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晚年著述（68—73歲）
關燈
小
中
大
不要太情緒化；對付《尚書》的誣，人應該“疏通知遠”，就是别拿古書太當真，用生活常識來駕馭古史裡那些過于離奇的東西；對付《樂》的奢靡，人應該“廣博易良”，就是興趣廣泛一點，考慮的問題多一點；對付《易經》的賊，人應該“潔靜精微”，别老想用占蔔算命追求功利性的目标；對付《禮》的煩，人應該“恭儉莊敬”，既老實誠懇，又知道節儉和簡約；對付《春秋》的亂，人應該“屬辭比事”，就是要了解曆史事件的具體背景，當時的社會大環境，理解前人做那些離奇的事情，是有他不得已的大環境。
但在孔子之後，儒家還是産生了很多負面的社會影響，因為能駕馭“六經”的人還是太少，教條主義者還是太多。
手抄書時代的文化人 前面說過，孔子那些關于社會、政治的主張，大多沒什麼獨創性，在他那時代已經是衆所周知的老生常談。
但孔子整理“六經”的意義，就截然不同了，如果沒有他這工作，今天中國人對上古的了解會非常欠缺。
印刷術時代的人，已經沒法想象手抄書時代的很多困難了：那時書籍數量少，官營的藏書機構也非常少，書籍大都分散在各地的藏家手裡。
想讀書，自己又沒書的人，隻能借别人的來抄。
想找某部不常見的書，往往要多方打聽，聽說幾百裡外某城某家人有這部書，就帶着禮物去拜見，獲得主人允許了才能抄下來。
而且，那時整本“書”的時候也很少，或者說缺乏整本書的概念，經常是單獨的一個章節傳抄流傳，古代就叫一“卷”，就是竹簡或帛書的一個卷兒。
誰要能把關于某個主題的書卷收集得比較完整，就是偉大的藏書家、編輯工作者了。
因為完成這種收集工作，就意味着“拼出來”了一部以往從沒有的“大書”。
孔子整理“六經”，就是他按詩、書、禮等六個主題收集、拼湊了比較完整的文獻，都可以正式叫一部書了。
這工作有點像收集動植物标本，要花很多年的時間，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還要花很多錢和抄書的精力。
其他的輔助勞動也少不了，比如“校勘”工作。
因為都是互相傳抄，抄書人水平高低不齊，責任心也不一樣，難免抄錯、抄漏，整理者還要做校勘工作，讓書的内容盡量完整、正确。
最可靠的校勘辦法，是找到一部書的兩份或更多的抄本，逐字互相比對，看都有哪些不一樣，比較之下，哪個正确，哪個錯誤就很容易分辨了，脫漏的也就發現了。
這更是勞動密集型工作。
古人常笑話老書生“皓首窮經”，紮在書堆裡一輩子，連抄帶校，頭發都白了，這沒辦法。
抄本時代，就得不停有人幹這種工作，才能保持一個社會最基本的文化傳承，這還沒到創作的境界上。
另外還得知道，在傳統時代，特别是印刷術出現以前，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人都是文盲，不能識字讀書。
在這種“無知識”的汪洋大海裡，老書生們皓首窮經，維持的是一個很珍貴，也很脆弱的文化燈火。
人類兩千年前的很多古文明都沒有傳到今天，他們留下的一點碑刻、古書都沒人認識了，成了“死文字”。
還在薪火相傳的，隻有屈指可數的寥寥幾家，中國的漢文化是其中之一。
所以古代“文化人”的尊嚴、優越感和認同感，是現代社會的人沒法想象的。
現在人看《孔乙己》覺得是嘲笑諷刺，因為孔乙己已經踏進文化普及時代的門檻了，但還保留着傳統時代文化人的優越感。
孔子可以說是中國編輯、校勘工作的創始人，他之前這工作也有人做，但遠沒他的工作量大。
他整理了“六經”，讓這些文獻可以完整、準确地傳遞給後世人，可謂功德無量。
因為“六經”都是春秋和更早的文獻，裡面記載的那些事件、文化，和後世中國（戰國以後的）很不一樣。
如果沒有“六經”，現代人幾乎沒法解讀上古中國。
如果沒有孔子系統整理的話，“六經”就隻是些保存在不同主人手裡的零散篇章。
下面緊接着就是戰國的大變法、大戰争時代，戰國人對上古曆史、貴族社會的曆史都不關心，更不會有人做這種工作，這些零散篇章會大量散失、失傳。
再經過秦始皇焚書，戰國以前真要成為曆史空白了。
萬幸，有孔子整理“六經”，有他開創的儒家傳承“六經”，才把這些珍貴史料保存下來了。
至于和左丘明那點著作權的小糾紛，倒不是太值得強調，畢竟孔子都說自己是“述而不作”，他沒聲稱自己有著作權。
從實用（意識形态）角度講，“六經”對戰國以後的中國意義不太大，因為社會結構全變了。
後世的科舉制度，主要命題範圍就是這些經書，其實世人對它們的内容都是似懂非懂，在帝制時代的中國沒什麼實用價值。
科舉制度和儒家經典綁定，是古代中國（漢）文明走向沒落的最重要原因。
但從文化和曆史角度上看，孔子整理“六經”的意義就太大了。
清代乾嘉學派搞考據，才開始發掘出“六經”反映的上古、春秋的社會曆史細節，所以清代學者章學誠說“六經皆史”。
到西方的現代學術方法傳進來以後，“六經”更是現代人解讀戰國以前古史的基礎，很多工作還沒做完。
比如我寫過的《周滅商與華夏新生》（見“外篇一”），就用了很多“六經”裡的内容，它們很多可以和考古發現互相印證，互相補充。
1 《左傳·成公二年》。
2 《論語·憲問》：“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
夫如是，奚其喪？’” 3 《論語·雍也》：“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于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于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于從政乎何有？’” 4 孔子曆經的季氏幾代人依次是：季武子、季悼子（早夭，未繼位）、季平子、季桓子、季康子。
5 《論語·公冶長》“孟武伯問子路仁乎”條。
6 《論語·雍也》：“季氏使闵子骞為費宰。
闵子骞曰：‘善為我辭焉！如有複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 7 《論語·陽貨》：“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遊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
前言戲之耳。
’” 8 《論語·先進》：“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子曰：‘非吾徒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 9 《論語·八佾》：“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10 《論語·八佾》：“季氏旅于泰山。
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11 《論語·季氏》“季氏将伐颛臾”條。
12 《論語·八佾》：“三家者以《雍》徹。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13 《論語·季氏》：“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 14 《左傳·哀公十二年》。
15 以上史事來自《左傳·哀公十三年》。
16 《論語·子罕》：“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 17 《論語·子路》：“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 18 《論語·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
’” 19 《論語·泰伯》：“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 20 《論語·述而》：“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 21 《史記·太史公自序》：“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 22 《論語·公冶長》：“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 23 《論語·衛靈公》：“子曰：‘吾猶及史之阙文也。
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24 《禮記·經解》：“孔子曰：‘……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于《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也。
’”
但在孔子之後，儒家還是産生了很多負面的社會影響，因為能駕馭“六經”的人還是太少，教條主義者還是太多。
手抄書時代的文化人 前面說過，孔子那些關于社會、政治的主張，大多沒什麼獨創性，在他那時代已經是衆所周知的老生常談。
但孔子整理“六經”的意義，就截然不同了，如果沒有他這工作，今天中國人對上古的了解會非常欠缺。
印刷術時代的人，已經沒法想象手抄書時代的很多困難了：那時書籍數量少，官營的藏書機構也非常少，書籍大都分散在各地的藏家手裡。
想讀書，自己又沒書的人，隻能借别人的來抄。
想找某部不常見的書，往往要多方打聽，聽說幾百裡外某城某家人有這部書，就帶着禮物去拜見，獲得主人允許了才能抄下來。
而且，那時整本“書”的時候也很少，或者說缺乏整本書的概念，經常是單獨的一個章節傳抄流傳，古代就叫一“卷”，就是竹簡或帛書的一個卷兒。
誰要能把關于某個主題的書卷收集得比較完整，就是偉大的藏書家、編輯工作者了。
因為完成這種收集工作，就意味着“拼出來”了一部以往從沒有的“大書”。
孔子整理“六經”，就是他按詩、書、禮等六個主題收集、拼湊了比較完整的文獻，都可以正式叫一部書了。
這工作有點像收集動植物标本，要花很多年的時間，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還要花很多錢和抄書的精力。
其他的輔助勞動也少不了，比如“校勘”工作。
因為都是互相傳抄，抄書人水平高低不齊，責任心也不一樣，難免抄錯、抄漏，整理者還要做校勘工作，讓書的内容盡量完整、正确。
最可靠的校勘辦法，是找到一部書的兩份或更多的抄本，逐字互相比對，看都有哪些不一樣，比較之下，哪個正确，哪個錯誤就很容易分辨了，脫漏的也就發現了。
這更是勞動密集型工作。
古人常笑話老書生“皓首窮經”，紮在書堆裡一輩子，連抄帶校，頭發都白了，這沒辦法。
抄本時代，就得不停有人幹這種工作，才能保持一個社會最基本的文化傳承，這還沒到創作的境界上。
另外還得知道，在傳統時代，特别是印刷術出現以前，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人都是文盲，不能識字讀書。
在這種“無知識”的汪洋大海裡，老書生們皓首窮經，維持的是一個很珍貴，也很脆弱的文化燈火。
人類兩千年前的很多古文明都沒有傳到今天，他們留下的一點碑刻、古書都沒人認識了，成了“死文字”。
還在薪火相傳的，隻有屈指可數的寥寥幾家，中國的漢文化是其中之一。
所以古代“文化人”的尊嚴、優越感和認同感，是現代社會的人沒法想象的。
現在人看《孔乙己》覺得是嘲笑諷刺，因為孔乙己已經踏進文化普及時代的門檻了，但還保留着傳統時代文化人的優越感。
孔子可以說是中國編輯、校勘工作的創始人，他之前這工作也有人做，但遠沒他的工作量大。
他整理了“六經”，讓這些文獻可以完整、準确地傳遞給後世人，可謂功德無量。
因為“六經”都是春秋和更早的文獻，裡面記載的那些事件、文化，和後世中國（戰國以後的）很不一樣。
如果沒有“六經”，現代人幾乎沒法解讀上古中國。
如果沒有孔子系統整理的話，“六經”就隻是些保存在不同主人手裡的零散篇章。
下面緊接着就是戰國的大變法、大戰争時代，戰國人對上古曆史、貴族社會的曆史都不關心，更不會有人做這種工作，這些零散篇章會大量散失、失傳。
再經過秦始皇焚書，戰國以前真要成為曆史空白了。
萬幸，有孔子整理“六經”，有他開創的儒家傳承“六經”，才把這些珍貴史料保存下來了。
至于和左丘明那點著作權的小糾紛，倒不是太值得強調，畢竟孔子都說自己是“述而不作”，他沒聲稱自己有著作權。
從實用（意識形态）角度講，“六經”對戰國以後的中國意義不太大，因為社會結構全變了。
後世的科舉制度，主要命題範圍就是這些經書，其實世人對它們的内容都是似懂非懂，在帝制時代的中國沒什麼實用價值。
科舉制度和儒家經典綁定，是古代中國（漢）文明走向沒落的最重要原因。
但從文化和曆史角度上看，孔子整理“六經”的意義就太大了。
清代乾嘉學派搞考據，才開始發掘出“六經”反映的上古、春秋的社會曆史細節，所以清代學者章學誠說“六經皆史”。
到西方的現代學術方法傳進來以後，“六經”更是現代人解讀戰國以前古史的基礎，很多工作還沒做完。
比如我寫過的《周滅商與華夏新生》（見“外篇一”），就用了很多“六經”裡的内容，它們很多可以和考古發現互相印證，互相補充。
1 《左傳·成公二年》。
2 《論語·憲問》：“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
夫如是，奚其喪？’” 3 《論語·雍也》：“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于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于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于從政乎何有？’” 4 孔子曆經的季氏幾代人依次是：季武子、季悼子（早夭，未繼位）、季平子、季桓子、季康子。
5 《論語·公冶長》“孟武伯問子路仁乎”條。
6 《論語·雍也》：“季氏使闵子骞為費宰。
闵子骞曰：‘善為我辭焉！如有複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 7 《論語·陽貨》：“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遊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
前言戲之耳。
’” 8 《論語·先進》：“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子曰：‘非吾徒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 9 《論語·八佾》：“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10 《論語·八佾》：“季氏旅于泰山。
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11 《論語·季氏》“季氏将伐颛臾”條。
12 《論語·八佾》：“三家者以《雍》徹。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13 《論語·季氏》：“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 14 《左傳·哀公十二年》。
15 以上史事來自《左傳·哀公十三年》。
16 《論語·子罕》：“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 17 《論語·子路》：“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 18 《論語·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
’” 19 《論語·泰伯》：“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 20 《論語·述而》：“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 21 《史記·太史公自序》：“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 22 《論語·公冶長》：“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 23 《論語·衛靈公》：“子曰：‘吾猶及史之阙文也。
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24 《禮記·經解》：“孔子曰：‘……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于《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