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白雲蒼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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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是應慈禧的旨意來到天津的。
從接到上谕那一刻起，曾國藩就有着一種濃烈的不祥兆頭，自己身體如此衰弱，慈禧讓他來處理天津教案這個棘手事件，很明顯是别有用心的。
雖然朝廷一開始以試探的口氣在谕旨中詢問曾國藩：你最近的身體怎麼樣了？可以處理這件事嗎？但曾國藩知道，這件事情自己無論如何是推脫不了的，朝廷就是要讓他出面處理此事。
曾國藩的回答是：身為直隸總督，天津發生鬧事，我怎麼能不管呢？他還引用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的悲壯詩句自勉。
當然，這些都是做給别人看的。
曾國藩隐隐約約地知道，事到如今，自己是很難躲得過這一劫的。
對于慈禧，曾國藩充滿敬畏。
雖然隻是在京城時見過幾面，但看得出來，這個女子聰明無比，洞察力很強，也心狠手辣。
曾國藩曾在私下裡把她跟漢時的呂後、唐朝時的武則天相比較，曾國藩的結論是：比較而言，漢時的呂後是狠，兇殘無比，她可以毫不遲疑地殺掉韓信、陳郗，就足見她的兇狠；而唐朝時的武則天呢，霸氣十足，氣吞萬裡如虎，更像一個男人，她甚至有着漢魏武帝的風格，胸襟博大，極具個人魅力。
相比較而言，慈禧，這個江南小女子，倒是聰明伶俐，也最具有女人味，她善于運用女人的手段和方式來辦事，在輕描淡寫和風細雨中，達到她的目的。
當然，這個女人同樣是頗具膽略的，幾次關鍵時候的先下手為強，就可以看出她的心機和果敢。
曾國藩自認對于慈禧的心理狀态還是了解的——身為孤兒寡母，疑心病會尤其重，如果一意識到危險，肯定會先下手為強。
從總體上來說，慈禧一點也不比呂後和武後差，但這個女子是否成大器，就看這個時代的機緣了。
想到這裡，曾國藩不由苦笑了，畢竟，都是屬羊的。
都說屬羊的人命苦，看來是真的，自己就是一隻苦命的羊啊。
自己這頭老羊正被一隻年輕的母羊驅趕着，就要去赴湯蹈火。
當然，這一隻“母羊”也很命苦的，一對孤兒寡母看守着這搖搖欲墜的山河，也的确不容易。
曾國藩唯一擔心的就是“借刀殺人”，弱國無外交，在這樣的外交沖突中，自己很可能因此而身敗名裂。
曾國藩知道這個時代最敏感的就是中外國民的交往問題。
一個曾經的泱泱大國，顔面盡失之後，子民們當然是滿懷憤懑，當這種憤懑從一個出口噴薄而出的時候，哪裡會有什麼理性呢？往往造成激烈的矛盾和沖突，從而引發事端。
這時候，朝廷就會從中找一個替罪羊，本朝的林則徐、琦善等等，不都是這樣的命運嗎？如果流放，結局還算好，怕就怕給朝廷下手的借口。
此次去津，最有可能的，就是去當這樣一隻祭祀的羊。
對于“教案”一事，曾國藩并不陌生，曾國藩清楚地知道，“教案”的屢見不鮮，跟中國百姓的大衆心理有關。
鴉片戰争之後，一個泱泱大國在與洋人的對局中屢屢失敗，使得各界人士尤其是普通大衆積淤了強烈的忿恨情緒；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活動越來越公開化合法化也招緻了人們的不滿。
更令中國人氣憤的是，對中國道德倫理一知半解的外國傳教士們，在中國内地的地方事務中逐漸擁有了相當的特權：他們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享有“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他們在中國土地上觸犯了法律，隻有他們的“領事”才有權“按照他們的法律”進行處理，這實際是縱容傳教士們在中國土地上為所欲為。
那些一開始對中國國情不了解的外國傳教士很快就學會了清國的等級制度，他們和清國的官員一樣，也分成若幹等級，開始與清國的官員們平起平坐。
教會中的主教官職相當于清國的一品大員，與總督與巡撫平級；副主教與清國的司、道平級；神父和牧師則與清國的知府、知縣平級。
這樣，教會實際上也就成了另外一個政府，甚至有些人要求中國的百姓見了外國傳教士，同樣也要下跪磕頭。
除此之外，那些先行入教的中國地痞流氓，恃洋人為後台，為非作歹，更讓人們橫眉冷對。
有了這樣的大衆心理，也難怪那些百姓們會對教會群起而攻之。
這些年貴州、廣西、山西，都發生了很多當地人與洋教士沖突的“教案”，在這樣群起而攻之的過程中，也有一些人胡亂洩憤。
中國人人多勢衆，吃虧的，當然都是那些洋教士們，在教案中，教士屢屢被殺被打，教堂也被燒毀。
曾國藩清楚地知道，民衆隻要一聚集在一起，有些事情根本就無法控制。
人心當中那些複雜無比的情感和動機，又如何能把握住呢？結果，隻有天知道了。
接到上谕之後，曾國藩好長一陣子都在發呆。
他清楚地明白，此次去津，完全可能有去無回。
對自己這衰病之身，曾國藩倒是無甚留戀；官居一品，封侯拜相，也無甚遺憾了。
他最牽挂的就是兩個兒子，擔心他們今後若不能好好地立身處世，曾氏家族也會有一天突然敗落。
這樣的事，對于名門望族來說，幾乎不可避免，否極泰來，泰極否來，一切都太正常不過。
曾國藩唯一希望的是曾家敗落的時間能稍稍長一點。
當天晚上，曾國藩又給兒子們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寫寫停停，一直寫到雞鳴之時才完成。
總算把該交代的都交代了，曾國藩感到釋懷不少。
這封信一如既往地飽含了曾國藩的憂郁和擔心： 餘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
外國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嚣，俱難和葉，将來構怨興兵，恐緻激成大變。
餘此行反複籌思，殊無良策。
餘自鹹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負其初心。
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禀承。
茲略示一二，以備不虞。
餘若長逝，靈柩自以由運河搬回江南歸湘為便。
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但水陸略求兵勇護送而已。
餘曆年奏折，抄畢後存之家中，留予子孫觀覽，不可發刻送人，以其間可存者絕少。
所作古文，尤不可發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壯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耳。
如有知舊勸刻餘集者，婉言謝之可也。
切囑切囑。
餘生平略涉儒先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忮不求為重。
忮者嫉賢害能，妒功争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
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
忮不常見，每發露于名業相侔、勢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于貨财相接、仕進相妨之際。
将欲造福，先去忮心；将欲立品，先去求心。
忮不去，滿懷皆是荊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污。
餘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未能掃除淨盡。
爾等欲心地幹淨，宜于此二者痛下功夫，并願子孫世世戒之。
曆覽有國有家之興，皆由克勤克儉所緻；其衰也，則反是。
餘生平亦頗以勤字自勵，而實不能勤；亦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問實不能儉。
爾輩以後居家，要痛改衙門奢侈之習，力崇勤儉之德。
孝友為家庭之祥瑞。
吾早歲久宦京師，于孝養之道多疏，後來輾轉兵間，多獲諸弟之助，而吾毫無裨益于諸弟。
餘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
我身殁之後，爾等當視叔如父，視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
諸弟漸老，餘此生不審能否相見，爾輩若能從孝友二字切實講求，亦足為我彌縫缺憾耳。
1870年7月8日，曾國藩抵達天津。
那段時間，因為教案的爆發，這座城市就像發了高燒一樣群情激憤。
曾國藩的到來，似乎更加劇了地表的溫度。
大街小巷都在議論曾國藩将會怎樣處理這件棘手的事情。
一些人對于曾國藩寄予了厚望，一些人依舊是懷疑，而更多的人則是麻木不仁、幸災樂禍。
這個濱海的新城市在長時間與洋人打交道時所吃的啞巴虧，幾乎讓每一個人對于朝廷感到悲觀失望。
人們都用一種陌生的眼光看着這個傳奇性的直隸總督。
當曾國藩從轎子中走出，緩緩地踱着八字步邁入通商大臣府的時候，在府外，圍觀者人山人海。
當地很多平民和士紳都試圖跟曾國藩見面，借以表達自己的看法。
曾國藩一一接見了他們，耐心地聆聽了他們的闡述。
當年那個身材修長喜着紫衫的儒雅青年，如今已高顴突出，神色疲憊而昏瞑，他的一隻眼睛已沒有光亮了，隻有一隻眼睛，睜閉之間，不時發出一道精光。
沒到天津之前，曾國藩就已将教案的前因後果基本弄得一清二楚了。
一番聆聽之後，曾國藩更加了然。
一切都在曾國藩的預料之中——起因，并不複雜，複雜的是事件過程中的節外生枝，以及結果的無法控制——關于“天津教案”的一些具體細節，衆說紛纭，相對一緻的說法是：春天的時候，天津不斷發生迷拐幼童案件，官府抓獲了拐犯李所之、武蘭珍，這兩人交代，他們的迷藥是從教民王三那裡得到的。
于是，社會上紛紛傳說，罪魁禍首就是法國教堂，那些穿着黑色大袍的傳教士們，躲在那個有着尖尖屋頂的房子裡，把中國嬰兒剜眼掏心，制成藥材，然後販賣到自己國家。
與此同時，法國天主教堂的嬰兒因為瘟疫流行，照顧不周，導緻中國嬰兒死亡三四十人，屍體潰爛。
于是，人們湧向官府，要求官府徹查。
在這種情況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天津道周家勳等會同法國領事豐大業，對武蘭珍進行了審訊。
武蘭珍在審訊過程中，供詞破綻百出。
天津知府張光藻帶人初查無法落實之時，圍觀百姓與教堂因口角發生沖突。
法國天津領事豐大業帶人闖入三口
從接到上谕那一刻起，曾國藩就有着一種濃烈的不祥兆頭，自己身體如此衰弱，慈禧讓他來處理天津教案這個棘手事件，很明顯是别有用心的。
雖然朝廷一開始以試探的口氣在谕旨中詢問曾國藩：你最近的身體怎麼樣了？可以處理這件事嗎？但曾國藩知道，這件事情自己無論如何是推脫不了的，朝廷就是要讓他出面處理此事。
曾國藩的回答是：身為直隸總督，天津發生鬧事，我怎麼能不管呢？他還引用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的悲壯詩句自勉。
當然，這些都是做給别人看的。
曾國藩隐隐約約地知道，事到如今，自己是很難躲得過這一劫的。
對于慈禧，曾國藩充滿敬畏。
雖然隻是在京城時見過幾面，但看得出來，這個女子聰明無比，洞察力很強，也心狠手辣。
曾國藩曾在私下裡把她跟漢時的呂後、唐朝時的武則天相比較，曾國藩的結論是：比較而言，漢時的呂後是狠，兇殘無比，她可以毫不遲疑地殺掉韓信、陳郗，就足見她的兇狠；而唐朝時的武則天呢，霸氣十足，氣吞萬裡如虎，更像一個男人，她甚至有着漢魏武帝的風格，胸襟博大，極具個人魅力。
相比較而言，慈禧，這個江南小女子，倒是聰明伶俐，也最具有女人味，她善于運用女人的手段和方式來辦事，在輕描淡寫和風細雨中，達到她的目的。
當然，這個女人同樣是頗具膽略的，幾次關鍵時候的先下手為強，就可以看出她的心機和果敢。
曾國藩自認對于慈禧的心理狀态還是了解的——身為孤兒寡母，疑心病會尤其重，如果一意識到危險，肯定會先下手為強。
從總體上來說，慈禧一點也不比呂後和武後差，但這個女子是否成大器，就看這個時代的機緣了。
想到這裡，曾國藩不由苦笑了，畢竟，都是屬羊的。
都說屬羊的人命苦，看來是真的，自己就是一隻苦命的羊啊。
自己這頭老羊正被一隻年輕的母羊驅趕着，就要去赴湯蹈火。
當然，這一隻“母羊”也很命苦的，一對孤兒寡母看守着這搖搖欲墜的山河，也的确不容易。
曾國藩唯一擔心的就是“借刀殺人”，弱國無外交，在這樣的外交沖突中，自己很可能因此而身敗名裂。
曾國藩知道這個時代最敏感的就是中外國民的交往問題。
一個曾經的泱泱大國，顔面盡失之後，子民們當然是滿懷憤懑，當這種憤懑從一個出口噴薄而出的時候，哪裡會有什麼理性呢？往往造成激烈的矛盾和沖突，從而引發事端。
這時候，朝廷就會從中找一個替罪羊，本朝的林則徐、琦善等等，不都是這樣的命運嗎？如果流放，結局還算好，怕就怕給朝廷下手的借口。
此次去津，最有可能的，就是去當這樣一隻祭祀的羊。
對于“教案”一事，曾國藩并不陌生，曾國藩清楚地知道，“教案”的屢見不鮮，跟中國百姓的大衆心理有關。
鴉片戰争之後，一個泱泱大國在與洋人的對局中屢屢失敗，使得各界人士尤其是普通大衆積淤了強烈的忿恨情緒；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活動越來越公開化合法化也招緻了人們的不滿。
更令中國人氣憤的是，對中國道德倫理一知半解的外國傳教士們，在中國内地的地方事務中逐漸擁有了相當的特權：他們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享有“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他們在中國土地上觸犯了法律，隻有他們的“領事”才有權“按照他們的法律”進行處理，這實際是縱容傳教士們在中國土地上為所欲為。
那些一開始對中國國情不了解的外國傳教士很快就學會了清國的等級制度，他們和清國的官員一樣，也分成若幹等級，開始與清國的官員們平起平坐。
教會中的主教官職相當于清國的一品大員，與總督與巡撫平級；副主教與清國的司、道平級；神父和牧師則與清國的知府、知縣平級。
這樣，教會實際上也就成了另外一個政府，甚至有些人要求中國的百姓見了外國傳教士，同樣也要下跪磕頭。
除此之外，那些先行入教的中國地痞流氓，恃洋人為後台，為非作歹，更讓人們橫眉冷對。
有了這樣的大衆心理，也難怪那些百姓們會對教會群起而攻之。
這些年貴州、廣西、山西，都發生了很多當地人與洋教士沖突的“教案”，在這樣群起而攻之的過程中，也有一些人胡亂洩憤。
中國人人多勢衆，吃虧的，當然都是那些洋教士們，在教案中，教士屢屢被殺被打，教堂也被燒毀。
曾國藩清楚地知道，民衆隻要一聚集在一起，有些事情根本就無法控制。
人心當中那些複雜無比的情感和動機，又如何能把握住呢？結果，隻有天知道了。
接到上谕之後，曾國藩好長一陣子都在發呆。
他清楚地明白，此次去津，完全可能有去無回。
對自己這衰病之身，曾國藩倒是無甚留戀；官居一品，封侯拜相，也無甚遺憾了。
他最牽挂的就是兩個兒子，擔心他們今後若不能好好地立身處世，曾氏家族也會有一天突然敗落。
這樣的事，對于名門望族來說，幾乎不可避免，否極泰來，泰極否來，一切都太正常不過。
曾國藩唯一希望的是曾家敗落的時間能稍稍長一點。
當天晚上，曾國藩又給兒子們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寫寫停停，一直寫到雞鳴之時才完成。
總算把該交代的都交代了，曾國藩感到釋懷不少。
這封信一如既往地飽含了曾國藩的憂郁和擔心： 餘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
外國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嚣，俱難和葉，将來構怨興兵，恐緻激成大變。
餘此行反複籌思，殊無良策。
餘自鹹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負其初心。
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禀承。
茲略示一二，以備不虞。
餘若長逝，靈柩自以由運河搬回江南歸湘為便。
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但水陸略求兵勇護送而已。
餘曆年奏折，抄畢後存之家中，留予子孫觀覽，不可發刻送人，以其間可存者絕少。
所作古文，尤不可發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壯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耳。
如有知舊勸刻餘集者，婉言謝之可也。
切囑切囑。
餘生平略涉儒先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忮不求為重。
忮者嫉賢害能，妒功争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
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
忮不常見，每發露于名業相侔、勢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于貨财相接、仕進相妨之際。
将欲造福，先去忮心；将欲立品，先去求心。
忮不去，滿懷皆是荊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污。
餘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未能掃除淨盡。
爾等欲心地幹淨，宜于此二者痛下功夫，并願子孫世世戒之。
曆覽有國有家之興，皆由克勤克儉所緻；其衰也，則反是。
餘生平亦頗以勤字自勵，而實不能勤；亦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問實不能儉。
爾輩以後居家，要痛改衙門奢侈之習，力崇勤儉之德。
孝友為家庭之祥瑞。
吾早歲久宦京師，于孝養之道多疏，後來輾轉兵間，多獲諸弟之助，而吾毫無裨益于諸弟。
餘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
我身殁之後，爾等當視叔如父，視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
諸弟漸老，餘此生不審能否相見，爾輩若能從孝友二字切實講求，亦足為我彌縫缺憾耳。
1870年7月8日，曾國藩抵達天津。
那段時間，因為教案的爆發，這座城市就像發了高燒一樣群情激憤。
曾國藩的到來，似乎更加劇了地表的溫度。
大街小巷都在議論曾國藩将會怎樣處理這件棘手的事情。
一些人對于曾國藩寄予了厚望，一些人依舊是懷疑，而更多的人則是麻木不仁、幸災樂禍。
這個濱海的新城市在長時間與洋人打交道時所吃的啞巴虧，幾乎讓每一個人對于朝廷感到悲觀失望。
人們都用一種陌生的眼光看着這個傳奇性的直隸總督。
當曾國藩從轎子中走出，緩緩地踱着八字步邁入通商大臣府的時候，在府外，圍觀者人山人海。
當地很多平民和士紳都試圖跟曾國藩見面，借以表達自己的看法。
曾國藩一一接見了他們，耐心地聆聽了他們的闡述。
當年那個身材修長喜着紫衫的儒雅青年，如今已高顴突出，神色疲憊而昏瞑，他的一隻眼睛已沒有光亮了，隻有一隻眼睛，睜閉之間，不時發出一道精光。
沒到天津之前，曾國藩就已将教案的前因後果基本弄得一清二楚了。
一番聆聽之後，曾國藩更加了然。
一切都在曾國藩的預料之中——起因，并不複雜，複雜的是事件過程中的節外生枝，以及結果的無法控制——關于“天津教案”的一些具體細節，衆說紛纭，相對一緻的說法是：春天的時候，天津不斷發生迷拐幼童案件，官府抓獲了拐犯李所之、武蘭珍，這兩人交代，他們的迷藥是從教民王三那裡得到的。
于是，社會上紛紛傳說，罪魁禍首就是法國教堂，那些穿着黑色大袍的傳教士們，躲在那個有着尖尖屋頂的房子裡，把中國嬰兒剜眼掏心，制成藥材，然後販賣到自己國家。
與此同時，法國天主教堂的嬰兒因為瘟疫流行，照顧不周，導緻中國嬰兒死亡三四十人，屍體潰爛。
于是，人們湧向官府，要求官府徹查。
在這種情況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天津道周家勳等會同法國領事豐大業，對武蘭珍進行了審訊。
武蘭珍在審訊過程中，供詞破綻百出。
天津知府張光藻帶人初查無法落實之時，圍觀百姓與教堂因口角發生沖突。
法國天津領事豐大業帶人闖入三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