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晚年著述（68—7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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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吳國人耽擱不起了。
在準備班師的時候，夫差已經有點精神不正常了，他想起子服景伯推卸掉魯國附庸身份的動議，覺得傷了自己面子，想把他抓回吳國去。
子服景伯說：“我這次出發前，已經在家裡指定了繼承人，沒什麼牽挂了。
吳王要扣押我，我就帶兩輛車、六個人一起走，什麼時候出發都行。
” 吳國人帶着子服景伯走了一段，覺得這麼做沒什麼實質意義，又把他放了。
夫差想到宋國人對自己不是太老實，又想順路滅掉宋國，把男人都殺掉，女人孩子都擄到吳國去。
臣下感覺他有點精神失常，好歹把他勸住了。
15 這次夫差南歸之後，吳國在越國的攻勢下越來越削弱，再沒有能力顧及中原。
夫差十餘年北上求霸，有虛名而無實利，最終斷送了新興的吳國。
這也是春秋史一直上演的一幕：“蠻夷”國家沒有貴族寡頭政治的傳統，集權程度高，能迅速崛起。
可當他們接觸到“文明”的中原世界，會被這裡複雜的文化和遊戲規則吸引，也想按照中原的政治倫理來當霸主，維持中原舊秩序。
這又降低了他們的戰鬥力和擴張性。
楚國、吳國相繼走過這個曆程，而在吳國滅亡後，取代它的越國也走上了這個循環。
孔子的學術：六經 孔子最後一次返回魯國後，正式編訂了“六經”文本，這是他晚年教授弟子的主要内容，後世又成了儒家最重要的經典。
“經”就是經典文獻，六經分别是《詩經》《尚書》《儀禮》《樂經》《春秋》《周易》。
孔子一輩子“述而不作”，他沒往六經裡面加什麼自己的東西，就是個編輯整理者。
下面分别介紹“六經”的内容，它們和孔子的關系。
《儀禮》，是各種貴族生活和朝廷禮儀的操作手冊，在前面“六藝”中已經介紹過了。
這是孔門老本行。
《樂經》，現在沒有了。
有人說，樂本來都是樂曲，本來就沒有寫成過文字，樂的内容都是盲人樂師代代相傳，也沒法寫成書。
但那些樂曲也都失傳了。
孔子晚年回魯國以後，先幫宮廷樂隊調整樂器的音階。
這時的魯國朝廷已經窮得不行，連盲樂師們也養不起，那些人都各奔東西，剩下的都是些外行，朝廷樂隊演奏荒腔走闆，沒人在意。
那時沒有現在的樂理，确定音階很麻煩（後來到漢魏晉，經常有朝廷樂器音階不準的時候，誰也不知道該怎麼調）。
孔子這次從衛國回來，發現了這個問題，經他手才調準了。
16 《詩經》，是從西周到春秋時候王朝和各國的歌謠。
這些歌謠有冠冕堂皇的，在祭祀祖先、國家慶典等正式場合上合唱伴奏；有比較正規的，在貴族們宴會上唱；還有很通俗的，是老百姓民間的歌謠小調，其中有很多情歌。
不過孔子教詩不是教文學賞析，讓弟子們當詩人。
前面說了，那時社交、外交場合要賦詩，學詩是為了表達自己的意見。
他教訓弟子：你們就算把詩經三百篇都背下來了，要是當地方官幹不好，當外交官說不好，有什麼用？17 《詩經》的作用，孔子歸納有六條： 可以引發話題，這叫“興”。
就是先背兩句詩，再開始說正事。
現在的民歌，像《信天遊》，還有這種“起興”的寫法； 可以了解各國的風土民情，這叫“觀”。
因為詩經按國家分類，看不同國家的詩，就知道了它們各自的曆史、風俗； 可以跟人打交道，這叫“群”。
因為詩經裡有很多社交詩（特别是《小雅》部分），酒宴上唱的，可以用來勸酒或躲酒。
可以譏諷時弊，指桑罵槐，這叫“怨”；還可以學事父、事君。
這兩樣，因為詩經——還是《小雅》裡，有很多政治詩，有宣誓效忠周王的，也有政治失意、破口大罵的。
最後，還能學各種草木鳥獸的名字，像幼兒的“看圖識字”。
18 孔子理解的詩，實用性都很強。
這其實不是詩歌的本意。
不過，詩畢竟通俗、好懂，孔子給弟子開課，最先講《詩經》，學生有興趣，容易入門。
他讓兒子自學，也是從《詩經》開始。
學了《詩經》之後就是《儀禮》，當儒生的基本功。
最後是《樂》，孔子最喜歡的，留在最後面，算是最高境界。
19 《尚書》，意思就是古代的書。
古到從傳說的堯、舜、禹開始，然後是夏、商、周朝，分别叫《夏書》《商書》《周書》。
這些書大都是帝王的講話稿，安排接班人、戰前動員，都有大會講話。
還有針對某人、某事的講話，比如封一個大臣當諸侯，或者針對當前貴族的不良風氣，發表專門談話，構成了《尚書》裡的篇章。
孔門弟子學《尚書》，就是在學古代史。
《周易》，是算卦用的。
那時人們迷信，幹大事前都要算卦，問問神明的意思。
舉行典禮、祭祀、宴會也要算卦。
算卦有兩種。
用烏龜殼，火燙以後看裂開的紋理，叫“蔔”，“蔔”字就像龜殼上裂開的縫。
另一種用草棍算，因為古人也拿草棍算數學題，像後世的算盤，運用到算命上很方便，這叫“筮”。
蔔用的龜殼，筮用的筮草，都很有講究，古人認為龜殼、筮草越是珍貴難得，算出來的卦就越準。
跟随魯昭公出逃的臧昭伯，他家就有一個祖傳的龜殼，很大，誰都舍不得用，給這個龜殼專門蓋了間華美的房子，一代代傳下來。
到臧昭伯這輩，被他堂弟臧會偷出來了，拿它給自己算了一卦。
他算的問題是當君子好，還是當小人好？結果是：當小人好。
他從此就專門研究怎麼搞亂臧昭伯家，後來他投靠了季氏，臧昭伯反對季氏，追随昭公出逃，季平子就讓臧會當了臧氏的家長。
臧會感歎：不服不行，這龜殼就是靈驗啊。
但孔子早年對《周易》似乎不太感興趣。
那時蔔筮是很專門的技能，做這個的人叫“史”或“祝”，往往是家傳世襲的本領。
在可靠的經史記載裡，孔子從沒對蔔筮發表過什麼看法，更沒自己動手算過卦。
他好像是晚年才對《易經》感興趣。
《史記》說，孔子晚年讀《周易》，手不釋卷，翻得太多，編竹簡的皮條都斷了很多次。
《易經》和其他算卦的技術，本質上都是一套符号，代表不同的人或事，用符号推算的結果來預測人事。
孔子以前做學問、搞教學，都是“述而不作”，就事論事，不創造新理論。
他自己研究問題，包括教弟子，都是“溫故而知新”，鼓勵類比，舉一反三。
他覺得能搞明白具體事就行了，從沒想提升到“理論”的高度。
現在，孔子卻對《周易》這套符号理論感興趣了。
他說：要是我50歲時學了《周易》，就不會犯那些大錯了！20 50歲是他從政的開始，知天命的時候。
他現在後悔，又想用《周易》幹什麼？難道是發現了符号理論的精妙之處，想重新搞一套理論學說？比如前面說的，晚年孔子已經沒有什麼搞變革的決心了，但他又看到了一個大趨勢，三桓專權的局面不會永遠維持下去。
這說明他把個人“主觀能動性”的重要性降低了，同時又注意到了一些“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曆史趨勢。
這麼發展下去，就是要總結一套盡量客觀的“社會發展階段論”。
如果那樣，不僅是孔子思想的重大轉型，中國哲學史、學術史也要重新書寫。
可惜孔子不久就去世，無法弄清楚了。
《春秋》，是編年體的近代史，它和孔子的關系太複雜，得專門說說。
《春秋》本來是魯國的官方檔案。
國内外有什麼大事，随時記載，但篇幅不大，都是寥寥數語。
史官記載這個幹什麼用？有學者推測是“告廟”用，就是按季節時令祭祀先君的時候，要向祖先彙報最近發生的大事。
時間長了積累多了，就編輯成冊，成了史書。
這種檔案保密，一般人看不到，有專門的史官保管。
孔子沒當官的時候，看不到這些檔案。
當大司寇的時候能看到，但他那時忙着治國理政，沒顧上學問。
隻有到他68歲回了魯國，兼任了朝廷的史官，才有機會把往年的《春秋》都抄出來，整理成書，給弟子們學曆史用。
因為弟子們想當官，光知道古代史不行，得知道兩百多年以來國内、國際的大事。
貴族家有自己的家譜、家學。
窮家出身的學生，隻能靠孔子抄出來的《春秋》學曆史。
孔子很重視曆史教育。
他說，光講大道理，不如講事實深刻、明白，21拿曆史和現實裡的興衰成敗，當後人的借鑒。
官方文獻都有個問題，就是忌諱太多，貌似冠冕堂皇、光明正大，實際上很多事不敢說明白。
比如春秋時候，楚國、吳國國君都稱王，但《春秋》裡面，隻給他們叫“楚子”“吳子”。
這是官方報道的腔調，因為周人的諸侯不能承認還有别的王，隻好掩耳盜鈴。
有人說，這都是孔子的“微言大義”，暗存褒貶，背後的講究很多。
這麼說就是想多了。
隻要有朝廷的地方，就有冠冕堂皇的面子文章，這跟孔子無關。
再比如，孔子出生前一百二十多年，周王朝發生過一起兄弟倆争
在準備班師的時候，夫差已經有點精神不正常了，他想起子服景伯推卸掉魯國附庸身份的動議，覺得傷了自己面子，想把他抓回吳國去。
子服景伯說：“我這次出發前，已經在家裡指定了繼承人，沒什麼牽挂了。
吳王要扣押我，我就帶兩輛車、六個人一起走，什麼時候出發都行。
” 吳國人帶着子服景伯走了一段，覺得這麼做沒什麼實質意義，又把他放了。
夫差想到宋國人對自己不是太老實，又想順路滅掉宋國，把男人都殺掉，女人孩子都擄到吳國去。
臣下感覺他有點精神失常，好歹把他勸住了。
15 這次夫差南歸之後，吳國在越國的攻勢下越來越削弱，再沒有能力顧及中原。
夫差十餘年北上求霸，有虛名而無實利，最終斷送了新興的吳國。
這也是春秋史一直上演的一幕：“蠻夷”國家沒有貴族寡頭政治的傳統，集權程度高，能迅速崛起。
可當他們接觸到“文明”的中原世界，會被這裡複雜的文化和遊戲規則吸引，也想按照中原的政治倫理來當霸主，維持中原舊秩序。
這又降低了他們的戰鬥力和擴張性。
楚國、吳國相繼走過這個曆程，而在吳國滅亡後，取代它的越國也走上了這個循環。
孔子的學術：六經 孔子最後一次返回魯國後，正式編訂了“六經”文本，這是他晚年教授弟子的主要内容，後世又成了儒家最重要的經典。
“經”就是經典文獻，六經分别是《詩經》《尚書》《儀禮》《樂經》《春秋》《周易》。
孔子一輩子“述而不作”，他沒往六經裡面加什麼自己的東西，就是個編輯整理者。
下面分别介紹“六經”的内容，它們和孔子的關系。
《儀禮》，是各種貴族生活和朝廷禮儀的操作手冊，在前面“六藝”中已經介紹過了。
這是孔門老本行。
《樂經》，現在沒有了。
有人說，樂本來都是樂曲，本來就沒有寫成過文字，樂的内容都是盲人樂師代代相傳，也沒法寫成書。
但那些樂曲也都失傳了。
孔子晚年回魯國以後，先幫宮廷樂隊調整樂器的音階。
這時的魯國朝廷已經窮得不行，連盲樂師們也養不起，那些人都各奔東西，剩下的都是些外行，朝廷樂隊演奏荒腔走闆，沒人在意。
那時沒有現在的樂理，确定音階很麻煩（後來到漢魏晉，經常有朝廷樂器音階不準的時候，誰也不知道該怎麼調）。
孔子這次從衛國回來，發現了這個問題，經他手才調準了。
16 《詩經》，是從西周到春秋時候王朝和各國的歌謠。
這些歌謠有冠冕堂皇的，在祭祀祖先、國家慶典等正式場合上合唱伴奏；有比較正規的，在貴族們宴會上唱；還有很通俗的，是老百姓民間的歌謠小調，其中有很多情歌。
不過孔子教詩不是教文學賞析，讓弟子們當詩人。
前面說了，那時社交、外交場合要賦詩，學詩是為了表達自己的意見。
他教訓弟子：你們就算把詩經三百篇都背下來了，要是當地方官幹不好，當外交官說不好，有什麼用？17 《詩經》的作用，孔子歸納有六條： 可以引發話題，這叫“興”。
就是先背兩句詩，再開始說正事。
現在的民歌，像《信天遊》，還有這種“起興”的寫法； 可以了解各國的風土民情，這叫“觀”。
因為詩經按國家分類，看不同國家的詩，就知道了它們各自的曆史、風俗； 可以跟人打交道，這叫“群”。
因為詩經裡有很多社交詩（特别是《小雅》部分），酒宴上唱的，可以用來勸酒或躲酒。
可以譏諷時弊，指桑罵槐，這叫“怨”；還可以學事父、事君。
這兩樣，因為詩經——還是《小雅》裡，有很多政治詩，有宣誓效忠周王的，也有政治失意、破口大罵的。
最後，還能學各種草木鳥獸的名字，像幼兒的“看圖識字”。
18 孔子理解的詩，實用性都很強。
這其實不是詩歌的本意。
不過，詩畢竟通俗、好懂，孔子給弟子開課，最先講《詩經》，學生有興趣，容易入門。
他讓兒子自學，也是從《詩經》開始。
學了《詩經》之後就是《儀禮》，當儒生的基本功。
最後是《樂》，孔子最喜歡的，留在最後面，算是最高境界。
19 《尚書》，意思就是古代的書。
古到從傳說的堯、舜、禹開始，然後是夏、商、周朝，分别叫《夏書》《商書》《周書》。
這些書大都是帝王的講話稿，安排接班人、戰前動員，都有大會講話。
還有針對某人、某事的講話，比如封一個大臣當諸侯，或者針對當前貴族的不良風氣，發表專門談話，構成了《尚書》裡的篇章。
孔門弟子學《尚書》，就是在學古代史。
《周易》，是算卦用的。
那時人們迷信，幹大事前都要算卦，問問神明的意思。
舉行典禮、祭祀、宴會也要算卦。
算卦有兩種。
用烏龜殼，火燙以後看裂開的紋理，叫“蔔”，“蔔”字就像龜殼上裂開的縫。
另一種用草棍算，因為古人也拿草棍算數學題，像後世的算盤，運用到算命上很方便，這叫“筮”。
蔔用的龜殼，筮用的筮草，都很有講究，古人認為龜殼、筮草越是珍貴難得，算出來的卦就越準。
跟随魯昭公出逃的臧昭伯，他家就有一個祖傳的龜殼，很大，誰都舍不得用，給這個龜殼專門蓋了間華美的房子，一代代傳下來。
到臧昭伯這輩，被他堂弟臧會偷出來了，拿它給自己算了一卦。
他算的問題是當君子好，還是當小人好？結果是：當小人好。
他從此就專門研究怎麼搞亂臧昭伯家，後來他投靠了季氏，臧昭伯反對季氏，追随昭公出逃，季平子就讓臧會當了臧氏的家長。
臧會感歎：不服不行，這龜殼就是靈驗啊。
但孔子早年對《周易》似乎不太感興趣。
那時蔔筮是很專門的技能，做這個的人叫“史”或“祝”，往往是家傳世襲的本領。
在可靠的經史記載裡，孔子從沒對蔔筮發表過什麼看法，更沒自己動手算過卦。
他好像是晚年才對《易經》感興趣。
《史記》說，孔子晚年讀《周易》，手不釋卷，翻得太多，編竹簡的皮條都斷了很多次。
《易經》和其他算卦的技術，本質上都是一套符号，代表不同的人或事，用符号推算的結果來預測人事。
孔子以前做學問、搞教學，都是“述而不作”，就事論事，不創造新理論。
他自己研究問題，包括教弟子，都是“溫故而知新”，鼓勵類比，舉一反三。
他覺得能搞明白具體事就行了，從沒想提升到“理論”的高度。
現在，孔子卻對《周易》這套符号理論感興趣了。
他說：要是我50歲時學了《周易》，就不會犯那些大錯了！20 50歲是他從政的開始，知天命的時候。
他現在後悔，又想用《周易》幹什麼？難道是發現了符号理論的精妙之處，想重新搞一套理論學說？比如前面說的，晚年孔子已經沒有什麼搞變革的決心了，但他又看到了一個大趨勢，三桓專權的局面不會永遠維持下去。
這說明他把個人“主觀能動性”的重要性降低了，同時又注意到了一些“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曆史趨勢。
這麼發展下去，就是要總結一套盡量客觀的“社會發展階段論”。
如果那樣，不僅是孔子思想的重大轉型，中國哲學史、學術史也要重新書寫。
可惜孔子不久就去世，無法弄清楚了。
《春秋》，是編年體的近代史，它和孔子的關系太複雜，得專門說說。
《春秋》本來是魯國的官方檔案。
國内外有什麼大事，随時記載，但篇幅不大，都是寥寥數語。
史官記載這個幹什麼用？有學者推測是“告廟”用，就是按季節時令祭祀先君的時候，要向祖先彙報最近發生的大事。
時間長了積累多了，就編輯成冊，成了史書。
這種檔案保密，一般人看不到，有專門的史官保管。
孔子沒當官的時候，看不到這些檔案。
當大司寇的時候能看到，但他那時忙着治國理政，沒顧上學問。
隻有到他68歲回了魯國，兼任了朝廷的史官，才有機會把往年的《春秋》都抄出來，整理成書，給弟子們學曆史用。
因為弟子們想當官，光知道古代史不行，得知道兩百多年以來國内、國際的大事。
貴族家有自己的家譜、家學。
窮家出身的學生，隻能靠孔子抄出來的《春秋》學曆史。
孔子很重視曆史教育。
他說，光講大道理，不如講事實深刻、明白，21拿曆史和現實裡的興衰成敗，當後人的借鑒。
官方文獻都有個問題，就是忌諱太多，貌似冠冕堂皇、光明正大，實際上很多事不敢說明白。
比如春秋時候，楚國、吳國國君都稱王，但《春秋》裡面，隻給他們叫“楚子”“吳子”。
這是官方報道的腔調，因為周人的諸侯不能承認還有别的王，隻好掩耳盜鈴。
有人說，這都是孔子的“微言大義”，暗存褒貶，背後的講究很多。
這麼說就是想多了。
隻要有朝廷的地方，就有冠冕堂皇的面子文章，這跟孔子無關。
再比如，孔子出生前一百二十多年，周王朝發生過一起兄弟倆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