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神聖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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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曆史學系抄文稿
我是一個人坐火車去北京大學報到的，那是1958年9月。
我坐的是慢車，從上海到北京要三天三夜。
列車上的設備非常簡單，卧鋪就是木條凳，靠背很低，不是卧鋪的話，坐的地方連靠背都沒有。
列車上沒有餐車，也沒有地方買吃的，出門的時候家人給我準備了幹糧和水。
火車每到一個站，都要停很長時間。
從窗戶望出去，覺得許多城市和上海比起來差距太大了。
我動身去北大報到前，并不知道那一年北大入學報到的時間推遲了。
為了這件事，《人民日報》還特意登出了一個通告，但是我沒有看到，也沒有任何人告訴我。
結果我到了北京火車站之後，發現既沒人接也沒人管。
我感到很納悶，怎麼北京大學都沒有迎接新生的安排？隻能自己想辦法摸到了北大。
我記得找到了當時的16齋，準備辦理報到手續。
但是人家說這裡不是報到的地方，讓我去27齋問問。
結果27齋也根本沒有人辦理報到手續。
那怎麼辦？總不見得再回上海吧。
我就一個人在燕園裡走走看看。
第一次見到北大，很是興奮激動。
我覺得這個學校太大了，很怕自己迷路。
因為我的行李還沒有寄到，那天晚上我就隻能在27齋的一塊木闆上将就睡了一晚。
結果着涼了，半夜就發起高燒。
可是人生地不熟，在北京我一個人也不認識，隻能硬撐。
好不容易挨到第二天，遇到曆史學系一位高年級的同學才知道，原來是報到的時間推遲了。
那位學長看我的字寫得還可以，就讓我幫他抄文稿。
于是，在等待報到的日子裡，我就每天到曆史學系辦公室給他們抄文稿，抄的都是北大學長寫的文章。
我看見書架上放了許多線裝書，邊抄邊想，這些大哥哥大姐姐學問太大了，文章寫得真好。
抄着抄着，我和一些高年級的同學就熟了。
聽他們說起考古專業，覺得很神秘。
有同學告訴我考古很好玩，可以經常到野外去遊山玩水。
對人生懵懵懂懂的我，其實還沒有什麼遠大志向，隻是希望未來不要整天抱着書本。
如果考古真像他們說的那樣，那不正是我想選擇的專業嗎？能夠飽讀詩書，還能遊遍名山大川，這自然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事了。
我在上海讀中學時，受父親的影響，特别喜歡到博物館看文物展覽，知道許多精美的文物都是經過考古發掘出土的。
所以，我對考古專業充滿遐想，覺得考古工作一定很有意思。
入學不久就要分專業，我不假思索就報了考古專業。
現在想起來，其實我對考古工作究竟要幹什麼是一無所知，後來才知道其實并沒有多少人願意去學考古，因為太苦了。
我就這樣稀裡糊塗地選擇了考古專業。
兼容并包的學術風氣 1958年我入學之際，全國正在開展“大躍進”運動，北京大學也在開展“雙反”運動，進行教學改革。
我所仰慕的張政烺先生被調離了北大，馬寅初校長也遭到了批判。
令我感到幸運的是，在教學改革的風潮中，北大的很多師長依然堅持一絲不苟的教學，依然有同學照常勤奮學習。
我依然可以感受到北大特殊的學習氛圍，感受到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傳統和勤奮、嚴謹、求實、創新的學風。
我記得曆史學系當時還建立了統一的圖書室和閱覽室，經過1959年到1961年的逐步擴充，資料室形成了比較完整的規模，給師生的教學科研帶來極大的便利。
後來曆史學系還協助中文系籌辦了“古典文獻專業”，設置這個專業的目的是培養整理古典文學、史學、哲學方面文獻的人才。
雖然有這樣那樣的運動，但是整個50年代北大的校園氛圍中，洋溢着為共和國現代化建設而奉獻的熱情，幾乎所有年輕人都毫不懷疑地相信，一個中國曆史上從未有過的新時代正在走來。
在這樣一個激情燃燒的年代裡，刻苦學習、努力成為國家所需要的人才，是當時北大學子共同的理想。
我記得當時在上海的街上已經沒有多少人穿打補丁的衣服了，但是北大有不少學生的衣服上還打着補丁。
當時大學生的生活條件普遍比較艱苦，但大家也沒有苦的感覺，普遍比較樂觀和積極。
艱苦的生活條件沒有影響到北大學生的學習熱情，圖書館裡總是人滿為患，晚到的同學根本沒有位子。
有時候圖書館門前還會排起長龍，等到門一開，同學們就蜂擁而入搶占座位。
後來因為圖書館的座位實在滿足不了所有想讀書的學生，隻能實行分配制度。
圖書館給各系各班分配了座位号，拿不到号的同學隻能站着讀書。
這就是那時候的學習氛圍。
每個人的糧食也有定量，食堂的甲菜是一角，乙菜是八分，都是葷菜；丙菜六分，丁菜四分，沒有肉，全是素的。
剛到北方，吃慣了米飯的我，一開始不習慣吃面食。
當時一個大學生每月生活費也就十來塊錢，戴得起手表的學生很少。
如果某個同學戴着手表，大家就說他是“有表階級”。
入校之後，我們58級學生因分專業早，參加田野考古機會較多。
我們1959年參加陝西省華縣發掘工地的“認識實習”；1960年參加懷柔搶救性發掘；1961年參加正式的生産實習—昌平縣雪山發掘，發掘了雪山文化遺址，還發現了西周燕國墓葬、漢代墓葬和遼代居住遺址。
這麼多實習機會給了我們這些學生很好的鍛煉。
1961年到1962年新開的專業課是舊石器時代考古和新石器時代考古，分别由呂遵谔和嚴文明兩位老師講授；1962年到1963年新開的專業課是秦漢考古，由俞偉超老師講授。
50年代的北大學生内心充滿了對知識的渴求，當時有不少專家名人來北大講演，大大激發了學生們學習和創作的熱情。
蘇聯作家波列伏依、卡達耶夫，印度作家庫瑪爾，日本作家藤林成吉、青野季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蘇聯電影大師邦達爾丘克，還有我國學者李健吾、陸侃如、劉大傑、吳祖光，相聲大師侯寶林，電影演員趙丹、白楊、黃宗英、孫道臨等，都曾經到北大與學生們交流。
[1] 我對藝術是發自内心的喜歡。
有一次我們幾個同學一起去王府井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看《雷雨》，當時要坐332路公交車到動物園站，再坐103路電車到北京人藝。
我們從劇院回來時錯過了最晚的班車，于是就三五成群地唱着歌，從王府井一路走回校園，到學校時已是淩晨四點了。
這樣的精神恐怕隻能出現在那個年代。
當時的北大人就有那樣一種朝氣和熱情。
在去北大的前夕，父親曾和我有過一次長談。
父親說：“你考上了北大，未來的人生将會是另外的一個天地，你将會有更加廣闊的視野。
”果然，我一到北大，就不斷聽周圍的人說北大有多少名師，有多少圖書，北大過去出過多少人才。
這确實是一個學術的聖地。
50年代的北大，有一批出色的教授。
曆史學系大家雲集，其他系也是一樣，比如中文系有著名的“三巨頭”：吳組缃先生、林庚先生、王瑤先生。
三位先生在為人處世、治學方法各方面都各有特點。
學生可以同時接觸不同治學風格的老師，最大限度地吸取不同老師的長處。
學生在主要受某個教授的影響的同時，又可以吸收其他教授的長處，這是一種有利于培養人才的健全的教學格局與學術生态。
文理交融、兼容并包的學術風氣也是北大精神傳統中重要的方面。
在北大的學術傳統中，一直有着繼承全人類所有文化遺産的眼光和氣魄。
對于多元的中國文化，對于新的現代文化，對于西方文化，都鼓勵學生培養一種開闊的世界視野。
北大的精神傳統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追求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考，奮力開辟新的領域，投身國家和民族最為需要的事業。
群星燦爛的曆史學系 20世紀20年代，以田野考古為标志的近代考古學傳入我國。
我坐的是慢車，從上海到北京要三天三夜。
列車上的設備非常簡單，卧鋪就是木條凳，靠背很低，不是卧鋪的話，坐的地方連靠背都沒有。
列車上沒有餐車，也沒有地方買吃的，出門的時候家人給我準備了幹糧和水。
火車每到一個站，都要停很長時間。
從窗戶望出去，覺得許多城市和上海比起來差距太大了。
我動身去北大報到前，并不知道那一年北大入學報到的時間推遲了。
為了這件事，《人民日報》還特意登出了一個通告，但是我沒有看到，也沒有任何人告訴我。
結果我到了北京火車站之後，發現既沒人接也沒人管。
我感到很納悶，怎麼北京大學都沒有迎接新生的安排？隻能自己想辦法摸到了北大。
我記得找到了當時的16齋，準備辦理報到手續。
但是人家說這裡不是報到的地方，讓我去27齋問問。
結果27齋也根本沒有人辦理報到手續。
那怎麼辦？總不見得再回上海吧。
我就一個人在燕園裡走走看看。
第一次見到北大，很是興奮激動。
我覺得這個學校太大了，很怕自己迷路。
因為我的行李還沒有寄到，那天晚上我就隻能在27齋的一塊木闆上将就睡了一晚。
結果着涼了，半夜就發起高燒。
可是人生地不熟，在北京我一個人也不認識，隻能硬撐。
好不容易挨到第二天，遇到曆史學系一位高年級的同學才知道，原來是報到的時間推遲了。
那位學長看我的字寫得還可以，就讓我幫他抄文稿。
于是，在等待報到的日子裡，我就每天到曆史學系辦公室給他們抄文稿，抄的都是北大學長寫的文章。
我看見書架上放了許多線裝書，邊抄邊想，這些大哥哥大姐姐學問太大了，文章寫得真好。
抄着抄着，我和一些高年級的同學就熟了。
聽他們說起考古專業，覺得很神秘。
有同學告訴我考古很好玩，可以經常到野外去遊山玩水。
對人生懵懵懂懂的我，其實還沒有什麼遠大志向，隻是希望未來不要整天抱着書本。
如果考古真像他們說的那樣，那不正是我想選擇的專業嗎？能夠飽讀詩書，還能遊遍名山大川，這自然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事了。
我在上海讀中學時，受父親的影響，特别喜歡到博物館看文物展覽，知道許多精美的文物都是經過考古發掘出土的。
所以，我對考古專業充滿遐想，覺得考古工作一定很有意思。
入學不久就要分專業，我不假思索就報了考古專業。
現在想起來，其實我對考古工作究竟要幹什麼是一無所知，後來才知道其實并沒有多少人願意去學考古，因為太苦了。
我就這樣稀裡糊塗地選擇了考古專業。
兼容并包的學術風氣 1958年我入學之際，全國正在開展“大躍進”運動，北京大學也在開展“雙反”運動，進行教學改革。
我所仰慕的張政烺先生被調離了北大，馬寅初校長也遭到了批判。
令我感到幸運的是，在教學改革的風潮中，北大的很多師長依然堅持一絲不苟的教學，依然有同學照常勤奮學習。
我依然可以感受到北大特殊的學習氛圍，感受到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傳統和勤奮、嚴謹、求實、創新的學風。
我記得曆史學系當時還建立了統一的圖書室和閱覽室，經過1959年到1961年的逐步擴充，資料室形成了比較完整的規模，給師生的教學科研帶來極大的便利。
後來曆史學系還協助中文系籌辦了“古典文獻專業”，設置這個專業的目的是培養整理古典文學、史學、哲學方面文獻的人才。
雖然有這樣那樣的運動，但是整個50年代北大的校園氛圍中，洋溢着為共和國現代化建設而奉獻的熱情，幾乎所有年輕人都毫不懷疑地相信，一個中國曆史上從未有過的新時代正在走來。
在這樣一個激情燃燒的年代裡，刻苦學習、努力成為國家所需要的人才，是當時北大學子共同的理想。
我記得當時在上海的街上已經沒有多少人穿打補丁的衣服了，但是北大有不少學生的衣服上還打着補丁。
當時大學生的生活條件普遍比較艱苦，但大家也沒有苦的感覺，普遍比較樂觀和積極。
艱苦的生活條件沒有影響到北大學生的學習熱情，圖書館裡總是人滿為患，晚到的同學根本沒有位子。
有時候圖書館門前還會排起長龍，等到門一開，同學們就蜂擁而入搶占座位。
後來因為圖書館的座位實在滿足不了所有想讀書的學生，隻能實行分配制度。
圖書館給各系各班分配了座位号，拿不到号的同學隻能站着讀書。
這就是那時候的學習氛圍。
每個人的糧食也有定量，食堂的甲菜是一角，乙菜是八分，都是葷菜；丙菜六分，丁菜四分，沒有肉，全是素的。
剛到北方，吃慣了米飯的我，一開始不習慣吃面食。
當時一個大學生每月生活費也就十來塊錢，戴得起手表的學生很少。
如果某個同學戴着手表，大家就說他是“有表階級”。
入校之後，我們58級學生因分專業早，參加田野考古機會較多。
我們1959年參加陝西省華縣發掘工地的“認識實習”；1960年參加懷柔搶救性發掘；1961年參加正式的生産實習—昌平縣雪山發掘，發掘了雪山文化遺址，還發現了西周燕國墓葬、漢代墓葬和遼代居住遺址。
這麼多實習機會給了我們這些學生很好的鍛煉。
1961年到1962年新開的專業課是舊石器時代考古和新石器時代考古，分别由呂遵谔和嚴文明兩位老師講授；1962年到1963年新開的專業課是秦漢考古，由俞偉超老師講授。
50年代的北大學生内心充滿了對知識的渴求，當時有不少專家名人來北大講演，大大激發了學生們學習和創作的熱情。
蘇聯作家波列伏依、卡達耶夫，印度作家庫瑪爾，日本作家藤林成吉、青野季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蘇聯電影大師邦達爾丘克，還有我國學者李健吾、陸侃如、劉大傑、吳祖光，相聲大師侯寶林，電影演員趙丹、白楊、黃宗英、孫道臨等，都曾經到北大與學生們交流。
[1] 我對藝術是發自内心的喜歡。
有一次我們幾個同學一起去王府井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看《雷雨》，當時要坐332路公交車到動物園站，再坐103路電車到北京人藝。
我們從劇院回來時錯過了最晚的班車，于是就三五成群地唱着歌，從王府井一路走回校園，到學校時已是淩晨四點了。
這樣的精神恐怕隻能出現在那個年代。
當時的北大人就有那樣一種朝氣和熱情。
在去北大的前夕，父親曾和我有過一次長談。
父親說：“你考上了北大，未來的人生将會是另外的一個天地，你将會有更加廣闊的視野。
”果然，我一到北大，就不斷聽周圍的人說北大有多少名師，有多少圖書，北大過去出過多少人才。
這确實是一個學術的聖地。
50年代的北大，有一批出色的教授。
曆史學系大家雲集，其他系也是一樣，比如中文系有著名的“三巨頭”：吳組缃先生、林庚先生、王瑤先生。
三位先生在為人處世、治學方法各方面都各有特點。
學生可以同時接觸不同治學風格的老師，最大限度地吸取不同老師的長處。
學生在主要受某個教授的影響的同時，又可以吸收其他教授的長處，這是一種有利于培養人才的健全的教學格局與學術生态。
文理交融、兼容并包的學術風氣也是北大精神傳統中重要的方面。
在北大的學術傳統中，一直有着繼承全人類所有文化遺産的眼光和氣魄。
對于多元的中國文化，對于新的現代文化，對于西方文化，都鼓勵學生培養一種開闊的世界視野。
北大的精神傳統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追求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考，奮力開辟新的領域，投身國家和民族最為需要的事業。
群星燦爛的曆史學系 20世紀20年代，以田野考古為标志的近代考古學傳入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