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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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初，段文傑先生接替常老，繼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長。
适逢改革開放時期，甘肅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敦煌文物工作。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為敦煌研究院，段先生為第一任院長。
他帶領大家利用改革開放的大好時機，增設研究部門，通過大學分配、招聘、調動等各種方式，持續地大力引進各方面的專業人才。
如保護方面的李最雄、李實、王旭東、汪萬福、蘇伯民等，文科研究方面的馬德、羅華慶、趙聲良、李正宇、汪泛舟、梁尉英、張元林、楊富學、張先堂、楊秀清等，這些專業人員後來都逐漸成長為各自專業領域很有成就的專家，為敦煌研究院的發展做出了各自的貢獻。
段先生帶領全院職工努力奮鬥，把敦煌保護、研究、弘揚的各項事業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他帶領全院積極開展國際合作，學習和引進了國際文化遺産保護的先進理念、先進技術、先進經驗，積極培養保護人才，保護水平迅速提高。
敦煌石窟的保護從過去對壁畫的搶救性保護走向科學保護，以真實、完整地保護莫高窟本體及其賦存環境為目标，逐步建立了石窟本體壁畫搶救性保護的科學技術體系。
這個時期敦煌研究院的保護和修複的科學技術，逐步與國際接軌，在中國古代壁畫和土遺址保護研究領域居于領先地位。
段先生接任所長之後，面對我國和我所的敦煌學研究現狀焦慮不安。
他給研究人員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大陸的敦煌學研究是一片空白，而港台地區和日、法、英、俄、美等國的敦煌學研究卻有了較大發展的現狀，并指出：我們隻有抓緊時間，急起直追，多出成果，才能趕上國際學術界前進的步伐。
要迅速提高研究水平，逐步擴大敦煌文物研究的領域，逐步拿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出版一批有一定水平的論文和著作。
改變“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的狀況，要為國争光，為改變敦煌學研究的落後面貌而努力！ 段先生率先垂範，埋頭苦幹，除繁忙的行政工作外，還夜以繼日撰寫研究文章。
他先是寫出了《早期的莫高窟藝術》《唐代前期的莫高窟藝術》《唐代後期的莫高窟藝術》《晚期的莫高窟藝術》一組論文，後來又對隋代、初唐時期的敦煌藝術進行了一番研究，發表了《融合中西成一家：莫高窟隋代壁畫研究》《創新以代雄：敦煌石窟初唐壁畫概觀》《榆林窟的壁畫藝術》等論文。
段先生個人的學術研究概括出了一部相對完整的敦煌石窟藝術發展史。
段先生把敦煌藝術放在特定的社會曆史環境中，深入透徹地探讨了佛教思想、社會環境對石窟藝術發展的影響，并翔實地分析了各個時代敦煌石窟藝術的發展、演變，揭示其藝術發展的内在規律。
他對各時期敦煌石窟藝術風格特色的總結，對敦煌藝術的基礎理論建設意義重大。
段先生對拓寬研究領域、資料收集和整理、撰寫文章、出版書籍等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
在他的帶領下，經老中青三代研究人員的共同努力，研究院學者除了發表大量學術論文外，還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内容總錄》、《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綜合精選敦煌藝術及文獻的《敦煌》圖錄、精選的專題論文集《敦煌研究文集》、《中國美術全集·敦煌》（壁畫和彩塑各一集）、《中國敦煌壁畫全集》（10卷）、敦煌石窟的專題分類《敦煌石窟全集》（26卷）、以研究單個精華洞窟為特點的《敦煌石窟藝術》（22卷）以及中日合作撰寫的《敦煌莫高窟》（5卷）和《榆林窟》等一系列出版物。
段先生除積極推動研究和出版外，還十分重視學術交流。
在他的領導下，敦煌研究院先後召開了四次國際敦煌學術研讨會，議題涉及敦煌石窟和藏經洞文物的藝術、考古、曆史、地理、宗教、民族、民俗、書法等各個領域。
在段先生的倡導下，敦煌研究院從過去以敦煌藝術臨摹為主，拓展到石窟考古、石窟藝術、石窟圖像、敦煌文獻、曆史地理、民族宗教等多領域的研究，形成了對敦煌石窟珍貴價值和豐富内涵深度解讀的研究體系，産生了一批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
如史葦湘先生對敦煌石窟藝術與敦煌社會曆史關系、敦煌藝術美學的深入解讀，賀世哲先生對敦煌早期石窟圖像的深入考察與解讀、對敦煌石窟營造史的總體把握，施萍婷先生對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獻的編目和研究，李永甯先生對敦煌碑文的考察研究，孫修身先生對敦煌佛教史迹畫的系統論述，李正宇先生對敦煌文獻從曆史、地理、文學、宗教、硬筆書法等多方面的研究，馬德對敦煌石窟營造史、敦煌工匠的專題研究，趙聲良對敦煌石窟藝術史的系統細緻考察，羅華慶、王惠民、張元林、張小剛、趙曉星等中青年專家對敦煌石窟各種造像題材、圖像的深入考察解讀，劉永增對敦煌密教造像的考察解讀，楊富學對回鹘、西夏等民族文獻和曆史文化的系統研究，張先堂對敦煌供養人文獻和圖像的綜合考察，楊秀清、王志鵬等對敦煌曆史文獻、文學文獻的考察研究，等等，這個科研團隊在國内外的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與好評。
1982年，在段文傑先生的倡導下，研究院創辦了國内最早的敦煌學專業期刊《敦煌研究》，從不定期，到雙月刊，又到季刊，研究範圍逐步擴大，至今已出版170多期，發表學術論文3400餘篇，成為國際敦煌學界最有影響的專業核心期刊。
經過改革開放後四十餘年全院同仁的艱苦奮鬥和不斷創新，改變了“敦煌學在外國”的局面。
如今，敦煌研究院已經成為國内外最具影響力的敦煌學研究實體。
季羨林先生與敦煌 季羨林先生青年時代在海外求學，主攻印度學和語言學，中年又投身于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史研究和翻譯工作，晚年開始引領敦煌學研究。
1983年，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季先生長期擔任會長直至去世。
我國敦煌吐魯番學在先生的引領下，走過了三十多年的不平凡曆程，打下了堅實基礎，收獲了豐碩成果，為敦煌學的當代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1979年，季先生曾經親臨敦煌考察，由我負責接待他。
那時候季先生已經年近七旬，但是精神矍铄，身體健朗，還擔任着北大副校長的職務。
這次考察，除了對敦煌藝術的研究的關切之外，他還勉勵我和敦煌研究院的同仁，要珍惜全社會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積極化解和妥善處理“文革”遺留的曆史矛盾，努力把敦煌文物保護工作和敦煌學的研究盡快搞上去。
此後，我與季先生長期保持聯系，在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等方面經常得到他的教導。
1984—1998年，他率領敦煌學界編寫了《敦煌學大辭典》，并親自撰寫詞條。
《敦煌學大辭典》的出版，對總結國際敦煌學的研究成果并向大衆普及敦煌學知識發揮了重要作用。
敦煌研究院作為主要參編單位，許多學者參與了大辭典的編寫工作。
1988年8月，季先生在《文史知識》敦煌學專号上發表《對當前敦煌吐魯番學研究的一點想法》一文。
他充分肯定了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後所取得的成績，同時也提醒敦煌學界同仁，密切關注世界文化大勢的縱橫開阖，努力跟上偉大時代的前進步伐，加強同世界各國同行們已有的聯系，進一步調查整理國内外的資料，提高認識水平和研究水平。
放眼全球，用更新的、更廣闊的眼光來從事工作，不斷提高敦煌學在世界學術之林中的地位。
2000年是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那次會議是敦煌學研究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學術會。
藏經洞發現一百年非常重要，國家文化部、文物局及甘肅省政府都非常重視。
6月28日，我和研究院同仁一起去北京大學朗潤園拜訪了季老，向季老報告此事并請示面谕。
季老那時候已經年近九十高齡了，而且剛剛做完白内障手術，醫生要求盡量不會客。
但是當他了解到我們是從敦煌來的，馬上就答應見我們。
看到我們，季老非常高興，他說：“今天有喜事，我親手種的荷花今天開了第一朵花。
”我向季老報告了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紀念活動的籌備情況，并向他送上文化部、甘肅省政府邀請他參加“敦煌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紀念座談會”的請柬。
季老表示因為身體原因，不能參加座談會，但他十分關心敦煌的文物保護，向我詳細了解了敦煌石窟的現狀及保護措施。
他對我說：“敦煌是中國的驕傲，你們一定要保護好敦煌石窟，最嚴重的是下層洞窟，要采取措施保護好。
”當我告訴他，我們對下層洞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保護措施時，季老的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他接着說，“前有常書鴻，後有樊錦詩”，對敦煌文物的保護工作給予高度贊揚。
季老的贊揚，常先生是實至名歸，我則愧不敢當。
但是我理解季老的這番話，它包含了對老一輩敦煌莫高窟人紮根大漠、無私奉獻的充分肯定，也是對我們現在的敦煌文物工作者的無限期望和深情勉勵。
臨别時，他特意親自送我們到門外，又和我們一起在荷塘邊合影留念。
後來國家文物局和甘肅省政府授予季先生“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殊貢獻獎”，對季先生多年來對敦煌學的卓著貢獻給予高度贊揚。
後來，季羨林先生長期住在301醫院，我也曾去看望過他。
記得2003年，我到北京的時候去醫院探望季老，他一聽是我，便讓秘書想辦法讓我進去。
其時先生已行動不便，言語低緩，但精神矍铄，思維敏捷，仍然和我談工作、談課題、談敦煌學研究。
他那天一再囑咐我注意自己的身體，令我感動。
2004年，國家文物局和甘肅省政府舉辦了“敦煌研究院成立六十周年暨常書鴻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活動。
季老因為身體原因未能與會，但他托柴劍虹先生轉達了對大會的祝賀及對敦煌研究院全體同仁的勉勵。
2006年8月6日是季先生的生日，我曾派《敦煌研究》編輯部的楊秀清前往北京看望他，一來是代表研究院為季老祝壽，二來是想請季老為《敦煌研究》出版100期題詞。
季先生欣然同意，并且一再囑咐楊秀清轉告我注意休息。
過了沒幾天，就收到柴劍虹先生從北京寄來的季老題詞：“行百裡，半九十。
” 每當想到這些往事，季先生的這份關愛之情總會溫暖着我。
潘重規、饒宗頤的敦煌情緣[12] 談到中國學者對敦煌學發展的傑出貢獻，潘重規和饒宗頤二位先生是無論如何都不能不說的。
潘重規先生一生緻力于國學研究，對敦煌學用力尤勤，屢赴歐洲各國，披覽敦煌寫卷，考正辨誤，拾遺補阙。
他的研究廣涉敦煌文書中經學、文學、佛典、語言、文字等諸多領域，其所著《瀛涯敦煌韻輯新編》《敦煌雲謠集新書》《敦煌俗字譜》《敦煌變文集新書》《敦煌壇經新書》等論著廣受國内外學界推重。
他對敦煌學的傑出貢獻，得到國内外學術界的高度推崇。
1974年，法蘭西文學院授予他代表法國漢學最高成就的“儒蓮獎”；他本人被法國科學院“敦煌學研究會”聘為名譽會員。
1992年，段文傑院長率團赴台，授予潘先生“敦煌研究院榮譽研究員”頭銜。
除了敦煌學的研究，他還創辦《敦煌學》專刊，開設敦煌學講席，培植人才，獎掖後進，開拓出中國台灣敦煌學的一片園地。
潘先生一生緻力于教學事業，桃李滿天下。
特别令人難忘的是，1990年，潘先生穿越海峽之阻隔，攜諸弟子來敦煌
适逢改革開放時期，甘肅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敦煌文物工作。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為敦煌研究院，段先生為第一任院長。
他帶領大家利用改革開放的大好時機，增設研究部門，通過大學分配、招聘、調動等各種方式，持續地大力引進各方面的專業人才。
如保護方面的李最雄、李實、王旭東、汪萬福、蘇伯民等，文科研究方面的馬德、羅華慶、趙聲良、李正宇、汪泛舟、梁尉英、張元林、楊富學、張先堂、楊秀清等，這些專業人員後來都逐漸成長為各自專業領域很有成就的專家，為敦煌研究院的發展做出了各自的貢獻。
段先生帶領全院職工努力奮鬥，把敦煌保護、研究、弘揚的各項事業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他帶領全院積極開展國際合作，學習和引進了國際文化遺産保護的先進理念、先進技術、先進經驗，積極培養保護人才，保護水平迅速提高。
敦煌石窟的保護從過去對壁畫的搶救性保護走向科學保護，以真實、完整地保護莫高窟本體及其賦存環境為目标，逐步建立了石窟本體壁畫搶救性保護的科學技術體系。
這個時期敦煌研究院的保護和修複的科學技術，逐步與國際接軌，在中國古代壁畫和土遺址保護研究領域居于領先地位。
段先生接任所長之後，面對我國和我所的敦煌學研究現狀焦慮不安。
他給研究人員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大陸的敦煌學研究是一片空白，而港台地區和日、法、英、俄、美等國的敦煌學研究卻有了較大發展的現狀，并指出：我們隻有抓緊時間，急起直追，多出成果，才能趕上國際學術界前進的步伐。
要迅速提高研究水平，逐步擴大敦煌文物研究的領域，逐步拿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出版一批有一定水平的論文和著作。
改變“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的狀況，要為國争光，為改變敦煌學研究的落後面貌而努力！ 段先生率先垂範，埋頭苦幹，除繁忙的行政工作外，還夜以繼日撰寫研究文章。
他先是寫出了《早期的莫高窟藝術》《唐代前期的莫高窟藝術》《唐代後期的莫高窟藝術》《晚期的莫高窟藝術》一組論文，後來又對隋代、初唐時期的敦煌藝術進行了一番研究，發表了《融合中西成一家：莫高窟隋代壁畫研究》《創新以代雄：敦煌石窟初唐壁畫概觀》《榆林窟的壁畫藝術》等論文。
段先生個人的學術研究概括出了一部相對完整的敦煌石窟藝術發展史。
段先生把敦煌藝術放在特定的社會曆史環境中，深入透徹地探讨了佛教思想、社會環境對石窟藝術發展的影響，并翔實地分析了各個時代敦煌石窟藝術的發展、演變，揭示其藝術發展的内在規律。
他對各時期敦煌石窟藝術風格特色的總結，對敦煌藝術的基礎理論建設意義重大。
段先生對拓寬研究領域、資料收集和整理、撰寫文章、出版書籍等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
在他的帶領下，經老中青三代研究人員的共同努力，研究院學者除了發表大量學術論文外，還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内容總錄》、《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綜合精選敦煌藝術及文獻的《敦煌》圖錄、精選的專題論文集《敦煌研究文集》、《中國美術全集·敦煌》（壁畫和彩塑各一集）、《中國敦煌壁畫全集》（10卷）、敦煌石窟的專題分類《敦煌石窟全集》（26卷）、以研究單個精華洞窟為特點的《敦煌石窟藝術》（22卷）以及中日合作撰寫的《敦煌莫高窟》（5卷）和《榆林窟》等一系列出版物。
段先生除積極推動研究和出版外，還十分重視學術交流。
在他的領導下，敦煌研究院先後召開了四次國際敦煌學術研讨會，議題涉及敦煌石窟和藏經洞文物的藝術、考古、曆史、地理、宗教、民族、民俗、書法等各個領域。
在段先生的倡導下，敦煌研究院從過去以敦煌藝術臨摹為主，拓展到石窟考古、石窟藝術、石窟圖像、敦煌文獻、曆史地理、民族宗教等多領域的研究，形成了對敦煌石窟珍貴價值和豐富内涵深度解讀的研究體系，産生了一批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
如史葦湘先生對敦煌石窟藝術與敦煌社會曆史關系、敦煌藝術美學的深入解讀，賀世哲先生對敦煌早期石窟圖像的深入考察與解讀、對敦煌石窟營造史的總體把握，施萍婷先生對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獻的編目和研究，李永甯先生對敦煌碑文的考察研究，孫修身先生對敦煌佛教史迹畫的系統論述，李正宇先生對敦煌文獻從曆史、地理、文學、宗教、硬筆書法等多方面的研究，馬德對敦煌石窟營造史、敦煌工匠的專題研究，趙聲良對敦煌石窟藝術史的系統細緻考察，羅華慶、王惠民、張元林、張小剛、趙曉星等中青年專家對敦煌石窟各種造像題材、圖像的深入考察解讀，劉永增對敦煌密教造像的考察解讀，楊富學對回鹘、西夏等民族文獻和曆史文化的系統研究，張先堂對敦煌供養人文獻和圖像的綜合考察，楊秀清、王志鵬等對敦煌曆史文獻、文學文獻的考察研究，等等，這個科研團隊在國内外的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與好評。
1982年，在段文傑先生的倡導下，研究院創辦了國内最早的敦煌學專業期刊《敦煌研究》，從不定期，到雙月刊，又到季刊，研究範圍逐步擴大，至今已出版170多期，發表學術論文3400餘篇，成為國際敦煌學界最有影響的專業核心期刊。
經過改革開放後四十餘年全院同仁的艱苦奮鬥和不斷創新，改變了“敦煌學在外國”的局面。
如今，敦煌研究院已經成為國内外最具影響力的敦煌學研究實體。
季羨林先生與敦煌 季羨林先生青年時代在海外求學，主攻印度學和語言學，中年又投身于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史研究和翻譯工作，晚年開始引領敦煌學研究。
1983年，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季先生長期擔任會長直至去世。
我國敦煌吐魯番學在先生的引領下，走過了三十多年的不平凡曆程，打下了堅實基礎，收獲了豐碩成果，為敦煌學的當代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1979年，季先生曾經親臨敦煌考察，由我負責接待他。
那時候季先生已經年近七旬，但是精神矍铄，身體健朗，還擔任着北大副校長的職務。
這次考察，除了對敦煌藝術的研究的關切之外，他還勉勵我和敦煌研究院的同仁，要珍惜全社會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積極化解和妥善處理“文革”遺留的曆史矛盾，努力把敦煌文物保護工作和敦煌學的研究盡快搞上去。
此後，我與季先生長期保持聯系，在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等方面經常得到他的教導。
1984—1998年，他率領敦煌學界編寫了《敦煌學大辭典》，并親自撰寫詞條。
《敦煌學大辭典》的出版，對總結國際敦煌學的研究成果并向大衆普及敦煌學知識發揮了重要作用。
敦煌研究院作為主要參編單位，許多學者參與了大辭典的編寫工作。
1988年8月，季先生在《文史知識》敦煌學專号上發表《對當前敦煌吐魯番學研究的一點想法》一文。
他充分肯定了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後所取得的成績，同時也提醒敦煌學界同仁，密切關注世界文化大勢的縱橫開阖，努力跟上偉大時代的前進步伐，加強同世界各國同行們已有的聯系，進一步調查整理國内外的資料，提高認識水平和研究水平。
放眼全球，用更新的、更廣闊的眼光來從事工作，不斷提高敦煌學在世界學術之林中的地位。
2000年是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那次會議是敦煌學研究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學術會。
藏經洞發現一百年非常重要，國家文化部、文物局及甘肅省政府都非常重視。
6月28日，我和研究院同仁一起去北京大學朗潤園拜訪了季老，向季老報告此事并請示面谕。
季老那時候已經年近九十高齡了，而且剛剛做完白内障手術，醫生要求盡量不會客。
但是當他了解到我們是從敦煌來的，馬上就答應見我們。
看到我們，季老非常高興，他說：“今天有喜事，我親手種的荷花今天開了第一朵花。
”我向季老報告了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紀念活動的籌備情況，并向他送上文化部、甘肅省政府邀請他參加“敦煌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紀念座談會”的請柬。
季老表示因為身體原因，不能參加座談會，但他十分關心敦煌的文物保護，向我詳細了解了敦煌石窟的現狀及保護措施。
他對我說：“敦煌是中國的驕傲，你們一定要保護好敦煌石窟，最嚴重的是下層洞窟，要采取措施保護好。
”當我告訴他，我們對下層洞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保護措施時，季老的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他接着說，“前有常書鴻，後有樊錦詩”，對敦煌文物的保護工作給予高度贊揚。
季老的贊揚，常先生是實至名歸，我則愧不敢當。
但是我理解季老的這番話，它包含了對老一輩敦煌莫高窟人紮根大漠、無私奉獻的充分肯定，也是對我們現在的敦煌文物工作者的無限期望和深情勉勵。
臨别時，他特意親自送我們到門外，又和我們一起在荷塘邊合影留念。
後來國家文物局和甘肅省政府授予季先生“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殊貢獻獎”，對季先生多年來對敦煌學的卓著貢獻給予高度贊揚。
後來，季羨林先生長期住在301醫院，我也曾去看望過他。
記得2003年，我到北京的時候去醫院探望季老，他一聽是我，便讓秘書想辦法讓我進去。
其時先生已行動不便，言語低緩，但精神矍铄，思維敏捷，仍然和我談工作、談課題、談敦煌學研究。
他那天一再囑咐我注意自己的身體，令我感動。
2004年，國家文物局和甘肅省政府舉辦了“敦煌研究院成立六十周年暨常書鴻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活動。
季老因為身體原因未能與會，但他托柴劍虹先生轉達了對大會的祝賀及對敦煌研究院全體同仁的勉勵。
2006年8月6日是季先生的生日，我曾派《敦煌研究》編輯部的楊秀清前往北京看望他，一來是代表研究院為季老祝壽，二來是想請季老為《敦煌研究》出版100期題詞。
季先生欣然同意，并且一再囑咐楊秀清轉告我注意休息。
過了沒幾天，就收到柴劍虹先生從北京寄來的季老題詞：“行百裡，半九十。
” 每當想到這些往事，季先生的這份關愛之情總會溫暖着我。
潘重規、饒宗頤的敦煌情緣[12] 談到中國學者對敦煌學發展的傑出貢獻，潘重規和饒宗頤二位先生是無論如何都不能不說的。
潘重規先生一生緻力于國學研究，對敦煌學用力尤勤，屢赴歐洲各國，披覽敦煌寫卷，考正辨誤，拾遺補阙。
他的研究廣涉敦煌文書中經學、文學、佛典、語言、文字等諸多領域，其所著《瀛涯敦煌韻輯新編》《敦煌雲謠集新書》《敦煌俗字譜》《敦煌變文集新書》《敦煌壇經新書》等論著廣受國内外學界推重。
他對敦煌學的傑出貢獻，得到國内外學術界的高度推崇。
1974年，法蘭西文學院授予他代表法國漢學最高成就的“儒蓮獎”；他本人被法國科學院“敦煌學研究會”聘為名譽會員。
1992年，段文傑院長率團赴台，授予潘先生“敦煌研究院榮譽研究員”頭銜。
除了敦煌學的研究，他還創辦《敦煌學》專刊，開設敦煌學講席，培植人才，獎掖後進，開拓出中國台灣敦煌學的一片園地。
潘先生一生緻力于教學事業，桃李滿天下。
特别令人難忘的是，1990年，潘先生穿越海峽之阻隔，攜諸弟子來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