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從政：為寡頭們工作（50—5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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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逃到齊國，多虧齊景公照顧着，現在兩國正式和好，沒必要耍什麼花招。
齊國人性格都比較随便，大大咧咧，不拘小節，按司馬遷的說法，叫“寬緩闊達”4。
像孔子這種書生自然不适應，難免大驚小怪。
二十多年後，魯定公的兒子哀公，和齊景公的孫子平公會見，齊平公一時高興，給魯哀公行了個稽首大禮——當時人都是在墊子上跪坐，最高的緻意就是把手放在席子上，額頭拜在手上，這叫稽首——哀公拘泥不肯還禮，讓齊平公很憤怒，後來還自編了首歌，罵魯國人都是隻讀儒書的呆子。
5 雖然缺乏經驗，跌跌撞撞，孔子這個叛晉親齊的外交轉向還是完成了。
從地緣政治上講，這是晉國寡頭并立、内耗增加、影響力下降之後的必然趨勢。
孔子促成了魯國和齊國關系正常化，但這隻是開端。
接下來就要形成一個以齊國為中心，魯、衛、鄭參與的軍事同盟，目标是共同對抗強大的晉國。
前面已經介紹過，鄭國幾年前已經和晉國翻臉了，陽虎當政的時候，還替晉國教訓過鄭國。
現在鄭國當然歡迎魯國加入反晉陣營。
衛國和晉國反目則更有戲劇性，責任主要在晉國。
一百多年來，魯、衛一直老實服從晉國的領導，但到孔子這一代，特别是陽虎掌權的幾年，晉國的智、趙、中行等六家大貴族寡頭争權，政出多門，決策紊亂，衛國君主靈公感覺無所适從，逐漸不服從晉國領導。
在孔子50歲時（陽虎失敗出逃的那年），晉國的執政趙簡子帶軍隊去和衛靈公會見。
趙氏家族原來和衛國關系疏遠，趙簡子想借這機會給衛國施加壓力，讓衛靈公老實點。
衛靈公本來也接受了這個教訓，但晉國方面狂妄得越來越過分。
趙簡子派手下一個叫成何的貴族代表晉國，和衛靈公舉行盟誓儀式。
晉和衛都是出自周王室的封國，如今晉國一名中下級貴族居然和衛國國君平起平坐，舉行神聖的儀式，顯然過于無禮；事情還遠不止此，當雙方歃血——向神靈敬獻血酒時，成何不讓衛靈公和自己同時舉杯，伸出一隻手拽住了衛靈公的手腕子，雙方幾乎發生肢體沖突。
衛靈公這時已是在位三十三年的老人了，實在咽不下這口氣，他向衛國大夫們表态說：“寡人無能，羞辱了衛國的社稷，請各位占蔔再選一位國君吧！我和各位一起服務這位新國君。
”6 衛靈公這人個性并不嚣張，而是頗為隐忍。
而且春秋的君主，遠不是口含天憲的極權至尊，衛靈公沒法直接命令貴族大臣們做出重大轉向，隻能用這種半是哀求、半是要挾的方式表态。
但衛國這時也沒有敢公然無視君主的大貴族，于是衛國上層決心徹底和晉國決裂，倒向齊國。
齊景公、衛靈公兩個老人一拍即合，組成反晉聯軍，一度攻入晉國。
這樣，齊、衛、魯、鄭四國正式聯合對抗晉國，可以稱之為“東方聯盟”，因為它的核心國家——齊、衛、魯，都在中原的東方，而晉國在西方。
組成這個聯盟和晉國對抗，确切地說，是和掌控晉國的趙簡子、趙簡子手下的陽虎作對，是孔子在魯國執政的主要事業。
大司寇和春秋的法 孔子的職務是“大司寇”，理論上說，這是主管治安、刑法、訴訟、勞役犯等一系列法律事務的最高長官，現在看來，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司法體系。
孔子的春秋時代，列國的官僚機器還很不發達，列國朝廷不會直接管理老百姓，都分封給貴族了。
老百姓不能跟貴族打官司，百姓之間的糾紛、案子，都由封主貴族來管，實際是封主任命管家“宰”處理。
朝廷大司寇管的都是貴族内部的糾紛，工作量就小多了。
而且孔子那時，從周王朝到列國的朝廷，都沒有成文的法典，判案子或者處理糾紛，都是依據不成文的所謂“習慣法”——這是現代人的說法，古代統稱“禮”，内容龐雜包羅萬象。
但孔子編輯的那些成文的“禮”都是禮儀類的，還沒涉及法律，因為孔子并不重視刑法、民法層面的法律。
孔子當司寇審判案子，主要依靠前代傳下來的各種慣例，而且要靈活運用。
孔子說過：“審判案件的時候，我就像當事的原告、被告一樣，把自己放到他們的立場去揣摩，才能真正理解案情和雙方的感受。
這工作的最高境界，就是讓雙方都服氣，再不會上訴繼續鬧。
”7 很多具體的案子，其實是孔子的學生替他做前期工作，拟定判決意見，孔子最後簽字批準就行。
子路幹這工作很出色，别看他出身卑微，但很有頭腦，處理行政事務的能力很強，而且效率很高，當天的事情都能立刻處理完，不會拖到第二天。
孔子一當官，脫穎而出的就是子路。
孔子誇獎他：“幾句話就能把一個案子說明白的，也隻有子路了！”8 在孔子這時，也有個别國家搞過頒布成文法的工作，這裡也介紹一下。
第一次是在孔子16歲時（魯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鄭國的“當國”（國務總理，猶如魯國季氏擔任的大司徒）子産下令“鑄刑書”，就是把若幹刑法條文鑄造在一件青銅器上。
當時列國都不習慣這種搞“成文法”的行為，批評意見很多，晉國的大貴族叔向和子産是好朋友，還專門寫信批評子産，大意是說：搞好政治，主要靠正面的教化，勸人向善。
如果發生什麼案子，大家開會分析讨論就行了。
而你現在把刑罰都定出來，還向社會公布，這正好是鼓勵人們用法條互相争鬥，也就沒有敬畏之心了！ 子産的回信先是緻謝，又為自己解釋說：太長遠的事情我也考慮不到，但眼下我是為了救急，“救世”，您的意見我雖然不能采納，還是要牢記您的恩惠！ 第二次是在孔子39歲時（魯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
晉國執政的兩位卿——趙鞅和荀寅，也鑄造了一個“刑鼎”。
這個鼎是用鐵做的，那時鐵應該比青銅還貴，這些鐵是向全國貴族的封邑均攤征收的。
鼎上鑄的刑法條文，卻不是這兩人編寫的，而是三十五年前去世的範宣子（名士匄），他也曾長期擔任晉國執政的卿。
據說孔子也很不看好晉國這次鑄刑鼎，說這樣反倒會引起亂子。
論調和當年叔向批評子産一樣。
鄭國和晉國這兩次發布的法律條文，都沒有保存下來。
有現代學者推測，說這是戰國“變法”的先河。
因為戰國時期列國變法，一般都要頒布成文法典，最早的是李悝在魏國搞變法，頒布《法經》，那是孔子之後近一百年的事。
但是如果我們對春秋曆史了解得多一些就會知道，鄭國、晉國這次所謂公布法律，和戰國變法制定的法典不是一回事。
為什麼？因為戰國變法，制定成文法的大前提，是國君搞了君主集權，把貴族勢力壓制下去了，要直接統治全國的老百姓（以前都是由貴族直接統治的），這就要有一套很具體的法律給地方官們用，不能讓官員随意判案。
但孔子那時還不行，那時列國還沒搞君主集權，都是大貴族寡頭協商“共和”治理國家，他們不會給老百姓制定法律，靠貴族或管家的口頭裁決就足夠了。
那晉國和鄭國為什麼會出現最早的成文法？ 因為這兩國的特征，都是幾家大貴族世襲壟斷了國家政權，鄭國是七家，晉國是六家。
這些大貴族之間為了争奪權力、地産，矛盾越來越激烈，有時是宮廷政變，有時會升級成内戰。
範宣子和子産制定的法條，是用來規範貴族之間的秩序，主要是防止有人多吃多占引發矛盾，也防止有人反目動手開戰。
就在孔子這個時期，晉、鄭這幾國不光有法律頒布，還有很多貴族們的集體盟誓，就是一緻向神明發誓：要搞好團結，公忠體國，不能搞内部糾紛。
像陽虎當年帶着魯定公和三桓搞的盟誓就是。
晉國和鄭國更多，鄭國都城遺址（在今河南新鄭）發掘出來很多春秋晚期的祭祀坑，裡面埋的是盟誓的時候獻給諸神的祭品，豬牛羊。
晉國故地發掘出來的，則是盟誓的文書，寫在玉片上，埋在祭祀坑裡，在山西侯馬出土，叫“侯馬盟書”。
（見彩圖6、彩圖7） 彩圖6（左）、彩圖7（右） 趙簡子的盟書，出土于山西侯馬（山西博物館藏） 這是趙簡子和晉國貴族的盟誓文書，制作時間在孔子55至63歲之間。
當時趙簡子一邊與齊、衛、魯、鄭的東方聯盟作戰，一方面和晉國的範氏、中行氏内戰。
為取得其他貴族支持，趙簡子和他們頻繁盟誓，制作了大量盟書，儀式結束後盟書被埋入地下。
《詩經》裡說：“君子們經常搞盟誓，可越這樣亂子越多啊！”9因為團結的時候不用盟誓，頻繁盟誓恰恰說明已經不團結了。
晉和鄭發布成文法，跟這些盟會的意義差不多。
齊國人性格都比較随便，大大咧咧，不拘小節，按司馬遷的說法，叫“寬緩闊達”4。
像孔子這種書生自然不适應，難免大驚小怪。
二十多年後，魯定公的兒子哀公，和齊景公的孫子平公會見，齊平公一時高興，給魯哀公行了個稽首大禮——當時人都是在墊子上跪坐，最高的緻意就是把手放在席子上，額頭拜在手上，這叫稽首——哀公拘泥不肯還禮，讓齊平公很憤怒，後來還自編了首歌，罵魯國人都是隻讀儒書的呆子。
5 雖然缺乏經驗，跌跌撞撞，孔子這個叛晉親齊的外交轉向還是完成了。
從地緣政治上講，這是晉國寡頭并立、内耗增加、影響力下降之後的必然趨勢。
孔子促成了魯國和齊國關系正常化，但這隻是開端。
接下來就要形成一個以齊國為中心，魯、衛、鄭參與的軍事同盟，目标是共同對抗強大的晉國。
前面已經介紹過，鄭國幾年前已經和晉國翻臉了，陽虎當政的時候，還替晉國教訓過鄭國。
現在鄭國當然歡迎魯國加入反晉陣營。
衛國和晉國反目則更有戲劇性，責任主要在晉國。
一百多年來，魯、衛一直老實服從晉國的領導，但到孔子這一代，特别是陽虎掌權的幾年，晉國的智、趙、中行等六家大貴族寡頭争權，政出多門，決策紊亂，衛國君主靈公感覺無所适從，逐漸不服從晉國領導。
在孔子50歲時（陽虎失敗出逃的那年），晉國的執政趙簡子帶軍隊去和衛靈公會見。
趙氏家族原來和衛國關系疏遠，趙簡子想借這機會給衛國施加壓力，讓衛靈公老實點。
衛靈公本來也接受了這個教訓，但晉國方面狂妄得越來越過分。
趙簡子派手下一個叫成何的貴族代表晉國，和衛靈公舉行盟誓儀式。
晉和衛都是出自周王室的封國，如今晉國一名中下級貴族居然和衛國國君平起平坐，舉行神聖的儀式，顯然過于無禮；事情還遠不止此，當雙方歃血——向神靈敬獻血酒時，成何不讓衛靈公和自己同時舉杯，伸出一隻手拽住了衛靈公的手腕子，雙方幾乎發生肢體沖突。
衛靈公這時已是在位三十三年的老人了，實在咽不下這口氣，他向衛國大夫們表态說：“寡人無能，羞辱了衛國的社稷，請各位占蔔再選一位國君吧！我和各位一起服務這位新國君。
”6 衛靈公這人個性并不嚣張，而是頗為隐忍。
而且春秋的君主，遠不是口含天憲的極權至尊，衛靈公沒法直接命令貴族大臣們做出重大轉向，隻能用這種半是哀求、半是要挾的方式表态。
但衛國這時也沒有敢公然無視君主的大貴族，于是衛國上層決心徹底和晉國決裂，倒向齊國。
齊景公、衛靈公兩個老人一拍即合，組成反晉聯軍，一度攻入晉國。
這樣，齊、衛、魯、鄭四國正式聯合對抗晉國，可以稱之為“東方聯盟”，因為它的核心國家——齊、衛、魯，都在中原的東方，而晉國在西方。
組成這個聯盟和晉國對抗，确切地說，是和掌控晉國的趙簡子、趙簡子手下的陽虎作對，是孔子在魯國執政的主要事業。
大司寇和春秋的法 孔子的職務是“大司寇”，理論上說，這是主管治安、刑法、訴訟、勞役犯等一系列法律事務的最高長官，現在看來，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司法體系。
孔子的春秋時代，列國的官僚機器還很不發達，列國朝廷不會直接管理老百姓，都分封給貴族了。
老百姓不能跟貴族打官司，百姓之間的糾紛、案子，都由封主貴族來管，實際是封主任命管家“宰”處理。
朝廷大司寇管的都是貴族内部的糾紛，工作量就小多了。
而且孔子那時，從周王朝到列國的朝廷，都沒有成文的法典，判案子或者處理糾紛，都是依據不成文的所謂“習慣法”——這是現代人的說法，古代統稱“禮”，内容龐雜包羅萬象。
但孔子編輯的那些成文的“禮”都是禮儀類的，還沒涉及法律，因為孔子并不重視刑法、民法層面的法律。
孔子當司寇審判案子，主要依靠前代傳下來的各種慣例，而且要靈活運用。
孔子說過：“審判案件的時候，我就像當事的原告、被告一樣，把自己放到他們的立場去揣摩，才能真正理解案情和雙方的感受。
這工作的最高境界，就是讓雙方都服氣，再不會上訴繼續鬧。
”7 很多具體的案子，其實是孔子的學生替他做前期工作，拟定判決意見，孔子最後簽字批準就行。
子路幹這工作很出色，别看他出身卑微，但很有頭腦，處理行政事務的能力很強，而且效率很高，當天的事情都能立刻處理完，不會拖到第二天。
孔子一當官，脫穎而出的就是子路。
孔子誇獎他：“幾句話就能把一個案子說明白的，也隻有子路了！”8 在孔子這時，也有個别國家搞過頒布成文法的工作，這裡也介紹一下。
第一次是在孔子16歲時（魯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鄭國的“當國”（國務總理，猶如魯國季氏擔任的大司徒）子産下令“鑄刑書”，就是把若幹刑法條文鑄造在一件青銅器上。
當時列國都不習慣這種搞“成文法”的行為，批評意見很多，晉國的大貴族叔向和子産是好朋友，還專門寫信批評子産，大意是說：搞好政治，主要靠正面的教化，勸人向善。
如果發生什麼案子，大家開會分析讨論就行了。
而你現在把刑罰都定出來，還向社會公布，這正好是鼓勵人們用法條互相争鬥，也就沒有敬畏之心了！ 子産的回信先是緻謝，又為自己解釋說：太長遠的事情我也考慮不到，但眼下我是為了救急，“救世”，您的意見我雖然不能采納，還是要牢記您的恩惠！ 第二次是在孔子39歲時（魯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
晉國執政的兩位卿——趙鞅和荀寅，也鑄造了一個“刑鼎”。
這個鼎是用鐵做的，那時鐵應該比青銅還貴，這些鐵是向全國貴族的封邑均攤征收的。
鼎上鑄的刑法條文，卻不是這兩人編寫的，而是三十五年前去世的範宣子（名士匄），他也曾長期擔任晉國執政的卿。
據說孔子也很不看好晉國這次鑄刑鼎，說這樣反倒會引起亂子。
論調和當年叔向批評子産一樣。
鄭國和晉國這兩次發布的法律條文，都沒有保存下來。
有現代學者推測，說這是戰國“變法”的先河。
因為戰國時期列國變法，一般都要頒布成文法典，最早的是李悝在魏國搞變法，頒布《法經》，那是孔子之後近一百年的事。
但是如果我們對春秋曆史了解得多一些就會知道，鄭國、晉國這次所謂公布法律，和戰國變法制定的法典不是一回事。
為什麼？因為戰國變法，制定成文法的大前提，是國君搞了君主集權，把貴族勢力壓制下去了，要直接統治全國的老百姓（以前都是由貴族直接統治的），這就要有一套很具體的法律給地方官們用，不能讓官員随意判案。
但孔子那時還不行，那時列國還沒搞君主集權，都是大貴族寡頭協商“共和”治理國家，他們不會給老百姓制定法律，靠貴族或管家的口頭裁決就足夠了。
那晉國和鄭國為什麼會出現最早的成文法？ 因為這兩國的特征，都是幾家大貴族世襲壟斷了國家政權，鄭國是七家，晉國是六家。
這些大貴族之間為了争奪權力、地産，矛盾越來越激烈，有時是宮廷政變，有時會升級成内戰。
範宣子和子産制定的法條，是用來規範貴族之間的秩序，主要是防止有人多吃多占引發矛盾，也防止有人反目動手開戰。
就在孔子這個時期，晉、鄭這幾國不光有法律頒布，還有很多貴族們的集體盟誓，就是一緻向神明發誓：要搞好團結，公忠體國，不能搞内部糾紛。
像陽虎當年帶着魯定公和三桓搞的盟誓就是。
晉國和鄭國更多，鄭國都城遺址（在今河南新鄭）發掘出來很多春秋晚期的祭祀坑，裡面埋的是盟誓的時候獻給諸神的祭品，豬牛羊。
晉國故地發掘出來的，則是盟誓的文書，寫在玉片上，埋在祭祀坑裡，在山西侯馬出土，叫“侯馬盟書”。
（見彩圖6、彩圖7） 彩圖6（左）、彩圖7（右） 趙簡子的盟書，出土于山西侯馬（山西博物館藏） 這是趙簡子和晉國貴族的盟誓文書，制作時間在孔子55至63歲之間。
當時趙簡子一邊與齊、衛、魯、鄭的東方聯盟作戰，一方面和晉國的範氏、中行氏内戰。
為取得其他貴族支持，趙簡子和他們頻繁盟誓，制作了大量盟書，儀式結束後盟書被埋入地下。
《詩經》裡說：“君子們經常搞盟誓，可越這樣亂子越多啊！”9因為團結的時候不用盟誓，頻繁盟誓恰恰說明已經不團結了。
晉和鄭發布成文法，跟這些盟會的意義差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