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陰謀，還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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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否則要負一切嚴重後果之責。
日置益同時話裡有話地威脅說：“中國革命黨與日在野人士過從甚密，勢力甚大，倘袁政府不表示友好，則日政府實難控制革命黨不在中國行事。
”又說：“日本人民皆反對袁總統，彼等相信總統為有力的排日者，其政府亦采取遠交近攻之政策。
總統如接受此種要求，日本人民将感覺友好，日本政府從此對袁總統亦能遇事相助也。
”這明顯地就是要袁世凱拿國家利益跟日本做交易。
袁世凱當然知道日本公使的目的何在，袁世凱不卑不亢地回答說：“中日兩國親善，為我之夙願，但至于交涉事宜，應由外交部主管辦理，當交曹（汝霖）次長帶回外部，由外交總長與貴公使交涉。
”說完之後，袁世凱将《覺書》往桌上一擱，并未當場展閱。
從18日晚到21日，袁世凱連續召開了由外交總長、各部總長、參議院議長等參加的會議，商談對策。
袁世凱說：“日本這次提出的《覺書》，意義很深，他們趁歐戰方酣，各國無暇東顧，見我國事已定，隐懷疑忌，故提出《覺書》，意在控制我國，不可輕視。
至《覺書》第五項，竟以朝鮮視我國，萬萬不可商議。
”袁世凱征詢政界和軍隊将領的意見：如果拒不接受“二十一條”，同日本開戰，一決高低如何？得到的答複是，如果開戰，必敗無疑。
雖然民間勢力反日的情緒高漲，但如果沒有實力的保證，一腔熱血又有什麼用呢？隻會帶來更大的損失，造成無謂的犧牲。
戰争，畢竟是靠實力說話的，這一點，袁世凱最清楚不過。
據說，當袁世凱詢問戰争的可能性時，僅段祺瑞一人主張一戰。
袁世凱問可以打多久，段祺瑞的回答是：可以堅持一天，以後的事就交給大總統親自處理了。
這樣的回答，等于宣告根本無實力應戰。
嚴峻的形勢擺在袁世凱面前：如果答應“二十一條”，中國将跟朝鮮的地位相同，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如果不答應，以目前中國的軍事實力，實在是難以抵擋日本的全面進攻。
兩難的境況下，隻有通過談判力争主權少受損失。
外交從來就是以實力說話，沒有實力，談判又何從談起呢？從有關資料來看，袁世凱全程指揮了“二十一條”的談判過程。
袁世凱采取了當年李鴻章的方法，一邊拖延時間，一邊寄希望“以夷制夷”，将日本的計劃透露出去，以引起西方列強的注意，形成幹涉——袁世凱讓談判團逐條逐項與日本進行談判，慢慢地磨，慢慢地拖，規定每周談一次，每次談一個下午，一直從一月談到五月。
在這個過程中，袁世凱甚至以調整外交人員的方式來争取時間——中途将主談的孫寶琦改任審計院院長，調陸徵祥代為主持。
陸徵祥是個有名的慢性子，每次談判時，先要寒暄、泡茶，一番周折耗去很多談判時間，急得日本人呱呱亂叫。
對于袁世凱政府來說，這實在是無可奈何的方式。
袁世凱給談判團明确的原則是：涉及領土完整的内容不讓步；第五号明确拒絕；先從第二号内容（即涉及南滿和東蒙地區有關内容者）逐條力争，不連及其他條款。
袁世凱細細地對“二十一條”進行了逐條手批，作為外交部談判的依據。
至今尚可見到袁世凱對于“二十一條”完整的手批件三份（一份原件，一份修改稿和最後通牒），上面除了袁世凱用朱筆黑筆圈點的注重号外，逐條批的長短文字達七十六條之多，許多細節都給予了明确意見。
因為“二十一條”是秘密交涉，談判的同時，袁世凱指示陸徵祥、顧維鈞、蔡廷alt以及中國政府的洋顧問莫裡森等人，暗中将“二十一條”的内容透露出去。
“二十一條”的有關内容在美、英等國的報紙上公布後，全球嘩然，抗議聲一片。
湖南學生彭超留下血書後，憤然投江自盡；年輕的毛澤東寫下了《明恥篇》，手書“何以報仇，在我學子”；正在日本留學的李大钊，發出了《告全國父老書》，呼籲抵制“二十一條”；北京二十萬人到中央公園集會，捐款一百萬作為救國基金；上海國民外交後援會等緻電袁世凱誓死反對……全球華人同仇敵忾，聲讨日本的罪行。
連被袁世凱通緝的同盟會諸元老黃興、陳炯明、柏文蔚等，也公開呼籲暫停革命，一緻對日。
黃興還寫信勸慰孫中山：應即放棄讨袁工作，免為日本所逞。
值得一提的是，群情激憤之下，當時剛滿二十四歲，在美國留學的胡适卻異常冷靜，他在《給全體中國同學的一封公開信》中寫道：“就我看來，我們留學生在這個時候，在離中國這麼遠的地方，所應該做的是：讓我們冷靜下來，盡我們的責任，就是讀書，不要被報章的喧嚣引導離開我們最重要的任務。
讓我們嚴肅地、冷靜地、不顧騷擾、不被動搖地讀我們的書。
好好準備自己，等到我們的國家克服了這個危機之後——我們深信她必須克服這個危機——好去幫助她進步。
或者，如果必要的話，去使她從死亡裡複活過來……” 強大的輿論和國際壓力之下，日本人想盡快結束談判，主動就一些條款作了讓步，并于1915年5月7日向袁世凱發出了四十八小時必須滿足日本要求的最後通牒。
與此同時，日本海軍艦也開進了中國渤海，準備向中國發動進攻。
黑雲壓城之際，袁世凱仍在最後通牒的文本中手批
日置益同時話裡有話地威脅說：“中國革命黨與日在野人士過從甚密，勢力甚大，倘袁政府不表示友好，則日政府實難控制革命黨不在中國行事。
”又說：“日本人民皆反對袁總統，彼等相信總統為有力的排日者，其政府亦采取遠交近攻之政策。
總統如接受此種要求，日本人民将感覺友好，日本政府從此對袁總統亦能遇事相助也。
”這明顯地就是要袁世凱拿國家利益跟日本做交易。
袁世凱當然知道日本公使的目的何在，袁世凱不卑不亢地回答說：“中日兩國親善，為我之夙願，但至于交涉事宜，應由外交部主管辦理，當交曹（汝霖）次長帶回外部，由外交總長與貴公使交涉。
”說完之後，袁世凱将《覺書》往桌上一擱，并未當場展閱。
從18日晚到21日，袁世凱連續召開了由外交總長、各部總長、參議院議長等參加的會議，商談對策。
袁世凱說：“日本這次提出的《覺書》，意義很深，他們趁歐戰方酣，各國無暇東顧，見我國事已定，隐懷疑忌，故提出《覺書》，意在控制我國，不可輕視。
至《覺書》第五項，竟以朝鮮視我國，萬萬不可商議。
”袁世凱征詢政界和軍隊将領的意見：如果拒不接受“二十一條”，同日本開戰，一決高低如何？得到的答複是，如果開戰，必敗無疑。
雖然民間勢力反日的情緒高漲，但如果沒有實力的保證，一腔熱血又有什麼用呢？隻會帶來更大的損失，造成無謂的犧牲。
戰争，畢竟是靠實力說話的，這一點，袁世凱最清楚不過。
據說，當袁世凱詢問戰争的可能性時，僅段祺瑞一人主張一戰。
袁世凱問可以打多久，段祺瑞的回答是：可以堅持一天，以後的事就交給大總統親自處理了。
這樣的回答，等于宣告根本無實力應戰。
嚴峻的形勢擺在袁世凱面前：如果答應“二十一條”，中國将跟朝鮮的地位相同，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如果不答應，以目前中國的軍事實力，實在是難以抵擋日本的全面進攻。
兩難的境況下，隻有通過談判力争主權少受損失。
外交從來就是以實力說話，沒有實力，談判又何從談起呢？從有關資料來看，袁世凱全程指揮了“二十一條”的談判過程。
袁世凱采取了當年李鴻章的方法，一邊拖延時間，一邊寄希望“以夷制夷”，将日本的計劃透露出去，以引起西方列強的注意，形成幹涉——袁世凱讓談判團逐條逐項與日本進行談判，慢慢地磨，慢慢地拖，規定每周談一次，每次談一個下午，一直從一月談到五月。
在這個過程中，袁世凱甚至以調整外交人員的方式來争取時間——中途将主談的孫寶琦改任審計院院長，調陸徵祥代為主持。
陸徵祥是個有名的慢性子，每次談判時，先要寒暄、泡茶，一番周折耗去很多談判時間，急得日本人呱呱亂叫。
對于袁世凱政府來說，這實在是無可奈何的方式。
袁世凱給談判團明确的原則是：涉及領土完整的内容不讓步；第五号明确拒絕；先從第二号内容（即涉及南滿和東蒙地區有關内容者）逐條力争，不連及其他條款。
袁世凱細細地對“二十一條”進行了逐條手批，作為外交部談判的依據。
至今尚可見到袁世凱對于“二十一條”完整的手批件三份（一份原件，一份修改稿和最後通牒），上面除了袁世凱用朱筆黑筆圈點的注重号外，逐條批的長短文字達七十六條之多，許多細節都給予了明确意見。
因為“二十一條”是秘密交涉，談判的同時，袁世凱指示陸徵祥、顧維鈞、蔡廷alt以及中國政府的洋顧問莫裡森等人，暗中将“二十一條”的内容透露出去。
“二十一條”的有關内容在美、英等國的報紙上公布後，全球嘩然，抗議聲一片。
湖南學生彭超留下血書後，憤然投江自盡；年輕的毛澤東寫下了《明恥篇》，手書“何以報仇，在我學子”；正在日本留學的李大钊，發出了《告全國父老書》，呼籲抵制“二十一條”；北京二十萬人到中央公園集會，捐款一百萬作為救國基金；上海國民外交後援會等緻電袁世凱誓死反對……全球華人同仇敵忾，聲讨日本的罪行。
連被袁世凱通緝的同盟會諸元老黃興、陳炯明、柏文蔚等，也公開呼籲暫停革命，一緻對日。
黃興還寫信勸慰孫中山：應即放棄讨袁工作，免為日本所逞。
值得一提的是，群情激憤之下，當時剛滿二十四歲，在美國留學的胡适卻異常冷靜，他在《給全體中國同學的一封公開信》中寫道：“就我看來，我們留學生在這個時候，在離中國這麼遠的地方，所應該做的是：讓我們冷靜下來，盡我們的責任，就是讀書，不要被報章的喧嚣引導離開我們最重要的任務。
讓我們嚴肅地、冷靜地、不顧騷擾、不被動搖地讀我們的書。
好好準備自己，等到我們的國家克服了這個危機之後——我們深信她必須克服這個危機——好去幫助她進步。
或者，如果必要的話，去使她從死亡裡複活過來……” 強大的輿論和國際壓力之下，日本人想盡快結束談判，主動就一些條款作了讓步，并于1915年5月7日向袁世凱發出了四十八小時必須滿足日本要求的最後通牒。
與此同時，日本海軍艦也開進了中國渤海，準備向中國發動進攻。
黑雲壓城之際，袁世凱仍在最後通牒的文本中手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