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英才，還是枭雄？
關燈
小
中
大
。
1913年10月10日，也就是中華民國第二個國慶之日，袁世凱在宏偉壯觀的紫禁城太和殿，面對文武百官及各國駐華使節，宣誓就任總統。
袁世凱身着大元帥服，發表了熱情洋溢的就職演說，主張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将采取漸進，而不是急進的方式，以國家人民為重，未可作孤注之一擲，“而四千年先民之教澤，尤不可使斫喪無餘也！”号召全國人民精誠團結，集中精力，建設強大的中華。
原先的英國《泰晤士報》記者、是時的袁世凱政治顧問莫理循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這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個就職演說。
”當天，還舉行了隆重的國慶慶典和盛大的閱兵式，袁世凱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北洋精銳部隊精神抖擻地從天安門廣場走過。
這一天，袁世凱還向有功于中華民國的人員，分别授予了一、二、三級勳位；接見了外國駐京使團；舉行盛大國慶宴會……活動一個接一個，結束時東方已破曉了。
alt 袁世凱接見外賓 當上正式大總統之後，袁世凱開始重塑自己“政治強人”地位，向中央集權的總統制進軍了。
袁世凱的首要動作，就是對不利于自己的政治架構動手，在袁世凱眼中，這些互相扯皮和推诿的國會、責任内閣和政黨政治都是束縛自己手腳的桎梏，效率的低下，水平的參差，動機的不純，使得袁世凱深感這種無序的民主不符合中國的國情。
尤其讓袁世凱感到頭痛的，是政黨和議會對事務的操縱，以及各省對中央政府的不尊重——在那些政黨、議會、地方政府眼中，中央政府缺少權威，也沒有權力，因而竭力不把中央政府當回事。
袁世凱覺得最迫切的，就是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來推進中國的改革，也保證中國不四分五裂。
主意拿定之後，袁世凱開始按照自己的想法，準備重拾自己的中央集權了。
平心而論，袁世凱重拾中央集權的舉措，從加強統治的角度來說，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能很快奏效的。
在民主政治的社會條件尚不完全具備，在“官智”和“民智”尚未開啟，也就是說，在社會大多數成員尚不明白自由、民主的權利和義務，不願意也不能夠參與國家政治事務的情形下，所謂的責任内閣、政黨政治等形式隻不過是徒具虛名。
民主的背後，很容易被少數人操縱。
從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最高權力的多元化結構模式，固然有助于防止個人獨裁，但在中國急需恢複秩序與穩定的時候，這種多元化的權力結構已将政府的權威抵消，并不利于中國社會的全面發展。
甚至，有可能導緻中國的分裂與滅亡。
如果站在曆史發展的角度客觀地來看，“二次革命”之後的袁世凱，仿佛置身一個十字路口，所面臨的是艱難的選擇——如果重拾集權的方式，雖然可能在短時間内初顯成效，但從長遠角度來說，這樣的方式，無疑對于中國民主土壤的培育是一種緻命的創傷；而如果選擇繼續擴大民主，又必須面對國内一段時間的混亂，甚至，這種混亂會持續很長時間，但從長遠來看，這種堅持對于中國的進步，又是極具積極意義的。
這樣的兩難選擇，讓袁世凱絞盡腦汁。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明顯地就是一種悖論，根本就沒有最佳選擇。
在無法獲得完美結果的前提下，以袁世凱的知識背景和習慣，當然會孤注一擲地選擇專制和獨裁。
袁世凱還是想以一種重回老路的方式，以短時間的集權，來換取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發展。
畢竟，在袁世凱看來，這個古老國度所缺少的，不是自由和民主，而是生存和有序。
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情況下，隻有犧牲民主和自由了。
袁世凱最推崇的政治模式，還是如日本天皇、德國皇帝、俄國沙皇那樣，既有無上權威，也能成功地推進社會的進步和現代化。
很快，因為利益和認識上的分歧，袁世凱與議會的矛盾凸顯。
接下來的事情，就是袁世凱跟“代表民主”的國會掰手腕了。
在此前後，袁世凱以一些同盟會議員與“二次革命”有聯系為借口，逮捕、槍殺了四名同盟會議員，不過，由于同盟會議員基數大，以依法遞補原則，同盟會議員依然居半數，袁世凱一時也奈何不得。
袁世凱又向國會提出，組織國會憲法起草委員會，修改中華民國當初制定的《臨時約法》，制定一部中華民國憲法。
很快，起草委員會成立了，并且在天壇合影留念。
但讓袁世凱沒有想到的是，這個憲法起草委員會完成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十一章一百一十三條，在對總統的限制和擴大國會權力方面，可謂有增無減，除了堅持責任内閣外，還準備特設“國會委員會”一章，意在國會閉會期間，對袁世凱的緊急命令、财政處分等，進行限制。
1913年10月10日，也就是中華民國第二個國慶之日，袁世凱在宏偉壯觀的紫禁城太和殿，面對文武百官及各國駐華使節，宣誓就任總統。
袁世凱身着大元帥服，發表了熱情洋溢的就職演說，主張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将采取漸進，而不是急進的方式，以國家人民為重，未可作孤注之一擲，“而四千年先民之教澤，尤不可使斫喪無餘也！”号召全國人民精誠團結，集中精力，建設強大的中華。
原先的英國《泰晤士報》記者、是時的袁世凱政治顧問莫理循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這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個就職演說。
”當天，還舉行了隆重的國慶慶典和盛大的閱兵式，袁世凱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北洋精銳部隊精神抖擻地從天安門廣場走過。
這一天，袁世凱還向有功于中華民國的人員，分别授予了一、二、三級勳位；接見了外國駐京使團；舉行盛大國慶宴會……活動一個接一個，結束時東方已破曉了。
alt 袁世凱接見外賓 當上正式大總統之後，袁世凱開始重塑自己“政治強人”地位，向中央集權的總統制進軍了。
袁世凱的首要動作，就是對不利于自己的政治架構動手，在袁世凱眼中，這些互相扯皮和推诿的國會、責任内閣和政黨政治都是束縛自己手腳的桎梏，效率的低下，水平的參差，動機的不純，使得袁世凱深感這種無序的民主不符合中國的國情。
尤其讓袁世凱感到頭痛的，是政黨和議會對事務的操縱，以及各省對中央政府的不尊重——在那些政黨、議會、地方政府眼中，中央政府缺少權威，也沒有權力，因而竭力不把中央政府當回事。
袁世凱覺得最迫切的，就是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來推進中國的改革，也保證中國不四分五裂。
主意拿定之後，袁世凱開始按照自己的想法，準備重拾自己的中央集權了。
平心而論，袁世凱重拾中央集權的舉措，從加強統治的角度來說，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能很快奏效的。
在民主政治的社會條件尚不完全具備，在“官智”和“民智”尚未開啟，也就是說，在社會大多數成員尚不明白自由、民主的權利和義務，不願意也不能夠參與國家政治事務的情形下，所謂的責任内閣、政黨政治等形式隻不過是徒具虛名。
民主的背後，很容易被少數人操縱。
從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最高權力的多元化結構模式，固然有助于防止個人獨裁，但在中國急需恢複秩序與穩定的時候，這種多元化的權力結構已将政府的權威抵消，并不利于中國社會的全面發展。
甚至，有可能導緻中國的分裂與滅亡。
如果站在曆史發展的角度客觀地來看，“二次革命”之後的袁世凱，仿佛置身一個十字路口，所面臨的是艱難的選擇——如果重拾集權的方式，雖然可能在短時間内初顯成效，但從長遠角度來說，這樣的方式，無疑對于中國民主土壤的培育是一種緻命的創傷；而如果選擇繼續擴大民主，又必須面對國内一段時間的混亂，甚至，這種混亂會持續很長時間，但從長遠來看，這種堅持對于中國的進步，又是極具積極意義的。
這樣的兩難選擇，讓袁世凱絞盡腦汁。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明顯地就是一種悖論，根本就沒有最佳選擇。
在無法獲得完美結果的前提下，以袁世凱的知識背景和習慣，當然會孤注一擲地選擇專制和獨裁。
袁世凱還是想以一種重回老路的方式，以短時間的集權，來換取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發展。
畢竟，在袁世凱看來，這個古老國度所缺少的，不是自由和民主，而是生存和有序。
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情況下，隻有犧牲民主和自由了。
袁世凱最推崇的政治模式，還是如日本天皇、德國皇帝、俄國沙皇那樣，既有無上權威，也能成功地推進社會的進步和現代化。
很快，因為利益和認識上的分歧，袁世凱與議會的矛盾凸顯。
接下來的事情，就是袁世凱跟“代表民主”的國會掰手腕了。
在此前後，袁世凱以一些同盟會議員與“二次革命”有聯系為借口，逮捕、槍殺了四名同盟會議員，不過，由于同盟會議員基數大，以依法遞補原則，同盟會議員依然居半數，袁世凱一時也奈何不得。
袁世凱又向國會提出，組織國會憲法起草委員會，修改中華民國當初制定的《臨時約法》，制定一部中華民國憲法。
很快，起草委員會成立了，并且在天壇合影留念。
但讓袁世凱沒有想到的是，這個憲法起草委員會完成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十一章一百一十三條，在對總統的限制和擴大國會權力方面，可謂有增無減，除了堅持責任内閣外，還準備特設“國會委員會”一章，意在國會閉會期間，對袁世凱的緊急命令、财政處分等，進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