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陽虎的時代(40—5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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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虎掌控魯國——邀請孔子共事的遲疑——魯國為晉國充當打手——晉國寡頭們如何看陽虎專權——差點滅亡的三桓——陽虎逃亡 陽虎的奇迹 孔子從齊國歸來後的十年,就是40歲到50歲之間,他在魯國的生活相對平靜,沒做官,主要是招徒弟,講學。

    這是他的學術聲譽迅速增長的時期,很多有名的弟子,都是這個時期投到他門下的。

     這十年,也是陽虎在魯國最成功的時期,特别是後幾年,他實際上掌握了魯國政權。

     孔子外表不動聲色,但内心充滿驚奇地看着陽虎日漸發達。

    這個和他身份相同的小貴族,居然在短短數年裡,爬過了身份等級的重重壁壘,日漸接近權力頂端,直到整個魯國都生活在他的陰影之下。

     陽虎為什麼能成功?孔子一直試圖解釋這個問題。

     陽虎這人,從有限的史料記載看,是個直脾氣,不怕死,能打仗,赳赳武夫,個性是老式貴族或者說早期貴族的典範。

    他嶄露頭角受到季平子提拔,就是當年魯昭公流亡時,他去攻打郓城。

    此後,他在季孫氏家裡的地位越來越重要。

     孔子47歲這年,季孫和叔孫家的族長——季平子和叔孫成子相繼去世了,繼承人都還年少。

    如今三桓家族裡面,資曆最老的要算孔子的學生,26歲的孟懿子。

    這為陽虎專權創造了機會。

     陽虎專權的起因,由季平子的喪事引發。

    季平子去世後,他的家臣要操辦喪事,陽虎也是重要家臣之一。

    商量喪事規格的時候,陽虎提出,要拿季平子生前佩戴的一塊玉石随葬。

    另一個季氏家臣仲梁懷不同意,說季平子不夠格,那塊玉本來是國君級别才能戴的。

    倆人這麼結下了矛盾。

     季平子生前為什麼戴上了國君的玉佩?因為當年魯昭公在外,季平子以國君身份代理祭祀先君,戴的是這塊玉。

     不久,剛繼位的季桓子巡視自己的封邑,到了費城(今山東費縣)。

    這裡是季氏家族封地的中心,也是陽虎重點經營的地方,本地管家叫公山不狃,是陽虎的死黨。

    公山對季桓子一行很恭敬,季桓子也識趣,對公山很客氣。

    但那個不識時務的仲梁懷就很不禮貌。

     公山咽不下這口氣,向陽虎報告。

    陽虎決定翻臉,先把季桓子和他哥哥抓了起來。

    仲梁懷見勢不妙跑到了國外。

    另一個季氏家族的成員,公何邈,就沒這麼幸運,被抓住殺掉了。

     次月,陽虎迫使季桓子與他盟誓,内容大概是季桓子承認陽虎首席家臣的地位,陽虎答應忠于季氏家族。

     那時的人信神,他們相信,隻要盟誓時向神獻祭,神被召來享用了祭品,聽取了雙方的誓詞,就會保障盟誓的效力,誰再違約就會受到神的懲罰。

    這樣,陽虎當上了季氏家族的“宰”——首席大管家,實際上也就掌握了魯國的政局。

    為落實盟誓内容,陽虎又驅逐了幾個曾反對他的季氏成員。

     次年,陽虎集合魯定公、三桓族長和曲阜所有的貴族盟誓,要各家捐棄舊怨,一緻支持國君魯定公,其實這是他完全掌控魯國的象征。

    孔子這時在魯國生活,應該也參加了這次盟誓,他對陽虎的崛起充滿好奇,又不知所措。

     陽虎是季氏的家臣、管家,用現代的話說,就是“職業經理人”身份,本來隻能給老闆打工,他卻能掌控季氏家族的實權。

    按說這很不應該,但這種苗頭,在魯國已經出現過了。

     在季氏上一任族長季平子的時候,有個家臣叫南蒯,他家連續幾代人給季氏當管家。

    南蒯幹的是費城宰,這裡是季氏大本營,要用最放心的人去管理,還修了很高的城牆,萬一哪天季氏和國君反目打起内戰,這裡就是最可靠的大本營。

     季平子還沒當族長的時候,就和南蒯的關系不太好,他上位後想找機會把南蒯換掉。

    南蒯也在防範季平子。

    他聯絡上了魯昭公的一個兄弟,公子慭(音印),合謀制訂了政變計劃:趕走季平子,把季氏的所有封地、産業都上交給國君,由公子慭取代季氏的政治地位,南蒯則晉升為直接為國君效力的大夫,繼續管理費城。

     這個計劃中途洩露,公子慭見勢不妙,逃亡到齊國。

    南蒯則裹脅着費城的百姓叛亂,不再服從季氏的命令。

    季平子以朝廷的名義發兵讨伐,可惜費城的城防太牢固,用了兩年時間都沒打下來。

     有人給季平子出主意:悄悄聯絡費城的其他管家,策動他們反對南蒯。

    這一次成功了,南蒯也被迫逃到齊國,投奔了齊景公。

     齊景公對南蒯的态度也頗有趣,他依照國際慣例安頓了南蒯,還比較看重,有時讓南蒯參加自己的宴會。

    有次齊景公喝多了,指着南蒯開玩笑:“你這個叛逆!” 南蒯為自己辯解:“我叛變季氏,是為了效忠魯君!” 有個在座的齊國大夫看不下去了,指責南蒯:“身為家臣,就該一心為封主效力,你想越級讨好國君,這才是大罪!”1 齊景公也不傻,他當然贊許南蒯對魯君的忠心(也未必是真的忠心,但客觀上對國君是有利的),但也不願和國内那些大貴族公然作對,所以他接納了南蒯,但說話間又要劃清界限。

     春秋的國君都要顧及大貴族們的想法;到了寡頭政治的階段,寡頭們自己做主,甚至已經不用考慮國君的想法了。

    後世的中國文化人習慣了“皇權專治”和“民主共和”的二元劃分,看問題非黑即白,思考曆史的方式就從三維降成了二維,很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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