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生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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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見人世
我的祖籍是浙江杭州。
1938年7月9日我出生于北平。
那年北平已經淪陷，日軍司令部就設在鐵獅子胡同。
但是華北之大，日軍根本無法控制。
日本政府決定“以華制華”，在占領區扶植各種傀儡政權，以達成征服中國的目的。
為了掠奪中國的資源，日軍接管并壟斷了華北的交通、郵電、鋼鐵、煤炭、電力和紡織等行業，還強行發行了聯銀券。
華北的糧食、棉花等物資被運往日本，導緻食品奇缺，物價飛漲。
[1] 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們一家就去了上海。
北平淪陷後，絕大多數北平文化教育界的著名人士都拒絕與侵略者合作，甯願抛棄優越的生活條件，到大後方為抗戰盡力。
由于種種原因走不了的，也甯可隐居起來，過着清貧的日子。
在這種情況下，我父母決定帶着全家去南方謀生。
我出生的時候，家裡已經有了一個大姐，我和二姐是雙生子。
按照家譜，我們姐妹是樊家的梅字輩，大姐的名字中就有個“梅”字。
但是父親希望女孩子也要飽讀詩書，于是分别以“詩”“書”為名，給我們姐妹倆取了名字。
我的雙胞胎姐姐叫“樊錦書”，我叫“樊錦詩”。
我是在協和醫院出生的。
我和姐姐是早産兒，出生的時候才六個半月。
聽祖母說，我們生下來的時候，大腿就隻有她大拇指那麼粗。
由于我們嚴重不足月，醫院不讓出院，需要放在暖箱裡觀察。
現在想想，如果不是在協和醫院，以當時一般的醫療條件，估計我們早就沒命了。
因為有兩個孩子，母親的奶水又不足，等我們出院的時候，她就雇了一個奶媽。
姐姐由母親親自喂養，我就交給奶媽喂養。
因為奶媽的奶水很好，很快我各方面的指标都超過了姐姐。
過了一陣子，我們到協和醫院做檢查，醫生說這兩個小孩，怎麼一個胖一個瘦，是不是媽媽偏心。
其實并非媽媽偏心，而是奶媽格外偏愛我，照顧我特别細心。
但我和姐姐畢竟是不足月的早産兒，又是雙生子，從小體質就比較弱。
特别是我，小時候多病多災。
因為先天不足，背也有點駝，就是一個“醜小鴨”。
我父親名叫樊際麟，他畢業于清華大學，是個工程師。
父親大學畢業後就在北平的工部局工作，後來我們舉家搬到南方，他一度改行經商。
他的外語特别好，非常熱愛中國古典藝術和文化。
因為我很小就離開了北平，因此對小時候在北平的那一段生活并沒有特别的印象。
南下上海之後，因為家裡孩子多，母親就在家操持家務，全家隻有父親一個人工作。
我們家本來已經有了三姐妹，後來又陸續有了兩個弟弟，一共姐弟五個。
因為家裡還有爺爺奶奶，父母的負擔比較重。
于是，母親把我和雙胞胎姐姐放在外婆家裡寄養，我們就和外婆住在上海愚園路的一幢公寓裡。
外婆家的生活條件很好，她會做西餐，我很小就會吃西餐。
父母帶着大姐和弟弟住在舅舅家一個石庫門的房子裡。
那個房子位于現在的靜安區新閘路。
後來我們全家又搬去了虹口區，租住在一個租界時期的西式房子裡，家裡還有壁爐。
不過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全家人都從那裡給轟了出去。
老人的觀念比較陳舊，外婆總說女孩子念什麼書，将來能識字，能看丈夫的家信就行了。
所以我弟弟六歲就能去讀書，而我和姐姐直到八歲才進正式的學堂。
幸虧我父親沒有重男輕女的思想，他覺得女孩們也應該去上學，于是說服了外婆。
正是由于父親，我才有機會進學校讀書。
我先後上過三個私立小學。
我的第一個學校是愚園路的彼得小學，那是一個教會學校。
二年級的時候我從彼得小學轉到了當時的求德小學，第二年又轉到了海甯路的善導小學。
我們家有五個孩子，要供五個孩子讀書，父母的負擔可想而知。
直到後來公私合營，中學都是公立學校，沒有私立學校了，這時候我才進了公立學校讀書。
每逢新學期開始，我和姐姐們領了新書回家後，父親總要和我們一起包書皮。
那時候不像現在，有現成的漂亮包書紙。
當時就是找些幹淨的牛皮紙，把課本的封面包上。
之後，父親就會用楷書工工整整地在書封寫上“樊錦詩”三個字。
父親練過書法，字寫得非常漂亮，他對孩子們也是言傳身教，從小要我們練書法。
他還找來顔真卿、歐陽詢的字帖讓我們臨摹。
我小時候也喜歡模仿父親的字，潛移默化地，我的字和他的很像。
受我父親的影響，我從小喜歡聽評彈、看戲，特别喜歡
1938年7月9日我出生于北平。
那年北平已經淪陷，日軍司令部就設在鐵獅子胡同。
但是華北之大，日軍根本無法控制。
日本政府決定“以華制華”，在占領區扶植各種傀儡政權，以達成征服中國的目的。
為了掠奪中國的資源，日軍接管并壟斷了華北的交通、郵電、鋼鐵、煤炭、電力和紡織等行業，還強行發行了聯銀券。
華北的糧食、棉花等物資被運往日本，導緻食品奇缺，物價飛漲。
[1] 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們一家就去了上海。
北平淪陷後，絕大多數北平文化教育界的著名人士都拒絕與侵略者合作，甯願抛棄優越的生活條件，到大後方為抗戰盡力。
由于種種原因走不了的，也甯可隐居起來，過着清貧的日子。
在這種情況下，我父母決定帶着全家去南方謀生。
我出生的時候，家裡已經有了一個大姐，我和二姐是雙生子。
按照家譜，我們姐妹是樊家的梅字輩，大姐的名字中就有個“梅”字。
但是父親希望女孩子也要飽讀詩書，于是分别以“詩”“書”為名，給我們姐妹倆取了名字。
我的雙胞胎姐姐叫“樊錦書”，我叫“樊錦詩”。
我是在協和醫院出生的。
我和姐姐是早産兒，出生的時候才六個半月。
聽祖母說，我們生下來的時候，大腿就隻有她大拇指那麼粗。
由于我們嚴重不足月，醫院不讓出院，需要放在暖箱裡觀察。
現在想想，如果不是在協和醫院，以當時一般的醫療條件，估計我們早就沒命了。
因為有兩個孩子，母親的奶水又不足，等我們出院的時候，她就雇了一個奶媽。
姐姐由母親親自喂養，我就交給奶媽喂養。
因為奶媽的奶水很好，很快我各方面的指标都超過了姐姐。
過了一陣子，我們到協和醫院做檢查，醫生說這兩個小孩，怎麼一個胖一個瘦，是不是媽媽偏心。
其實并非媽媽偏心，而是奶媽格外偏愛我，照顧我特别細心。
但我和姐姐畢竟是不足月的早産兒，又是雙生子，從小體質就比較弱。
特别是我，小時候多病多災。
因為先天不足，背也有點駝，就是一個“醜小鴨”。
我父親名叫樊際麟，他畢業于清華大學，是個工程師。
父親大學畢業後就在北平的工部局工作，後來我們舉家搬到南方，他一度改行經商。
他的外語特别好，非常熱愛中國古典藝術和文化。
因為我很小就離開了北平，因此對小時候在北平的那一段生活并沒有特别的印象。
南下上海之後，因為家裡孩子多，母親就在家操持家務，全家隻有父親一個人工作。
我們家本來已經有了三姐妹，後來又陸續有了兩個弟弟，一共姐弟五個。
因為家裡還有爺爺奶奶，父母的負擔比較重。
于是，母親把我和雙胞胎姐姐放在外婆家裡寄養，我們就和外婆住在上海愚園路的一幢公寓裡。
外婆家的生活條件很好，她會做西餐，我很小就會吃西餐。
父母帶着大姐和弟弟住在舅舅家一個石庫門的房子裡。
那個房子位于現在的靜安區新閘路。
後來我們全家又搬去了虹口區，租住在一個租界時期的西式房子裡，家裡還有壁爐。
不過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全家人都從那裡給轟了出去。
老人的觀念比較陳舊，外婆總說女孩子念什麼書，将來能識字，能看丈夫的家信就行了。
所以我弟弟六歲就能去讀書，而我和姐姐直到八歲才進正式的學堂。
幸虧我父親沒有重男輕女的思想，他覺得女孩們也應該去上學，于是說服了外婆。
正是由于父親，我才有機會進學校讀書。
我先後上過三個私立小學。
我的第一個學校是愚園路的彼得小學，那是一個教會學校。
二年級的時候我從彼得小學轉到了當時的求德小學，第二年又轉到了海甯路的善導小學。
我們家有五個孩子，要供五個孩子讀書，父母的負擔可想而知。
直到後來公私合營，中學都是公立學校，沒有私立學校了，這時候我才進了公立學校讀書。
每逢新學期開始，我和姐姐們領了新書回家後，父親總要和我們一起包書皮。
那時候不像現在，有現成的漂亮包書紙。
當時就是找些幹淨的牛皮紙，把課本的封面包上。
之後，父親就會用楷書工工整整地在書封寫上“樊錦詩”三個字。
父親練過書法，字寫得非常漂亮，他對孩子們也是言傳身教，從小要我們練書法。
他還找來顔真卿、歐陽詢的字帖讓我們臨摹。
我小時候也喜歡模仿父親的字，潛移默化地，我的字和他的很像。
受我父親的影響，我從小喜歡聽評彈、看戲，特别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