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神聖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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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中國檔案界“四大發現”，即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經洞文書、北京故宮内閣大庫檔案、居延漢簡的發現，推動了國内的許多學者加入近代考古學研究的行列。
利用考古學重建中國古代史的學術體系，這是現代中國考古學的開端。
早在1922年，北京大學就在研究所國學門（後改名為文科研究所）成立了以馬衡先生為主任的考古學研究室。
1934年後，由胡适兼任考古學研究室主任。
1946年，又成立了以向達先生為主任的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聘請梁思永、裴文中先生為導師，開始招收研究生。
1952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統一部署，全國高等院校進行了院系調整。
調整後的北大史學系也随校從城内沙灘遷到西郊燕園，組成新的機構，名稱由原來的史學系改為曆史學系。
調整後的曆史學系有原屬北大的教師，也有清華和燕京大學并入的教師。
過去北大、清華、燕京三足鼎立，50年代後就融為一體了。
翦伯贊先生擔任系主任，他在三校融合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鄧廣銘先生就稱贊他能夠巧妙地把三校曆史學的老師團結起來，通力合作，消除門戶之見。
新的曆史學系集聚了一群學術大家，除了翦伯贊、向達等先生，還有楊人楩、齊思和、鄧廣銘、邵循正、周一良、王鐵崖、蘇秉琦、張政烺、鄧之誠等海内外知名的學者。
[2] 院系大調整期間，在文化部和中國科學院的積極支持下，為搶救全國各地大規模建設工程中所發現的文物，培養考古文物工作人員，在北京大學曆史學系設立了考古專門化教研室，把考古所、北大和文物圖書三部分力量集中起來，連續辦了四期考古學培訓班。
這件事情由蘇秉琦等先生發起，後來由鄭振铎出面，郭沫若牽頭，由北大作為主辦單位，負責頒發聘書和畢業證書。
培訓班的授課教師都是當時曆史和考古領域的大家。
郭沫若講奴隸社會史，尹達講原始社會史，翦伯贊講封建社會史，裴文中講舊石器考古學。
四期考古學培訓班奠定了後來考古學學科教學和人才培養的基礎。
[3] 1952年，北京大學正式将考古學學科專門化，設立考古專業。
當時的考古專業設在曆史學系，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蘇秉琦先生兼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聘請鄭振铎、裴文中、夏鼐、梁思永、林耀華、郭寶鈞諸先生兼任教授。
原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北京大學博物館以及燕京大學史前博物館合并成為考古教研室文物陳列室。
北京大學考古專業是新中國的首個考古專業。
[4]北大正式成立考古系是在1983年，由北京大學校長辦公會議決定，考古專業從曆史學系分出，獨立建系，由宿白先生擔任考古系首任系主任。
50年代的北大曆史學系，雲集了當時頂尖的曆史學家、考古學家。
當時給我們這個班授課的師長，都是我國曆史、考古學界的一流學者，如周一良、張政烺、田餘慶、商鴻逵、張廣達、蘇秉琦、宿白等先生。
我比較熟悉的是給我們考古專業學生講授考古學課程的各位師長，如教授舊石器考古的呂遵谔先生，教授石窟寺考古和中國考古學史的閻文儒先生，教授新石器時代考古的嚴文明先生、李仰松先生，教授商周考古的鄒衡先生，教授戰國秦漢考古的蘇秉琦先生、俞偉超先生，還有教授三國至元代的各代考古的宿白先生等，他們都是為新中國考古工作的開啟和考古學學科的建設做出過重大貢獻的開拓者。
很多先生的學識和風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一良先生那時不過四十歲上下，他上課的時候風度翩翩，簡潔明快，重點突出，流暢清晰，從不照本宣科，既嚴謹又輕松，聽他講課是一種享受。
鄧廣銘先生是宋史專家，對古典文學和宋詞也有精深的研究。
他比周一良先生大幾歲，圓圓臉，身材微胖，為人非常謙和，說話帶一點山東口音，他的博學和嚴謹令人難忘。
考古專業的老師們授課，都親自編寫教材，精心備課，有材料、有分析、有研究、有觀點，視野開闊，讓人體會到他們對考古事業的熱愛和感情。
教授商周考古的鄒衡先生，素有“商周考古第一人”之稱，在國際學術界享有極高聲譽。
蘇秉琦先生教授戰國秦漢考古，他本人曾經在陝西省的渭河流域從事田野調查，并參加了寶雞鬥雞台遺址的發掘。
他寫的《鬥雞台溝東區墓葬》（1948）考古報告，對周秦文化的面貌進行了分析，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問題。
他對東周墓葬的分期研究，為建立中原地區東周墓葬的斷代标尺奠定了基礎。
就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區域分布的格局、系統等問題，蘇秉琦先生的研究方法和觀點，在考古學界也有着廣泛的影響。
嚴文明先生那時還很年輕，他不僅給我們開設了新石器時代考古的課程，還開設了中國考古學、田野考古學、考古學導論和考古學理論與方法等課程。
他長期從事學術研究與田野考古，曾經參與主持了河南洛陽王灣、鄧州八裡崗、山東長島北莊和江西萬年仙人洞等數十處考古發掘項目，發現了中國最早的陶器和稻作農業遺存，揭示了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多種類型的聚落遺址，為複原中國史前和早期曆史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
宿白先生教我們三國至元代的各代考古。
我最喜歡魏晉南北朝的這段曆史，所以宿白先生的課我特别喜歡。
宿先生告訴我們石窟考古怎麼去做，怎麼利用佛教典籍結合考古資料做研究。
宿白先生曾運用類型學方法，對魏晉南北朝隋唐墓葬做過全面的分區分期研究，從而為研究這一時期墓葬制度的演變、等級制度和社會生活的變化奠定了基礎。
他還是我國佛教考古的開創者，曾多次主持石窟寺遺迹的考古實習，對國内許多石窟都做過測繪或部分測繪，進行過記錄和研究。
1959年，他還參加了對西藏文物的調查。
考古雖然屬于曆史學科範疇，但因為考古的研究對象是古代留存的各種遺迹和遺物，所以它的方法和手段同曆史學研究主要運用曆史文獻的方法有所不同，必須采用科學的田野調查、發掘，并對發掘揭示的遺址和遺物進行記錄、整理和研究。
沒有野外考古的實踐和鍛煉，就談不上學會了考古。
因此田野考古實習和專題考古實習是考古專業學生必不可少的基礎功課。
北大考古專業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教考古的老師和學生的關系非常特殊，和曆史學系的其他師生之間的關系不一樣。
考古專業的師生常常一同外出考察，所以學生和老師走得很近，感情自然更加深厚。
那時候的考古專業真是名師雲集，現在想想自己實際上并沒有很好地利用當時的條件，沒有抓住機會更多地向老師們請教。
我現在才明白，當年老師們教學的用心和苦心。
比如講舊石器考古，就一定要引經據典，從許多外國考古專家講起，從斯文·赫定講到其他的考古學家，原來這就是在講考古的學術史。
現在我回北大，考古系的老師告訴我，當年教我的老先生的學生都退休了，現在的老師我幾乎都不認識了。
随着前輩大師一個個離開，這個校園也漸漸地從熟悉到陌生。
現在我還會時常想念當時的這些老師，也想念當時讀書的氛圍。
回憶蘇秉琦先生 蘇秉琦先生治學非常嚴謹，博聞廣識，他給我們開設的戰國秦漢考古的課程對我的影響很大。
蘇先生為人謙和熱情，他是那種一看就讓人感到親切可敬、如沐春風的人。
他是新中國考古學的開拓者、奠基人之一，也是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主要創辦者之一。
他畢生從事考古學研究，培養了許多考古學的人才，取得了許多具有開拓意義的學術成就。
蘇先生曾經參加、主持和領導過許多重要遺址和墓葬的發掘與研究。
比如30年代他參加了寶雞鬥雞
利用考古學重建中國古代史的學術體系，這是現代中國考古學的開端。
早在1922年，北京大學就在研究所國學門（後改名為文科研究所）成立了以馬衡先生為主任的考古學研究室。
1934年後，由胡适兼任考古學研究室主任。
1946年，又成立了以向達先生為主任的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聘請梁思永、裴文中先生為導師，開始招收研究生。
1952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統一部署，全國高等院校進行了院系調整。
調整後的北大史學系也随校從城内沙灘遷到西郊燕園，組成新的機構，名稱由原來的史學系改為曆史學系。
調整後的曆史學系有原屬北大的教師，也有清華和燕京大學并入的教師。
過去北大、清華、燕京三足鼎立，50年代後就融為一體了。
翦伯贊先生擔任系主任，他在三校融合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鄧廣銘先生就稱贊他能夠巧妙地把三校曆史學的老師團結起來，通力合作，消除門戶之見。
新的曆史學系集聚了一群學術大家，除了翦伯贊、向達等先生，還有楊人楩、齊思和、鄧廣銘、邵循正、周一良、王鐵崖、蘇秉琦、張政烺、鄧之誠等海内外知名的學者。
[2] 院系大調整期間，在文化部和中國科學院的積極支持下，為搶救全國各地大規模建設工程中所發現的文物，培養考古文物工作人員，在北京大學曆史學系設立了考古專門化教研室，把考古所、北大和文物圖書三部分力量集中起來，連續辦了四期考古學培訓班。
這件事情由蘇秉琦等先生發起，後來由鄭振铎出面，郭沫若牽頭，由北大作為主辦單位，負責頒發聘書和畢業證書。
培訓班的授課教師都是當時曆史和考古領域的大家。
郭沫若講奴隸社會史，尹達講原始社會史，翦伯贊講封建社會史，裴文中講舊石器考古學。
四期考古學培訓班奠定了後來考古學學科教學和人才培養的基礎。
[3] 1952年，北京大學正式将考古學學科專門化，設立考古專業。
當時的考古專業設在曆史學系，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蘇秉琦先生兼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聘請鄭振铎、裴文中、夏鼐、梁思永、林耀華、郭寶鈞諸先生兼任教授。
原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北京大學博物館以及燕京大學史前博物館合并成為考古教研室文物陳列室。
北京大學考古專業是新中國的首個考古專業。
[4]北大正式成立考古系是在1983年，由北京大學校長辦公會議決定，考古專業從曆史學系分出，獨立建系，由宿白先生擔任考古系首任系主任。
50年代的北大曆史學系，雲集了當時頂尖的曆史學家、考古學家。
當時給我們這個班授課的師長，都是我國曆史、考古學界的一流學者，如周一良、張政烺、田餘慶、商鴻逵、張廣達、蘇秉琦、宿白等先生。
我比較熟悉的是給我們考古專業學生講授考古學課程的各位師長，如教授舊石器考古的呂遵谔先生，教授石窟寺考古和中國考古學史的閻文儒先生，教授新石器時代考古的嚴文明先生、李仰松先生，教授商周考古的鄒衡先生，教授戰國秦漢考古的蘇秉琦先生、俞偉超先生，還有教授三國至元代的各代考古的宿白先生等，他們都是為新中國考古工作的開啟和考古學學科的建設做出過重大貢獻的開拓者。
很多先生的學識和風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一良先生那時不過四十歲上下，他上課的時候風度翩翩，簡潔明快，重點突出，流暢清晰，從不照本宣科，既嚴謹又輕松，聽他講課是一種享受。
鄧廣銘先生是宋史專家，對古典文學和宋詞也有精深的研究。
他比周一良先生大幾歲，圓圓臉，身材微胖，為人非常謙和，說話帶一點山東口音，他的博學和嚴謹令人難忘。
考古專業的老師們授課，都親自編寫教材，精心備課，有材料、有分析、有研究、有觀點，視野開闊，讓人體會到他們對考古事業的熱愛和感情。
教授商周考古的鄒衡先生，素有“商周考古第一人”之稱，在國際學術界享有極高聲譽。
蘇秉琦先生教授戰國秦漢考古，他本人曾經在陝西省的渭河流域從事田野調查，并參加了寶雞鬥雞台遺址的發掘。
他寫的《鬥雞台溝東區墓葬》（1948）考古報告，對周秦文化的面貌進行了分析，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問題。
他對東周墓葬的分期研究，為建立中原地區東周墓葬的斷代标尺奠定了基礎。
就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區域分布的格局、系統等問題，蘇秉琦先生的研究方法和觀點，在考古學界也有着廣泛的影響。
嚴文明先生那時還很年輕，他不僅給我們開設了新石器時代考古的課程，還開設了中國考古學、田野考古學、考古學導論和考古學理論與方法等課程。
他長期從事學術研究與田野考古，曾經參與主持了河南洛陽王灣、鄧州八裡崗、山東長島北莊和江西萬年仙人洞等數十處考古發掘項目，發現了中國最早的陶器和稻作農業遺存，揭示了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多種類型的聚落遺址，為複原中國史前和早期曆史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
宿白先生教我們三國至元代的各代考古。
我最喜歡魏晉南北朝的這段曆史，所以宿白先生的課我特别喜歡。
宿先生告訴我們石窟考古怎麼去做，怎麼利用佛教典籍結合考古資料做研究。
宿白先生曾運用類型學方法，對魏晉南北朝隋唐墓葬做過全面的分區分期研究，從而為研究這一時期墓葬制度的演變、等級制度和社會生活的變化奠定了基礎。
他還是我國佛教考古的開創者，曾多次主持石窟寺遺迹的考古實習，對國内許多石窟都做過測繪或部分測繪，進行過記錄和研究。
1959年，他還參加了對西藏文物的調查。
考古雖然屬于曆史學科範疇，但因為考古的研究對象是古代留存的各種遺迹和遺物，所以它的方法和手段同曆史學研究主要運用曆史文獻的方法有所不同，必須采用科學的田野調查、發掘，并對發掘揭示的遺址和遺物進行記錄、整理和研究。
沒有野外考古的實踐和鍛煉，就談不上學會了考古。
因此田野考古實習和專題考古實習是考古專業學生必不可少的基礎功課。
北大考古專業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教考古的老師和學生的關系非常特殊，和曆史學系的其他師生之間的關系不一樣。
考古專業的師生常常一同外出考察，所以學生和老師走得很近，感情自然更加深厚。
那時候的考古專業真是名師雲集，現在想想自己實際上并沒有很好地利用當時的條件，沒有抓住機會更多地向老師們請教。
我現在才明白，當年老師們教學的用心和苦心。
比如講舊石器考古，就一定要引經據典，從許多外國考古專家講起，從斯文·赫定講到其他的考古學家，原來這就是在講考古的學術史。
現在我回北大，考古系的老師告訴我，當年教我的老先生的學生都退休了，現在的老師我幾乎都不認識了。
随着前輩大師一個個離開，這個校園也漸漸地從熟悉到陌生。
現在我還會時常想念當時的這些老師，也想念當時讀書的氛圍。
回憶蘇秉琦先生 蘇秉琦先生治學非常嚴謹，博聞廣識，他給我們開設的戰國秦漢考古的課程對我的影響很大。
蘇先生為人謙和熱情，他是那種一看就讓人感到親切可敬、如沐春風的人。
他是新中國考古學的開拓者、奠基人之一，也是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主要創辦者之一。
他畢生從事考古學研究，培養了許多考古學的人才，取得了許多具有開拓意義的學術成就。
蘇先生曾經參加、主持和領導過許多重要遺址和墓葬的發掘與研究。
比如30年代他參加了寶雞鬥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