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神聖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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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回答，并以此為核心、框架，來系統複原中國曆史的真實輪廓與發展脈絡。
他曾在《如何使考古工作成為人民的事業》一文中說： 假如我們不肯甘心永遠處于落後的境地……像我們的先民一樣，繼續對于人類的文明生活有所貢獻，我們就需要好好地保護我們先民留給我們的這份珍貴遺産，從這裡邊去吸取經驗，看他們是如何地發明和改進了農業和陶業，征服了森林，馴養了家畜，發明了文字、指南針、印刷術、火藥，以及筆墨紙硯，看他們又是如何地由活剝生吃到煎炒烹調，由山洞土窯到樓台亭榭，從樹葉獸皮到錦繡衣冠，由輪子的發明到機械的使用，然後我們再看這一切物質生活方面的發明和改進對于當時經濟和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态種種方面所産生的影響，這就是研究中國物質文化史的任務。
[10] 蘇秉琦先生主持北大考古專業工作曆時三十年。
他參與了考古專業的創建，從無到有，建設起了一套完整的考古教學計劃，還參與主持了考古學培訓班。
蘇先生還領導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師生進行邯鄲澗溝[11]和龜台、華縣泉護村和元君廟、洛陽王灣等項目的發掘實習。
蘇先生有非常敏銳的科學頭腦，思考問題總是高屋建瓴，總攬全局，還能夠抓住重點，所以每次聽他講課都能給學生們莫大的啟示。
蘇秉琦先生一生桃李滿天下，對于學生提出的問題總是循循善誘，耐心教誨，他非常樂于幫助他人排憂解難，為人光明磊落、可親可敬。
蘇秉琦先生的遺囑是回歸自然，他希望自己的骨灰撒在渤海灣。
他說自己一生隻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考古。
宿白先生的為人與為學 宿白先生是我的授業老師，同時也是對我的人生影響極大的一位先生。
我們58級考古專業的學生，一至三年級有三次野外考古實習。
課堂上侃侃而談考古學知識的師長們，大多經過了長期野外考古實踐磨砺，是有着豐富野外考古經驗的考古學家。
在考古工地上，他們從測量、開方、挖土、斂平地面、分辨土色、劃分地層，到用小鏟清理發掘、刷陶片、拼合、簡單地修補、整理、繪圖、拍照、文字記錄等，對我們這一個班的同學進行耐心而嚴格的指導，手把手地教給我們野外考古的方法和技能，為我們這些人日後參加考古工作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宿白先生1944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史學系，是中國曆史時期考古學學科體系的開創者和成就者，也是中國著名的考古學家。
20世紀50年代，由他主持的河南禹縣白沙鎮北三座宋墓的發掘，以及根據此次發掘的考古資料撰寫出版的考古報告—《白沙宋墓》（1957），是我國考古報告的經典，在考古界曾引起過巨大的反響。
宿白先生在城市考古、墓葬考古、宗教考古、手工業遺存考古、古代建築、版本目錄和中外交流等多個領域均有開創或拓展，已為學術界所公認。
中國佛教石窟寺考古學，也是由宿白先生開啟的一個研究分支。
自50年代以來，他身體力行，長期堅持對全國各地的石窟寺做全面系統的實地勘測和記錄，特别着力于雲岡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的考古。
宿白先生最初學的是曆史，因為參加了向達先生的考古組，後來改做考古研究。
這個事情還要從當年北大恢複文科研究所考古組說起。
當時的考古組主任向達一時招不到人，向北大史學系馮承鈞先生偶爾說起此事，馮承鈞先生馬上向他推薦了宿白。
馮先生非常賞識宿白先生，之前已經把他推薦到了北大圖書館。
這樣一來，宿白先生就一邊在圖書館整理文獻，一邊參加文科研究所考古組的工作。
1952年北大院系調整時，宿白先生就正式被調到了曆史學系。
對于宿白先生的智慧、才華和博學，我一直佩服得五體投地。
宿白先生是學曆史出身的，他轉向考古之後特别重視文獻。
當時有不少搞考古研究的人對文獻并不是很重視，現在有不少考古專業的人好像還有這個問題。
宿白先生希望自己的學生不僅要研究實物，也要精通文獻，因為文獻不好會影響一個人未來學術的發展。
宿白先生自己的曆史文獻功夫有口皆碑，這與他轉益多師的學術背景有很大關系。
他大學畢業之後，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組做研究生，這段時間他到文史哲各個系聽課，曆史系馮承鈞先生的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亞民族，中文系孫作雲先生的中國古代神話，容庚先生的蔔辭研究、金石學、鐘鼎文，哲學系湯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晉玄學，他都一一聽過。
此外，他自己還兼學版本目錄，在古籍版本目錄學方面也有着極深的造詣。
1947年，宿白先生在整理北大圖書館善本書籍時，從缪荃孫的國子監抄《永樂大典》天字韻所收《析津志》八卷中，發現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以下簡稱《金碑》）的碑文，這是雲岡石窟研究史上尚不為人知的重要文獻。
沒有深厚的文獻功力，是不可能發現并确定這篇文獻的重要價值的。
他所撰寫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1951年撰寫，1956年發表），是研究雲岡石窟曆史的力作，也是他本人佛教考古的發轫之作，開啟了他個人的石窟寺研究。
後來根據《金碑》記述與實地考察，宿白先生寫成《雲岡石窟分期試論》一文，發表在《考古學報》上。
在此以前，有日本學者一直關注雲岡的問題，宿先生對日本學者的分期方法提出了質疑。
日本學者長廣敏雄發表《駁宿白氏的雲岡分期論》，對宿先生的研究進行了激烈的反駁，甚至質疑宿先生所用文獻的真實性。
後來，宿先生又發表文章，答複了日本學者的質疑，對《金碑》的真實性做出了論證，長廣敏雄也不得不承認宿白先生的分期論。
宿白先生轉向考古之後，特别重視考古資料和曆史文獻相結合的研究。
他認為考古學不能離開田野考古，田野考古是考古生命力之所在，曆史時期考古不同于史前考古，每一個曆史時期的研究都伴随着豐富的曆史文獻資料。
研究考古出土資料，包括石窟寺遺迹的各種社會曆史問題，離不開曆史文獻的引用和佐證。
在他看來，從事曆史考古研究的人，不僅要研究考古材料，也應精通曆史文獻，考古的學生應具備史學和文獻學的基本功。
為此，他專門為從事佛教石窟寺考古的研究生開設了《漢文佛籍目錄》課程，就是要求學生掌握漢文佛籍的查閱方法，從中學習佛教考古的知識。
此外，由于考古課程需要給學生提供考古實物的圖像資料，宿白先生備課時就在講義上親自畫圖，講課時也當場在黑闆上畫圖。
無論是古建築結構，還是天王、力士塑像，他都能畫得惟妙惟肖，令同學們贊歎不已。
1988年，西藏文管會邀請宿白先生去參加一個活動，他發現西藏的很多寺廟在“文革”期間被毀掉了。
回來後，他就開始整理當年的材料，親手繪制了好多幅插圖，給未來的複原工作提供了參考圖像。
宿白先生的繪畫功力來自他的素描功底。
繪圖是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項技能，所以宿白先生也十分重視培養學生在現場繪圖記錄遺迹遺物的技能。
宿白先生看的書多，看的速度也快，常常是學生半天也看不明白的材料，他看一眼就明白了。
有一回期末提交論文，我本來打算随便寫一寫交差了事，以為老師隻是翻翻而已。
沒想到宿白先生逐頁批閱，一條一條意見都清清楚楚地寫在一張台曆紙上，然後拿給我說：“你回去好好修改吧。
”遇到這樣的老師，學生根本沒有空子可鑽，隻能老老實實地學，踏踏實實地做。
宿白先生的學問深厚，視野寬廣，在學術研究上非常有見地。
1962年，他受邀在敦煌文物研究所[12]做《敦煌七講》的學術報告。
這次學術報告，他不僅講
他曾在《如何使考古工作成為人民的事業》一文中說： 假如我們不肯甘心永遠處于落後的境地……像我們的先民一樣，繼續對于人類的文明生活有所貢獻，我們就需要好好地保護我們先民留給我們的這份珍貴遺産，從這裡邊去吸取經驗，看他們是如何地發明和改進了農業和陶業，征服了森林，馴養了家畜，發明了文字、指南針、印刷術、火藥，以及筆墨紙硯，看他們又是如何地由活剝生吃到煎炒烹調，由山洞土窯到樓台亭榭，從樹葉獸皮到錦繡衣冠，由輪子的發明到機械的使用，然後我們再看這一切物質生活方面的發明和改進對于當時經濟和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态種種方面所産生的影響，這就是研究中國物質文化史的任務。
[10] 蘇秉琦先生主持北大考古專業工作曆時三十年。
他參與了考古專業的創建，從無到有，建設起了一套完整的考古教學計劃，還參與主持了考古學培訓班。
蘇先生還領導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師生進行邯鄲澗溝[11]和龜台、華縣泉護村和元君廟、洛陽王灣等項目的發掘實習。
蘇先生有非常敏銳的科學頭腦，思考問題總是高屋建瓴，總攬全局，還能夠抓住重點，所以每次聽他講課都能給學生們莫大的啟示。
蘇秉琦先生一生桃李滿天下，對于學生提出的問題總是循循善誘，耐心教誨，他非常樂于幫助他人排憂解難，為人光明磊落、可親可敬。
蘇秉琦先生的遺囑是回歸自然，他希望自己的骨灰撒在渤海灣。
他說自己一生隻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考古。
宿白先生的為人與為學 宿白先生是我的授業老師，同時也是對我的人生影響極大的一位先生。
我們58級考古專業的學生，一至三年級有三次野外考古實習。
課堂上侃侃而談考古學知識的師長們，大多經過了長期野外考古實踐磨砺，是有着豐富野外考古經驗的考古學家。
在考古工地上，他們從測量、開方、挖土、斂平地面、分辨土色、劃分地層，到用小鏟清理發掘、刷陶片、拼合、簡單地修補、整理、繪圖、拍照、文字記錄等，對我們這一個班的同學進行耐心而嚴格的指導，手把手地教給我們野外考古的方法和技能，為我們這些人日後參加考古工作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宿白先生1944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史學系，是中國曆史時期考古學學科體系的開創者和成就者，也是中國著名的考古學家。
20世紀50年代，由他主持的河南禹縣白沙鎮北三座宋墓的發掘，以及根據此次發掘的考古資料撰寫出版的考古報告—《白沙宋墓》（1957），是我國考古報告的經典，在考古界曾引起過巨大的反響。
宿白先生在城市考古、墓葬考古、宗教考古、手工業遺存考古、古代建築、版本目錄和中外交流等多個領域均有開創或拓展，已為學術界所公認。
中國佛教石窟寺考古學，也是由宿白先生開啟的一個研究分支。
自50年代以來，他身體力行，長期堅持對全國各地的石窟寺做全面系統的實地勘測和記錄，特别着力于雲岡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的考古。
宿白先生最初學的是曆史，因為參加了向達先生的考古組，後來改做考古研究。
這個事情還要從當年北大恢複文科研究所考古組說起。
當時的考古組主任向達一時招不到人，向北大史學系馮承鈞先生偶爾說起此事，馮承鈞先生馬上向他推薦了宿白。
馮先生非常賞識宿白先生，之前已經把他推薦到了北大圖書館。
這樣一來，宿白先生就一邊在圖書館整理文獻，一邊參加文科研究所考古組的工作。
1952年北大院系調整時，宿白先生就正式被調到了曆史學系。
對于宿白先生的智慧、才華和博學，我一直佩服得五體投地。
宿白先生是學曆史出身的，他轉向考古之後特别重視文獻。
當時有不少搞考古研究的人對文獻并不是很重視，現在有不少考古專業的人好像還有這個問題。
宿白先生希望自己的學生不僅要研究實物，也要精通文獻，因為文獻不好會影響一個人未來學術的發展。
宿白先生自己的曆史文獻功夫有口皆碑，這與他轉益多師的學術背景有很大關系。
他大學畢業之後，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組做研究生，這段時間他到文史哲各個系聽課，曆史系馮承鈞先生的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亞民族，中文系孫作雲先生的中國古代神話，容庚先生的蔔辭研究、金石學、鐘鼎文，哲學系湯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晉玄學，他都一一聽過。
此外，他自己還兼學版本目錄，在古籍版本目錄學方面也有着極深的造詣。
1947年，宿白先生在整理北大圖書館善本書籍時，從缪荃孫的國子監抄《永樂大典》天字韻所收《析津志》八卷中，發現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以下簡稱《金碑》）的碑文，這是雲岡石窟研究史上尚不為人知的重要文獻。
沒有深厚的文獻功力，是不可能發現并确定這篇文獻的重要價值的。
他所撰寫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1951年撰寫，1956年發表），是研究雲岡石窟曆史的力作，也是他本人佛教考古的發轫之作，開啟了他個人的石窟寺研究。
後來根據《金碑》記述與實地考察，宿白先生寫成《雲岡石窟分期試論》一文，發表在《考古學報》上。
在此以前，有日本學者一直關注雲岡的問題，宿先生對日本學者的分期方法提出了質疑。
日本學者長廣敏雄發表《駁宿白氏的雲岡分期論》，對宿先生的研究進行了激烈的反駁，甚至質疑宿先生所用文獻的真實性。
後來，宿先生又發表文章，答複了日本學者的質疑，對《金碑》的真實性做出了論證，長廣敏雄也不得不承認宿白先生的分期論。
宿白先生轉向考古之後，特别重視考古資料和曆史文獻相結合的研究。
他認為考古學不能離開田野考古，田野考古是考古生命力之所在，曆史時期考古不同于史前考古，每一個曆史時期的研究都伴随着豐富的曆史文獻資料。
研究考古出土資料，包括石窟寺遺迹的各種社會曆史問題，離不開曆史文獻的引用和佐證。
在他看來，從事曆史考古研究的人，不僅要研究考古材料，也應精通曆史文獻，考古的學生應具備史學和文獻學的基本功。
為此，他專門為從事佛教石窟寺考古的研究生開設了《漢文佛籍目錄》課程，就是要求學生掌握漢文佛籍的查閱方法，從中學習佛教考古的知識。
此外，由于考古課程需要給學生提供考古實物的圖像資料，宿白先生備課時就在講義上親自畫圖，講課時也當場在黑闆上畫圖。
無論是古建築結構，還是天王、力士塑像，他都能畫得惟妙惟肖，令同學們贊歎不已。
1988年，西藏文管會邀請宿白先生去參加一個活動，他發現西藏的很多寺廟在“文革”期間被毀掉了。
回來後，他就開始整理當年的材料，親手繪制了好多幅插圖，給未來的複原工作提供了參考圖像。
宿白先生的繪畫功力來自他的素描功底。
繪圖是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項技能，所以宿白先生也十分重視培養學生在現場繪圖記錄遺迹遺物的技能。
宿白先生看的書多，看的速度也快，常常是學生半天也看不明白的材料，他看一眼就明白了。
有一回期末提交論文，我本來打算随便寫一寫交差了事，以為老師隻是翻翻而已。
沒想到宿白先生逐頁批閱，一條一條意見都清清楚楚地寫在一張台曆紙上，然後拿給我說：“你回去好好修改吧。
”遇到這樣的老師，學生根本沒有空子可鑽，隻能老老實實地學，踏踏實實地做。
宿白先生的學問深厚，視野寬廣，在學術研究上非常有見地。
1962年，他受邀在敦煌文物研究所[12]做《敦煌七講》的學術報告。
這次學術報告，他不僅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