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敦煌是我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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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就在昨天，讓我倍感親切，又覺得這個使命沉甸甸的。
但是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沒有能力完成這個使命。
在步出朗潤園的那個時刻，我是恍惚的，我反複問自己：“我能完成嗎？”我沒有想到這一去，就是半個多世紀。
我更沒有想到，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的任務，我竟然長期未能交卷。
經過曲曲折折，反反複複，曆經近半個世紀，我才得以完成其中的第一卷。
我想象不到敦煌石窟考古報告是何其重要，而又是何其艱巨浩大的工程，也是很少有人能夠堅持下去的曆史重任。
我更想象不到，有一天敦煌研究院會讓我走上領導管理崗位。
之後，我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和精力，幾乎全都傾注到了敦煌石窟的保護、研究、弘揚和管理工作中。
但是，母校和老師們的這份囑托我忘不了，完成莫高窟石窟考古報告的使命我忘不了，北大的精神傳統我忘不了，作為北大學子胸懷天下、報效祖國的志向我忘不了，敦煌石窟保護事業的重大責任我忘不了，我知道必須為此竭盡全力。
去敦煌前，我回了一次家，在上海度過了大學時代的最後一個暑假。
父親那時候已經知道了我的決定，他也就不再多說什麼，但是我感到他的心情很沉重。
最後我要動身的時候，他隻對我說了一句話：“既然是自己的選擇，那就好好幹。
”我掉眼淚了。
我知道父親的心裡是不舍的，所以後來無論條件怎麼艱苦，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我從不和家裡說，我怕他們擔心。
每次我回家探親，家人都會給我帶點餅幹，帶點上海的奶糖。
他們不多問，不忍心問；我也什麼都不說，不忍心說。
父親的那一句話，讓我徹底長大了。
一個人必須對自己的選擇無怨無悔。
另外支撐自己的還有一個美好的希望，那就是三四年以後，學校會分配新的考古專業畢業生來敦煌，我一定會回到南方，和我的家人，和老彭在武漢團聚。
但是，我沒想到的是，這一去就是一輩子。
“文革”之後，馬世長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他離開了敦煌。
而我當時正在幹校，錯過了北大的考研，也再一次錯過了離開敦煌的機會。
當年，父親的求情信沒有用上，後來那個“三四年後調離敦煌”的許諾，也沒有實現。
因為之後“文革”爆發了，北大的很多領導和老師都受到了沖擊，他們哪裡還有能力來保護我們，學校哪裡還有能力顧及我們？而我自己呢，一再錯失離開敦煌的機會。
所以我說，我這個人命中注定，這一輩子就交給敦煌了。
重回莫高窟 第一次去敦煌是1962年8月，我跟着宿白先生和幾個同學一起去做畢業實習。
第二次去敦煌，就隻有我和馬世長兩個人。
我心裡知道，這一次去敦煌就不是在那裡待幾個月了，而是要長時間在那裡生活。
火車行駛在河西走廊，經過武威、張掖、酒泉，在茫茫的戈壁中偶爾可以看到遠處的綠洲，越接近敦煌就越感到荒涼寂寥。
我記得經過三天三夜的長途跋涉，火車抵達了柳園這個地方。
當時敦煌沒有火車站，離敦煌最近的就是柳園火車站。
從柳園到敦煌還有一百三十多公裡的路程。
這段路沒有火車，隻能坐汽車，路途颠簸。
記得第一次去敦煌的時候，也途經柳園。
這一次到了柳園後，我們坐上敦煌文物研究所拉煤的卡車沿着公路繼續往南，一路上隻能看見一望無際的沙丘和戈壁。
卡車開進一個南北長兩千多米、東西寬三百米左右的山谷時，就接近了莫高窟。
等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時候，我已經是兩腿發麻，兩眼發暈，幾乎是搖搖晃晃地下了車。
這兩次去敦煌，是截然不同的心情。
唯一相同的是再次來到莫高窟時，我還是急切地想進洞看看洞窟裡的壁畫。
那時我剛步出校門，學的又是考古專業，對佛教藝術還是知之甚少。
史葦湘先生第一次給我們介紹洞窟的印象還留在我的記憶裡，那些早期壁畫狂放熱烈的土紅色調，唐代金碧輝煌的經變畫和青綠山水，那各種各樣的極富想象力的構圖造型，斑斓瑰麗的色彩光影，這都是在北大上考古課時，從來沒有見到過的。
隻要我一想到，迄今為止隻有少數人才能夠看到這麼多不同朝代的壁畫和塑像，我就感到一種莫名的興奮和喜悅。
第45窟的塑像精美絕倫，那是整個莫高窟最精美的菩薩造像。
站在這些塑像前，你會感到菩薩和普通人面前的那道屏障消失了。
菩薩像的表情溫柔而親切，就像是一位美好而又純真的少女，梳着雙髻，秀眉連鬓，微
但是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沒有能力完成這個使命。
在步出朗潤園的那個時刻，我是恍惚的，我反複問自己：“我能完成嗎？”我沒有想到這一去，就是半個多世紀。
我更沒有想到，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的任務，我竟然長期未能交卷。
經過曲曲折折，反反複複，曆經近半個世紀，我才得以完成其中的第一卷。
我想象不到敦煌石窟考古報告是何其重要，而又是何其艱巨浩大的工程，也是很少有人能夠堅持下去的曆史重任。
我更想象不到，有一天敦煌研究院會讓我走上領導管理崗位。
之後，我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和精力，幾乎全都傾注到了敦煌石窟的保護、研究、弘揚和管理工作中。
但是，母校和老師們的這份囑托我忘不了，完成莫高窟石窟考古報告的使命我忘不了，北大的精神傳統我忘不了，作為北大學子胸懷天下、報效祖國的志向我忘不了，敦煌石窟保護事業的重大責任我忘不了，我知道必須為此竭盡全力。
去敦煌前，我回了一次家，在上海度過了大學時代的最後一個暑假。
父親那時候已經知道了我的決定，他也就不再多說什麼，但是我感到他的心情很沉重。
最後我要動身的時候，他隻對我說了一句話：“既然是自己的選擇，那就好好幹。
”我掉眼淚了。
我知道父親的心裡是不舍的，所以後來無論條件怎麼艱苦，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我從不和家裡說，我怕他們擔心。
每次我回家探親，家人都會給我帶點餅幹，帶點上海的奶糖。
他們不多問，不忍心問；我也什麼都不說，不忍心說。
父親的那一句話，讓我徹底長大了。
一個人必須對自己的選擇無怨無悔。
另外支撐自己的還有一個美好的希望，那就是三四年以後，學校會分配新的考古專業畢業生來敦煌，我一定會回到南方，和我的家人，和老彭在武漢團聚。
但是，我沒想到的是，這一去就是一輩子。
“文革”之後，馬世長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他離開了敦煌。
而我當時正在幹校，錯過了北大的考研，也再一次錯過了離開敦煌的機會。
當年，父親的求情信沒有用上，後來那個“三四年後調離敦煌”的許諾，也沒有實現。
因為之後“文革”爆發了，北大的很多領導和老師都受到了沖擊，他們哪裡還有能力來保護我們，學校哪裡還有能力顧及我們？而我自己呢，一再錯失離開敦煌的機會。
所以我說，我這個人命中注定，這一輩子就交給敦煌了。
重回莫高窟 第一次去敦煌是1962年8月，我跟着宿白先生和幾個同學一起去做畢業實習。
第二次去敦煌，就隻有我和馬世長兩個人。
我心裡知道，這一次去敦煌就不是在那裡待幾個月了，而是要長時間在那裡生活。
火車行駛在河西走廊，經過武威、張掖、酒泉，在茫茫的戈壁中偶爾可以看到遠處的綠洲，越接近敦煌就越感到荒涼寂寥。
我記得經過三天三夜的長途跋涉，火車抵達了柳園這個地方。
當時敦煌沒有火車站，離敦煌最近的就是柳園火車站。
從柳園到敦煌還有一百三十多公裡的路程。
這段路沒有火車，隻能坐汽車，路途颠簸。
記得第一次去敦煌的時候，也途經柳園。
這一次到了柳園後，我們坐上敦煌文物研究所拉煤的卡車沿着公路繼續往南，一路上隻能看見一望無際的沙丘和戈壁。
卡車開進一個南北長兩千多米、東西寬三百米左右的山谷時，就接近了莫高窟。
等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時候，我已經是兩腿發麻，兩眼發暈，幾乎是搖搖晃晃地下了車。
這兩次去敦煌，是截然不同的心情。
唯一相同的是再次來到莫高窟時，我還是急切地想進洞看看洞窟裡的壁畫。
那時我剛步出校門，學的又是考古專業，對佛教藝術還是知之甚少。
史葦湘先生第一次給我們介紹洞窟的印象還留在我的記憶裡，那些早期壁畫狂放熱烈的土紅色調，唐代金碧輝煌的經變畫和青綠山水，那各種各樣的極富想象力的構圖造型，斑斓瑰麗的色彩光影，這都是在北大上考古課時，從來沒有見到過的。
隻要我一想到，迄今為止隻有少數人才能夠看到這麼多不同朝代的壁畫和塑像，我就感到一種莫名的興奮和喜悅。
第45窟的塑像精美絕倫，那是整個莫高窟最精美的菩薩造像。
站在這些塑像前，你會感到菩薩和普通人面前的那道屏障消失了。
菩薩像的表情溫柔而親切，就像是一位美好而又純真的少女，梳着雙髻，秀眉連鬓，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