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敦煌是我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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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刀筆吏的誣陷而“引刀自刎”—他大概不會想到在兩千多年後的敦煌，居然有一種以他名字命名的水果。
我被分配去了敦煌 我其實并沒有想到，最後的畢業分配，把我分配去了敦煌。
實話實說，我當時并不想去敦煌。
第一次去敦煌實習，我就出現了水土不服，實習沒有結束就走了。
最後怎麼會定下又讓我去敦煌呢？我現在還記得1963年畢業前，學校和系裡對畢業班學生進行畢業教育，鼓勵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畢業生，服從分配，報效祖國，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記得我們那一屆考古專業的學生特别多，有三十多個。
畢業分配的會議在北大第一教學樓舉行，宣布分配名單的時候，我聽到了自己和馬世長的名字。
馬世長的母親聽到兒子被分配到敦煌的消息之後，号啕大哭。
她所有子女裡，隻有馬世長是男孩，其他都是女孩。
後來，馬世長的母親來火車站送别馬世長和我的時候，哭得像個淚人兒，特别囑咐我們要互相照顧。
我在畢業分配會後才被告知，為了我和馬世長到敦煌的分配，整個分配方案的宣布，推遲了兩三天。
宣布會後，系裡的領導找我談話。
系裡知道我的體質很差，而且也已經知道我有了男朋友，但還是希望我能夠去敦煌。
因為敦煌急需考古專業的人才，希望我和馬世長先去，北大今後還有畢業生，過三四年再把我替換出來。
就是這個理由讓我看到了一點希望。
分配方案宣布之後，我給父親寫了一封信，告知自己分配的去向。
沒想到，父親很快回信給我。
這封信很厚，打開一看，信裡夾帶着另一封寫給學校領導和系領導的信，是囑我轉呈的。
父親的來信我還記得，信是豎着寫的，工工整整的小楷字。
信裡講了很多事實和實際的困難，主要是說“小女自小體弱多病”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希望學校改派其他體質好的學生去。
但是，我看完父親的信就想，這能交嗎？仔細再一想，不行，絕對不能交。
為什麼？因為當時系裡對畢業生進行畢業教育的時候，鼓勵學生學雷鋒，學雷鋒就要看行動。
當時的大學生奉獻國家和人民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是發自真心的。
國家需要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我們就到什麼地方去。
我自己已經向學校表了态服從分配，如果這時候搬出父親來給自己說情，會給院系領導造成言而無信的印象，這樣的做法很不妥當。
所以這封信我沒提交。
到了“文革”期間，因為怕惹麻煩，我把這封信和其他父親寫給我的信全給燒了。
那個時候，我和許多年輕的大學生一樣，異常天真和單純。
隻要是國家需要，就願意無條件地服從，何況學校承諾讓我去敦煌工作三四年，之後就可以調到武漢去，這不是很好嘛。
再說自實習回來後，我也一直念念不忘敦煌石窟裡的壁畫和造像，在潛意識裡我是非常喜歡敦煌、喜歡莫高窟的。
所以我心想，說不定這就是天意，是命運要我以這樣一種方式補償上一回考古實習的半途而廢。
我暗下決心，這一次去敦煌，一定要取得真經再回來，絕不能中途折返。
想到這裡，我就釋懷了，從心理上，做好了再赴敦煌的準備。
蘇秉琦先生的一次召見 畢業離校前，發生了一件令我很難忘的事情。
有一天，蘇秉琦先生突然派人來找我，專門把我叫到他在北大朗潤園的住處。
蘇先生當時是北大曆史學系考古教研室主任，是與夏鼐先生齊名的考古學界的泰鬥，為新中國考古學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在我們這一代學生心目中，蘇秉琦先生是考古學界的一個重要人物。
那蘇先生找我究竟有什麼事呢？ 在校期間，我雖然沒有很多機會向蘇先生請教，但心裡一直對蘇先生充滿敬意。
此次蘇先生專門找我去，令我既倍感幸運，也有點忐忑。
到了蘇先生的住處，他很客氣地請我坐下，親自為我沖了一杯咖啡，慈祥地對我說：“你去的是敦煌。
将來你要編寫考古報告，這是考古的重要事情。
比如你研究漢代曆史，人家會問，你看過《史記》沒有？看過《漢書》沒有？不會問你看沒看過某某的文章。
考古報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樣，非常重要，必須得好好搞。
”我突然意識到學校把我分配去莫高窟，其實是要賦予我一項考古的重任，那就是完成對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
蘇先生臨走前的這一番叮咛，現在回憶起來我才真正明白其中的分量。
每每回憶此情此景，我總忘不了蘇先生和藹可親的鼓勵和語重心長的教誨。
和他的那次會面
我被分配去了敦煌 我其實并沒有想到，最後的畢業分配，把我分配去了敦煌。
實話實說，我當時并不想去敦煌。
第一次去敦煌實習，我就出現了水土不服，實習沒有結束就走了。
最後怎麼會定下又讓我去敦煌呢？我現在還記得1963年畢業前，學校和系裡對畢業班學生進行畢業教育，鼓勵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畢業生，服從分配，報效祖國，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記得我們那一屆考古專業的學生特别多，有三十多個。
畢業分配的會議在北大第一教學樓舉行，宣布分配名單的時候，我聽到了自己和馬世長的名字。
馬世長的母親聽到兒子被分配到敦煌的消息之後，号啕大哭。
她所有子女裡，隻有馬世長是男孩，其他都是女孩。
後來，馬世長的母親來火車站送别馬世長和我的時候，哭得像個淚人兒，特别囑咐我們要互相照顧。
我在畢業分配會後才被告知，為了我和馬世長到敦煌的分配，整個分配方案的宣布，推遲了兩三天。
宣布會後，系裡的領導找我談話。
系裡知道我的體質很差，而且也已經知道我有了男朋友，但還是希望我能夠去敦煌。
因為敦煌急需考古專業的人才，希望我和馬世長先去，北大今後還有畢業生，過三四年再把我替換出來。
就是這個理由讓我看到了一點希望。
分配方案宣布之後，我給父親寫了一封信，告知自己分配的去向。
沒想到，父親很快回信給我。
這封信很厚，打開一看，信裡夾帶着另一封寫給學校領導和系領導的信，是囑我轉呈的。
父親的來信我還記得，信是豎着寫的，工工整整的小楷字。
信裡講了很多事實和實際的困難，主要是說“小女自小體弱多病”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希望學校改派其他體質好的學生去。
但是，我看完父親的信就想，這能交嗎？仔細再一想，不行，絕對不能交。
為什麼？因為當時系裡對畢業生進行畢業教育的時候，鼓勵學生學雷鋒，學雷鋒就要看行動。
當時的大學生奉獻國家和人民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是發自真心的。
國家需要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我們就到什麼地方去。
我自己已經向學校表了态服從分配，如果這時候搬出父親來給自己說情，會給院系領導造成言而無信的印象，這樣的做法很不妥當。
所以這封信我沒提交。
到了“文革”期間，因為怕惹麻煩，我把這封信和其他父親寫給我的信全給燒了。
那個時候，我和許多年輕的大學生一樣，異常天真和單純。
隻要是國家需要，就願意無條件地服從，何況學校承諾讓我去敦煌工作三四年，之後就可以調到武漢去，這不是很好嘛。
再說自實習回來後，我也一直念念不忘敦煌石窟裡的壁畫和造像，在潛意識裡我是非常喜歡敦煌、喜歡莫高窟的。
所以我心想，說不定這就是天意，是命運要我以這樣一種方式補償上一回考古實習的半途而廢。
我暗下決心，這一次去敦煌，一定要取得真經再回來，絕不能中途折返。
想到這裡，我就釋懷了，從心理上，做好了再赴敦煌的準備。
蘇秉琦先生的一次召見 畢業離校前，發生了一件令我很難忘的事情。
有一天，蘇秉琦先生突然派人來找我，專門把我叫到他在北大朗潤園的住處。
蘇先生當時是北大曆史學系考古教研室主任，是與夏鼐先生齊名的考古學界的泰鬥，為新中國考古學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在我們這一代學生心目中，蘇秉琦先生是考古學界的一個重要人物。
那蘇先生找我究竟有什麼事呢？ 在校期間，我雖然沒有很多機會向蘇先生請教，但心裡一直對蘇先生充滿敬意。
此次蘇先生專門找我去，令我既倍感幸運，也有點忐忑。
到了蘇先生的住處，他很客氣地請我坐下，親自為我沖了一杯咖啡，慈祥地對我說：“你去的是敦煌。
将來你要編寫考古報告，這是考古的重要事情。
比如你研究漢代曆史，人家會問，你看過《史記》沒有？看過《漢書》沒有？不會問你看沒看過某某的文章。
考古報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樣，非常重要，必須得好好搞。
”我突然意識到學校把我分配去莫高窟，其實是要賦予我一項考古的重任，那就是完成對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
蘇先生臨走前的這一番叮咛，現在回憶起來我才真正明白其中的分量。
每每回憶此情此景，我總忘不了蘇先生和藹可親的鼓勵和語重心長的教誨。
和他的那次會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