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後記：曆史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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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本《晚清有個袁世凱》寫完了，“晚清三部曲”也寫完了，不想再寫了。關于曆史的困惑，也随着清晰度的增加，變得越來越多。
曆史是什麼？從字面上看，曆史（history），似乎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他的”，另一個，則是“故事”。那麼，曆史到底是誰的故事呢？是曾經發生的故事，還是某種旨意确定的“理”的故事？在時間不能倒流的前提下，一種不可否認的推測就是，曆史一直帶有很強的主觀性，它隻是曆史學家對于事情的描述，在那種對不可再現的事實的描述當中，曆史已不可避免地夾雜上一相情願的臆度了。
有關曆史的内涵，就是在如此深究之後，變得越來越讓人困惑。這種困惑，跟我們身邊的很多困惑一樣，都是屬于時間範疇的。時間，是一切困惑的本源。一般情況下，曆史是對于過去事件的記載，但過去時光所具有的萬千氣象，又豈是靠單純的文字或者影像所能記載和描述的？在這種情況下，曆史會不可避免地被取舍和歪曲，整理成對現實有意義的過程，以自己的認識加以貫串，用所能夠理解的邏輯組織一個對于過去的诠釋。這樣的曆史，在某種程度上就像按照某種要求架構的一幢房子，或者一具僵死的标本——那種機械而僵死的房子和标本，是代替不了活生生的曆史的。
一個大膽的說法油然出自我對于曆史的直覺，那就是，如果我們身處的當代，本身即是由一些不可預知、無法控制的力量所塑造，因而無法把握和判斷的話，那麼，以往曆史學家相信，并且簡單而武斷地總結，更算是不知天高地厚了。現實如此無法判斷，對曆史就能夠輕而易舉地下結論嗎？曆史和現實一直有着關聯，它從來就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盡管社會飛速發展日新月異，但“萬物由心生”，那種由人心而滋生的各種各樣的關系，卻有相同的本質。也因此，古今之間的關系從來就是雙向的，對現實的曲解，往往來源于對曆史的無知，而對現實漠然無知的人，要了解曆史也是徒勞無功的。一個真正的曆史學家，應該盡可能地生活在當下，他必須與全部的生活之源泉——現在，保持不斷的接觸，必須在找到所有可能被發現的重要證據之外，還要有最敏銳的領悟力和洞察力，有最豐富的同情心，以及最高超和最合理的想象力。
在很大程度上，曆史的研究一直是有問題的，尤其是我們引以自豪的數千年的中國曆史。它的問題，就如同文化和社會存在的問題一樣——一直缺乏清醒的自知，缺乏開闊的視野，在很多時候，它既迂闊封閉、自以為是，又索然無味、小氣局促；既帶有制度的專制性，也帶有認識的單一性、情緒的焦躁性，以及結論的武斷性。
對于我來說，我一直喜歡的是那種活着的、散發着呼吸氣息的曆史。這樣的曆史，不是從一個墳墓到一個墳墓，一段竹簡到一段竹簡，或者像擺放骨灰盒的架子一樣，把那些曆史人物分門别類。我喜歡的，是那種浸淫過心靈的曆史。這樣的曆史，才是真實的曆史，才是在這個世界上真正活過的曆史。曆史所顯示的“真”，隻是由某一個角度觀察的“真”，是缺乏生命和活力的；而對于一個曆史領悟者來說，他一定要有一種吹氣成活的魔力，讓這個“真”活起來。這種“點石成金”的魔力，來源于對曆史的理解力，也來源于對于生活、現實以及人性的洞察力。
法國曆史學家馬克·布洛赫在《曆史學家的技藝》一書中這樣寫道：“我們要警惕，不要讓曆史學失去了詩意。”在這位曆史年鑒學派的一代宗師看來，一聽到曆史具有詩意便感到惶恐不安，或者以為在曆史中訴諸情感便有損理智和客觀的态度，都是荒唐而愚蠢的。曆史的真實應該永遠向心靈開放——一個真正的曆史學家，應該尋找自由自在、人們喜聞樂見且有文學氣息的曆史學傳統，就像當年司馬遷撰寫《史記》一樣。曆史感的培養，并非局限于曆史本身，當今的知識、現實的生活往往會以一種更直接的方式，幫助人們了解曆史，在過去與當下之間，是有屬于因果律的會通性的。
進入曆史的最好方式是什麼呢？對待曆史，放下天使或者審判者的架子，少一點人為的标簽，多一分理解和明白。隻有在明白之中，才能找到曆史的真實路徑。
我的寫作《晚清有個袁世凱》，也基于此。
是為後記。
曆史是什麼？從字面上看，曆史（history），似乎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他的”，另一個，則是“故事”。那麼，曆史到底是誰的故事呢？是曾經發生的故事，還是某種旨意确定的“理”的故事？在時間不能倒流的前提下，一種不可否認的推測就是，曆史一直帶有很強的主觀性，它隻是曆史學家對于事情的描述，在那種對不可再現的事實的描述當中，曆史已不可避免地夾雜上一相情願的臆度了。
有關曆史的内涵，就是在如此深究之後，變得越來越讓人困惑。這種困惑，跟我們身邊的很多困惑一樣，都是屬于時間範疇的。時間，是一切困惑的本源。一般情況下，曆史是對于過去事件的記載，但過去時光所具有的萬千氣象，又豈是靠單純的文字或者影像所能記載和描述的？在這種情況下，曆史會不可避免地被取舍和歪曲，整理成對現實有意義的過程，以自己的認識加以貫串，用所能夠理解的邏輯組織一個對于過去的诠釋。這樣的曆史，在某種程度上就像按照某種要求架構的一幢房子，或者一具僵死的标本——那種機械而僵死的房子和标本，是代替不了活生生的曆史的。
一個大膽的說法油然出自我對于曆史的直覺，那就是，如果我們身處的當代，本身即是由一些不可預知、無法控制的力量所塑造，因而無法把握和判斷的話，那麼，以往曆史學家相信，并且簡單而武斷地總結，更算是不知天高地厚了。現實如此無法判斷，對曆史就能夠輕而易舉地下結論嗎？曆史和現實一直有着關聯，它從來就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盡管社會飛速發展日新月異，但“萬物由心生”，那種由人心而滋生的各種各樣的關系，卻有相同的本質。也因此，古今之間的關系從來就是雙向的，對現實的曲解，往往來源于對曆史的無知，而對現實漠然無知的人，要了解曆史也是徒勞無功的。一個真正的曆史學家，應該盡可能地生活在當下，他必須與全部的生活之源泉——現在，保持不斷的接觸，必須在找到所有可能被發現的重要證據之外，還要有最敏銳的領悟力和洞察力，有最豐富的同情心，以及最高超和最合理的想象力。
在很大程度上，曆史的研究一直是有問題的，尤其是我們引以自豪的數千年的中國曆史。它的問題，就如同文化和社會存在的問題一樣——一直缺乏清醒的自知，缺乏開闊的視野，在很多時候，它既迂闊封閉、自以為是，又索然無味、小氣局促；既帶有制度的專制性，也帶有認識的單一性、情緒的焦躁性，以及結論的武斷性。
對于我來說，我一直喜歡的是那種活着的、散發着呼吸氣息的曆史。這樣的曆史，不是從一個墳墓到一個墳墓，一段竹簡到一段竹簡，或者像擺放骨灰盒的架子一樣，把那些曆史人物分門别類。我喜歡的，是那種浸淫過心靈的曆史。這樣的曆史，才是真實的曆史，才是在這個世界上真正活過的曆史。曆史所顯示的“真”，隻是由某一個角度觀察的“真”，是缺乏生命和活力的；而對于一個曆史領悟者來說，他一定要有一種吹氣成活的魔力，讓這個“真”活起來。這種“點石成金”的魔力，來源于對曆史的理解力，也來源于對于生活、現實以及人性的洞察力。
法國曆史學家馬克·布洛赫在《曆史學家的技藝》一書中這樣寫道：“我們要警惕，不要讓曆史學失去了詩意。”在這位曆史年鑒學派的一代宗師看來，一聽到曆史具有詩意便感到惶恐不安，或者以為在曆史中訴諸情感便有損理智和客觀的态度，都是荒唐而愚蠢的。曆史的真實應該永遠向心靈開放——一個真正的曆史學家，應該尋找自由自在、人們喜聞樂見且有文學氣息的曆史學傳統，就像當年司馬遷撰寫《史記》一樣。曆史感的培養，并非局限于曆史本身，當今的知識、現實的生活往往會以一種更直接的方式，幫助人們了解曆史，在過去與當下之間，是有屬于因果律的會通性的。
進入曆史的最好方式是什麼呢？對待曆史，放下天使或者審判者的架子，少一點人為的标簽，多一分理解和明白。隻有在明白之中，才能找到曆史的真實路徑。
我的寫作《晚清有個袁世凱》，也基于此。
是為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