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白雲蒼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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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此突如其來的變化，曾國藩如墜煙雲。
他先是悲傷，随後，就是失望。
曾國藩沒有想到他的決策會引起如此激烈的反應，更何況，意見還處于向朝廷請示階段，并沒有真正地付諸實施。
現在，曾國藩覺得此事的複雜性遠遠超過他的預料。
那些朝廷的遺老遺少們，可以毫不吃力地表達自己的立場，可以堂而皇之地說着大話以及縫隙很大的官話，但結果呢，所有的責任都不在他們身上，背負這一切的，隻有自己瀕臨腐朽的身軀。
作為當事者，曾國藩當然力求一個結果，這個結果，不僅僅是本方能夠接受，對方同樣也要接受。
但在如此國力之下，奢望根本無法得到保證。
如果事情不能得到解決，吃虧的隻能是自己的國家和人民。
曾國藩決定豁出去了，不管怎樣，盡人事，聽天命，他要全力避免這場戰争的爆發，哪怕是委曲求全，也不能讓這場戰争打起來。
值得一提的是，曾國藩在處理天津教案的過程中，一直與李鴻章保持着熱線聯系。
在曾國藩看來，李鴻章對于外事相對熟悉，有經驗；而且膽大心細，有謀略，有手段。
曾國藩多次去信給李鴻章，向他咨詢處理的方法。
李鴻章告訴曾國藩，“洋人論勢不論理”，對于法國人，退讓得緩慢進行，不能退得太快。
再一點就是，如果法國人鐵心要打仗的話，也不要怕，法國畢竟是歐洲列強當中比較弱的，而且歐洲各國矛盾衆多，可以有效地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
針對羅淑亞所提的要單方面懲治“天津教案主犯”的問題，李鴻章的意見是，不妨由中外大員一起審訊那些“罪犯”，如羅淑亞交不出證據，自然不太好定罪。
然後，就可以将法國人拖住。
李鴻章的意見，讓困境中的曾國藩如獲至寶。
這時候的曾國藩也想不出什麼好計策了，他沒有照會法國人，隻是盡量地等待觀望，他開始考慮拖延的辦法了。
在處理天津教案的那一段時間裡，曾國藩很多天都無法合眼。
壓力的倍增，使晚年的曾國藩明顯感到力不從心。
并且，由于連日的操勞，曾國藩的高血壓病又犯了，嘔吐不止，茶飯不進。
更可怕的是，因為長時間休息不好，曾國藩又患上了嚴重的憂郁症，經常神經過敏，想得太多。
趙烈文說他是用心太多招緻心力不夠，所以無法入眠。
曾國藩故作輕松地說：睡不着覺更好，我的生命就比别人多一倍時間。
盡管在表面上故作輕松，但曾國藩還是知道自己力不從心。
7月24日，曾國藩以身體不支為由，奏請朝廷另派大臣來天津協助查辦教案。
朝廷指示江蘇巡撫丁日昌趕到天津，協助曾國藩辦案。
由于丁日昌一時趕不到，朝廷隻得讓工部尚書毛昶熙先去天津。
8月1日，毛昶熙來到天津，會辦教案，随行者還有侍講吳元炳、員外郎劉錫鴻、總理衙門章京陳欽、恽祖贻四人。
丁日昌 8月2日，一個好消息傳來，早在7月19日，在歐洲爆發了普魯士和法國之間的戰争。
曾國藩非常高興。
如果一切屬實的話，那麼，法國将無力跟中國開戰，天津教案的對峙局面必定會解除。
當天，曾國藩在給曾紀澤的信中說：“法國公使第二次照會，欲殺府縣。
餘堅執不允，渠無如何，頃于初九日回京，将與總署商辦。
聞布（普）國與法國構兵打仗（自注：此信甚确），渠内憂方急，亦無暇與我求戰，或可輕輕解此災厄。
”這時候的曾國藩已經黔驢技窮了，他隻乞求上天有眼，在此關鍵時期，助自己一臂之力。
8月10日，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來到天津。
很明顯，赫德此行的身份是法國與中國談判的調停人。
曾國藩會見了赫德，同樣跟赫德說了一些堂而皇之的話，他讓赫德傳話給法國人，說：“中外修好，必以百姓相安為要。
津郡為入京要沖，各國皆有駐京公使，洋人絡繹往來，若辦理太過，令津民冤憤不平，實非永遠相安之道。
”他還指出：法國人要求中國官員抵命一事，萬難允許，隻能查辦有關兇手。
赫德當即表示願意向羅淑亞轉達曾國藩的意見。
8月16日，曾國藩再次接見了赫德，這一次的話題還是跟上次一樣，赫德向曾國藩轉達了當前的壓力，法、俄等國再一次表示不肯罷休。
與此同時，朝廷的壓力也在增大，因為抓捕兇手的進展緩慢，英法等國大為不滿。
英國公使威妥瑪去了北京，直闖總理衙門，向朝廷遞交照會一件，并在總理衙門大發雷霆。
總理衙門認為，天津教案遲遲未解決，責任主要在于曾國藩。
緊接着，朝廷又降旨，對于曾國藩辦事的拖拉，提出了嚴厲的警告。
尤其對曾國藩批準當事人張光藻、劉傑請假，一個去了順德，一個去了密雲，十分不滿。
這時候的曾國藩再一次想退了，曾國藩萌生了由李鴻章來代替自己的想法。
赫德 8月21日，丁日昌趕至天津。
同一天，劉傑也押赴天津。
丁日昌是李鴻章一手提攜的淮系洋務幹将，性格和辦事方面，都頗有李鴻章的爽利風格。
丁日昌一到天津，便大張旗鼓地重建教堂，修繕育嬰堂，同時命令道府縣鎮将五衙門，四日内各拿獲四人，違者摘頂；同時密傳縣衙八班捕快，以重賞限期拿犯，逾期者嚴辦。
丁日昌的這些舉動遭到了天津輿論的反對，丁日昌也不理會，繼續大刀闊斧地推行。
很快，有人攻擊他是“丁鬼子”、“丁小人”；又有人四處張貼小字報，揭發他在江蘇任上貪污受賄的事情。
丁日昌一笑了之。
丁日昌在拜見曾國藩時，專門為曾國藩請了兩個洋人大夫，給曾國藩治療頭暈和眼疾。
丁日昌勸慰曾國藩，天塌下來都不要管，一切都由他丁日昌頂着。
8月28日，丁日昌的鐵腕政策起到了作用，各衙門共拿獲三十七人。
到了9月中旬，總共抓獲八十餘人。
因距法方要求三個月内緝出兇犯的期限迫近，丁日昌成立了專門的發審局，與曾國藩一起抓緊連夜審訊。
對于丁日昌，曾國藩本來印象一直不太好，在兩江總督的位置上，曾國藩一再聽到有關他問題的傳言。
但這一回，曾國藩領略到了丁日昌的果敢和麻利，這還真是個人才呢！敢作敢為，獨當一面。
曾國藩這才明白李鴻章欣賞丁日昌的道理。
也許，在亂世中，就應該有這樣的無理和果斷吧，很多事情都是賭博，也許，還真的應該快刀斬亂麻似的賭一賭呢。
8月底，是送張光藻和劉傑進京的日子。
雖然曾國藩知道周家勳、張光藻和劉傑主要是充當“替罪羊”，他們的審判，也就是做個姿态給洋人看。
但是他們的命運究竟怎麼樣，曾國藩也無法斷定。
一直卧病在床的曾國藩思前顧後，決定籌一點款子給這幾個人的家屬，杯水車薪，聊以表達自己的一點心意吧。
這麼多年來，一直克勤克儉的曾國藩幾乎沒有什麼家産，思前想後，決定從自己僅有的兩萬兩銀子的養廉費當中拿出七千兩來，救濟這三家。
轉念又一想，三家平分，一家隻有兩千多兩，也太少了。
于是，曾國藩安排趙烈文去直隸總督府募捐。
趙烈文去了一趟，很快回來了，這一行，一共籌募了一萬三千兩，全是直隸總督府的幕僚們湊的，沒有驚動地方官，更沒有驚動百姓。
曾國藩讓趙烈文把這兩萬兩銀子分送給三家後，稍稍覺得安心了一點。
年紀越大，心腸越軟，這樣的慈悲心，連曾國藩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事情慢慢平息下來了。
天津城算是恢複了正常的生活。
曾國藩的病也漸漸有了點起色。
就在天津教案将要接近尾聲的時候，一個驚人的消息傳來，金陵爆發了一樁離奇大案——接替曾國藩就任兩江總督的馬新贻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刺死。
很快，又一個消息讓曾國藩更為驚異：朝廷下旨，讓曾國藩重任兩江總督，負責查辦這樁奇案；同時，将李鴻章由湖廣總督上調任直隸總督，再次接任曾國藩的位置。
這樣的旨意完全出乎曾國藩的意料。
朝廷如此決定，可能是他們以為天津教案已經結束了吧；或許，是因為他對于兩江的情況更為熟悉？不管怎麼說，曾國藩知道，這樣的決定，等于向外宣告：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事件失敗。
雖然曾國藩對很多事情處變不驚，坦然受之，但這樣的變動，還是讓他落落寡合。
李鴻章是一個很能幹的人，也是他的學生，對于李鴻章，曾國藩再了解不過了。
曾國藩相信李鴻章能将天津教案的事處理好。
雖然曾國藩對此事所造成的沸沸揚揚一直不太開心，對于結果，也很無奈，但曾國藩對這一切，還是認了。
很多事情，當局面無法控制住時，就得犧牲掉個人的利益和名譽。
換了誰，在這個位置上，也是要做犧牲品的……直到現在，曾國藩才明白，曆史，完全是由不确定的因素所決定。
後人在記載和撰寫時，看起來那麼信心十足，其實，完全是色厲内荏。
其實，每一個隘口，都有着那麼多的可能性，有那麼多的陷阱和敵意。
那些最後走到盡頭的人，都是命運的寵兒。
這就是不折不扣的宿命啊！ 很快，李鴻章來到天津，與曾國藩進行了交接。
看到李鴻章仍是一副風流倜傥的樣子，曾國藩不由心生感慨。
李鴻章還是比他灑脫啊，能拿得起，也放得下，不像自己，永遠背負着沉重的包袱。
這是曾國藩第二次正式與李鴻章進行移交了，而且，在外人眼中，都是他的事情沒有辦好，然後，朝廷令李鴻章來接替他。
第一次，是1866年，當時曾國藩奉朝廷命剿滅撚軍，出師不利，朝廷命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來接替曾國藩，然後讓李鴻章回任兩江總督。
這一次，仍然是這樣。
曾國藩知道李鴻章的才幹，對于李鴻章的為人，
面對此突如其來的變化，曾國藩如墜煙雲。
他先是悲傷，随後，就是失望。
曾國藩沒有想到他的決策會引起如此激烈的反應，更何況，意見還處于向朝廷請示階段，并沒有真正地付諸實施。
現在，曾國藩覺得此事的複雜性遠遠超過他的預料。
那些朝廷的遺老遺少們，可以毫不吃力地表達自己的立場，可以堂而皇之地說着大話以及縫隙很大的官話，但結果呢，所有的責任都不在他們身上，背負這一切的，隻有自己瀕臨腐朽的身軀。
作為當事者，曾國藩當然力求一個結果，這個結果，不僅僅是本方能夠接受，對方同樣也要接受。
但在如此國力之下，奢望根本無法得到保證。
如果事情不能得到解決，吃虧的隻能是自己的國家和人民。
曾國藩決定豁出去了，不管怎樣，盡人事，聽天命，他要全力避免這場戰争的爆發，哪怕是委曲求全，也不能讓這場戰争打起來。
值得一提的是，曾國藩在處理天津教案的過程中，一直與李鴻章保持着熱線聯系。
在曾國藩看來，李鴻章對于外事相對熟悉，有經驗；而且膽大心細，有謀略，有手段。
曾國藩多次去信給李鴻章，向他咨詢處理的方法。
李鴻章告訴曾國藩，“洋人論勢不論理”，對于法國人，退讓得緩慢進行，不能退得太快。
再一點就是，如果法國人鐵心要打仗的話，也不要怕，法國畢竟是歐洲列強當中比較弱的，而且歐洲各國矛盾衆多，可以有效地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
針對羅淑亞所提的要單方面懲治“天津教案主犯”的問題，李鴻章的意見是，不妨由中外大員一起審訊那些“罪犯”，如羅淑亞交不出證據，自然不太好定罪。
然後，就可以将法國人拖住。
李鴻章的意見，讓困境中的曾國藩如獲至寶。
這時候的曾國藩也想不出什麼好計策了，他沒有照會法國人，隻是盡量地等待觀望，他開始考慮拖延的辦法了。
在處理天津教案的那一段時間裡，曾國藩很多天都無法合眼。
壓力的倍增，使晚年的曾國藩明顯感到力不從心。
并且，由于連日的操勞，曾國藩的高血壓病又犯了，嘔吐不止，茶飯不進。
更可怕的是，因為長時間休息不好，曾國藩又患上了嚴重的憂郁症，經常神經過敏，想得太多。
趙烈文說他是用心太多招緻心力不夠，所以無法入眠。
曾國藩故作輕松地說：睡不着覺更好，我的生命就比别人多一倍時間。
盡管在表面上故作輕松，但曾國藩還是知道自己力不從心。
7月24日，曾國藩以身體不支為由，奏請朝廷另派大臣來天津協助查辦教案。
朝廷指示江蘇巡撫丁日昌趕到天津，協助曾國藩辦案。
由于丁日昌一時趕不到，朝廷隻得讓工部尚書毛昶熙先去天津。
8月1日，毛昶熙來到天津，會辦教案，随行者還有侍講吳元炳、員外郎劉錫鴻、總理衙門章京陳欽、恽祖贻四人。
丁日昌 8月2日，一個好消息傳來，早在7月19日，在歐洲爆發了普魯士和法國之間的戰争。
曾國藩非常高興。
如果一切屬實的話，那麼，法國将無力跟中國開戰，天津教案的對峙局面必定會解除。
當天，曾國藩在給曾紀澤的信中說：“法國公使第二次照會，欲殺府縣。
餘堅執不允，渠無如何，頃于初九日回京，将與總署商辦。
聞布（普）國與法國構兵打仗（自注：此信甚确），渠内憂方急，亦無暇與我求戰，或可輕輕解此災厄。
”這時候的曾國藩已經黔驢技窮了，他隻乞求上天有眼，在此關鍵時期，助自己一臂之力。
8月10日，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來到天津。
很明顯，赫德此行的身份是法國與中國談判的調停人。
曾國藩會見了赫德，同樣跟赫德說了一些堂而皇之的話，他讓赫德傳話給法國人，說：“中外修好，必以百姓相安為要。
津郡為入京要沖，各國皆有駐京公使，洋人絡繹往來，若辦理太過，令津民冤憤不平，實非永遠相安之道。
”他還指出：法國人要求中國官員抵命一事，萬難允許，隻能查辦有關兇手。
赫德當即表示願意向羅淑亞轉達曾國藩的意見。
8月16日，曾國藩再次接見了赫德，這一次的話題還是跟上次一樣，赫德向曾國藩轉達了當前的壓力，法、俄等國再一次表示不肯罷休。
與此同時，朝廷的壓力也在增大，因為抓捕兇手的進展緩慢，英法等國大為不滿。
英國公使威妥瑪去了北京，直闖總理衙門，向朝廷遞交照會一件，并在總理衙門大發雷霆。
總理衙門認為，天津教案遲遲未解決，責任主要在于曾國藩。
緊接着，朝廷又降旨，對于曾國藩辦事的拖拉，提出了嚴厲的警告。
尤其對曾國藩批準當事人張光藻、劉傑請假，一個去了順德，一個去了密雲，十分不滿。
這時候的曾國藩再一次想退了，曾國藩萌生了由李鴻章來代替自己的想法。
赫德 8月21日，丁日昌趕至天津。
同一天，劉傑也押赴天津。
丁日昌是李鴻章一手提攜的淮系洋務幹将，性格和辦事方面，都頗有李鴻章的爽利風格。
丁日昌一到天津，便大張旗鼓地重建教堂，修繕育嬰堂，同時命令道府縣鎮将五衙門，四日内各拿獲四人，違者摘頂；同時密傳縣衙八班捕快，以重賞限期拿犯，逾期者嚴辦。
丁日昌的這些舉動遭到了天津輿論的反對，丁日昌也不理會，繼續大刀闊斧地推行。
很快，有人攻擊他是“丁鬼子”、“丁小人”；又有人四處張貼小字報，揭發他在江蘇任上貪污受賄的事情。
丁日昌一笑了之。
丁日昌在拜見曾國藩時，專門為曾國藩請了兩個洋人大夫，給曾國藩治療頭暈和眼疾。
丁日昌勸慰曾國藩，天塌下來都不要管，一切都由他丁日昌頂着。
8月28日，丁日昌的鐵腕政策起到了作用，各衙門共拿獲三十七人。
到了9月中旬，總共抓獲八十餘人。
因距法方要求三個月内緝出兇犯的期限迫近，丁日昌成立了專門的發審局，與曾國藩一起抓緊連夜審訊。
對于丁日昌，曾國藩本來印象一直不太好，在兩江總督的位置上，曾國藩一再聽到有關他問題的傳言。
但這一回，曾國藩領略到了丁日昌的果敢和麻利，這還真是個人才呢！敢作敢為，獨當一面。
曾國藩這才明白李鴻章欣賞丁日昌的道理。
也許，在亂世中，就應該有這樣的無理和果斷吧，很多事情都是賭博，也許，還真的應該快刀斬亂麻似的賭一賭呢。
8月底，是送張光藻和劉傑進京的日子。
雖然曾國藩知道周家勳、張光藻和劉傑主要是充當“替罪羊”，他們的審判，也就是做個姿态給洋人看。
但是他們的命運究竟怎麼樣，曾國藩也無法斷定。
一直卧病在床的曾國藩思前顧後，決定籌一點款子給這幾個人的家屬，杯水車薪，聊以表達自己的一點心意吧。
這麼多年來，一直克勤克儉的曾國藩幾乎沒有什麼家産，思前想後，決定從自己僅有的兩萬兩銀子的養廉費當中拿出七千兩來，救濟這三家。
轉念又一想，三家平分，一家隻有兩千多兩，也太少了。
于是，曾國藩安排趙烈文去直隸總督府募捐。
趙烈文去了一趟，很快回來了，這一行，一共籌募了一萬三千兩，全是直隸總督府的幕僚們湊的，沒有驚動地方官，更沒有驚動百姓。
曾國藩讓趙烈文把這兩萬兩銀子分送給三家後，稍稍覺得安心了一點。
年紀越大，心腸越軟，這樣的慈悲心，連曾國藩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事情慢慢平息下來了。
天津城算是恢複了正常的生活。
曾國藩的病也漸漸有了點起色。
就在天津教案将要接近尾聲的時候，一個驚人的消息傳來，金陵爆發了一樁離奇大案——接替曾國藩就任兩江總督的馬新贻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刺死。
很快，又一個消息讓曾國藩更為驚異：朝廷下旨，讓曾國藩重任兩江總督，負責查辦這樁奇案；同時，将李鴻章由湖廣總督上調任直隸總督，再次接任曾國藩的位置。
這樣的旨意完全出乎曾國藩的意料。
朝廷如此決定，可能是他們以為天津教案已經結束了吧；或許，是因為他對于兩江的情況更為熟悉？不管怎麼說，曾國藩知道，這樣的決定，等于向外宣告：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事件失敗。
雖然曾國藩對很多事情處變不驚，坦然受之，但這樣的變動，還是讓他落落寡合。
李鴻章是一個很能幹的人，也是他的學生，對于李鴻章，曾國藩再了解不過了。
曾國藩相信李鴻章能将天津教案的事處理好。
雖然曾國藩對此事所造成的沸沸揚揚一直不太開心，對于結果，也很無奈，但曾國藩對這一切，還是認了。
很多事情，當局面無法控制住時，就得犧牲掉個人的利益和名譽。
換了誰，在這個位置上，也是要做犧牲品的……直到現在，曾國藩才明白，曆史，完全是由不确定的因素所決定。
後人在記載和撰寫時，看起來那麼信心十足，其實，完全是色厲内荏。
其實，每一個隘口，都有着那麼多的可能性，有那麼多的陷阱和敵意。
那些最後走到盡頭的人，都是命運的寵兒。
這就是不折不扣的宿命啊！ 很快，李鴻章來到天津，與曾國藩進行了交接。
看到李鴻章仍是一副風流倜傥的樣子，曾國藩不由心生感慨。
李鴻章還是比他灑脫啊，能拿得起，也放得下，不像自己，永遠背負着沉重的包袱。
這是曾國藩第二次正式與李鴻章進行移交了，而且，在外人眼中，都是他的事情沒有辦好，然後，朝廷令李鴻章來接替他。
第一次，是1866年，當時曾國藩奉朝廷命剿滅撚軍，出師不利，朝廷命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來接替曾國藩，然後讓李鴻章回任兩江總督。
這一次，仍然是這樣。
曾國藩知道李鴻章的才幹，對于李鴻章的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