑破壞和偷盜的曆史的結束，敦煌石窟的保護、研究和弘揚翻開了新的一頁。
常書鴻先生是個藝術家，是喝過洋墨水的，有思想有水平。
他1927年留學法國，在油畫藝術上有深厚的造詣，曾在裡昂和巴黎的沙龍展中獲獎。
常先生是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看到了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圖錄》後萌生了對莫高窟的向往。
他1936年回國後，先是擔任了北平藝專的教授，“盧溝橋事變”後随校南遷。
40年代初期，常先生參加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籌備活動，他被任命為敦煌藝術研究所首任所長後，舉家遷居敦煌。
掌管敦煌藝術研究所之初，常書鴻先生不斷給遠方的友人和學生寫信，希望他們推薦和招聘願意來敦煌工作的年輕人。
很快董希文、張琳英、烏密風、周紹淼、潘絜茲、李浴等一批年輕的藝術家陸續來到了敦煌，他們當中很多人是常先生的學生。
常先生還從重慶招聘了一批學者，如史岩、蘇瑩輝等。
1945年抗戰勝利之後，這些人大多又離開了。
1946年後，常先生又招募範文藻、段文傑、淩春德、霍熙亮、孫儒僩、歐陽琳、史葦湘等人先後來到莫高窟，他們成為第一代莫高窟人。
這一代人在風沙肆虐、荒涼寂寞的大西北戈壁沙漠中，面對破敗不堪的石窟，以及土屋土桌、無電、無自來水、無交通工具、經費拮據、物資匮乏、信息閉塞、孩子不能上學等種種困難，毫不畏懼，以對敦煌文化藝術的無限熱愛和傾情保護之心，紮根大漠，含辛茹苦，筚路藍縷，初創了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和弘揚的基業。
常書鴻先生克服了人員和資金短缺的困難，在極其艱苦的工作條件下，白手起家，一邊抓保護，一邊抓藝術。
他帶領大家清除了數百年來堆積在三百多個洞窟内的積沙，拆除了洞窟中俄國人搭建的全部土炕土竈，對石窟做了力所能及的初步整修，還募款為部分重點洞窟裝了窟門，修建了長1007米的土圍牆，有效地阻擋了人為破壞和偷盜，莫高窟得到了初步保護。
與此同時，在缺乏資料和起碼的研究條件的情況下，常所長帶領大家開始了臨摹工作，短短幾年就産生了第一批數百件壁畫臨摹品。
敦煌壁畫摹本曾在南京、上海、重慶等地舉辦的敦煌藝術展覽中展出。
他們還對莫高窟各窟做了更合理的重新編号；對洞窟内容和供養人題記進行全面調查記錄；撰寫洞窟說明；設置陳列室，展示文物；制定了進窟工作和參觀的管理辦法。
當時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開展這些工作，是難能可貴的，這為開辟敦煌石窟研究新領域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1950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書鴻先生繼任所長。
他以更大的力度針對莫高窟的壁畫和彩塑病害、崖體風化和坍塌、風沙侵蝕等嚴重威脅文物安全的問題，對洞窟中病害嚴重的壁畫和彩塑開展了初步搶救性保護和修複；對裂隙縱橫的莫高窟南區危崖和洞窟實施了全面大規模的危崖加固工程，經過加固的莫高窟能承受7級強度的地震，使瀕臨坍塌的洞窟脫離了險境，得到了妥善保護；為了防止風沙對壁畫和塑像的侵蝕，還着手在崖頂做防治沙害的試驗。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敦煌彩塑和壁畫臨摹的黃金時期。
段文傑、史葦湘、李其瓊、霍熙亮、李承仙、歐陽琳、關友惠、劉玉權等前輩畫家專心繪事，辛勤工作，臨摹了大批敦煌石窟中經典的代表性的壁畫。
雕塑專家孫紀元、何鄂也臨摹了一些經典的敦煌雕塑作品。
敦煌研究院現藏的敦煌藝術臨摹品大多産生于這一時期。
當時臨摹的壁畫和彩塑，還舉辦了國内外的展覽。
敦煌臨本的展覽，不僅弘揚了敦煌藝術，而且引起了一些專家、學者對敦煌的興趣，他們從中收集資料，開始了對敦煌石窟藝術和圖像的關注和研究。
我1963年來到敦煌的時候，常先生已經開始重視敦煌石窟人文學科的研究。
常先生學識淵博。
20世紀30年代留學法國期間，他在研究西方繪畫藝術的同時，就開始反思中國民族傳統藝術，探索中國未來繪畫，發表了《巴黎中國畫展與中國畫前途》一文。
在敦煌工作的數十年間，他除了臨摹敦煌壁畫、創作油畫，還撰寫了數十篇論文和介紹文章，先後發表在國内外數十種報刊、書籍上。
常先生以一位藝術家的敏銳眼光，看到了敦煌石窟藝術在中國美術史上的地位和價值。
他認為敦煌壁畫以其内容的無限豐富性、強烈的時代性和廣泛的人民性，代表着中國古代藝術的精髓。
他發表了《敦煌藝術的特點》《敦煌藝術的源流與内容》《禮失而求諸野》《從敦煌藝術看中國民族藝術風格及其發展特點》等論文，較為全面地探讨了敦煌石窟藝術的特點和規律。
他眼界開闊，不僅考察了敦煌石窟與龜茲石窟、炳靈寺石窟、麥積山石窟，還把敦煌藝術放在世界範圍去認識，發表了《阿犍陀與敦煌：紀念阿犍陀石窟藝術1500周年》。
20世紀50年代末，常先生兼任蘭州藝術學院院長，60年代初學院被解散之後，常先生就動員了賀世哲、施萍婷、李永甯等一批學文史的師生來莫高窟。
後來又吸納了美術專業的高爾泰、建築專業的蕭默、曆史專業的孫修身等一批專業人員。
我和馬世長作為考古專業人員是在常先生向宿白先生請求下，從北京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
此時，研究所組建了研究部，下設考古組和美術組。
研究所除國畫、油畫、雕塑專業人員外，還增添了文學、曆史、考古、古建築等人文學科的專業人員。
常先生在全所組織了多次學術讨論會，積極籌備召開莫高窟創建1600年的學術讨論會，有力地推動了研究工作的開展。
遺憾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研究工作陷入停頓狀态。
但常先生所做的努力，為後來敦煌文物研究所各項工作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20世紀80年代以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學者們發表了一批極有分量的學術成果，引起國内外學術界的關注和好評，其中大部分就是早在60年代就開始了的研究。
段文傑先生與敦煌
向達提出的“不可輕易剝離壁畫”的主張，也是敦煌研究院幾十年來在壁畫保護和管理中一直恪守的紀律和原則。
向達先生可以說是真正做到将敦煌文獻研究與石窟實地調查、考古調查相結合的第一人。
他的兩次敦煌之行都親自實地考察石窟，并對石窟做了美術史分析、敦煌文獻考釋，同時還調查了石窟周圍的古遺址。
他創造了将敦煌文獻與石窟實地調查、考古調查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陳寅恪曾經為向達賦詩：“吾有豐幹饒舌悔，羨君辛苦綴遺文。
……傥能八十身猶健，公案他年好共參。
”可見向達先生當年的學問、風采和影響力。
向達先生精力過人。
他兩入敦煌，第一次到敦煌之前，他考察過武威、張掖、酒泉等地的古遺址，到敦煌後實地考察了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還考察了敦煌壽昌城城址、南湖古董灘、漢長城沿線的大小方盤城遺址、敦煌西南五裡的岷州廟，還在岷州廟發現了六朝經幢，以及安西破城子遺址。
第二次考察中，他先後考察了酒泉文殊山石窟、酒泉金塔縣漢代烽燧遺址，發掘了敦煌佛爺廟古墓群，并再次詳細考察了敦煌莫高窟。
他的第二次敦煌考察，本來計劃發掘第一次考察期間所勘查過的古墓群，希望能夠在敦煌文書、藏經洞之外，發現并開辟出敦煌學的新領域。
但由于這些古墓群多數被盜掘，考察結果不盡如人意。
無論是敦煌地區的石窟藝術，還是敦煌和西域考古，向達先生都貢獻卓著。
[10]他的一些文章後來被收錄進了《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書中。
向達先生擁有百折不回的堅忍品格和世界性的學術眼光。
正是這種可貴的人格和深厚的學術造詣，才使他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為敦煌學的發展做出了令人歎服的學術貢獻。
[11] 遺憾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向達和許多北大學者一樣被下放勞動，身患尿毒症卻不能得到及時治療，在“坐飛機”之後，還要接受無休止的勞改、批鬥和折磨。
北大曆史系鄒衡教授記下了向達先生慘遭批鬥、備受淩辱的慘狀：他被剃光了頭，被迫在三院二樓外曬得滾燙的房檐瓦上“坐飛機”，一跪就是幾個小時……非常不幸，那樣強壯的一個人，過了不久就去世了。
常書鴻先生與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 常書鴻先生是敦煌文物保護研究事業的開創者和奠基者，是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成立于1944年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首任所長。
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成立，與于右任先生有很大關系。
于右任是國民黨的元老，威望很高。
他本人出生于陝西三原，母親是甘肅靜甯人，所以對甘肅這個地方很有感情。
他出任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期間，來甘肅視察，了解政情并參觀一些名勝古迹。
于右任于1941年10月5日，抵達莫高窟參觀，在參觀了洞窟之後，揮毫題寫“莫高窟”三個大字。
我剛到敦煌時，還在敦煌藝術研究所北側大門的門楣上看到過這三個大字。
他到敦煌莫高窟的那天正好是中秋節，在莫高窟臨摹壁畫的張大千邀于右任去他的臨時住所吃飯賞月。
席間，他們就談起了莫高窟的文物破壞嚴重，長期得不到重視與保護，不斷遭到掠奪和破壞的問題。
大家都深感有必要成立一個研究保護機構。
于右任在後來寫的八首《敦煌記事詩》中，表達了他當時的急切心情。
在敦煌巡視數天後，10月13日，于右任又興緻勃勃地去了距離敦煌一百多公裡的安西榆林窟，還寫下了《萬佛峽紀行詩》四首。
1941年12月15日，于右任完成西北考察之後，返抵重慶。
1942年1月12日在第七十五次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會議上，他提交了“請設立敦煌藝術學院，交教育部負責籌劃，招容大學藝術學生就地研習，以期保存千佛洞（莫高窟）等處壁畫”的議案。
會議決定“原則通過，交教育部”。
這一建議還以《建議設立敦煌藝術學院》為題，發表在了1942年《文史雜志》的第二卷第四期。
于右任起初的想法就是在莫高窟成立一個藝術學院，然後聘請一批藝術家擔任教員，教授學生學習壁畫藝術。
于右任的這一倡議很快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
雖然當時太平洋戰争已經爆發，中國正在對日作戰，财政支出非常困難，但是于右任的建議還是得到了國會的通過，通過以後就交給行政院落實，行政院責成教育部負責此事，當時的教育部部長是陳立夫。
教育部認為要成立藝術學院，那肯定要有教師和學生，可是一時半會兒哪裡去找這麼多老師和學生？這個方案實施起來有難度。
但是莫高窟這個地方又太重要了，保護的工作刻不容緩，所以決定先不要成立學院，而是搞一個保管所，然後慢慢招一些懂藝術的青年學生過去。
1943年，教育部将于右任提議成立“敦煌藝術學院”的名稱，改為“敦煌藝術研究所”，并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聘定陝甘青監察使高一涵為主任委員，常書鴻為副主任委員，王子雲為秘書，張庚由、鄭通和、張大千、窦景椿等人任委員，共同籌備組建工作。
1944年1月1日，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創立，這是我國成立最早的研究敦煌學的專門機構，教育部任命從法國回來不久的畫家常書鴻擔任首任所長。
至此，敦煌莫高窟收歸國有，它标志着敦煌莫高窟四百多年無人管理、任憑破壞和偷盜的曆史的結束，敦煌石窟的保護、研究和弘揚翻開了新的一頁。
常書鴻先生是個藝術家，是喝過洋墨水的，有思想有水平。
他1927年留學法國，在油畫藝術上有深厚的造詣，曾在裡昂和巴黎的沙龍展中獲獎。
常先生是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看到了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圖錄》後萌生了對莫高窟的向往。
他1936年回國後，先是擔任了北平藝專的教授，“盧溝橋事變”後随校南遷。
40年代初期，常先生參加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籌備活動，他被任命為敦煌藝術研究所首任所長後，舉家遷居敦煌。
掌管敦煌藝術研究所之初，常書鴻先生不斷給遠方的友人和學生寫信，希望他們推薦和招聘願意來敦煌工作的年輕人。
很快董希文、張琳英、烏密風、周紹淼、潘絜茲、李浴等一批年輕的藝術家陸續來到了敦煌，他們當中很多人是常先生的學生。
常先生還從重慶招聘了一批學者，如史岩、蘇瑩輝等。
1945年抗戰勝利之後，這些人大多又離開了。
1946年後，常先生又招募範文藻、段文傑、淩春德、霍熙亮、孫儒僩、歐陽琳、史葦湘等人先後來到莫高窟，他們成為第一代莫高窟人。
這一代人在風沙肆虐、荒涼寂寞的大西北戈壁沙漠中，面對破敗不堪的石窟，以及土屋土桌、無電、無自來水、無交通工具、經費拮據、物資匮乏、信息閉塞、孩子不能上學等種種困難，毫不畏懼，以對敦煌文化藝術的無限熱愛和傾情保護之心，紮根大漠，含辛茹苦，筚路藍縷，初創了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和弘揚的基業。
常書鴻先生克服了人員和資金短缺的困難，在極其艱苦的工作條件下，白手起家，一邊抓保護，一邊抓藝術。
他帶領大家清除了數百年來堆積在三百多個洞窟内的積沙，拆除了洞窟中俄國人搭建的全部土炕土竈，對石窟做了力所能及的初步整修，還募款為部分重點洞窟裝了窟門，修建了長1007米的土圍牆，有效地阻擋了人為破壞和偷盜，莫高窟得到了初步保護。
與此同時，在缺乏資料和起碼的研究條件的情況下，常所長帶領大家開始了臨摹工作，短短幾年就産生了第一批數百件壁畫臨摹品。
敦煌壁畫摹本曾在南京、上海、重慶等地舉辦的敦煌藝術展覽中展出。
他們還對莫高窟各窟做了更合理的重新編号；對洞窟内容和供養人題記進行全面調查記錄；撰寫洞窟說明；設置陳列室，展示文物；制定了進窟工作和參觀的管理辦法。
當時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開展這些工作，是難能可貴的，這為開辟敦煌石窟研究新領域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1950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書鴻先生繼任所長。
他以更大的力度針對莫高窟的壁畫和彩塑病害、崖體風化和坍塌、風沙侵蝕等嚴重威脅文物安全的問題，對洞窟中病害嚴重的壁畫和彩塑開展了初步搶救性保護和修複；對裂隙縱橫的莫高窟南區危崖和洞窟實施了全面大規模的危崖加固工程，經過加固的莫高窟能承受7級強度的地震，使瀕臨坍塌的洞窟脫離了險境，得到了妥善保護；為了防止風沙對壁畫和塑像的侵蝕，還着手在崖頂做防治沙害的試驗。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敦煌彩塑和壁畫臨摹的黃金時期。
段文傑、史葦湘、李其瓊、霍熙亮、李承仙、歐陽琳、關友惠、劉玉權等前輩畫家專心繪事，辛勤工作，臨摹了大批敦煌石窟中經典的代表性的壁畫。
雕塑專家孫紀元、何鄂也臨摹了一些經典的敦煌雕塑作品。
敦煌研究院現藏的敦煌藝術臨摹品大多産生于這一時期。
當時臨摹的壁畫和彩塑，還舉辦了國内外的展覽。
敦煌臨本的展覽，不僅弘揚了敦煌藝術，而且引起了一些專家、學者對敦煌的興趣，他們從中收集資料，開始了對敦煌石窟藝術和圖像的關注和研究。
我1963年來到敦煌的時候，常先生已經開始重視敦煌石窟人文學科的研究。
常先生學識淵博。
20世紀30年代留學法國期間，他在研究西方繪畫藝術的同時，就開始反思中國民族傳統藝術，探索中國未來繪畫，發表了《巴黎中國畫展與中國畫前途》一文。
在敦煌工作的數十年間，他除了臨摹敦煌壁畫、創作油畫，還撰寫了數十篇論文和介紹文章，先後發表在國内外數十種報刊、書籍上。
常先生以一位藝術家的敏銳眼光，看到了敦煌石窟藝術在中國美術史上的地位和價值。
他認為敦煌壁畫以其内容的無限豐富性、強烈的時代性和廣泛的人民性，代表着中國古代藝術的精髓。
他發表了《敦煌藝術的特點》《敦煌藝術的源流與内容》《禮失而求諸野》《從敦煌藝術看中國民族藝術風格及其發展特點》等論文，較為全面地探讨了敦煌石窟藝術的特點和規律。
他眼界開闊，不僅考察了敦煌石窟與龜茲石窟、炳靈寺石窟、麥積山石窟，還把敦煌藝術放在世界範圍去認識，發表了《阿犍陀與敦煌：紀念阿犍陀石窟藝術1500周年》。
20世紀50年代末，常先生兼任蘭州藝術學院院長，60年代初學院被解散之後，常先生就動員了賀世哲、施萍婷、李永甯等一批學文史的師生來莫高窟。
後來又吸納了美術專業的高爾泰、建築專業的蕭默、曆史專業的孫修身等一批專業人員。
我和馬世長作為考古專業人員是在常先生向宿白先生請求下，從北京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
此時，研究所組建了研究部，下設考古組和美術組。
研究所除國畫、油畫、雕塑專業人員外，還增添了文學、曆史、考古、古建築等人文學科的專業人員。
常先生在全所組織了多次學術讨論會，積極籌備召開莫高窟創建1600年的學術讨論會，有力地推動了研究工作的開展。
遺憾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研究工作陷入停頓狀态。
但常先生所做的努力，為後來敦煌文物研究所各項工作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20世紀80年代以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學者們發表了一批極有分量的學術成果，引起國内外學術界的關注和好評，其中大部分就是早在60年代就開始了的研究。
段文傑先生與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