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神聖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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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講敦煌的曆史，還從佛教史的角度，指出佛教文獻資料的研究如何跟考古結合起來，順便還介紹了如何閱讀和把握佛教的史集和經籍。
與此同時，他還介紹了西方和日本是怎麼做敦煌研究的，深入淺出地介紹了敦煌的學術史。
宿白先生的《敦煌七講》，從理論和方法上為建立中國石窟寺考古學奠定了基礎。
他的創見在于，一般的石窟寺考古都會從圖像入手，而宿白先生不僅對實物和圖像的研究非常深入，而且格外重視石窟學術史料和考古的結合。
對于佛教石窟考古，他提倡把佛籍所提供的信息和考古資料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研究。
佛教考古涉及的研究面很廣，包括斷代研究、社會曆史研究、佛教史研究、藝術史研究以及綜合研究和各種專題研究等。
宿白先生認為從事石窟寺考古研究的人可以從事各類研究，但首先必須做好兩項基礎研究，即“分期斷代”和“考古報告”，否則無法開展石窟寺考古的深入研究。
隻要看看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考古報告，就知道宿先生的學問有多大了。
白沙宋墓是北宋末年趙大翁及其家屬的三座墓葬。
自1951年起，宿白先生開始帶隊在此進行田野調查與發掘工作，報告也由宿白先生編寫，題目就叫《白沙宋墓》。
在北宋末期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區的仿木建築磚雕壁畫墓中，白沙宋墓是保存較好，結構最為複雜，内容最為豐富的一處。
宿白先生當時才三十歲出頭，就寫出了這部中國田野考古紀實的奠基之作。
翻開《白沙宋墓》，印象最深刻的是後面的注釋，涉及宋史，包括宋代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和社會習俗等。
宿白先生憑借自己深厚的文獻功底，查閱大量曆史文獻，與第一手考古資料相結合，對墓葬的年代、墓主人的社會地位、宋代河南家族墓地中流行貫魚葬的習俗等進行了深入分析，生動地刻畫了宋人的生活圖景。
當時，國内曆史考古學尚處草創時期，考古學家在撰寫發掘報告時大都限于對墓葬形制、出土遺物的記錄，很少深入讨論相關的重要曆史現象、曆史問題。
《白沙宋墓》颠覆了學術界對考古報告的認識，除了體現出考古報告應有的實證功夫之外，還展現了濃郁的學術氣息和人文精神。
盡管已出版六十餘年，《白沙宋墓》作為考古報告的典範，至今仍在學界有重要影響。
這本書裡的學問太大了，按照現在都可以評一個高級教授了，可是當時宿白先生在北大隻評了一個副教授，直到帶我們這批學生的時候也還隻是個副教授。
但宿白先生總是說：“大浪淘沙，你不要看現在。
一二十年之後，誰能沉得下心，誰才能夠做出大的學問。
一個社會一定要有人潛心做學問。
” 對于從事考古研究的人來說，一生有沒有可以錄入考古史的重大發現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有沒有留下一部經得起時間檢驗的考古報告。
考古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田野調查和發掘，考古報告就是對田野考古發掘出來的遺迹和遺物進行全面、系統、準确的記錄。
科學的田野考古和田野考古報告的出現，使考古學正式成為一門學科，成為曆史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考古報告在推動考古學這一學科的發展方面有重要作用，考古報告絕對不能“造假”。
無論發掘的對象是古代遺址或墓地，均具有不可再生性，因此一部理想的考古報告，應講究科學性和客觀性，無論是發掘、整理、編寫都要力求全面、系統、準确，這樣才能為日後人們了解古代社會信息提供準确的參照。
這就是宿白先生的為人與為學教給我的對待考古工作的态度。
然而，我愧對先生的是，莫高窟的石窟考古報告遲遲沒有做出來。
當年分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宿白先生寄予我的厚望就是做好莫高窟的考古報告。
“文革”一來，什麼都放下了，任何建樹都沒有。
“文革”之後，我又被任命為研究所副所長，被日常事務占據了大量時間，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搞業務。
考古工作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需要一個得力的團隊，而研究所當時人員匮乏，根本不具備做石窟考古報告的條件。
當然這些隻是客觀原因。
最核心的問題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自己還沒有真正想明白這個報告該怎麼做。
雖然畢業多年，但是自己覺得仍然沒有把宿白先生的學問學透。
我知道這項工作遲早都要做，而且必須完成，還要完成得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北大的精神傳統和學術氛圍 北大的精神傳統對我自己最大的影響就是堅持做人做事的準則。
一個人做任何事都要嚴謹誠實，你做不出來就是你做不出來，絕對不能糊弄人，不能還沒做事情就亂忽悠。
做人不僅要嚴謹誠實，還要有定力，有責任擔當，不能亂跟風，要走在自己的路上。
隻有看清楚重要的是什麼，才能在關鍵時候不糊塗。
我後來擔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長，在工作中也堅持着北大的精神傳統。
就管理一個單位而言，當然每個部門都重要，後勤重要，總務也重要，問題是你怎麼理解。
研究院最核心的工作是什麼？首先是業務。
你這個研究院如果沒有優質的研究團隊和研究成果，那還是個研究院嗎？但是這樣說，并不意味着漠視其他部門，隻是要擺好關系，懂得理解和尊重。
别看一個小小的食堂，那也是衆口難調，吃飯這個事永遠是會有矛盾的，一方面要盡力做好，另一方面當然不要太在意。
我們介紹敦煌研究院的時候，主要是說研究院完成的業務和成果，肯定不能光介紹食堂工作做得多麼多麼好。
正是北大教給了我做人做事的嚴謹和擔當。
我曾經碰到過一件事情。
有個年輕人面臨博士畢業，他的論文要評優秀論文，找我來評議。
看了論文後，我說你既然叫我老師，那我就有義務給你提醒幾個事。
你的博士論文内容還有些問題，文字也不夠好。
如果這樣的博士論文也能評優，其實是把你給害了。
北大的這種學術精神，讓我一輩子都沒有辦法講假話，為此我也得罪過不少人。
梅贻琦先生說：“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
”北大的光榮與驕傲來自北大曆史上各個院系的大批學者，他們以淵博的知識、人格和精神的力量，感召和吸引着全國乃至世界的學子。
在北大，最活躍和富有生機的就是學生，他們也是北大精神傳統的接受者、繼承者和傳播者。
然而，他們又不是單純被動地接受，他們也在不斷為北大的精神傳統注入新的血液，一代又一代北大學子更新、創造、發揚和傳遞着北大的精神傳統。
在這種精神傳統中有着一種關于個性的自由發展和創造力的自由發揮的信念，它滲透于每一個北大人的追求和情懷。
與那種“見小利，忘大義，存私心，急近功”的格局和心态不同，我總感覺北大學子普遍具有超越性的情懷和思維。
因此，在他們身上常常自覺地承擔着一種胸懷天下的使命。
北大之所以在全民族心目中成為一個精神聖地，具有一種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在我看來正是源于這種精神傳統。
北大的精神傳統中還包含着一種立足中國大地，對于社會、曆史、民族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無論做任何事情，研究或是教學，都把自己的生命融入進去，和自己所做的事業融為一體，在自己所做過的每一件事情中，讓個體生命不斷得到新生和升華，而自己也從中體會到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北大人往往癡迷于自己的事業和工作，癡迷到“傻”，常人把這樣的人稱為“書呆子”，但是在這樣的調侃中其實是懷着對這樣一群人的敬意，因為他們在事業中傾注了自己全部的生命。
在國人的心目中，北京大學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擔當社會變革和曆史進步的希望所在。
北大能夠在任何時候都肩負着民族的曆史使命，自覺承擔對于民族和國家的發展使命，堅持科學的理性精神，這也是北大重要的精神傳統。
與此同時，他還介紹了西方和日本是怎麼做敦煌研究的，深入淺出地介紹了敦煌的學術史。
宿白先生的《敦煌七講》，從理論和方法上為建立中國石窟寺考古學奠定了基礎。
他的創見在于，一般的石窟寺考古都會從圖像入手，而宿白先生不僅對實物和圖像的研究非常深入，而且格外重視石窟學術史料和考古的結合。
對于佛教石窟考古，他提倡把佛籍所提供的信息和考古資料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研究。
佛教考古涉及的研究面很廣，包括斷代研究、社會曆史研究、佛教史研究、藝術史研究以及綜合研究和各種專題研究等。
宿白先生認為從事石窟寺考古研究的人可以從事各類研究，但首先必須做好兩項基礎研究，即“分期斷代”和“考古報告”，否則無法開展石窟寺考古的深入研究。
隻要看看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考古報告，就知道宿先生的學問有多大了。
白沙宋墓是北宋末年趙大翁及其家屬的三座墓葬。
自1951年起，宿白先生開始帶隊在此進行田野調查與發掘工作，報告也由宿白先生編寫，題目就叫《白沙宋墓》。
在北宋末期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區的仿木建築磚雕壁畫墓中，白沙宋墓是保存較好，結構最為複雜，内容最為豐富的一處。
宿白先生當時才三十歲出頭，就寫出了這部中國田野考古紀實的奠基之作。
翻開《白沙宋墓》，印象最深刻的是後面的注釋，涉及宋史，包括宋代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和社會習俗等。
宿白先生憑借自己深厚的文獻功底，查閱大量曆史文獻，與第一手考古資料相結合，對墓葬的年代、墓主人的社會地位、宋代河南家族墓地中流行貫魚葬的習俗等進行了深入分析，生動地刻畫了宋人的生活圖景。
當時，國内曆史考古學尚處草創時期，考古學家在撰寫發掘報告時大都限于對墓葬形制、出土遺物的記錄，很少深入讨論相關的重要曆史現象、曆史問題。
《白沙宋墓》颠覆了學術界對考古報告的認識，除了體現出考古報告應有的實證功夫之外，還展現了濃郁的學術氣息和人文精神。
盡管已出版六十餘年，《白沙宋墓》作為考古報告的典範，至今仍在學界有重要影響。
這本書裡的學問太大了，按照現在都可以評一個高級教授了，可是當時宿白先生在北大隻評了一個副教授，直到帶我們這批學生的時候也還隻是個副教授。
但宿白先生總是說：“大浪淘沙，你不要看現在。
一二十年之後，誰能沉得下心，誰才能夠做出大的學問。
一個社會一定要有人潛心做學問。
” 對于從事考古研究的人來說，一生有沒有可以錄入考古史的重大發現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有沒有留下一部經得起時間檢驗的考古報告。
考古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田野調查和發掘，考古報告就是對田野考古發掘出來的遺迹和遺物進行全面、系統、準确的記錄。
科學的田野考古和田野考古報告的出現，使考古學正式成為一門學科，成為曆史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考古報告在推動考古學這一學科的發展方面有重要作用，考古報告絕對不能“造假”。
無論發掘的對象是古代遺址或墓地，均具有不可再生性，因此一部理想的考古報告，應講究科學性和客觀性，無論是發掘、整理、編寫都要力求全面、系統、準确，這樣才能為日後人們了解古代社會信息提供準确的參照。
這就是宿白先生的為人與為學教給我的對待考古工作的态度。
然而，我愧對先生的是，莫高窟的石窟考古報告遲遲沒有做出來。
當年分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宿白先生寄予我的厚望就是做好莫高窟的考古報告。
“文革”一來，什麼都放下了，任何建樹都沒有。
“文革”之後，我又被任命為研究所副所長，被日常事務占據了大量時間，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搞業務。
考古工作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需要一個得力的團隊，而研究所當時人員匮乏，根本不具備做石窟考古報告的條件。
當然這些隻是客觀原因。
最核心的問題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自己還沒有真正想明白這個報告該怎麼做。
雖然畢業多年，但是自己覺得仍然沒有把宿白先生的學問學透。
我知道這項工作遲早都要做，而且必須完成，還要完成得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北大的精神傳統和學術氛圍 北大的精神傳統對我自己最大的影響就是堅持做人做事的準則。
一個人做任何事都要嚴謹誠實，你做不出來就是你做不出來，絕對不能糊弄人，不能還沒做事情就亂忽悠。
做人不僅要嚴謹誠實，還要有定力，有責任擔當，不能亂跟風，要走在自己的路上。
隻有看清楚重要的是什麼，才能在關鍵時候不糊塗。
我後來擔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長，在工作中也堅持着北大的精神傳統。
就管理一個單位而言，當然每個部門都重要，後勤重要，總務也重要，問題是你怎麼理解。
研究院最核心的工作是什麼？首先是業務。
你這個研究院如果沒有優質的研究團隊和研究成果，那還是個研究院嗎？但是這樣說，并不意味着漠視其他部門，隻是要擺好關系，懂得理解和尊重。
别看一個小小的食堂，那也是衆口難調，吃飯這個事永遠是會有矛盾的，一方面要盡力做好，另一方面當然不要太在意。
我們介紹敦煌研究院的時候，主要是說研究院完成的業務和成果，肯定不能光介紹食堂工作做得多麼多麼好。
正是北大教給了我做人做事的嚴謹和擔當。
我曾經碰到過一件事情。
有個年輕人面臨博士畢業，他的論文要評優秀論文，找我來評議。
看了論文後，我說你既然叫我老師，那我就有義務給你提醒幾個事。
你的博士論文内容還有些問題，文字也不夠好。
如果這樣的博士論文也能評優，其實是把你給害了。
北大的這種學術精神，讓我一輩子都沒有辦法講假話，為此我也得罪過不少人。
梅贻琦先生說：“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
”北大的光榮與驕傲來自北大曆史上各個院系的大批學者，他們以淵博的知識、人格和精神的力量，感召和吸引着全國乃至世界的學子。
在北大，最活躍和富有生機的就是學生，他們也是北大精神傳統的接受者、繼承者和傳播者。
然而，他們又不是單純被動地接受，他們也在不斷為北大的精神傳統注入新的血液，一代又一代北大學子更新、創造、發揚和傳遞着北大的精神傳統。
在這種精神傳統中有着一種關于個性的自由發展和創造力的自由發揮的信念，它滲透于每一個北大人的追求和情懷。
與那種“見小利，忘大義，存私心，急近功”的格局和心态不同，我總感覺北大學子普遍具有超越性的情懷和思維。
因此，在他們身上常常自覺地承擔着一種胸懷天下的使命。
北大之所以在全民族心目中成為一個精神聖地，具有一種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在我看來正是源于這種精神傳統。
北大的精神傳統中還包含着一種立足中國大地，對于社會、曆史、民族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無論做任何事情，研究或是教學，都把自己的生命融入進去，和自己所做的事業融為一體，在自己所做過的每一件事情中，讓個體生命不斷得到新生和升華，而自己也從中體會到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北大人往往癡迷于自己的事業和工作，癡迷到“傻”，常人把這樣的人稱為“書呆子”，但是在這樣的調侃中其實是懷着對這樣一群人的敬意，因為他們在事業中傾注了自己全部的生命。
在國人的心目中，北京大學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擔當社會變革和曆史進步的希望所在。
北大能夠在任何時候都肩負着民族的曆史使命，自覺承擔對于民族和國家的發展使命，堅持科學的理性精神，這也是北大重要的精神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