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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康德哲學有着很大的相似。
隻是，在曾國藩的思想中，包括宋儒的理論體系中，一直缺乏那種強大的思辨精神。
這也使得單純的理論思考很容易偏離滑落。
在曾國藩看來，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對理的掌握。
對于理的皈依，可以讓人更高地享受着精神的升華。
這樣的升華本身，也是一件快樂無比的事情。
現在，這個畢生背負着沉重的思想和使命的人離開了。
在此之後，接踵而至的是更多的悲涼：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朝廷割讓台灣省；1901年，《辛醜條約》簽訂，朝廷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人均一兩，以示警示；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清朝滅亡……從悲劇的角度來說，曾國藩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一種徒勞無功。
這個人不可能有巨大的力量，将那個時代從急劇的下滑中解脫出來，也不可能将民衆從水深火熱當中解救出來。
相反，無論是在他身前還是身後，這個時代繼續斷裂，然後徹底崩潰。
曾國藩所做的，隻是依照某種慣性，在做一種單純的努力。
在他的身前身後，一切是那樣的迥然不同，就如同不在一個星球上似的。
命運如此無情地選擇一個人浪費自己的生命去樹立某種悲劇的榜樣，顯然是具有某種暗示的——這樣看來，曾國藩畢生所做的，就像命運賜予流星一顆美麗無比的尾巴。
讓它在華美中消失，以示一種絕情和安慰。
如果曾國藩生在華夏文明的盛世，那麼，又會是怎樣一種情景呢？在某種程度上，這應該是一個新的孟子吧，或者，是朱子，最起碼，可以跟王陽明不分伯仲。
如果說一個偉大人物肯定是心懷理想而且意志堅定的話，那麼，無助和荒涼就肯定會是他的另一面。
當然，痛苦對于智者來說不是一種贖罪，而是一種進化，必須先受盡痛苦，才能汲取力量，到達光亮照進後的平靜。
曾國藩的不朽之處在于，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末世，以一種追求内心完美的方式，确定了自己的人格。
從某種程度上說，人格與曆史，與曆史的走向，有時候是可以割裂開的。
人格的偉岸，本身就可以成為一面獨立的旗幟，成為人們孜孜追求的終極目标。
一個人，隻有為他人做出榜樣，他才會産生巨大的影響力；隻有為某種理想犧牲，他才會赢得尊重。
哪怕是于事無補，也于世無宜，就如同精衛，或者女娲。
人們一直是崇尚英雄的，英雄的定義就在于，他并不是一個成功者，而是在以自己的生命捍衛着某種尊嚴。
人類的尊嚴并不完全指的是自我的尊嚴、文化的尊嚴，還應該包括，曾經光輝燦爛、但卻要消失的某一個時代的尊嚴。
也許，曾國藩的意義就在于此。
隻是，在曾國藩的思想中，包括宋儒的理論體系中，一直缺乏那種強大的思辨精神。
這也使得單純的理論思考很容易偏離滑落。
在曾國藩看來，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對理的掌握。
對于理的皈依，可以讓人更高地享受着精神的升華。
這樣的升華本身，也是一件快樂無比的事情。
現在，這個畢生背負着沉重的思想和使命的人離開了。
在此之後，接踵而至的是更多的悲涼：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朝廷割讓台灣省；1901年，《辛醜條約》簽訂，朝廷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人均一兩，以示警示；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清朝滅亡……從悲劇的角度來說，曾國藩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一種徒勞無功。
這個人不可能有巨大的力量，将那個時代從急劇的下滑中解脫出來，也不可能将民衆從水深火熱當中解救出來。
相反，無論是在他身前還是身後，這個時代繼續斷裂，然後徹底崩潰。
曾國藩所做的，隻是依照某種慣性，在做一種單純的努力。
在他的身前身後，一切是那樣的迥然不同，就如同不在一個星球上似的。
命運如此無情地選擇一個人浪費自己的生命去樹立某種悲劇的榜樣，顯然是具有某種暗示的——這樣看來，曾國藩畢生所做的，就像命運賜予流星一顆美麗無比的尾巴。
讓它在華美中消失，以示一種絕情和安慰。
如果曾國藩生在華夏文明的盛世，那麼，又會是怎樣一種情景呢？在某種程度上，這應該是一個新的孟子吧，或者，是朱子，最起碼，可以跟王陽明不分伯仲。
如果說一個偉大人物肯定是心懷理想而且意志堅定的話，那麼，無助和荒涼就肯定會是他的另一面。
當然，痛苦對于智者來說不是一種贖罪，而是一種進化，必須先受盡痛苦，才能汲取力量，到達光亮照進後的平靜。
曾國藩的不朽之處在于，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末世，以一種追求内心完美的方式，确定了自己的人格。
從某種程度上說，人格與曆史，與曆史的走向，有時候是可以割裂開的。
人格的偉岸，本身就可以成為一面獨立的旗幟，成為人們孜孜追求的終極目标。
一個人，隻有為他人做出榜樣，他才會産生巨大的影響力；隻有為某種理想犧牲，他才會赢得尊重。
哪怕是于事無補，也于世無宜，就如同精衛，或者女娲。
人們一直是崇尚英雄的，英雄的定義就在于，他并不是一個成功者，而是在以自己的生命捍衛着某種尊嚴。
人類的尊嚴并不完全指的是自我的尊嚴、文化的尊嚴，還應該包括，曾經光輝燦爛、但卻要消失的某一個時代的尊嚴。
也許，曾國藩的意義就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