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大悟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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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對曾國藩的一生有個整體回顧的話，那麼，應該說，曾國藩離開江西戰場回到家鄉為父守孝的一年多，是他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這其中的意義，絕不亞于王陽明的“龍場悟道”。
當年，王陽明就是在貴州修文縣一個叫龍場的小山村中，悟出了人生的終極意義，也悟出了自己人生行走的方式。
同樣，更具宗教意味的是釋迦牟尼，在内心走投無路的情形下，菩提樹下“頓悟”，頓感大光明境界。
從某種意義上說，曾國藩同樣也有“頓悟”過程。
當曾國藩再次從白楊坪出山之時，一個新的曾國藩誕生了——由于悟出了人生進取和虛無的雙重意義，這個人已超然于世界之上，在精神上進入自由王國了。
從此之後的曾國藩悲憫、達觀、清醒，富有超然的洞察力，以及無時不在的蒼涼感。
父親的喪事辦完之後，曾國藩開始消受老家白楊坪的田園生活了。
每天，曾國藩總是早早起床，然後，就在自己所住的白玉堂附近散步。
山村的早晨是甯靜安詳的，空氣裡總有霧霭，缥缥缈缈的，像絲綢一樣滑來滑去；白楊坪的風景也好：春天，漫山遍野的映山紅會熱烈開放，山色如潑了顔色一樣，紅一塊，黃一塊，綠一塊的；夏天，到處都是荷葉飄香，荷花綻放……鳥是任何季節都有的，它們的啁啾無所不在，尤其是春天裡，白楊坪一帶，到處莺歌燕舞，叫得最歡的，就是布谷、黃雀以及鹧鸪了。
因為有鳥鳴相伴，人也會變得輕松愉快起來。
有時候，興緻上來，曾國藩還會帶着紀澤、紀鴻等，攀登對面的高嵋山。
從山上俯瞰白楊坪，會覺得整個白楊坪就像一塊巨大的未被世人染指的美玉一樣，伏在山水的深處。
那條溪水和那座團山，猶如蛟龍在寶盆中嬉戲。
曾國藩清楚地記得二十四歲那一年，自己赴京趕考，曾寫了一首詩： 高嵋山下是侬家，年年歲歲鬥物華。
老柏有情還憶我，夭桃無語自開花。
幾回南國思紅豆，曾記西風浣碧紗。
最是故園難忘處，待莺亭畔路三叉。
在曾國藩的生涯中，這首詩，是對白楊坪最初的感慨。
時間一天天地過去了，這種安靜而無聊的日子，曾國藩倒也過得有滋有味，畢竟，經過那麼多年理學的熏陶，曾國藩定力非凡。
況且，他本來就不算是一個熱衷于權力和利益的人。
像衆多富有情調的傳統知識分子一樣，曾國藩喜歡的是恬靜的田園生活，耕耘，讀書，無事時享受自然風光，也享受天倫之樂。
在荷葉塘家中的廳堂上，還挂着當年曾國藩應父親之邀撰寫的一副對聯： 有詩書，有田園，家風半讀半耕，但以箕裘本祖澤； 無官守，無言責，時事不聞不問，隻将艱巨會兒曹。
這樣的對聯，是曾國藩本性的寫照。
對于生活本身，曾國藩本來就沒有什麼要求，對于榮華富貴，也沒有什麼興趣。
他的生活簡單而苛刻，甚至，都有點苦行僧的成分了。
曾國藩每餐幾乎隻吃一個菜，即使是多上幾個菜，他也隻揀靠自己最近的那盤吃，至于其他菜，基本不動筷子。
對于生活，曾國藩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來，人的欲望是無限的，不能一味迎合，相反，還應該有意識地控制和壓抑，應注重的，是精神方面的提升。
這一點，程朱理學和佛教有着相同點，它們走的都是“戒、定、慧”之路——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方能修成正果。
日子過得很快，很快，湖南的雨季到了，原本清新明朗的小山村，一下子變得陰郁、空蕩、冷濕，天空也愈發變得灰暗。
雨一直下個不停，淅淅瀝瀝不緊不慢，像開了頭卻忘了結尾似的。
一段時間之後，曾國藩突然變得莫名憂郁起來。
一個重要的征兆就是，每天晚上上床之後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着。
因為休息不好神經衰弱，曾國藩的脾氣變得很大，開始變得莫名焦躁，看不進書，也不想練字，有時候，曾國藩會莫名其妙地因為一些小事呵斥弟弟們，甚至，竟沒有風度地責怪弟媳。
家裡人都被曾國藩搞得神情緊張，唯恐這位長兄會突然不高興發脾氣。
每次事情平息下來之後，曾國藩都會覺得很内疚，他自己也弄不清是怎麼一回事，難道是自己提前進入老年了？或者，是内心深處因為願望沒有滿足而感到失落嗎？ 戰争讓曾國藩充滿了失望。
這種失望，在某種程度上，并不是對戰争的勝負或者結果，而就是對戰争本身。
湘軍出道以來，把各地的戰場都算上，幾乎是三日一小打五日一大打。
蒼山洱海，殘陽如血，其殘酷程度、激烈程度，都非常人所能想象。
曾國藩把戰争比作“血肉磨坊”，它的殘酷讓曾國藩觸目驚心。
尤其是對人性在戰争中的扭曲和醜陋，曾國藩更感絕望。
在和平環境裡，人性，至少還有邊緣和底線吧，輕易之間，是不突破底線的；但在戰争中，人性之中的兇殘與醜陋幾乎無法控制。
平日裡曾國藩孜孜追求的清明和理性，在戰争的環境中，更是無從談起。
人，還應該是動物吧，要不在身上，怎麼會殘留那麼多獸性呢！在戰争中，獸性就如洪水一樣，以一種不可扭轉的勢頭鋪天蓋地。
如此的兇殘和暴戾，想起來，就讓曾國藩心驚肉跳。
戰争讓曾國藩失望，也使其充滿痛苦。
痛苦在于，曾國藩不得不改變自己；而自己，又不滿意，甚至厭惡這種改變。
多年來理學的熏陶，已讓曾國藩習慣于用榮辱感以及道德的是非标準來判斷問題，對待任何事情，都力求在道德範圍之内，争取做到中庸完美。
在某種程度上，曾國藩甚至算得上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也是一個保守的道德主義者。
但戰争讓曾國藩的經世之心遭遇了阻力，在更多的時候，曾國藩不得不屈從戰鬥本身，以勝敗來約束自己的行動。
戰争的目的就是全力争勝，在這樣的根本面前，曾國藩不得不讓自己的内心和行為扭曲，不得不讓道德和榮譽妥協，不得不向那個龐大而腐朽的官場妥協。
對于腐朽的官場風氣，曾國藩先前一直是很厭惡的，但現在，他不得不低聲下氣周旋其中，乞求那些道德敗壞的大大小小官員的支持。
曾國藩清楚地知道，要赢得戰争的勝利，自己的手下盡量地少犧牲，他必須得委屈自己。
曾國藩困惑的根本在于，即使是這場戰争勝利了，這個龐大的帝國也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和進步。
自己犧牲一切拼命來維系這樣的道統，又有什麼實質性的意義呢？ 讓曾國藩感到失望的還有自己的部下。
一開始，曾國藩對于自己組建的湘軍，還抱有理想化的成分。
在他看來，自己親手建立的軍隊應該是一支紀律嚴明、愛民如子、攻無不克、戰無不
這其中的意義，絕不亞于王陽明的“龍場悟道”。
當年，王陽明就是在貴州修文縣一個叫龍場的小山村中，悟出了人生的終極意義，也悟出了自己人生行走的方式。
同樣，更具宗教意味的是釋迦牟尼，在内心走投無路的情形下，菩提樹下“頓悟”，頓感大光明境界。
從某種意義上說，曾國藩同樣也有“頓悟”過程。
當曾國藩再次從白楊坪出山之時，一個新的曾國藩誕生了——由于悟出了人生進取和虛無的雙重意義，這個人已超然于世界之上，在精神上進入自由王國了。
從此之後的曾國藩悲憫、達觀、清醒，富有超然的洞察力，以及無時不在的蒼涼感。
父親的喪事辦完之後，曾國藩開始消受老家白楊坪的田園生活了。
每天，曾國藩總是早早起床，然後，就在自己所住的白玉堂附近散步。
山村的早晨是甯靜安詳的，空氣裡總有霧霭，缥缥缈缈的，像絲綢一樣滑來滑去；白楊坪的風景也好：春天，漫山遍野的映山紅會熱烈開放，山色如潑了顔色一樣，紅一塊，黃一塊，綠一塊的；夏天，到處都是荷葉飄香，荷花綻放……鳥是任何季節都有的，它們的啁啾無所不在，尤其是春天裡，白楊坪一帶，到處莺歌燕舞，叫得最歡的，就是布谷、黃雀以及鹧鸪了。
因為有鳥鳴相伴，人也會變得輕松愉快起來。
有時候，興緻上來，曾國藩還會帶着紀澤、紀鴻等，攀登對面的高嵋山。
從山上俯瞰白楊坪，會覺得整個白楊坪就像一塊巨大的未被世人染指的美玉一樣，伏在山水的深處。
那條溪水和那座團山，猶如蛟龍在寶盆中嬉戲。
曾國藩清楚地記得二十四歲那一年，自己赴京趕考，曾寫了一首詩： 高嵋山下是侬家，年年歲歲鬥物華。
老柏有情還憶我，夭桃無語自開花。
幾回南國思紅豆，曾記西風浣碧紗。
最是故園難忘處，待莺亭畔路三叉。
在曾國藩的生涯中，這首詩，是對白楊坪最初的感慨。
時間一天天地過去了，這種安靜而無聊的日子，曾國藩倒也過得有滋有味，畢竟，經過那麼多年理學的熏陶，曾國藩定力非凡。
況且，他本來就不算是一個熱衷于權力和利益的人。
像衆多富有情調的傳統知識分子一樣，曾國藩喜歡的是恬靜的田園生活，耕耘，讀書，無事時享受自然風光，也享受天倫之樂。
在荷葉塘家中的廳堂上，還挂着當年曾國藩應父親之邀撰寫的一副對聯： 有詩書，有田園，家風半讀半耕，但以箕裘本祖澤； 無官守，無言責，時事不聞不問，隻将艱巨會兒曹。
這樣的對聯，是曾國藩本性的寫照。
對于生活本身，曾國藩本來就沒有什麼要求，對于榮華富貴，也沒有什麼興趣。
他的生活簡單而苛刻，甚至，都有點苦行僧的成分了。
曾國藩每餐幾乎隻吃一個菜，即使是多上幾個菜，他也隻揀靠自己最近的那盤吃，至于其他菜，基本不動筷子。
對于生活，曾國藩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來，人的欲望是無限的，不能一味迎合，相反，還應該有意識地控制和壓抑，應注重的，是精神方面的提升。
這一點，程朱理學和佛教有着相同點，它們走的都是“戒、定、慧”之路——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方能修成正果。
日子過得很快，很快，湖南的雨季到了，原本清新明朗的小山村，一下子變得陰郁、空蕩、冷濕，天空也愈發變得灰暗。
雨一直下個不停，淅淅瀝瀝不緊不慢，像開了頭卻忘了結尾似的。
一段時間之後，曾國藩突然變得莫名憂郁起來。
一個重要的征兆就是，每天晚上上床之後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着。
因為休息不好神經衰弱，曾國藩的脾氣變得很大，開始變得莫名焦躁，看不進書，也不想練字，有時候，曾國藩會莫名其妙地因為一些小事呵斥弟弟們，甚至，竟沒有風度地責怪弟媳。
家裡人都被曾國藩搞得神情緊張，唯恐這位長兄會突然不高興發脾氣。
每次事情平息下來之後，曾國藩都會覺得很内疚，他自己也弄不清是怎麼一回事，難道是自己提前進入老年了？或者，是内心深處因為願望沒有滿足而感到失落嗎？ 戰争讓曾國藩充滿了失望。
這種失望，在某種程度上，并不是對戰争的勝負或者結果，而就是對戰争本身。
湘軍出道以來，把各地的戰場都算上，幾乎是三日一小打五日一大打。
蒼山洱海，殘陽如血，其殘酷程度、激烈程度，都非常人所能想象。
曾國藩把戰争比作“血肉磨坊”，它的殘酷讓曾國藩觸目驚心。
尤其是對人性在戰争中的扭曲和醜陋，曾國藩更感絕望。
在和平環境裡，人性，至少還有邊緣和底線吧，輕易之間，是不突破底線的；但在戰争中，人性之中的兇殘與醜陋幾乎無法控制。
平日裡曾國藩孜孜追求的清明和理性，在戰争的環境中，更是無從談起。
人，還應該是動物吧，要不在身上，怎麼會殘留那麼多獸性呢！在戰争中，獸性就如洪水一樣，以一種不可扭轉的勢頭鋪天蓋地。
如此的兇殘和暴戾，想起來，就讓曾國藩心驚肉跳。
戰争讓曾國藩失望，也使其充滿痛苦。
痛苦在于，曾國藩不得不改變自己；而自己，又不滿意，甚至厭惡這種改變。
多年來理學的熏陶，已讓曾國藩習慣于用榮辱感以及道德的是非标準來判斷問題，對待任何事情，都力求在道德範圍之内，争取做到中庸完美。
在某種程度上，曾國藩甚至算得上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也是一個保守的道德主義者。
但戰争讓曾國藩的經世之心遭遇了阻力，在更多的時候，曾國藩不得不屈從戰鬥本身，以勝敗來約束自己的行動。
戰争的目的就是全力争勝，在這樣的根本面前，曾國藩不得不讓自己的内心和行為扭曲，不得不讓道德和榮譽妥協，不得不向那個龐大而腐朽的官場妥協。
對于腐朽的官場風氣，曾國藩先前一直是很厭惡的，但現在，他不得不低聲下氣周旋其中，乞求那些道德敗壞的大大小小官員的支持。
曾國藩清楚地知道，要赢得戰争的勝利，自己的手下盡量地少犧牲，他必須得委屈自己。
曾國藩困惑的根本在于，即使是這場戰争勝利了，這個龐大的帝國也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和進步。
自己犧牲一切拼命來維系這樣的道統，又有什麼實質性的意義呢？ 讓曾國藩感到失望的還有自己的部下。
一開始，曾國藩對于自己組建的湘軍，還抱有理想化的成分。
在他看來，自己親手建立的軍隊應該是一支紀律嚴明、愛民如子、攻無不克、戰無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