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白雲蒼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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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衙門和天津知府衙門，要求通商大臣崇厚、天津知府張光藻帶兵鎮壓，遭到拒絕後，豐大業竟然開槍恫吓崇厚。
行至獅子林浮橋時，豐大業又對遇到的靜海知縣劉傑開槍射擊，打死了擋在前面的家人劉七。
百姓被激怒了，他們一擁而上，亂拳打死了豐大業以及秘書西蒙。
緊接着，似乎全天津的人都湧來了，形勢變得無法控制，憤怒的人群放火燒毀了望海樓教堂，殺死神父兩名；又到仁慈堂，殺死修女十名。
在此之後，大隊人馬又闖入法國領事館，殺死兩人。
而在同一天，天津群衆還在其他地方，殺死法國商人兩名、俄國人三名、中國人三四十名，焚毀英國和美國教堂六座。
暴亂就這樣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在這次事件中，共計打死外國人二十人。
法、英、美、俄、德、比、西七國聯合向清廷提出了抗議，并且調遣軍艦到天津海口及煙台一帶示威，放言将天津化為焦土。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驚慌失措，一面自行請罪，一面奏請朝廷速派通曉洋務的大臣到天津扭轉局面。
曾國藩是在處理過程中才發現艱難的。
一踏上海河之濱，曾國藩覺得天津所有的目光，并且，不完全是天津，全中國，甚至全世界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
曾國藩感到如芒在背。
因為有揚州處理教案的經驗，曾國藩想把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下車伊始，曾國藩立即頒布了自己親拟的《谕天津士民》告示。
告誡天津士民要将好義剛強之氣引入正道，對教堂傳聞要查訪确實，不可以忿報忿，以亂招亂。
十載講和，得來不易；一朝激變，荼毒百姓。
對于中國人來說，更重要的是，卧薪嘗膽，奮發圖強。
7月17日，法國公使羅淑亞抵達天津，曾國藩在與羅淑亞進行了首輪談判之後，先向法國人表示了自己的“誠意”：将扣犯武蘭珍和犯罪教民王三立即釋放，将天津道員周家勳、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三人革職。
随後，曾國藩悄然使了一招“暗渡陳倉”之計，批準張光藻和劉傑暫時請假離津（一往順德、一往密雲）。
曾國藩是想先表示一種姿态，緩解一下對方的憤怒，然後把事情對付過去。
很快，曾國藩發現自己的想法太簡單了。
法國人似乎鐵了心要将事情鬧大，他們對于這一處理明顯地表示不滿意。
英國使團的船隻到達天津 7月19日，法國艦隊抵達大沽口。
大軍壓境之下，法國談判者的膽子似乎更壯了。
羅淑亞強烈要求将天津知府張光藻、天津知縣劉傑、直隸提督陳國瑞處死。
羅淑亞提及陳國瑞，頗讓曾國藩感到意外。
原來羅淑亞認為，正是由于陳國瑞的直接煽動，才有如此嚴重的後果。
這個陳國瑞就是當年僧格林沁的部下，在剿撚時，一度在曾國藩手下，并且，還因為跟劉銘傳沖突之事受到曾國藩的多次警告。
教案爆發那一天，陳國瑞從浙江調往直隸，正好路過天津，遇見了百姓在暴打洋人，陳國瑞一時痛快，也忘了自己的身份，在旁大叫：“殺得好！”也加入了隊伍當中，并且擔當了指揮者。
于是，法國領事館便将陳國瑞也列入了名單，認為作為一個地方官，如此煽動鬧事，也該處置。
對于羅淑亞蠻橫的要求，曾國藩當然理直氣壯地加以拒絕，曾國藩隻同意将張光藻和劉傑押送到刑部治罪，至于陳國瑞，純屬是看熱鬧，定什麼罪！在曾國藩看來，中國的官員隻能由朝廷治罪，這是一個原則問題，法國人不能欺人太甚。
那一天，曾國藩和崇厚商議了很久，他們絞盡了腦汁，也商量不出一個好辦法。
曾國藩急了，他知道，如果要打起仗來，京城一帶駐軍空虛，哪裡是法國人的對手呢！當年道光帝派林則徐到廣東禁煙，又同意他以武力回擊英國人的武裝侵略，但後來仗打敗了，道光帝又把責任推到林則徐身上，将他革職充軍。
道光帝号稱聖明，頗想有所作為，尚且如此出爾反爾，更何況現在的寡婦孺子，那是更不會承擔責任的。
如果戰争失敗，自己肯定會成為把國家推進災難中的罪魁禍首，災難深重的國家也會遭受更大的損失……想到種種後果，曾國藩與崇厚相對而泣。
這個時候，曾國藩思緒萬千，即使是當年與太平軍的戰鬥到了最困苦最艱難的時候，曾國藩也沒有亂方寸，但這一次，曾國藩的确是有點亂了。
他最擔心的一點是，因為自己處理失當，從而招緻戰争。
自己的一世英名是小，要是清國再遭塗炭，他将因此背上沉重的枷鎖。
曾國藩無路可退了，他不得不為避免戰争而妥協。
曾國藩幾乎是發瘋了似的責令下屬搜尋事件中的激進分子，同時将原先安排回老家休假避風頭的張光藻和劉傑也收審起來。
一切都是無奈之舉，曾國藩隻得這樣做了。
7月20日，羅淑亞來見曾國藩，再次向曾國藩發出最後通牒。
羅淑亞的口氣非常蠻橫，堅持要殺張光藻、劉傑和陳國瑞三人，與此同時，提出的要求還包括：在教案中，外國人死了二十多人，因此中方也必須殺掉同樣數字的案犯。
曾國藩嚴詞拒絕了。
羅淑亞見目的沒有達到，拂袖而去。
曾國藩不得不進行兩手準備了。
在繼續談判的同時，他開始奏明朝廷，調集軍隊準備戰争，萬一談判破裂，必須做好打仗的準備。
曾國藩向朝廷建議，調集軍隊彙聚京津附近。
這個時候，曾國藩的湘軍已裁撤殆盡，所剩下的劉松山部以及左宗棠部都在西北鎮壓起義；李鴻章統率的淮軍也趕赴陝西支援。
唯一能調往天津進行防禦的隻有駐山東章丘的淮軍劉銘傳部以及曾國藩本人在保定新練的兩千多人馬。
于是，曾國藩接連緻函朝廷，要求将李鴻章和劉銘傳的軍隊移駐京津附近以防不測，并緻信劉銘傳，讓他火速帶兵趕到天津附近。
很快，劉銘傳的九千兵馬趕到了天津附近的滄州。
與此同時，在法方的強硬态度之下，曾國藩在初步請示朝廷之後，違心地答應了法方的要求。
7月21日，曾國藩将與洋人議定的結果報告給了朝廷：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發往黑龍江效力贖罪；賠償法、俄、英、美四國損失和撫恤費五十萬兩白銀；以殺人罪抵償洋人死亡數處死民衆二十人，以搶劫和傷人罪判處充軍杖徒二十五人。
在這份奏折中，曾國藩還詳細地報告了事情的前因後果： 臣等伏查此案起畔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牽涉教堂，并有挖眼剖心，作為藥材之語，遂緻積疑生忿，激成大變。
……惟此等謠傳，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揚州、天門，及本省之大名、廣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稱教堂拐騙丁口，或稱教堂挖眼剖心，或稱教堂誘污婦女。
厥後各處案雖議結，總未将檄文提貼虛實辨明白。
此次應查挖眼剖心，竟無确據，外間紛紛言有眼盈壇，亦無其事。
蓋殺孩壞屍，采生配藥，野番兇惡之族尚不肯為，英、法各國豈肯為此殘忍之行？以理決之，必無其事。
除此之外，曾國藩還分析了天津士民積憤的原因，即所謂“五疑”，即：一、教堂大門終年關閉，神秘莫測，房屋皆建地下室，疑為囚禁幼孩之用；二、中國人民至仁慈堂治病，恒久留不出；三、教士為瀕死者行洗禮，被疑為送入堂内皆見入而不見出；四、母子同在堂内，經年不得相見；五、堂中死人過多，掩埋多在夜間，又有二三屍一棺者，胸腹先腐，于是浮言大起。
鑒于此，曾國藩請求朝廷明降谕旨，宣布從前反教檄文揭帖所稱“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說多屬虛誣”，“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
” 讓曾國藩沒有想到的是，内閣在發抄請各位大臣議事時，将“五疑”的關鍵内容删掉了許多，這樣看起來曾國藩的态度完全是一邊倒。
因此，大臣們在讀到曾國藩的奏折後，群情激憤，朝野大嘩，那些遺老遺少們一個個号天叫地。
7月23日是一個無比炎熱的日子，慈禧、慈安與同治在乾清宮召集禦前會議，商議曾國藩的意見。
參加會議的有惇親王奕琮，大學士官文、瑞常、朱鳳标、倭仁，軍機大臣奕䜣、寶鋆、沈桂芬、李鴻藻，禦前大臣奕、景壽、伯彥讷谟祜，總理衙門大臣董恂、毛昶熙，弘德殿行走徐恫、翁同龢、桂清、廣壽等——看看這些人的名字，就會知道讨論的結果了。
會議的氣氛緊張異常，原本慈禧和慈安一直是“垂簾”聽政的，但這一次，不知是天氣炎熱還是一時忘了，兩太後的簾幕都沒有放下。
衆多的朝廷大臣，除了認為曾國藩辦事不妥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建議，隻是在那裡空談要對得起民衆。
商議的結果，還是沒有什麼辦法，隻好默認了曾國藩的處理意見。
會議開了一個多小時，因為天氣炎熱，每一個與會者都汗流浃背。
而且，他們的心情變得更糟，一個個長籲短歎。
總理衙門大臣（左起）：沈桂芬、董恂、毛昶熙 很快，在天津的曾國藩接到了上谕，對于此項結果，朝廷沒有明确表示同意，也沒有表示反對，隻是堂而皇之認為處理事宜，一定要使老百姓心服，“始能中外相安也”。
朝廷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對于曾國藩辦事不力，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奇怪的是，關于天津教案的處理意見尚沒有公布，就透露出去了。
輿論大嘩，無論是朝廷還是民間，已是一片反對聲。
尤其是民間，人們奔走相告，群情激憤。
情形對曾國藩越來越不利了。
在京的一些湘籍官員聯名緻書曾國藩，對其大加抨擊，更有激進者，還跑到北京的湖南會館，将所有書寫曾氏科第官階的匾額一并拆除，并要求開除曾國藩的會籍。
與曾氏交往多年的倭仁，也送書給曾國藩，要跟他絕交
行至獅子林浮橋時，豐大業又對遇到的靜海知縣劉傑開槍射擊，打死了擋在前面的家人劉七。
百姓被激怒了，他們一擁而上，亂拳打死了豐大業以及秘書西蒙。
緊接着，似乎全天津的人都湧來了，形勢變得無法控制，憤怒的人群放火燒毀了望海樓教堂，殺死神父兩名；又到仁慈堂，殺死修女十名。
在此之後，大隊人馬又闖入法國領事館，殺死兩人。
而在同一天，天津群衆還在其他地方，殺死法國商人兩名、俄國人三名、中國人三四十名，焚毀英國和美國教堂六座。
暴亂就這樣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在這次事件中，共計打死外國人二十人。
法、英、美、俄、德、比、西七國聯合向清廷提出了抗議，并且調遣軍艦到天津海口及煙台一帶示威，放言将天津化為焦土。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驚慌失措，一面自行請罪，一面奏請朝廷速派通曉洋務的大臣到天津扭轉局面。
曾國藩是在處理過程中才發現艱難的。
一踏上海河之濱，曾國藩覺得天津所有的目光，并且，不完全是天津，全中國，甚至全世界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
曾國藩感到如芒在背。
因為有揚州處理教案的經驗，曾國藩想把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下車伊始，曾國藩立即頒布了自己親拟的《谕天津士民》告示。
告誡天津士民要将好義剛強之氣引入正道，對教堂傳聞要查訪确實，不可以忿報忿，以亂招亂。
十載講和，得來不易；一朝激變，荼毒百姓。
對于中國人來說，更重要的是，卧薪嘗膽，奮發圖強。
7月17日，法國公使羅淑亞抵達天津，曾國藩在與羅淑亞進行了首輪談判之後，先向法國人表示了自己的“誠意”：将扣犯武蘭珍和犯罪教民王三立即釋放，将天津道員周家勳、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三人革職。
随後，曾國藩悄然使了一招“暗渡陳倉”之計，批準張光藻和劉傑暫時請假離津（一往順德、一往密雲）。
曾國藩是想先表示一種姿态，緩解一下對方的憤怒，然後把事情對付過去。
很快，曾國藩發現自己的想法太簡單了。
法國人似乎鐵了心要将事情鬧大，他們對于這一處理明顯地表示不滿意。
英國使團的船隻到達天津 7月19日，法國艦隊抵達大沽口。
大軍壓境之下，法國談判者的膽子似乎更壯了。
羅淑亞強烈要求将天津知府張光藻、天津知縣劉傑、直隸提督陳國瑞處死。
羅淑亞提及陳國瑞，頗讓曾國藩感到意外。
原來羅淑亞認為，正是由于陳國瑞的直接煽動，才有如此嚴重的後果。
這個陳國瑞就是當年僧格林沁的部下，在剿撚時，一度在曾國藩手下，并且，還因為跟劉銘傳沖突之事受到曾國藩的多次警告。
教案爆發那一天，陳國瑞從浙江調往直隸，正好路過天津，遇見了百姓在暴打洋人，陳國瑞一時痛快，也忘了自己的身份，在旁大叫：“殺得好！”也加入了隊伍當中，并且擔當了指揮者。
于是，法國領事館便将陳國瑞也列入了名單，認為作為一個地方官，如此煽動鬧事，也該處置。
對于羅淑亞蠻橫的要求，曾國藩當然理直氣壯地加以拒絕，曾國藩隻同意将張光藻和劉傑押送到刑部治罪，至于陳國瑞，純屬是看熱鬧，定什麼罪！在曾國藩看來，中國的官員隻能由朝廷治罪，這是一個原則問題，法國人不能欺人太甚。
那一天，曾國藩和崇厚商議了很久，他們絞盡了腦汁，也商量不出一個好辦法。
曾國藩急了，他知道，如果要打起仗來，京城一帶駐軍空虛，哪裡是法國人的對手呢！當年道光帝派林則徐到廣東禁煙，又同意他以武力回擊英國人的武裝侵略，但後來仗打敗了，道光帝又把責任推到林則徐身上，将他革職充軍。
道光帝号稱聖明，頗想有所作為，尚且如此出爾反爾，更何況現在的寡婦孺子，那是更不會承擔責任的。
如果戰争失敗，自己肯定會成為把國家推進災難中的罪魁禍首，災難深重的國家也會遭受更大的損失……想到種種後果，曾國藩與崇厚相對而泣。
這個時候，曾國藩思緒萬千，即使是當年與太平軍的戰鬥到了最困苦最艱難的時候，曾國藩也沒有亂方寸，但這一次，曾國藩的确是有點亂了。
他最擔心的一點是，因為自己處理失當，從而招緻戰争。
自己的一世英名是小，要是清國再遭塗炭，他将因此背上沉重的枷鎖。
曾國藩無路可退了，他不得不為避免戰争而妥協。
曾國藩幾乎是發瘋了似的責令下屬搜尋事件中的激進分子，同時将原先安排回老家休假避風頭的張光藻和劉傑也收審起來。
一切都是無奈之舉，曾國藩隻得這樣做了。
7月20日，羅淑亞來見曾國藩，再次向曾國藩發出最後通牒。
羅淑亞的口氣非常蠻橫，堅持要殺張光藻、劉傑和陳國瑞三人，與此同時，提出的要求還包括：在教案中，外國人死了二十多人，因此中方也必須殺掉同樣數字的案犯。
曾國藩嚴詞拒絕了。
羅淑亞見目的沒有達到，拂袖而去。
曾國藩不得不進行兩手準備了。
在繼續談判的同時，他開始奏明朝廷，調集軍隊準備戰争，萬一談判破裂，必須做好打仗的準備。
曾國藩向朝廷建議，調集軍隊彙聚京津附近。
這個時候，曾國藩的湘軍已裁撤殆盡，所剩下的劉松山部以及左宗棠部都在西北鎮壓起義；李鴻章統率的淮軍也趕赴陝西支援。
唯一能調往天津進行防禦的隻有駐山東章丘的淮軍劉銘傳部以及曾國藩本人在保定新練的兩千多人馬。
于是，曾國藩接連緻函朝廷，要求将李鴻章和劉銘傳的軍隊移駐京津附近以防不測，并緻信劉銘傳，讓他火速帶兵趕到天津附近。
很快，劉銘傳的九千兵馬趕到了天津附近的滄州。
與此同時，在法方的強硬态度之下，曾國藩在初步請示朝廷之後，違心地答應了法方的要求。
7月21日，曾國藩将與洋人議定的結果報告給了朝廷：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發往黑龍江效力贖罪；賠償法、俄、英、美四國損失和撫恤費五十萬兩白銀；以殺人罪抵償洋人死亡數處死民衆二十人，以搶劫和傷人罪判處充軍杖徒二十五人。
在這份奏折中，曾國藩還詳細地報告了事情的前因後果： 臣等伏查此案起畔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牽涉教堂，并有挖眼剖心，作為藥材之語，遂緻積疑生忿，激成大變。
……惟此等謠傳，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揚州、天門，及本省之大名、廣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稱教堂拐騙丁口，或稱教堂挖眼剖心，或稱教堂誘污婦女。
厥後各處案雖議結，總未将檄文提貼虛實辨明白。
此次應查挖眼剖心，竟無确據，外間紛紛言有眼盈壇，亦無其事。
蓋殺孩壞屍，采生配藥，野番兇惡之族尚不肯為，英、法各國豈肯為此殘忍之行？以理決之，必無其事。
除此之外，曾國藩還分析了天津士民積憤的原因，即所謂“五疑”，即：一、教堂大門終年關閉，神秘莫測，房屋皆建地下室，疑為囚禁幼孩之用；二、中國人民至仁慈堂治病，恒久留不出；三、教士為瀕死者行洗禮，被疑為送入堂内皆見入而不見出；四、母子同在堂内，經年不得相見；五、堂中死人過多，掩埋多在夜間，又有二三屍一棺者，胸腹先腐，于是浮言大起。
鑒于此，曾國藩請求朝廷明降谕旨，宣布從前反教檄文揭帖所稱“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說多屬虛誣”，“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
” 讓曾國藩沒有想到的是，内閣在發抄請各位大臣議事時，将“五疑”的關鍵内容删掉了許多，這樣看起來曾國藩的态度完全是一邊倒。
因此，大臣們在讀到曾國藩的奏折後，群情激憤，朝野大嘩，那些遺老遺少們一個個号天叫地。
7月23日是一個無比炎熱的日子，慈禧、慈安與同治在乾清宮召集禦前會議，商議曾國藩的意見。
參加會議的有惇親王奕琮，大學士官文、瑞常、朱鳳标、倭仁，軍機大臣奕䜣、寶鋆、沈桂芬、李鴻藻，禦前大臣奕、景壽、伯彥讷谟祜，總理衙門大臣董恂、毛昶熙，弘德殿行走徐恫、翁同龢、桂清、廣壽等——看看這些人的名字，就會知道讨論的結果了。
會議的氣氛緊張異常，原本慈禧和慈安一直是“垂簾”聽政的，但這一次，不知是天氣炎熱還是一時忘了，兩太後的簾幕都沒有放下。
衆多的朝廷大臣，除了認為曾國藩辦事不妥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建議，隻是在那裡空談要對得起民衆。
商議的結果，還是沒有什麼辦法，隻好默認了曾國藩的處理意見。
會議開了一個多小時，因為天氣炎熱，每一個與會者都汗流浃背。
而且，他們的心情變得更糟，一個個長籲短歎。
總理衙門大臣（左起）：沈桂芬、董恂、毛昶熙 很快，在天津的曾國藩接到了上谕，對于此項結果，朝廷沒有明确表示同意，也沒有表示反對，隻是堂而皇之認為處理事宜，一定要使老百姓心服，“始能中外相安也”。
朝廷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對于曾國藩辦事不力，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奇怪的是，關于天津教案的處理意見尚沒有公布，就透露出去了。
輿論大嘩，無論是朝廷還是民間，已是一片反對聲。
尤其是民間，人們奔走相告，群情激憤。
情形對曾國藩越來越不利了。
在京的一些湘籍官員聯名緻書曾國藩，對其大加抨擊，更有激進者，還跑到北京的湖南會館，将所有書寫曾氏科第官階的匾額一并拆除，并要求開除曾國藩的會籍。
與曾氏交往多年的倭仁，也送書給曾國藩，要跟他絕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