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神聖的大學
關燈
小
中
大
台遺址的發掘，這是我國考古學初期的一項重要發掘工程。
50年代他曾經協助夏鼐、郭寶鈞主持新中國成立後首次大規模進行的輝縣發掘，親自發掘結構複雜的固圍村2号戰國大墓。
他親自主持西安附近考古調查，首次辨識客省莊二期文化遺存，并判定其與當地仰韶文化和西周文化的相對年代。
他還曾主持洛陽附近考古發掘，勘查東周時代的“王城”遺址，建立中原地區東周墓葬的斷代标尺。
據說就在寶雞鬥雞台遺址考古發掘的過程中，在回填墓土的時候發生了一起事故，有一位民工不幸被砸身亡。
[5]善後工作完畢後，經費所剩無幾，如果沒有錢的話，發掘工作就沒有辦法進行下去。
蘇先生就寫了一封信，讓他非常信任的好友，也是考古隊成員白萬玉從寶雞到西安，向自己的哥哥蘇秉璋籌款。
原來蘇家是華北地區開紡織廠的有名的實業家，在西安還有自己家的棉紡廠，家族企業是由蘇先生的哥哥蘇秉璋打理的。
信送到後，蘇秉璋就立刻準備了五百現大洋，讓白萬玉帶回了寶雞。
鬥雞台遺址的發掘工作當時是由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6]負責的。
對于自籌經費用于考古發掘的事情，蘇先生自己隻字不提。
也是因為這件事情，大家才知道蘇先生原來有如此顯赫的家族背景。
他給大家的印象，就是一個讀書、考古、埋頭寫文章的知識分子，從來不提及自己的家事和背景。
“盧溝橋事變”之後，北平淪陷，他所在的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一度經費斷絕。
在這種情況下，他和當時的一些研究所人員将重要的研究資料秘密裝箱轉移到其他地方妥善保管，後來又統一運往昆明。
這批資料包括鬥雞台遺址發掘的全部田野記錄、圖紙、稿件、卡片和照片；還有關于北平廟宇的調查資料和響山堂石窟寺的調查資料，包括大量文字記錄、測繪圖、照片和拓片。
他後來在昆明的研究工作，就是集中編寫《鬥雞台溝東區墓葬》考古報告。
這本考古報告在1948年出版，大16開本，正文289頁，約20萬字，100多幅插圖。
報告總共印了400本，很多照片都沒有刊印出來。
蘇先生有一個“絕活”：閉着眼睛摸陶片，摸得特别準。
他在考古發掘現場，反複強調做考古的人要親手摸陶片，這給學生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覺得他太神奇了。
摸陶片已經成了他的一種習慣愛好。
他對陶器有很深的研究，摸了一輩子的陶片，看陶片的功夫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牛河梁發現五千年前的玉豬龍之後，有一個當地文化館的負責人想起從前出土的一件玉器，就取出來請他鑒定。
蘇先生摸過後，判定這是一件紅山文化的碧玉龍。
這種功夫都是長年在野外考古實踐中錘煉出來的。
考古一定要有野外實踐的經驗，考古的功夫不是光躲在書齋裡做學問就可以的。
蘇秉琦先生曾經考察了東山嘴紅山文化遺址、興城遺址、姜女石秦宮遺址，他還多次到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進行考察，為這一震驚中外的文化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傾注了大量的心血。
他的《燕山南北地區考古》《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文化與文明》《象征中華的遼甯重大文化史迹》《玉龍故鄉·文明發端—談查海遺址》等著作、學術報告和論文，對于建設中國考古學學科理論體系，把中國考古學推進到一個新的時期意義重大。
他的早期著作《鬥雞台溝東區墓葬》及《瓦鬲的研究》是考古學的基本文獻。
蘇秉琦先生在1965年發表的《關于仰韶文化的若幹問題》一文，是我國考古學發展的又一個裡程碑，使探索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的起源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蘇先生最大的學術貢獻是他運用類型學的研究方法，結合譜系研究，論述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提出我國人口密集地區的六大文化區系。
這個觀點是在1975年《關于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的論文中提出來的。
當時“文革”還沒有結束，所以這篇論文直到1981年才公開發表。
這篇論文提出中國文化起源和中國文明起源的“多元論”，對原有的“中原中心論”是一個挑戰。
他通過考古學文化的譜系，研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以及中國作為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有着重要的學術價值。
8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具有開拓意義的“中國文明起源多中心論”，指導了中國考古學體系的發展和完善，闡明了我國超百萬年的根系，上萬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國，兩千年的中華一統實體的社會發展史實。
他的“多元一體論”，即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的“古文化、古城、古國”，以及“多源一統論”，即中華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過程“古國、方國、帝國”的學術理論，對中國考古學和曆史學産生了廣泛而又深刻的影響。
[7] 他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專著《中國文明起源新探》，是具有指導性的系統理論著作。
費孝通稱贊這本書是承前啟後的世紀之書：“代表了我國學者對中國文化發展曆程實事求是研究的傳統，這是一本人文科學研究的成果，是中國人對自己文化的自覺。
他用古代遺傳的實物來實證中國五千年的文明發展的過程，在中國人面臨空前大轉型的時刻在學術方面集中了考古學界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在這本書的前言裡，蘇先生提出了關于學術界存在着“兩個怪圈”的問題。
“第一個怪圈”涉及中華文化的大一統觀念，以及那些被視為正統和普遍适用的理論。
他用考古學研究所得的證據批駁了相關的謬誤。
他認為曆史文獻的記載和表述需要給予新的解釋，黃河中遊地區也不應再被視為中華文化的唯一發源地。
“第二個怪圈”涉及對馬克思、恩格斯的曆史發展觀的片面理解。
他認為，以往世界史學界對于希臘、羅馬和日耳曼的發展史研究，不能照搬過來說明中國的曆史沿革。
他不同意那種總是把前朝貶斥為異邦的觀點，中國的現代文明在他看來，是融合六大地區各自獨立發展的文化的結果。
蘇先生始終認為考古學必須正确回答“中國文化的起源、中華民族的形成、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等問題，由此，考古研究才能上升為曆史研究。
[8] 蘇先生還較早利用類型學的方法，成功地進行周秦墓葬和瓦鬲的分期研究，提出周文化淵源等問題。
他根據楚墓中具有鮮明特征的，并有自己一脈相承的發展序列的陶鬲，将其列為認識楚文化的典型器物。
他認為這些攜帶楚文化特點的“楚式鬲”“鼎式鬲”“斝式鬲”的基本結構和特征，與流行于中原地區的“殷式鬲”“周式鬲”不同，自成體系。
他不僅對楚文化的形成發展有獨到見解，而且對晉文化研究也有系統的理論。
“晉文化”的概念就是由他率先提出的。
關于晉文化，他還有一首詩：“華山玫瑰燕山龍，大青山下斝與甕。
汾河灣旁磬與鼓，夏商周及晉文公。
”蘇先生很謙虛，自嘲為“四句歪詩”，但其實這四句詩簡明清晰地概括了晉文化的來龍去脈。
他認為晉文化是北方、中原兩大文化區在文化彙合點上相互撞擊裂變而成的，指出晉文化的研究不要受“曲村—天馬、上馬、侯馬”這“三馬”的束縛。
他認為“周代到平王東遷已經名存實亡，東周幾百年重心，特别是政治上最穩定的力量，已經轉移到晉國”[9]。
蘇先生開創的區系類型學理論，把中國考古工作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90年代初，蘇秉琦先生還提出了“中國史前史”的目标，他說史前史不等于史前考古學，而應當是把考古學、曆史學、人類學合為一體的研究。
這樣的理想其實是把古今文化連成一體來探究中華民族的靈魂和精神，這是考古學的根本價值所在。
他認為考古學的根本任務在于對中國文化、文明的起源與發展，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做出正
50年代他曾經協助夏鼐、郭寶鈞主持新中國成立後首次大規模進行的輝縣發掘，親自發掘結構複雜的固圍村2号戰國大墓。
他親自主持西安附近考古調查，首次辨識客省莊二期文化遺存，并判定其與當地仰韶文化和西周文化的相對年代。
他還曾主持洛陽附近考古發掘，勘查東周時代的“王城”遺址，建立中原地區東周墓葬的斷代标尺。
據說就在寶雞鬥雞台遺址考古發掘的過程中，在回填墓土的時候發生了一起事故，有一位民工不幸被砸身亡。
[5]善後工作完畢後，經費所剩無幾，如果沒有錢的話，發掘工作就沒有辦法進行下去。
蘇先生就寫了一封信，讓他非常信任的好友，也是考古隊成員白萬玉從寶雞到西安，向自己的哥哥蘇秉璋籌款。
原來蘇家是華北地區開紡織廠的有名的實業家，在西安還有自己家的棉紡廠，家族企業是由蘇先生的哥哥蘇秉璋打理的。
信送到後，蘇秉璋就立刻準備了五百現大洋，讓白萬玉帶回了寶雞。
鬥雞台遺址的發掘工作當時是由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6]負責的。
對于自籌經費用于考古發掘的事情，蘇先生自己隻字不提。
也是因為這件事情，大家才知道蘇先生原來有如此顯赫的家族背景。
他給大家的印象，就是一個讀書、考古、埋頭寫文章的知識分子，從來不提及自己的家事和背景。
“盧溝橋事變”之後，北平淪陷，他所在的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一度經費斷絕。
在這種情況下，他和當時的一些研究所人員将重要的研究資料秘密裝箱轉移到其他地方妥善保管，後來又統一運往昆明。
這批資料包括鬥雞台遺址發掘的全部田野記錄、圖紙、稿件、卡片和照片；還有關于北平廟宇的調查資料和響山堂石窟寺的調查資料，包括大量文字記錄、測繪圖、照片和拓片。
他後來在昆明的研究工作，就是集中編寫《鬥雞台溝東區墓葬》考古報告。
這本考古報告在1948年出版，大16開本，正文289頁，約20萬字，100多幅插圖。
報告總共印了400本，很多照片都沒有刊印出來。
蘇先生有一個“絕活”：閉着眼睛摸陶片，摸得特别準。
他在考古發掘現場，反複強調做考古的人要親手摸陶片，這給學生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覺得他太神奇了。
摸陶片已經成了他的一種習慣愛好。
他對陶器有很深的研究，摸了一輩子的陶片，看陶片的功夫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牛河梁發現五千年前的玉豬龍之後，有一個當地文化館的負責人想起從前出土的一件玉器，就取出來請他鑒定。
蘇先生摸過後，判定這是一件紅山文化的碧玉龍。
這種功夫都是長年在野外考古實踐中錘煉出來的。
考古一定要有野外實踐的經驗，考古的功夫不是光躲在書齋裡做學問就可以的。
蘇秉琦先生曾經考察了東山嘴紅山文化遺址、興城遺址、姜女石秦宮遺址，他還多次到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進行考察，為這一震驚中外的文化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傾注了大量的心血。
他的《燕山南北地區考古》《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文化與文明》《象征中華的遼甯重大文化史迹》《玉龍故鄉·文明發端—談查海遺址》等著作、學術報告和論文，對于建設中國考古學學科理論體系，把中國考古學推進到一個新的時期意義重大。
他的早期著作《鬥雞台溝東區墓葬》及《瓦鬲的研究》是考古學的基本文獻。
蘇秉琦先生在1965年發表的《關于仰韶文化的若幹問題》一文，是我國考古學發展的又一個裡程碑，使探索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的起源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蘇先生最大的學術貢獻是他運用類型學的研究方法，結合譜系研究，論述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提出我國人口密集地區的六大文化區系。
這個觀點是在1975年《關于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的論文中提出來的。
當時“文革”還沒有結束，所以這篇論文直到1981年才公開發表。
這篇論文提出中國文化起源和中國文明起源的“多元論”，對原有的“中原中心論”是一個挑戰。
他通過考古學文化的譜系，研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以及中國作為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有着重要的學術價值。
8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具有開拓意義的“中國文明起源多中心論”，指導了中國考古學體系的發展和完善，闡明了我國超百萬年的根系，上萬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國，兩千年的中華一統實體的社會發展史實。
他的“多元一體論”，即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的“古文化、古城、古國”，以及“多源一統論”，即中華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過程“古國、方國、帝國”的學術理論，對中國考古學和曆史學産生了廣泛而又深刻的影響。
[7] 他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專著《中國文明起源新探》，是具有指導性的系統理論著作。
費孝通稱贊這本書是承前啟後的世紀之書：“代表了我國學者對中國文化發展曆程實事求是研究的傳統，這是一本人文科學研究的成果，是中國人對自己文化的自覺。
他用古代遺傳的實物來實證中國五千年的文明發展的過程，在中國人面臨空前大轉型的時刻在學術方面集中了考古學界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在這本書的前言裡，蘇先生提出了關于學術界存在着“兩個怪圈”的問題。
“第一個怪圈”涉及中華文化的大一統觀念，以及那些被視為正統和普遍适用的理論。
他用考古學研究所得的證據批駁了相關的謬誤。
他認為曆史文獻的記載和表述需要給予新的解釋，黃河中遊地區也不應再被視為中華文化的唯一發源地。
“第二個怪圈”涉及對馬克思、恩格斯的曆史發展觀的片面理解。
他認為，以往世界史學界對于希臘、羅馬和日耳曼的發展史研究，不能照搬過來說明中國的曆史沿革。
他不同意那種總是把前朝貶斥為異邦的觀點，中國的現代文明在他看來，是融合六大地區各自獨立發展的文化的結果。
蘇先生始終認為考古學必須正确回答“中國文化的起源、中華民族的形成、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等問題，由此，考古研究才能上升為曆史研究。
[8] 蘇先生還較早利用類型學的方法，成功地進行周秦墓葬和瓦鬲的分期研究，提出周文化淵源等問題。
他根據楚墓中具有鮮明特征的，并有自己一脈相承的發展序列的陶鬲，将其列為認識楚文化的典型器物。
他認為這些攜帶楚文化特點的“楚式鬲”“鼎式鬲”“斝式鬲”的基本結構和特征，與流行于中原地區的“殷式鬲”“周式鬲”不同，自成體系。
他不僅對楚文化的形成發展有獨到見解，而且對晉文化研究也有系統的理論。
“晉文化”的概念就是由他率先提出的。
關于晉文化，他還有一首詩：“華山玫瑰燕山龍，大青山下斝與甕。
汾河灣旁磬與鼓，夏商周及晉文公。
”蘇先生很謙虛，自嘲為“四句歪詩”，但其實這四句詩簡明清晰地概括了晉文化的來龍去脈。
他認為晉文化是北方、中原兩大文化區在文化彙合點上相互撞擊裂變而成的，指出晉文化的研究不要受“曲村—天馬、上馬、侯馬”這“三馬”的束縛。
他認為“周代到平王東遷已經名存實亡，東周幾百年重心，特别是政治上最穩定的力量，已經轉移到晉國”[9]。
蘇先生開創的區系類型學理論，把中國考古工作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90年代初，蘇秉琦先生還提出了“中國史前史”的目标，他說史前史不等于史前考古學，而應當是把考古學、曆史學、人類學合為一體的研究。
這樣的理想其實是把古今文化連成一體來探究中華民族的靈魂和精神，這是考古學的根本價值所在。
他認為考古學的根本任務在于對中國文化、文明的起源與發展，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做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