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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到民國的轉變，幾乎是在1911年辛亥武昌起義及以後的四個月内完成的。
改朝換代如此迅速，使得絕大多數國人一時反應不過來。
其後，權力的更替更是節奏頻繁，各路人馬粉墨登場，如走馬燈一樣讓人眼花缭亂。
袁世凱去世之後，在短暫的時間裡，出現了平靜的局面。
不是在于人們還沉湎于憂傷之中，而是各派勢力一下子失去了聲讨的目标，也失去了洩憤的情緒，矛盾得到了緩和，無法再讓人們熱血沸騰了。
一個盹恍過來之後，人們突然發現，最終控制這個新生共和國的，卻是那些胸無點墨的軍人。
這樣的局面不由讓大家失望——原先人們的初衷，是建立一個民主的共和國，散發着活力和熱情。
沒想到最後呈現的，卻是一個由軍閥執政、武力維系的不倫不類的政府。
不僅僅是在中央，在所有的地方，都是軍方當家說了算。
于是，在廣大的農村地區，人們紛紛要求參軍，因為參軍不僅可以養家糊口，還可以參與政治，成為地方的控制者。
很快，人們又開始不滿意了，道統和法統打作一團，派系紛争接連不斷，地盤和養兵問題成了政治糾葛的關鍵所在。
一邊是戰争和割據，各種勢力繼續争吵；另一邊則是外國勢力的咄咄推進。
伴随這一切的，無形之中，還有傳統生活方式和社會環境的破壞。
一個群龍無首、紛争亂鬥的軍閥時代到來了。
在既無王朝，又缺少強有力人物和執政黨的情況下，中國變成了一盤散沙。
崛起的願望正被各種各樣的幹擾牽扯，道路在選擇中變得混亂，狹隘卻很頑強的民族主義，以及生怕本國文化被消滅的弱小民族心态如野草一樣瘋長。
這也難怪，當一個古老而優秀的民族淪落到任人随意欺淩的地步時，那種自尊的強烈反彈是最自然不過的了。
在此之後的情形是，當思想遭遇思想，野心面對野心之時，……就隻有靠槍杆子說話了。
在戰争暴力以及弱肉強食的商業競争面前，原先柔弱的智力以及安逸的文明被淘汰了，人們不得不去發揮體力、精力、勇氣，以及被長期壓制的男性氣質。
暴亂和反抗日益增加，破壞遠遠大于建設。
人們等不及了，人們等不及合乎正義的事情和道理被接受，等不及公衆的福音降臨；而正義，常為一些莫名其妙的力量半路搶劫，或者被一些難以理解的法律秩序所犧牲。
在那些苦大仇深的人看來，所謂的法律秩序，看起來冠冕堂皇，都無非是拱衛帶有私利的公共權威壓迫弱者的工具，它們的目的，就是加深當權者的邪惡……這樣的社會現狀，在人們心目中撒下了仇恨的種子。
這種情況下，革命的到來，是注定的事，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當所有的道路都插着“此路不通”的标牌時，人們隻能選擇铤而走險。
以夢想來代替理性；以暴力，來抵抗時間的折磨。
1919年初，中國現代史的重要見證者和參與者梁啟超來到了歐洲。
此時的歐洲，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滿目瘡痍，一片荒涼。
戰争的幸存者沮喪，彷徨。
梁啟超原本是帶着希望來到歐洲的，看到如此情景，聯想到中國正在效仿西方進行的制度改革，不由失望和震驚。
在《歐遊心影錄》中，梁啟超這樣描述道：全社會人心都陷入懷疑、沉悶、畏懼之中，好像失去了
改朝換代如此迅速，使得絕大多數國人一時反應不過來。
其後，權力的更替更是節奏頻繁，各路人馬粉墨登場，如走馬燈一樣讓人眼花缭亂。
袁世凱去世之後，在短暫的時間裡，出現了平靜的局面。
不是在于人們還沉湎于憂傷之中，而是各派勢力一下子失去了聲讨的目标，也失去了洩憤的情緒，矛盾得到了緩和，無法再讓人們熱血沸騰了。
一個盹恍過來之後，人們突然發現，最終控制這個新生共和國的，卻是那些胸無點墨的軍人。
這樣的局面不由讓大家失望——原先人們的初衷，是建立一個民主的共和國，散發着活力和熱情。
沒想到最後呈現的，卻是一個由軍閥執政、武力維系的不倫不類的政府。
不僅僅是在中央，在所有的地方，都是軍方當家說了算。
于是，在廣大的農村地區，人們紛紛要求參軍，因為參軍不僅可以養家糊口，還可以參與政治，成為地方的控制者。
很快，人們又開始不滿意了，道統和法統打作一團，派系紛争接連不斷，地盤和養兵問題成了政治糾葛的關鍵所在。
一邊是戰争和割據，各種勢力繼續争吵；另一邊則是外國勢力的咄咄推進。
伴随這一切的，無形之中，還有傳統生活方式和社會環境的破壞。
一個群龍無首、紛争亂鬥的軍閥時代到來了。
在既無王朝，又缺少強有力人物和執政黨的情況下，中國變成了一盤散沙。
崛起的願望正被各種各樣的幹擾牽扯，道路在選擇中變得混亂，狹隘卻很頑強的民族主義，以及生怕本國文化被消滅的弱小民族心态如野草一樣瘋長。
這也難怪，當一個古老而優秀的民族淪落到任人随意欺淩的地步時，那種自尊的強烈反彈是最自然不過的了。
在此之後的情形是，當思想遭遇思想，野心面對野心之時，……就隻有靠槍杆子說話了。
在戰争暴力以及弱肉強食的商業競争面前，原先柔弱的智力以及安逸的文明被淘汰了，人們不得不去發揮體力、精力、勇氣，以及被長期壓制的男性氣質。
暴亂和反抗日益增加，破壞遠遠大于建設。
人們等不及了，人們等不及合乎正義的事情和道理被接受，等不及公衆的福音降臨；而正義，常為一些莫名其妙的力量半路搶劫，或者被一些難以理解的法律秩序所犧牲。
在那些苦大仇深的人看來，所謂的法律秩序，看起來冠冕堂皇，都無非是拱衛帶有私利的公共權威壓迫弱者的工具，它們的目的，就是加深當權者的邪惡……這樣的社會現狀，在人們心目中撒下了仇恨的種子。
這種情況下，革命的到來，是注定的事，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當所有的道路都插着“此路不通”的标牌時，人們隻能選擇铤而走險。
以夢想來代替理性；以暴力，來抵抗時間的折磨。
1919年初，中國現代史的重要見證者和參與者梁啟超來到了歐洲。
此時的歐洲，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滿目瘡痍，一片荒涼。
戰争的幸存者沮喪，彷徨。
梁啟超原本是帶着希望來到歐洲的，看到如此情景，聯想到中國正在效仿西方進行的制度改革，不由失望和震驚。
在《歐遊心影錄》中，梁啟超這樣描述道：全社會人心都陷入懷疑、沉悶、畏懼之中，好像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