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公心，還是私利？
關燈
小
中
大
統繼承，這樣就避免了因共和制所引起的變更紛争。
很多國家因為共和制所産生的紛争，幾年就會出現一次，此聯彼抗，會引起全國性的動蕩。
如果加上有野心的外國乘機縱橫于各派之間，挑撥離間，那麼就會出現如此局面：一是各國瓜分中國；二是各國出兵代中國平亂，最後也是亡國。
所以，楊度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實行君主立憲制是救亡圖強的最佳方案。
應該說，楊度這篇論述君主立憲制的文章，既考慮到了中國國情，也考慮到了文化傳統，并且列舉了中國實行共和制之後出現的種種問題，如果單純從學理角度進行探讨，本來也無可厚非。
但這篇文章在中國已經轉入民主共和國體的情況下抛出，可以說是從思想上和理論上引起了一片動蕩。
從根本上說，一個國家具體實行什麼國體，是否共和與立憲，與其說是理性的安排，是各國根據自己實際情況所做的自我選擇，還不如說是時勢的産物。
也許，在中國沒有選擇共和制之前，君主立憲可能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但中國既然已經選擇了共和的道路，那麼，這個龐大的古國在負重前行一段時間之後，就不容易，也無法再掉頭走回頭路了。
曆史前行中的反複，很容易授人以柄，并引發混亂。
這樣的情況，就如同一輛負重前行的車輛一樣，既然已經行駛了，而且提速了，又突然轉向，那種巨大的離心力，是很容易導緻翻車出事的。
這種改弦更張所造成的巨大的後果，是楊度沒有考慮到的。
alt 古德諾（中）與中國官員合影 楊度完成這一篇鴻文之後，一方面呈送袁世凱，另一方面，又在軍政各界中廣為散發，繼而又在報章上公開發表，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影響和共鳴。
袁世凱在讀到楊度的這一篇文章之後，深有感觸，一方面是中華民國成立後的一系列問題，讓袁世凱大傷腦筋；另外一方面，是袁世凱一直有君主立憲的情結，對于這種國體相對親切和熟悉。
袁世凱最崇尚的，是德國的君主政治制度。
在他看來，中國和德國在傳統上有諸多相似之處，都是強調國家利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集體利益至上，對個人的權利，個人的自由，較少給予考慮。
德國之所以能在短時期内迅速崛起，與它擁有強大專制力量的立憲政治制度有關。
隻有相對專制的制度，才能保證一個孱弱的國家排除各種各樣的幹擾，全身心地投入經濟建設，迅速走向富強。
無獨有偶，如果說楊度的觀點代表一部分國人觀點的話，那麼，同樣在這個夏天，美國人古德諾闡述的理論，似乎更能代表國際上一些人的看法，因而對袁世凱更具參考價值。
1915年8月，袁世凱的憲政顧問、極富名望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古德諾，應邀到中國考察一番後，根據考察成果寫成《共和與君主論》一文，發表在《亞細亞報》上。
古德諾的這篇文章，從純學理、法理出發，對歐美國家的政治制度一一進行了評述。
主要觀點是：就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制而言，并沒有孰優孰劣的區分，關鍵在于是否适合本國國情，因為政治制度的決定，關鍵在于本國的曆史沿脈和傳統。
古德諾所言，也是考察歐美各國的實際情形後得出的結論。
在論及中國國體時，古德諾論證道，中國有數千年的帝制，大多數人民智識不高，也沒有參政習慣。
四年前中國由封建專制一舉變為共和，顯得太突然，跨越太大，因而很難有良好結果。
古德諾認為，君主國體比共和政體更适合中國，這點不容懷疑。
以中國曆史、傳統、經濟狀況及其與外國列強的關系狀況，采取君主制比采取共和制更有利于國家的發展。
與楊度的看法一緻，古德諾認為，君主制還可使中國政治趨于穩定，避免在總統繼承問題上釀成禍亂，因為中國人不太懂民主，很難保證在民主政治的實施過程中不使用武力。
如果這樣，中國就會有分裂的危險。
如果要保持國家獨立，中國必須發展立憲政府。
與楊度、古德諾持有相同觀點的，還有中國政府的法律顧問、日本人有賀長雄。
有賀長雄也寫了一篇《新式國家三要件論》，認為一個新式國家必須具備三大要素：一是以民主規則運行的國會，二是司法獨立，三是小學教育之發達。
有賀長雄認為，中國目前尚不具備這三大要素，因此還是以“舊式”帝制為好。
接着，有賀長雄又寫了《日本立憲而強》一文，鼓吹日本之所以迅速富強，就是因為采取了君主立憲政體。
言外之意就是，中國如果實行君主立憲，一定會很快強大起來。
楊度、古德諾以及有賀長雄之流的鼓與呼，很讓中國當時一批政要，尤其讓遺老遺少以及舊式知識分子找到了共鳴。
很多人從簡單化概念化的理解出發，以為國體一變，隻要中國出現皇帝，有新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很多社會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在這當中，最積極鼓吹和響應的，就是袁世凱的大兒子袁克定。
袁克定這時候已從德國療傷歸來，一直向袁世凱大肆鼓吹德國的先進制度，包括君主制等等。
袁克定鼓吹君主制，是有私心的，君主制為世襲，袁世凱如果當皇帝，直接的受益者，就是袁克定自己。
1915年8月，在袁克定的直接策動下，由楊度領銜，聯合孫毓筠、嚴複、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共同發起成立了“籌安會”，時稱“六君子”。
在這六個人當中，除了楊度是著名的“湖湘才子”之外，劉師培和嚴複是學術泰鬥；孫毓筠、李燮和、胡瑛曾是同盟會的骨幹，辛亥革命時都是沖鋒陷陣的人物，曾經當過省都督。
在他們當中，嚴複的思想較有代表性——在嚴複看來，根據文明進化論的規律，中國最好還是保留帝制，但應進行适當的憲法約束，應在激進與保守之間，尋找平衡點；況且，民智的淺深與君權的輕重一直成反比，在民智尚未真正開化的情況下，倉促實行西方民主，可能會引起社會的激變。
個性怪戾的嚴複對袁世凱也有“一針見血”的評價，在嚴複看來，袁世凱充其量隻是帝制時代一個能幹的總督或者巡撫，如果要帶領國家與列強相抗衡，則太缺乏科學和哲學知識，也太無世界眼光；但嚴複又認為，隻有袁世凱才是當下中國唯一的強者，代表着秩序和集權，即使不能立即采取強國的措施，至少也能盡快結束讓人瘋狂的無政府狀态，制止中國走向分裂。
“籌安會”在發表的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時，全國人民激于一時情感，倉促成立共和國體，沒有人敢于提出不同意見，以緻很多“深知之士”明知其後患無窮，也“不得不委曲附從，以免一時危亡之禍”。
宣言援引了拉丁美洲各國内戰不止的事例，證明共和制的不切合實際。
宣言同時表明，籌安會的宗旨，就是以學術團體，“籌一國之安”，“将于國勢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摅己見，以盡切磋之議”，希望“全國遠識之士，惠然肯來，共相商榷”。
“籌安會”開始的宗旨是對帝制進行單純的理論探索，但随着事态的進展，很快就發展成為帝制搖旗呐喊的組織了。
籌安會在北京成立之後，又在各省成立了分部。
随後，籌安會組織了會員進行國體投票，投票的結果自然是贊成帝制。
接着，籌安會發出第二次宣言，準備組織各界公民請願團，向參政院遞交更改國體的請願書。
恢複帝制浪潮就這樣愈演愈烈。
在這種形勢下，參政院開會，研究處理公民請願問題。
政事堂左丞楊士琦代表袁世凱發表書面講話，聲稱：“維持共和國體，尤為本大總統當盡之職分。
近見各省國民紛紛向代行立法院請願改革國體，于本大總統現居之地位，似難相容，然大總統之地位，本為國民所公舉，自應仍聽之國民。
”這種吞吞吐吐的表态，對于變更國體态度不明，似乎既是贊成又是反對。
不過弦外之音顯然很清楚，那就是如果全國人民硬要袁世凱做皇帝的話，他也會尊重和服從國民的意願。
alt 蔡锷簽名 袁世凱的半推半就，明顯地就是慫恿人們繼續努力。
人們看出了
很多國家因為共和制所産生的紛争，幾年就會出現一次，此聯彼抗，會引起全國性的動蕩。
如果加上有野心的外國乘機縱橫于各派之間，挑撥離間，那麼就會出現如此局面：一是各國瓜分中國；二是各國出兵代中國平亂，最後也是亡國。
所以，楊度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實行君主立憲制是救亡圖強的最佳方案。
應該說，楊度這篇論述君主立憲制的文章，既考慮到了中國國情，也考慮到了文化傳統，并且列舉了中國實行共和制之後出現的種種問題，如果單純從學理角度進行探讨，本來也無可厚非。
但這篇文章在中國已經轉入民主共和國體的情況下抛出，可以說是從思想上和理論上引起了一片動蕩。
從根本上說，一個國家具體實行什麼國體，是否共和與立憲，與其說是理性的安排，是各國根據自己實際情況所做的自我選擇，還不如說是時勢的産物。
也許，在中國沒有選擇共和制之前，君主立憲可能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但中國既然已經選擇了共和的道路，那麼，這個龐大的古國在負重前行一段時間之後，就不容易，也無法再掉頭走回頭路了。
曆史前行中的反複，很容易授人以柄，并引發混亂。
這樣的情況，就如同一輛負重前行的車輛一樣，既然已經行駛了，而且提速了，又突然轉向，那種巨大的離心力，是很容易導緻翻車出事的。
這種改弦更張所造成的巨大的後果，是楊度沒有考慮到的。
alt 古德諾（中）與中國官員合影 楊度完成這一篇鴻文之後，一方面呈送袁世凱，另一方面，又在軍政各界中廣為散發，繼而又在報章上公開發表，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影響和共鳴。
袁世凱在讀到楊度的這一篇文章之後，深有感觸，一方面是中華民國成立後的一系列問題，讓袁世凱大傷腦筋；另外一方面，是袁世凱一直有君主立憲的情結，對于這種國體相對親切和熟悉。
袁世凱最崇尚的，是德國的君主政治制度。
在他看來，中國和德國在傳統上有諸多相似之處，都是強調國家利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集體利益至上，對個人的權利，個人的自由，較少給予考慮。
德國之所以能在短時期内迅速崛起，與它擁有強大專制力量的立憲政治制度有關。
隻有相對專制的制度，才能保證一個孱弱的國家排除各種各樣的幹擾，全身心地投入經濟建設，迅速走向富強。
無獨有偶，如果說楊度的觀點代表一部分國人觀點的話，那麼，同樣在這個夏天，美國人古德諾闡述的理論，似乎更能代表國際上一些人的看法，因而對袁世凱更具參考價值。
1915年8月，袁世凱的憲政顧問、極富名望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古德諾，應邀到中國考察一番後，根據考察成果寫成《共和與君主論》一文，發表在《亞細亞報》上。
古德諾的這篇文章，從純學理、法理出發，對歐美國家的政治制度一一進行了評述。
主要觀點是：就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制而言，并沒有孰優孰劣的區分，關鍵在于是否适合本國國情，因為政治制度的決定，關鍵在于本國的曆史沿脈和傳統。
古德諾所言，也是考察歐美各國的實際情形後得出的結論。
在論及中國國體時，古德諾論證道，中國有數千年的帝制，大多數人民智識不高，也沒有參政習慣。
四年前中國由封建專制一舉變為共和，顯得太突然，跨越太大，因而很難有良好結果。
古德諾認為，君主國體比共和政體更适合中國，這點不容懷疑。
以中國曆史、傳統、經濟狀況及其與外國列強的關系狀況，采取君主制比采取共和制更有利于國家的發展。
與楊度的看法一緻，古德諾認為，君主制還可使中國政治趨于穩定，避免在總統繼承問題上釀成禍亂，因為中國人不太懂民主，很難保證在民主政治的實施過程中不使用武力。
如果這樣，中國就會有分裂的危險。
如果要保持國家獨立，中國必須發展立憲政府。
與楊度、古德諾持有相同觀點的，還有中國政府的法律顧問、日本人有賀長雄。
有賀長雄也寫了一篇《新式國家三要件論》，認為一個新式國家必須具備三大要素：一是以民主規則運行的國會，二是司法獨立，三是小學教育之發達。
有賀長雄認為，中國目前尚不具備這三大要素，因此還是以“舊式”帝制為好。
接着，有賀長雄又寫了《日本立憲而強》一文，鼓吹日本之所以迅速富強，就是因為采取了君主立憲政體。
言外之意就是，中國如果實行君主立憲，一定會很快強大起來。
楊度、古德諾以及有賀長雄之流的鼓與呼，很讓中國當時一批政要，尤其讓遺老遺少以及舊式知識分子找到了共鳴。
很多人從簡單化概念化的理解出發，以為國體一變，隻要中國出現皇帝，有新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很多社會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在這當中，最積極鼓吹和響應的，就是袁世凱的大兒子袁克定。
袁克定這時候已從德國療傷歸來，一直向袁世凱大肆鼓吹德國的先進制度，包括君主制等等。
袁克定鼓吹君主制，是有私心的，君主制為世襲，袁世凱如果當皇帝，直接的受益者，就是袁克定自己。
1915年8月，在袁克定的直接策動下，由楊度領銜，聯合孫毓筠、嚴複、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共同發起成立了“籌安會”，時稱“六君子”。
在這六個人當中，除了楊度是著名的“湖湘才子”之外，劉師培和嚴複是學術泰鬥；孫毓筠、李燮和、胡瑛曾是同盟會的骨幹，辛亥革命時都是沖鋒陷陣的人物，曾經當過省都督。
在他們當中，嚴複的思想較有代表性——在嚴複看來，根據文明進化論的規律，中國最好還是保留帝制，但應進行适當的憲法約束，應在激進與保守之間，尋找平衡點；況且，民智的淺深與君權的輕重一直成反比，在民智尚未真正開化的情況下，倉促實行西方民主，可能會引起社會的激變。
個性怪戾的嚴複對袁世凱也有“一針見血”的評價，在嚴複看來，袁世凱充其量隻是帝制時代一個能幹的總督或者巡撫，如果要帶領國家與列強相抗衡，則太缺乏科學和哲學知識，也太無世界眼光；但嚴複又認為，隻有袁世凱才是當下中國唯一的強者，代表着秩序和集權，即使不能立即采取強國的措施，至少也能盡快結束讓人瘋狂的無政府狀态，制止中國走向分裂。
“籌安會”在發表的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時，全國人民激于一時情感，倉促成立共和國體，沒有人敢于提出不同意見，以緻很多“深知之士”明知其後患無窮，也“不得不委曲附從，以免一時危亡之禍”。
宣言援引了拉丁美洲各國内戰不止的事例，證明共和制的不切合實際。
宣言同時表明，籌安會的宗旨，就是以學術團體，“籌一國之安”，“将于國勢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摅己見，以盡切磋之議”，希望“全國遠識之士，惠然肯來，共相商榷”。
“籌安會”開始的宗旨是對帝制進行單純的理論探索，但随着事态的進展，很快就發展成為帝制搖旗呐喊的組織了。
籌安會在北京成立之後，又在各省成立了分部。
随後，籌安會組織了會員進行國體投票，投票的結果自然是贊成帝制。
接着，籌安會發出第二次宣言，準備組織各界公民請願團，向參政院遞交更改國體的請願書。
恢複帝制浪潮就這樣愈演愈烈。
在這種形勢下，參政院開會，研究處理公民請願問題。
政事堂左丞楊士琦代表袁世凱發表書面講話，聲稱：“維持共和國體，尤為本大總統當盡之職分。
近見各省國民紛紛向代行立法院請願改革國體，于本大總統現居之地位，似難相容，然大總統之地位，本為國民所公舉，自應仍聽之國民。
”這種吞吞吐吐的表态，對于變更國體态度不明，似乎既是贊成又是反對。
不過弦外之音顯然很清楚，那就是如果全國人民硬要袁世凱做皇帝的話，他也會尊重和服從國民的意願。
alt 蔡锷簽名 袁世凱的半推半就，明顯地就是慫恿人們繼續努力。
人們看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