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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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參加我院主辦的國際敦煌學術會議，促進了海峽兩岸敦煌學者的學術交流。
饒宗頤先生是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譽的學術泰鬥。
我有幸與饒公交往多年，親承教誨，留下了十分深刻而難忘的記憶。
饒先生對祖國的曆史文化懷有崇高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對學術秉持着深厚的敬意與真切的熱愛。
他家學淵源，學養深厚，終生潛心治學，其治學廣博深湛，橫無際涯，博古通今，學貫中西，宏通人文學科的十餘門學科。
他對每一項研究都力求以紮實的文史資料的考證和調查為基礎，窮其源流，求真務實，不做蹈空之論。
在敦煌學的許多領域，饒先生都曾做出過原創性的研究和開拓性的貢獻。
如20世紀50年代他校錄、箋證倫敦所藏敦煌本《老子想爾注》這部反映早期天師道思想的千載秘籍，闡明原始道教思想，引發了後來歐洲道教研究的長期計劃；他首次将敦煌寫本《文心雕龍》公之于世；首次根據英倫敦煌寫卷研究禅宗史上的摩诃衍入藏問題；最早提出“敦煌白畫”的概念，把散布在敦煌寫卷中的白描、粉本、畫稿等有價值的材料編成《敦煌白畫》一書，填補了敦煌藝術研究上的一項空白；他的《敦煌曲》《敦煌曲續論》是敦煌曲子詞研究的先驅之作。
此外，他也是研究敦煌寫卷書法第一人，由他編撰的《敦煌書法叢刊》（共29冊）是最早對敦煌書法予以系統整理和介紹的一部著作，對敦煌書法乃至中國書法史研究影響深遠。
饒先生被學界譽為當代“導夫先路”的敦煌學大師。
饒先生對敦煌深厚的感情，令我和敦煌研究院的同仁永遠難以忘懷。
1980年，他第一次親臨敦煌考察，寫下了著名的《莫高窟題詩》：“河湟入夢若懸旌，鐵馬堅冰紙上鳴。
石窟春風香柳綠，他生願作寫經生。
”對敦煌曆史文化的摯愛之情溢于言表。
後來，他被敦煌研究院聘任為榮譽研究員，對敦煌研究院的學術研究工作更是關愛有加。
1983年、1987年、2000年，他曾三度親臨莫高窟參加敦煌學國際會議，發表精彩的學術演講。
2000年8月，他第四次來到莫高窟，恰逢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百年國際學術盛會。
饒先生興奮地賦詩《重到鳴沙山》：“東寺能容百丈佛，西關曾貢雙頭雞。
情牽欄外千絲柳，不怕鳴沙沒馬蹄。
”并将此詩書贈予我院，表達了對敦煌的一往情深。
在那次學術盛會上，饒先生以莫高窟對面的三危山為例說明中國西北的山水很有特色，提出中國山水畫應有“西北宗”，并答應“為文張之”。
2006年，饒先生撰成《中國西北宗山水畫說》，發表于《敦煌研究》，在學術界首創中國山水畫的“西北宗”之說。
饒先生對我這個後學晚輩一直關愛有加。
他先後惠賜我《饒宗頤藝術創作彙集》（12冊）和《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14卷20冊）。
拜讀這兩部文集，加深了我對饒先生學藝雙絕的理解。
2009年，饒先生為我親筆題詞：“極深研幾。
”我明白這是他引用《易·系辭上》“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之語，勉勵我在學術研究中要刻苦鑽研。
我把饒先生的題詞挂在辦公室的牆上，時時提醒自己。
2015年，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為饒公編輯《選堂集林·敦煌學》文集，來函索序于我。
我多次辭謝，竟未獲免，隻得勉力為之。
這使我有機會再次認真細緻地拜讀了饒先生關于敦煌學的五十餘篇論文，進一步加深理解了饒先生在敦煌學領域的學術貢獻和治學精神。
後來，我撰寫了題為《從敦煌學研究來看饒宗頤先生的治學精神》一文，在2015年12月香港舉辦的“饒宗頤教授百歲華誕國際學術研讨會”上做了大會發言。
2000年8月，在莫高窟舉辦的“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100年紀念活動”期間，國家文物局與甘肅省政府隆重舉行了“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殊貢獻獎頒獎儀式”，頒予潘重規、饒宗頤二位先生“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殊貢獻獎”，莫高窟九層樓廣場燈火輝煌的頒獎場面至今令人難忘。
為了敦煌學回歸中國 敦煌藏經洞文物流散于世界多國收藏機構，這給中國學者的研究帶來了極大的不便。
新中國成立前，王重民、向達、姜亮夫、王慶菽等學者，艱苦奔波于英法等國的圖書館，忍受刁難，眼觀手抄。
改革開放後，國内學者赴國外考察敦煌寫卷條件有所改善，但仍然面臨許多困難。
方廣锠為考察英、法、俄、日等國敦煌藏卷，前後奔波曆時三十餘年。
榮新江輾轉于世界各國考察寫卷。
他去德國國家圖書館考察時，善本部隻有八個座位，學者們每天要争着去坐那八把椅子。
早上進去，中午如果吃頓飯回來，椅子就沒了，所以必須每天每次從上午九點坐到下午三點，一直抄，能抄多少就抄多少，根本舍不得留出吃飯的時間。
在聖彼得堡的東方研究所，查詢時間被嚴格限定，從開館待到閉館，他隻帶一塊巧克力充饑。
許多珍貴的研究資料，正是這樣一點點被發掘出來的。
2011年，敦煌研究院張先堂到法國國家圖書館去查閱敦煌資料，負責敦煌文獻管理的蒙曦博士告訴他按照規定，每人每天隻能看五件經卷，考慮到他是從敦煌來的，可以優待，每天能看七件，此外隻能去看那些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網站上公布的數字化的敦煌文獻。
在這種情況下，國際上一度流行“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的說法，這自然極大地刺傷了中國學者的自尊心。
讓敦煌學回到中國是幾代學者的夢想。
20世紀80年代以後，在以季羨林、常書鴻、饒宗頤、段文傑等為代表的老一輩學者的帶領下，我國于1983年成立了敦煌吐魯番學會，有計劃地組織全國相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相關學者奮起直追，廣泛深入開展敦煌學各領域的研究。
北京大學、首都師大、武漢大學、浙江大學、杭州大學（後并入浙江大學）、廈門大學、四川大學、蘭州大學、南京大學、南京師大、西北師大、陝西師大、蘭州醫學院、天水師專（後改名天水師院）、慶陽師專（後改名隴東學院）、張掖師專（後改名河西學院）等衆多院校，中國社科院、國家圖書館、甘肅社科院、四川社科院、甯夏社科院等衆多科研院所，都相繼成立了敦煌學研究機構，開設了與敦煌學相關的課程，設立了與敦煌學相關的碩士、博士研究生學位點，造就了一支老中青結合、水平較高的敦煌學專業人才隊伍，不僅保證了我國敦煌學研究事業後繼有人，而且成為國際敦煌學未來的生力軍。
經過三十多年的辛勤努力，我國在敦煌學的幾乎所有領域都出現了一批研究有素、成果卓著的學者，如在敦煌曆史研究方面有甯可、沙知、姜伯勤、陳國燦、朱雷、榮新江、趙和平、郝春文、鄭炳林、劉進寶等；在敦煌語言文字研究方面有蔣禮鴻、郭在贻、張湧泉、黃征、江藍生、許建平等；在敦煌文學研究方面有項楚、柴劍虹、張錫厚、張鴻勳、顔廷亮、伏俊琏等；在敦煌宗教研究方面有楊增文、方廣锠、林悟殊、王卡、劉屹、張勇、張小貴等；在敦煌民俗研究方面有高國藩等；在敦煌中醫藥研究方面有趙健雄、叢春雨、王道坤、李應存、張侬等；在敦煌體育研究方面有李重申、李金梅等。
以上不過是舉其荦荦大端者，難免挂一漏萬。
三十多年來，我國學者在敦煌曆史、語言文字、文學、考古、藝術、宗教、民族、民俗、科技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學科貢獻了數以千計的成果，已在國際敦煌學領域居于先進和領先地位。
我們可以驕傲地說，我們已經徹底改變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的落後局面。
榮新江教授曾經說：“我們已經奪回了敦煌學中心，最大的中心就在敦煌研究院。
”我想說：“我們從來就沒有失去敦煌，因為莫高窟在我們這裡。
他們搬走藏經洞的經卷和文書，他們搬不走莫高窟！” 1988年8月20日，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術研讨會的開幕式上，季羨林先生提出“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的看法，得到了與會學者一緻贊賞。
[13]後來，這成為敦煌學發展的指導理論，顯示了中國敦煌學者的開闊胸懷。
随着中國敦煌學的長足進步和繁榮發展，中國學者已經不再耿耿于懷于“敦煌學在外國”的說法，而是願意張開雙臂，歡迎全世界的學者都來從事敦煌學的研究。
敦煌學的未來 敦煌學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敦煌學還要繼續發展。
如何在過去一百多年發展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學科體系建設，向廣度和深度拓展呢？這是我近些年來經常思考的問題。
第一，百年來的敦煌文獻和敦煌石窟研究，已經為我國古代曆史、經濟、政治、科技、文化、中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貴的資料，豐富和更新了許多關于古代社會曆史的認識。
但敦煌文獻和敦煌石窟的研究還遠未開發完，還有很多未知的領域需要去探索。
今後一方面需要繼續從不同的單一學科微觀層面挖掘資料及其内涵，另一方面需要從宏觀層面整合諸多學科的力量進行交叉學科研究，從多學科角度深入揭示敦煌文獻和敦煌石窟的價值和意義。
要深入拓展對敦煌石窟以及絲綢之路沿線石窟和文化遺産在藝術史方面的研究。
以敦煌石窟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藝術，反映了曆代無名藝術家創造的奇迹，這些令無數觀衆感動的藝術在以前的藝術史裡卻很少提及。
因此，對敦煌和絲綢之路沿線文化遺産藝術史的研究，必将成為中國藝術史的突破口。
要在以往曆史學、考古學研究的基礎上加強對絲綢之路曆史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加強中國西部古代民族文化研究，中亞、西亞及南亞古代文化與中國古代文化交流的曆史研究。
古代于阗文、吐火羅文、粟特文、回鹘文、梵文、西夏文等民族文字研究被稱為“冷門”和“絕學”，但這些冷門和絕學學科往往可以為我們認識古代曆史打開新的窗口，成為中國古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突破點。
可是，目前我們國内懂得這些語言文字的專家并不多，必須要加強與國内外相關領域專家的合作。
第二，敦煌學研究要進一步挖掘利用敦煌文化遺産資源，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助力“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廣。
敦煌文化遺産，是兩千多年來印度文明、希臘文明、波斯文明、中亞文明等世界幾大文明通過絲綢之路與中華文明交流、彙聚的結晶，體現了絲綢之路沿線許多國家共有的曆史文化傳統。
加強敦煌學的國際合作與交流，可以架設我國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文化交流與合作的橋梁，促進我國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民心相通。
敦煌文化遺産，是“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赢”的“絲綢之路精神”的成功典範。
我們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遺産蘊含的“絲綢之路精神”，向國際社會傳播、弘揚。
第三，敦煌學的發展不能僅僅局限在學術圈内，要讓敦煌文化遺産走出洞窟，走出敦煌，走向全國，走向世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力量”[14]，要“善于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15]。
我們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遺産的底蘊，使之成為當代文化創新發展的寶貴資源庫，在當代文化建設中得到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為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滋養國民道德素質，增強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強民族凝聚力，提升國家形象，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發揮積極作用。
饒宗頤先生是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譽的學術泰鬥。
我有幸與饒公交往多年，親承教誨，留下了十分深刻而難忘的記憶。
饒先生對祖國的曆史文化懷有崇高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對學術秉持着深厚的敬意與真切的熱愛。
他家學淵源，學養深厚，終生潛心治學，其治學廣博深湛，橫無際涯，博古通今，學貫中西，宏通人文學科的十餘門學科。
他對每一項研究都力求以紮實的文史資料的考證和調查為基礎，窮其源流，求真務實，不做蹈空之論。
在敦煌學的許多領域，饒先生都曾做出過原創性的研究和開拓性的貢獻。
如20世紀50年代他校錄、箋證倫敦所藏敦煌本《老子想爾注》這部反映早期天師道思想的千載秘籍，闡明原始道教思想，引發了後來歐洲道教研究的長期計劃；他首次将敦煌寫本《文心雕龍》公之于世；首次根據英倫敦煌寫卷研究禅宗史上的摩诃衍入藏問題；最早提出“敦煌白畫”的概念，把散布在敦煌寫卷中的白描、粉本、畫稿等有價值的材料編成《敦煌白畫》一書，填補了敦煌藝術研究上的一項空白；他的《敦煌曲》《敦煌曲續論》是敦煌曲子詞研究的先驅之作。
此外，他也是研究敦煌寫卷書法第一人，由他編撰的《敦煌書法叢刊》（共29冊）是最早對敦煌書法予以系統整理和介紹的一部著作，對敦煌書法乃至中國書法史研究影響深遠。
饒先生被學界譽為當代“導夫先路”的敦煌學大師。
饒先生對敦煌深厚的感情，令我和敦煌研究院的同仁永遠難以忘懷。
1980年，他第一次親臨敦煌考察，寫下了著名的《莫高窟題詩》：“河湟入夢若懸旌，鐵馬堅冰紙上鳴。
石窟春風香柳綠，他生願作寫經生。
”對敦煌曆史文化的摯愛之情溢于言表。
後來，他被敦煌研究院聘任為榮譽研究員，對敦煌研究院的學術研究工作更是關愛有加。
1983年、1987年、2000年，他曾三度親臨莫高窟參加敦煌學國際會議，發表精彩的學術演講。
2000年8月，他第四次來到莫高窟，恰逢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百年國際學術盛會。
饒先生興奮地賦詩《重到鳴沙山》：“東寺能容百丈佛，西關曾貢雙頭雞。
情牽欄外千絲柳，不怕鳴沙沒馬蹄。
”并将此詩書贈予我院，表達了對敦煌的一往情深。
在那次學術盛會上，饒先生以莫高窟對面的三危山為例說明中國西北的山水很有特色，提出中國山水畫應有“西北宗”，并答應“為文張之”。
2006年，饒先生撰成《中國西北宗山水畫說》，發表于《敦煌研究》，在學術界首創中國山水畫的“西北宗”之說。
饒先生對我這個後學晚輩一直關愛有加。
他先後惠賜我《饒宗頤藝術創作彙集》（12冊）和《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14卷20冊）。
拜讀這兩部文集，加深了我對饒先生學藝雙絕的理解。
2009年，饒先生為我親筆題詞：“極深研幾。
”我明白這是他引用《易·系辭上》“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之語，勉勵我在學術研究中要刻苦鑽研。
我把饒先生的題詞挂在辦公室的牆上，時時提醒自己。
2015年，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為饒公編輯《選堂集林·敦煌學》文集，來函索序于我。
我多次辭謝，竟未獲免，隻得勉力為之。
這使我有機會再次認真細緻地拜讀了饒先生關于敦煌學的五十餘篇論文，進一步加深理解了饒先生在敦煌學領域的學術貢獻和治學精神。
後來，我撰寫了題為《從敦煌學研究來看饒宗頤先生的治學精神》一文，在2015年12月香港舉辦的“饒宗頤教授百歲華誕國際學術研讨會”上做了大會發言。
2000年8月，在莫高窟舉辦的“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100年紀念活動”期間，國家文物局與甘肅省政府隆重舉行了“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殊貢獻獎頒獎儀式”，頒予潘重規、饒宗頤二位先生“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殊貢獻獎”，莫高窟九層樓廣場燈火輝煌的頒獎場面至今令人難忘。
為了敦煌學回歸中國 敦煌藏經洞文物流散于世界多國收藏機構，這給中國學者的研究帶來了極大的不便。
新中國成立前，王重民、向達、姜亮夫、王慶菽等學者，艱苦奔波于英法等國的圖書館，忍受刁難，眼觀手抄。
改革開放後，國内學者赴國外考察敦煌寫卷條件有所改善，但仍然面臨許多困難。
方廣锠為考察英、法、俄、日等國敦煌藏卷，前後奔波曆時三十餘年。
榮新江輾轉于世界各國考察寫卷。
他去德國國家圖書館考察時，善本部隻有八個座位，學者們每天要争着去坐那八把椅子。
早上進去，中午如果吃頓飯回來，椅子就沒了，所以必須每天每次從上午九點坐到下午三點，一直抄，能抄多少就抄多少，根本舍不得留出吃飯的時間。
在聖彼得堡的東方研究所，查詢時間被嚴格限定，從開館待到閉館，他隻帶一塊巧克力充饑。
許多珍貴的研究資料，正是這樣一點點被發掘出來的。
2011年，敦煌研究院張先堂到法國國家圖書館去查閱敦煌資料，負責敦煌文獻管理的蒙曦博士告訴他按照規定，每人每天隻能看五件經卷，考慮到他是從敦煌來的，可以優待，每天能看七件，此外隻能去看那些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網站上公布的數字化的敦煌文獻。
在這種情況下，國際上一度流行“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的說法，這自然極大地刺傷了中國學者的自尊心。
讓敦煌學回到中國是幾代學者的夢想。
20世紀80年代以後，在以季羨林、常書鴻、饒宗頤、段文傑等為代表的老一輩學者的帶領下，我國于1983年成立了敦煌吐魯番學會，有計劃地組織全國相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相關學者奮起直追，廣泛深入開展敦煌學各領域的研究。
北京大學、首都師大、武漢大學、浙江大學、杭州大學（後并入浙江大學）、廈門大學、四川大學、蘭州大學、南京大學、南京師大、西北師大、陝西師大、蘭州醫學院、天水師專（後改名天水師院）、慶陽師專（後改名隴東學院）、張掖師專（後改名河西學院）等衆多院校，中國社科院、國家圖書館、甘肅社科院、四川社科院、甯夏社科院等衆多科研院所，都相繼成立了敦煌學研究機構，開設了與敦煌學相關的課程，設立了與敦煌學相關的碩士、博士研究生學位點，造就了一支老中青結合、水平較高的敦煌學專業人才隊伍，不僅保證了我國敦煌學研究事業後繼有人，而且成為國際敦煌學未來的生力軍。
經過三十多年的辛勤努力，我國在敦煌學的幾乎所有領域都出現了一批研究有素、成果卓著的學者，如在敦煌曆史研究方面有甯可、沙知、姜伯勤、陳國燦、朱雷、榮新江、趙和平、郝春文、鄭炳林、劉進寶等；在敦煌語言文字研究方面有蔣禮鴻、郭在贻、張湧泉、黃征、江藍生、許建平等；在敦煌文學研究方面有項楚、柴劍虹、張錫厚、張鴻勳、顔廷亮、伏俊琏等；在敦煌宗教研究方面有楊增文、方廣锠、林悟殊、王卡、劉屹、張勇、張小貴等；在敦煌民俗研究方面有高國藩等；在敦煌中醫藥研究方面有趙健雄、叢春雨、王道坤、李應存、張侬等；在敦煌體育研究方面有李重申、李金梅等。
以上不過是舉其荦荦大端者，難免挂一漏萬。
三十多年來，我國學者在敦煌曆史、語言文字、文學、考古、藝術、宗教、民族、民俗、科技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學科貢獻了數以千計的成果，已在國際敦煌學領域居于先進和領先地位。
我們可以驕傲地說，我們已經徹底改變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的落後局面。
榮新江教授曾經說：“我們已經奪回了敦煌學中心，最大的中心就在敦煌研究院。
”我想說：“我們從來就沒有失去敦煌，因為莫高窟在我們這裡。
他們搬走藏經洞的經卷和文書，他們搬不走莫高窟！” 1988年8月20日，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術研讨會的開幕式上，季羨林先生提出“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的看法，得到了與會學者一緻贊賞。
[13]後來，這成為敦煌學發展的指導理論，顯示了中國敦煌學者的開闊胸懷。
随着中國敦煌學的長足進步和繁榮發展，中國學者已經不再耿耿于懷于“敦煌學在外國”的說法，而是願意張開雙臂，歡迎全世界的學者都來從事敦煌學的研究。
敦煌學的未來 敦煌學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敦煌學還要繼續發展。
如何在過去一百多年發展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學科體系建設，向廣度和深度拓展呢？這是我近些年來經常思考的問題。
第一，百年來的敦煌文獻和敦煌石窟研究，已經為我國古代曆史、經濟、政治、科技、文化、中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貴的資料，豐富和更新了許多關于古代社會曆史的認識。
但敦煌文獻和敦煌石窟的研究還遠未開發完，還有很多未知的領域需要去探索。
今後一方面需要繼續從不同的單一學科微觀層面挖掘資料及其内涵，另一方面需要從宏觀層面整合諸多學科的力量進行交叉學科研究，從多學科角度深入揭示敦煌文獻和敦煌石窟的價值和意義。
要深入拓展對敦煌石窟以及絲綢之路沿線石窟和文化遺産在藝術史方面的研究。
以敦煌石窟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藝術，反映了曆代無名藝術家創造的奇迹，這些令無數觀衆感動的藝術在以前的藝術史裡卻很少提及。
因此，對敦煌和絲綢之路沿線文化遺産藝術史的研究，必将成為中國藝術史的突破口。
要在以往曆史學、考古學研究的基礎上加強對絲綢之路曆史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加強中國西部古代民族文化研究，中亞、西亞及南亞古代文化與中國古代文化交流的曆史研究。
古代于阗文、吐火羅文、粟特文、回鹘文、梵文、西夏文等民族文字研究被稱為“冷門”和“絕學”，但這些冷門和絕學學科往往可以為我們認識古代曆史打開新的窗口，成為中國古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突破點。
可是，目前我們國内懂得這些語言文字的專家并不多，必須要加強與國内外相關領域專家的合作。
第二，敦煌學研究要進一步挖掘利用敦煌文化遺産資源，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助力“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廣。
敦煌文化遺産，是兩千多年來印度文明、希臘文明、波斯文明、中亞文明等世界幾大文明通過絲綢之路與中華文明交流、彙聚的結晶，體現了絲綢之路沿線許多國家共有的曆史文化傳統。
加強敦煌學的國際合作與交流，可以架設我國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文化交流與合作的橋梁，促進我國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民心相通。
敦煌文化遺産，是“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赢”的“絲綢之路精神”的成功典範。
我們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遺産蘊含的“絲綢之路精神”，向國際社會傳播、弘揚。
第三，敦煌學的發展不能僅僅局限在學術圈内，要讓敦煌文化遺産走出洞窟，走出敦煌，走向全國，走向世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力量”[14]，要“善于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15]。
我們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遺産的底蘊，使之成為當代文化創新發展的寶貴資源庫，在當代文化建設中得到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為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滋養國民道德素質，增強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強民族凝聚力，提升國家形象，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發揮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