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公心，還是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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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心平氣和地回顧袁世凱複辟帝制的過程，研究其産生、出籠、嘩變，實事求是地說，袁世凱所做的一切，并不完全出于個人偶然的動機或者私心，這樣的結果，是由當時還占據支配地位的封建經濟、文化、社會結構及意識形态所決定的。
可以說，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有一個不滅的皇帝夢。
袁世凱也是如此。
隻不過就身居高位的袁世凱來說，皇帝的夢想指日可待，似乎隻要願意伸手，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
既然如此唾手可得，那又何樂而不為呢？ 從曆史發展的角度來說，一個古老的封建國度，由皇權轉入民主代議制度，這當中的過程，絕非隻是廢除一個皇帝，或者三五年數十年就可以改變的。
它甚至要數百年的時間，才能慢慢消除習慣和影響。
中華民國推翻了數千年的帝制，對于社會民衆來說，當然大快人心。
但同時，自然而然地，整個國家和社會也會遇到帝制沉沒後的很多問題——中國運轉數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是從政治實踐和生活實踐中慢慢形成的文化整體。
在這個整體結構中，帝王隻是其中一個環節，還有相應一整套交互運作的國家機器以及與它們配合得天衣無縫的文化體系、道德倫理、社會生活方式以及價值系統。
現在，皇帝垮台了，那種支離破碎的體系卻有強大的慣性，依舊左右很多中國人的行動方式和思想方式。
對于很多人來說，天子消失之後，政治生活與日常生活也仿佛亂了套似的。
很快，人們變得不習慣了，不習慣沒有一個絕對權威的生活。
人們感到困惑的是：以選舉方式推舉出的國家元首，總是缺少思想意識上的公認權威，讓人不由自主地疑心政府的合法性。
經濟的衰敗，道德的淪喪，士子的失落，以及各種各樣的危機所引起的人心浮動，在當時的情況下，可想而知。
讓普通民衆感受最深的，是道德和秩序的混亂——民國政局的社會風氣，比清末時更為敗壞，儒學和道德變得松弛，人們在掙脫封建綱常禮教之後，變得無所适從，社會在短時間内處于一種失範狀态。
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秩序從來就比自由和權力更重要。
衆多沒有安全感，對于這個時代感到困惑和失落的人，或哀怨，或抱屈，競相發洩自己對現實的不滿，或者沉湎于對逝去時光的懷念。
在他們看來，舊的皇帝被推翻了，新的權威建立不起來，普通國民如喪考妣，社會精英一籌莫展。
新建的中華民國，更像是開張時挂出的一面空招牌，不僅店鋪内什麼都沒變，而且社會秩序遠遠不如革命前平靜、安甯。
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的情況下，很多人都湧動着一種渴望，那就是，中國急需建立新的權威，以穩定紛纭複雜的社會秩序。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以回望昔日盛世為特征的複辟派應運而生了。
袁世凱，這個曾經的激進和改良派，自然而然向後轉，也成了他們中的一員。
複辟派目的很明确，就是在新秩序不穩定甚至瀕臨崩潰的時候，重新恢複舊秩序，以穩定社會。
一開始，包括袁世凱在内的複辟者，是試圖從對道德的尋覓中複古的。
面對綱常崩潰的局面，尊孔團體大量湧現，強烈的尊孔複古思潮開始反彈。
這些民間組織試圖以扶翼聖道為宗旨，力挽當時的道德頹勢。
袁世凱對于秩序的維護自然持贊同态度，他不僅以中央政府的名義正式發布尊孔令，宣稱孔子為“萬世師表”，“放之四海而皆準”，還親自參加了好幾次祭孔儀式，以示支持。
很快，由恢複孔孟之道為宗旨的活動開始延伸——以康有為、勞乃宣為首的孔會，轉變成了擁清複辟派，他們開始活動，鼓吹還政于清，進行立憲。
“複辟”提法一出，就激起了一些人的共鳴。
但在複辟的對象上，人們表現得并不一樣。
恢複滿族的皇權地位，顯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所不願意的。
雖然大多數人對于擁護清廷不感興趣，但對于帝制本身，依舊有很深的情結。
人們都在激越地探讨重新立一個皇帝的可能性。
慢慢地，這股潮流越來越大，整個社會一片呼喚帝制之聲。
人們都把民國之初社會動蕩不安、道德淪喪、人心渙散等問題，歸結為沒有絕對權威的緣故。
中國文化一直是習慣于向後看的，在現實的壓力之下，人們不約而同地對于過去的時光進行集體緬懷了。
這時候的袁世凱，也從這種越來越泛濫的思潮中，找到了共鳴。
袁世凱本來就一直對晚清到民國時期中央政府的松散局面感到不滿，尤其是對共和制的辦事拖沓、扯皮忍無可忍。
在習慣于專制和集權的袁世凱看來，這種國體，在社會轉型的節骨眼上，根本就無法凝聚人心，無法對社會穩定和經濟快速發展形成推動力。
并且，當時的狀态是，各省名義上揮舞着共和制的旗号，但在暗地裡，都不把新生的共和國當回事。
在袁世凱看來，中央政府雖然号稱中央，但南方各省各自為政，根本控制不了。
除了外交一事外，其他諸如人權、财權、軍權都由南方各省都督操縱，已很難控制，袁世凱一直不得過問，也不敢過問。
先前鬧革命的各省中，多數省都有凝聚力，足以防止北京在當地安插人員。
僅在北方三省，即直隸、河南、山東，以及可以勉強算上的東北，袁才能夠行使職權，安排人事。
不僅如此，甚至連他一手培植起來的北洋舊部，自段祺瑞以下，也都羽翼豐滿，不太聽招呼了。
一個類似曆史上“藩鎮”割據的局面粗具雛形。
讓袁世凱最為頭痛的，是共和國的經濟受困于各省的各自為政：據财政部的報告，自民國元年到二年12月，各省實際交納到中央的款項才260萬元，而且，這些款項基本上還是北洋集團勢力所及的幾省所交納的。
不交納款項，受惠最大的是地方，各省截留的稅收、田賦，用于養兵養政，而吃虧最大的是中央。
這同樣也說明中央集權的必要。
袁世凱當然把這一切歸罪于共和制。
基于這樣的想法，袁世凱開始湧動恢複帝制的願望。
當然，袁世凱将自己的想法一直深埋，不讓它露出一點頭來，他擔心的是帝制恢複所引起的震動。
作為一個老辣的職業政客，袁世凱當然知道政治的遊戲規則，一項改變的成功，非得天時、地利、人和不可。
alt 楊度 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了中國一個強大的信号，大戰期間，原先被壓抑了的各種矛盾，仿佛點燃了導火線似的，變得瘋狂起來。
一些人開始對民國以來的政局進行反思，并公開發表政見。
原先一直蠢蠢欲動的君主與民主之争，一下子成為熱門問題。
擁袁世凱為帝，最開始，是由湖湘才子楊度奠定理論根基的。
楊度曾拜湖湘大儒王alt運為師，後來東渡日本學習政法，一直主張君主立憲制度。
在日本期間，孫中山曾經勸楊度參加革命，特立獨行的楊度拒絕了。
清末時袁世凱倡導立憲，一直視楊度為智囊，親自題匾稱楊度為“曠代逸才”。
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确立民主共和，楊度一直持有異議。
1915年4月，楊度完成論著《君憲救國論》，該文洋洋灑灑，長達兩萬多字，分上、中、下三篇。
上篇論述君主立憲救國的理由，中篇論述總統制的缺漏，下篇批判清末民初的立憲。
楊度的主要觀點是：中國如不廢共和，立君主，則強國無望，富國無望，終歸亡國而已。
在楊度看來，共和國必須有很深的民主自由傳統，一般意義上的共和國，經濟強盛，軍事實力相對較弱，比如美國和法國等；共和國的國家元首由選舉産生，往往導緻政局不穩。
至于君主立憲國家，一般都有服從和等級的傳統；君主立憲的國家，一般來說軍事實力比較強大，比如英國和德國。
楊度還根據中國國民認識的現狀出發，認為中國人多數不知共和為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自由平等諸說為何義，因此無論誰為元首，欲求統一行政、國内治安，除用專制，别無他策。
以楊度一知半解的理解，君主制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政局能夠長期保持穩定。
因為君主制不存在最高權力的更替，僅憑血
可以說，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有一個不滅的皇帝夢。
袁世凱也是如此。
隻不過就身居高位的袁世凱來說，皇帝的夢想指日可待，似乎隻要願意伸手，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
既然如此唾手可得，那又何樂而不為呢？ 從曆史發展的角度來說，一個古老的封建國度，由皇權轉入民主代議制度，這當中的過程，絕非隻是廢除一個皇帝，或者三五年數十年就可以改變的。
它甚至要數百年的時間，才能慢慢消除習慣和影響。
中華民國推翻了數千年的帝制，對于社會民衆來說，當然大快人心。
但同時，自然而然地，整個國家和社會也會遇到帝制沉沒後的很多問題——中國運轉數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是從政治實踐和生活實踐中慢慢形成的文化整體。
在這個整體結構中，帝王隻是其中一個環節，還有相應一整套交互運作的國家機器以及與它們配合得天衣無縫的文化體系、道德倫理、社會生活方式以及價值系統。
現在，皇帝垮台了，那種支離破碎的體系卻有強大的慣性，依舊左右很多中國人的行動方式和思想方式。
對于很多人來說，天子消失之後，政治生活與日常生活也仿佛亂了套似的。
很快，人們變得不習慣了，不習慣沒有一個絕對權威的生活。
人們感到困惑的是：以選舉方式推舉出的國家元首，總是缺少思想意識上的公認權威，讓人不由自主地疑心政府的合法性。
經濟的衰敗，道德的淪喪，士子的失落，以及各種各樣的危機所引起的人心浮動，在當時的情況下，可想而知。
讓普通民衆感受最深的，是道德和秩序的混亂——民國政局的社會風氣，比清末時更為敗壞，儒學和道德變得松弛，人們在掙脫封建綱常禮教之後，變得無所适從，社會在短時間内處于一種失範狀态。
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秩序從來就比自由和權力更重要。
衆多沒有安全感，對于這個時代感到困惑和失落的人，或哀怨，或抱屈，競相發洩自己對現實的不滿，或者沉湎于對逝去時光的懷念。
在他們看來，舊的皇帝被推翻了，新的權威建立不起來，普通國民如喪考妣，社會精英一籌莫展。
新建的中華民國，更像是開張時挂出的一面空招牌，不僅店鋪内什麼都沒變，而且社會秩序遠遠不如革命前平靜、安甯。
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的情況下，很多人都湧動着一種渴望，那就是，中國急需建立新的權威，以穩定紛纭複雜的社會秩序。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以回望昔日盛世為特征的複辟派應運而生了。
袁世凱，這個曾經的激進和改良派，自然而然向後轉，也成了他們中的一員。
複辟派目的很明确，就是在新秩序不穩定甚至瀕臨崩潰的時候，重新恢複舊秩序，以穩定社會。
一開始，包括袁世凱在内的複辟者，是試圖從對道德的尋覓中複古的。
面對綱常崩潰的局面，尊孔團體大量湧現，強烈的尊孔複古思潮開始反彈。
這些民間組織試圖以扶翼聖道為宗旨，力挽當時的道德頹勢。
袁世凱對于秩序的維護自然持贊同态度，他不僅以中央政府的名義正式發布尊孔令，宣稱孔子為“萬世師表”，“放之四海而皆準”，還親自參加了好幾次祭孔儀式，以示支持。
很快，由恢複孔孟之道為宗旨的活動開始延伸——以康有為、勞乃宣為首的孔會，轉變成了擁清複辟派，他們開始活動，鼓吹還政于清，進行立憲。
“複辟”提法一出，就激起了一些人的共鳴。
但在複辟的對象上，人們表現得并不一樣。
恢複滿族的皇權地位，顯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所不願意的。
雖然大多數人對于擁護清廷不感興趣，但對于帝制本身，依舊有很深的情結。
人們都在激越地探讨重新立一個皇帝的可能性。
慢慢地，這股潮流越來越大，整個社會一片呼喚帝制之聲。
人們都把民國之初社會動蕩不安、道德淪喪、人心渙散等問題，歸結為沒有絕對權威的緣故。
中國文化一直是習慣于向後看的，在現實的壓力之下，人們不約而同地對于過去的時光進行集體緬懷了。
這時候的袁世凱，也從這種越來越泛濫的思潮中，找到了共鳴。
袁世凱本來就一直對晚清到民國時期中央政府的松散局面感到不滿，尤其是對共和制的辦事拖沓、扯皮忍無可忍。
在習慣于專制和集權的袁世凱看來，這種國體，在社會轉型的節骨眼上，根本就無法凝聚人心，無法對社會穩定和經濟快速發展形成推動力。
并且，當時的狀态是，各省名義上揮舞着共和制的旗号，但在暗地裡，都不把新生的共和國當回事。
在袁世凱看來，中央政府雖然号稱中央，但南方各省各自為政，根本控制不了。
除了外交一事外，其他諸如人權、财權、軍權都由南方各省都督操縱，已很難控制，袁世凱一直不得過問，也不敢過問。
先前鬧革命的各省中，多數省都有凝聚力，足以防止北京在當地安插人員。
僅在北方三省，即直隸、河南、山東，以及可以勉強算上的東北，袁才能夠行使職權，安排人事。
不僅如此，甚至連他一手培植起來的北洋舊部，自段祺瑞以下，也都羽翼豐滿，不太聽招呼了。
一個類似曆史上“藩鎮”割據的局面粗具雛形。
讓袁世凱最為頭痛的，是共和國的經濟受困于各省的各自為政：據财政部的報告，自民國元年到二年12月，各省實際交納到中央的款項才260萬元，而且，這些款項基本上還是北洋集團勢力所及的幾省所交納的。
不交納款項，受惠最大的是地方，各省截留的稅收、田賦，用于養兵養政，而吃虧最大的是中央。
這同樣也說明中央集權的必要。
袁世凱當然把這一切歸罪于共和制。
基于這樣的想法，袁世凱開始湧動恢複帝制的願望。
當然，袁世凱将自己的想法一直深埋，不讓它露出一點頭來，他擔心的是帝制恢複所引起的震動。
作為一個老辣的職業政客，袁世凱當然知道政治的遊戲規則，一項改變的成功，非得天時、地利、人和不可。
alt 楊度 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了中國一個強大的信号，大戰期間，原先被壓抑了的各種矛盾，仿佛點燃了導火線似的，變得瘋狂起來。
一些人開始對民國以來的政局進行反思，并公開發表政見。
原先一直蠢蠢欲動的君主與民主之争，一下子成為熱門問題。
擁袁世凱為帝，最開始，是由湖湘才子楊度奠定理論根基的。
楊度曾拜湖湘大儒王alt運為師，後來東渡日本學習政法，一直主張君主立憲制度。
在日本期間，孫中山曾經勸楊度參加革命，特立獨行的楊度拒絕了。
清末時袁世凱倡導立憲，一直視楊度為智囊，親自題匾稱楊度為“曠代逸才”。
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确立民主共和，楊度一直持有異議。
1915年4月，楊度完成論著《君憲救國論》，該文洋洋灑灑，長達兩萬多字，分上、中、下三篇。
上篇論述君主立憲救國的理由，中篇論述總統制的缺漏，下篇批判清末民初的立憲。
楊度的主要觀點是：中國如不廢共和，立君主，則強國無望，富國無望，終歸亡國而已。
在楊度看來，共和國必須有很深的民主自由傳統，一般意義上的共和國，經濟強盛，軍事實力相對較弱，比如美國和法國等；共和國的國家元首由選舉産生，往往導緻政局不穩。
至于君主立憲國家，一般都有服從和等級的傳統；君主立憲的國家，一般來說軍事實力比較強大，比如英國和德國。
楊度還根據中國國民認識的現狀出發，認為中國人多數不知共和為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自由平等諸說為何義，因此無論誰為元首，欲求統一行政、國内治安，除用專制，别無他策。
以楊度一知半解的理解，君主制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政局能夠長期保持穩定。
因為君主制不存在最高權力的更替，僅憑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