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奸雄，還是能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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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我總試圖根據袁世凱的言行，判斷他的性格，也探究他的本質。
判斷一個政治人物的性格和内心，從來就是有難度的。
難度在于，在很大程度上，一個政治人物的所作所為，很難斷定是出于本心，還是出于權術。
政治往往是個博弈的過程，是各種力量之間的鬥争和妥協，這種鬥争和妥協不是以某個人的善良或殘忍為轉移的。
一個政治人物的所作所為，往往是出于利益，或者是為了赢得什麼，才去做表面文章的，至于他的真實内心，跟自己的行為往往南轅北轍。
盡管如此，在大量的行為中，還是可以暴露出一個人的真實思想和心理的，問題的核心在于去僞存真的判斷。
這對我們的要求就是，必須睜大眼睛，不被一些假象所迷惑，也不能否認表象後面的真實。
這一點，對于研究和判斷曆史，是極其重要的。
1916年，梁啟超幫助護國軍聲讨袁世凱時，曾經發表了一篇政論文章《袁世凱之解剖》——由希望而失望的梁啟超，以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态，對袁世凱進行了犀利的解剖。
在梁啟超看來，袁世凱有七大缺點，具體表現為：缺乏現代國家觀念；驕慢自大，不能容人；以經驗治國，凡事臨時對付；法律觀念薄弱；專制成癖；不能用正人君子及有用之才；功攬諸己，過推諸人，萬事不負責任等。
梁啟超對袁世凱的評價，雖然稍顯片面而絕對，但在總體上來說，還是中肯和貼切的。
梁啟超對袁世凱的定位，跟人們對袁世凱長期以來形成的印象基本吻合，那就是：這是一個功名心和權力欲非常強的人，就像當年的曹孟德；他最熱衷和最喜好的，就是權力遊戲；政治手腕異常娴熟，培養黨朋；不舍不棄，直至爬到權力的最高點。
但問題在于，袁世凱本來就是舊制度下的官僚，他所具有的缺點和弱點，既是那個制度本身的缺點和弱點，也是那種文化本身的缺點和弱點。
處在那種封建專制社會之中，受這樣的文化熏陶的人，有哪一個，沒有這樣的軟肋呢？ 一直以來，人們在探讨袁世凱恢複帝制運動時，有意無意忽略的一個根本點是：袁世凱的洪憲帝制，究竟是為了君主立憲，還是為了恢複封建專制？雖然君主立憲與君主專制同為擁有君主，但二者不能混為一談，而是有着質的區别。
君主專制是落後的封建方式，而君主立憲，卻具有資産階級民主的意義。
隻有搞清這一點，才能對袁世凱的洪憲運動作出正确判斷。
從個人角度來分析，袁世凱在恢複帝制的運動中始終表現出猶豫和遲疑，說明他内心是有所顧忌的。
如果袁世凱出于獨裁目的，想獨攬國家大權的話，他根本就不必去當那個皇帝。
1914年以後的袁世凱，已經是權傾天下了。
按照朱爾典等人的看法，袁世凱當時的政治權力架構，已超過英皇、德皇，甚至比美國總統的權力都要大很多。
袁世凱要成為君主立憲的君主，首先必須得拱手讓出很大一部分權力，隻成為國家的象征。
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袁世凱還是要當皇帝呢？合理的解釋隻有兩種：一是袁世凱在内心當中極其看重皇帝的名号——畢竟，皇帝是“九五之尊”啊！是人生的巅峰，是中國文化和傳統的最高理想。
每一個受傳統中國文化影響的中國人，在内心深處，都有一個皇帝夢。
就袁世凱而言，他當然有這樣的夢，并且，比别人強烈得多。
在這理想追求下，袁世凱要實現個人的最大價值，當然是當皇帝，成為民衆的皇帝，成為一個現代的、仁慈的、公正的、開明的國君。
并且，皇帝是世襲制，如果當上了皇帝，整個家族也會永垂不朽。
二是袁世凱當皇帝的确有很大的無奈成分：一方面是舉國上下一片要求他當皇帝，“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另一方面也是為中國政治尋找一種最适合的模式，為政權尋找表明合法性基礎的象征符号。
出于對“中國傳統”的妥協，袁世凱最終決定挺身出任“虛君”，以滿足各方面的需要。
從總體上來看，袁世凱是有得也有失的。
至于真實想法到底如何，恐怕隻有袁世凱才清楚；或者說，連袁世凱自己也不清楚，怎麼會走到這一步，他就像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推動着，恍惚之中，就像坐上了過山車，經曆了人生之中的大起大伏。
alt 1915年，中、俄、蒙談話代表合影 應該說，洪憲帝制自始至終是在君主立憲的旗号下進行的，但就其機構而言，袁世凱所做的，似乎缺乏某種系統性——恢複皇權的同時，袁世凱所進行的以“三權分立”為特征的工作表現得并不充分，他隻是在恢複皇帝，相關的立法機構和内閣并沒有同時恢複。
雖然從頒布的“新皇室規範”中可以看出某些對于皇權的監督機制和法律，比如： ……自親王以下至于宗室，犯法治罪與庶民一律；親王、郡王可以為海陸軍官，但不得組織政黨，并擔任重要政府官員；永廢太監制度；凡皇室親屬不得經營商業，與庶民争利…… 這樣的條例，對于皇權的限制，是比較接近于君主立憲制的，也與封建君主專制有本質的區别，但這樣的條例，從一開始，就不是旗幟鮮明的，它一直淹沒在紛繁的條例之中，很難讓人看出袁世凱的真實企圖。
袁世凱在這上面所表現出的模糊和優柔，應該是引起形勢混亂的重要原因。
不過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盡管袁世凱在君主立憲以及君主專制的概念上，表現出某種模糊性，但看得出來，袁世凱所想實行的，還是一個與以前
判斷一個政治人物的性格和内心，從來就是有難度的。
難度在于，在很大程度上，一個政治人物的所作所為，很難斷定是出于本心，還是出于權術。
政治往往是個博弈的過程，是各種力量之間的鬥争和妥協，這種鬥争和妥協不是以某個人的善良或殘忍為轉移的。
一個政治人物的所作所為，往往是出于利益，或者是為了赢得什麼，才去做表面文章的，至于他的真實内心，跟自己的行為往往南轅北轍。
盡管如此，在大量的行為中，還是可以暴露出一個人的真實思想和心理的，問題的核心在于去僞存真的判斷。
這對我們的要求就是，必須睜大眼睛，不被一些假象所迷惑，也不能否認表象後面的真實。
這一點，對于研究和判斷曆史，是極其重要的。
1916年，梁啟超幫助護國軍聲讨袁世凱時，曾經發表了一篇政論文章《袁世凱之解剖》——由希望而失望的梁啟超，以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态，對袁世凱進行了犀利的解剖。
在梁啟超看來，袁世凱有七大缺點，具體表現為：缺乏現代國家觀念；驕慢自大，不能容人；以經驗治國，凡事臨時對付；法律觀念薄弱；專制成癖；不能用正人君子及有用之才；功攬諸己，過推諸人，萬事不負責任等。
梁啟超對袁世凱的評價，雖然稍顯片面而絕對，但在總體上來說，還是中肯和貼切的。
梁啟超對袁世凱的定位，跟人們對袁世凱長期以來形成的印象基本吻合，那就是：這是一個功名心和權力欲非常強的人，就像當年的曹孟德；他最熱衷和最喜好的，就是權力遊戲；政治手腕異常娴熟，培養黨朋；不舍不棄，直至爬到權力的最高點。
但問題在于，袁世凱本來就是舊制度下的官僚，他所具有的缺點和弱點，既是那個制度本身的缺點和弱點，也是那種文化本身的缺點和弱點。
處在那種封建專制社會之中，受這樣的文化熏陶的人，有哪一個，沒有這樣的軟肋呢？ 一直以來，人們在探讨袁世凱恢複帝制運動時，有意無意忽略的一個根本點是：袁世凱的洪憲帝制，究竟是為了君主立憲，還是為了恢複封建專制？雖然君主立憲與君主專制同為擁有君主，但二者不能混為一談，而是有着質的區别。
君主專制是落後的封建方式，而君主立憲，卻具有資産階級民主的意義。
隻有搞清這一點，才能對袁世凱的洪憲運動作出正确判斷。
從個人角度來分析，袁世凱在恢複帝制的運動中始終表現出猶豫和遲疑，說明他内心是有所顧忌的。
如果袁世凱出于獨裁目的，想獨攬國家大權的話，他根本就不必去當那個皇帝。
1914年以後的袁世凱，已經是權傾天下了。
按照朱爾典等人的看法，袁世凱當時的政治權力架構，已超過英皇、德皇，甚至比美國總統的權力都要大很多。
袁世凱要成為君主立憲的君主，首先必須得拱手讓出很大一部分權力，隻成為國家的象征。
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袁世凱還是要當皇帝呢？合理的解釋隻有兩種：一是袁世凱在内心當中極其看重皇帝的名号——畢竟，皇帝是“九五之尊”啊！是人生的巅峰，是中國文化和傳統的最高理想。
每一個受傳統中國文化影響的中國人，在内心深處，都有一個皇帝夢。
就袁世凱而言，他當然有這樣的夢，并且，比别人強烈得多。
在這理想追求下，袁世凱要實現個人的最大價值，當然是當皇帝，成為民衆的皇帝，成為一個現代的、仁慈的、公正的、開明的國君。
并且，皇帝是世襲制，如果當上了皇帝，整個家族也會永垂不朽。
二是袁世凱當皇帝的确有很大的無奈成分：一方面是舉國上下一片要求他當皇帝，“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另一方面也是為中國政治尋找一種最适合的模式，為政權尋找表明合法性基礎的象征符号。
出于對“中國傳統”的妥協，袁世凱最終決定挺身出任“虛君”，以滿足各方面的需要。
從總體上來看，袁世凱是有得也有失的。
至于真實想法到底如何，恐怕隻有袁世凱才清楚；或者說，連袁世凱自己也不清楚，怎麼會走到這一步，他就像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推動着，恍惚之中，就像坐上了過山車，經曆了人生之中的大起大伏。
alt 1915年，中、俄、蒙談話代表合影 應該說，洪憲帝制自始至終是在君主立憲的旗号下進行的，但就其機構而言，袁世凱所做的，似乎缺乏某種系統性——恢複皇權的同時，袁世凱所進行的以“三權分立”為特征的工作表現得并不充分，他隻是在恢複皇帝，相關的立法機構和内閣并沒有同時恢複。
雖然從頒布的“新皇室規範”中可以看出某些對于皇權的監督機制和法律，比如： ……自親王以下至于宗室，犯法治罪與庶民一律；親王、郡王可以為海陸軍官，但不得組織政黨，并擔任重要政府官員；永廢太監制度；凡皇室親屬不得經營商業，與庶民争利…… 這樣的條例，對于皇權的限制，是比較接近于君主立憲制的，也與封建君主專制有本質的區别，但這樣的條例，從一開始，就不是旗幟鮮明的，它一直淹沒在紛繁的條例之中，很難讓人看出袁世凱的真實企圖。
袁世凱在這上面所表現出的模糊和優柔，應該是引起形勢混亂的重要原因。
不過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盡管袁世凱在君主立憲以及君主專制的概念上，表現出某種模糊性，但看得出來，袁世凱所想實行的，還是一個與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