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虛僞，還是懷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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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相比，袁世凱最缺乏的，就是無私的人格，相應的偉大理想，以及對憲法，對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契約的敬畏。
袁世凱的人生觀、倫理觀念和政治信念仍然是中國傳統的，對西方現代思想知之甚少，更談不上根深蒂固的現代人文理想和精神。
傳統儒學“以天下為己任”的強烈色彩，不知不覺地造就了追逐權力的借口和動力；根深蒂固的“權謀文化”決定了袁世凱根本無法成為中國的“華盛頓”，隻能是一個清末版的“曹操”。
權力追逐的傳統，對于這個新生的共和國來說，可以說是緻命的先天不足。
新生的共和國就像一個早産的嬰兒，整個機制還需要在實踐中修補和完善，還需要一個正反饋的幾度循環。
如果在這個關鍵的時候，權力的欲望淹沒了理想的追求和理性的精神，那麼，權力鬥争的惡性循環會很快摧毀這個尚不完善的制度，剩下的隻能是一場在虛假理想旗幟之下的争權混戰。
一切的一切，都會随之扭曲，最終成為這場混戰的陪葬品。
可以說，緻力于改革的袁世凱推進社會進步的事業，是被另一個落入傳統專制思想窠臼的袁世凱給親手葬送了。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是誕生不了華盛頓的。
當然，如果以華盛頓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來要求袁世凱，會顯得很過分。
中國的文化背景、宗教背景以及現實的土壤，決定了當時的中國很難産生華盛頓這樣的人物；也決定了那時候的中國，不可能成為獨立戰争之後的美國。
當然，美國的政治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從獨立戰争結束之後，它同樣也經曆了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動蕩期。
在這段時間裡，人們争吵、結黨營私，甚至黑幫卷入，陷入無止境的兇殺和争鬥，但社會對于民主政治的初衷和理想一直不變——這樣，在經曆了很長時間的運轉之後，這個政治制度顯示了它自身的糾錯功能和完善機制，社會也安定下來，人們終于開始學會并習慣了按規則進行遊戲和運轉。
應該說，在武昌起義之後的一段時間，袁世凱在處理與革命黨的關系上，以及從清廷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最大限度地作了忍讓，也作了妥協，并且以自己過人的政治智慧和能力，将政治的主動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遊刃有餘、進退自如，充分地顯示了一個政治家的謀略和手腕。
袁世凱以一種和平的方式，兵不血刃地讓清帝體面地退位，讓百姓少受塗炭，讓社會少受動蕩，是值得肯定的。
在與革命黨的對抗中，袁世凱也作了忍讓，最終實現了南北和平。
就任民國臨時大總統之後，盡管被亂七八糟的事情纏身，袁世凱還是保持克制，努力适應社會各方面的巨大變化：适應報章的嬉笑怒罵，适應政黨如雨後春筍一樣地出現，适應與持不同政見者相處，适應總統的話不再是金口玉言…… 在袁世凱看來，這一切都是社會轉型期間不可避免的。
袁世凱努力使自己以一個開放和清明的形象出現在公衆面前，畢竟，他算是這個共和國的最高行政長官，必須有雅量來應付各種局面。
當各方人士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勢時，袁世凱進行了策略上的謙遜和退卻，對持不同政見者，甚至是反對派，表現出一定的寬容。
有時候，袁世凱甚至表現出忍辱負重，頗下了一番功夫去争取各種勢力的精誠團結，以期使國家發展有一個相對安定的好局面。
比如說先後三次親拟電稿邀請康有為進京，就頗有代表性。
自戊戌變法之後，康有為、梁啟超師徒就與袁世凱一直有過節。
在此之後，康、梁隻要一有機會，便對袁世凱大肆攻擊。
辛亥革命爆發後，康、梁同樣沒有放棄對袁世凱的指責。
南北議和時，康有為發表聲明，認為袁世凱是為“窺竊神器”取代清廷，因此打算聯絡滿蒙親貴推倒袁世凱内閣，控制中央政權。
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康有為仍舊對袁世凱制定的一系列政策進行抨擊，說袁世凱對英、俄窺視蒙、藏交涉不力，其政府是最終使國家遭瓜分的“讓地政府”，說善後大借款是“賣身為奴”，等等。
對于康梁的不斷指責，袁世凱一直沒有進行正面回應，而是孜孜不倦地進行籠絡。
袁世凱先是勸說梁啟超回國，組織進步黨參加“第一流人才内閣”。
梁啟超從日本回國後，袁世凱立即給梁啟超每月三千大洋補貼家用。
梁啟超要組織進步黨，袁世凱一出手，就給了梁啟超四十萬。
康有為母親去世後，袁世凱抓住康有為不得不回國奔喪的機會，緻電康有為示好，在電文中，袁世凱對康有為進行了高度評
袁世凱的人生觀、倫理觀念和政治信念仍然是中國傳統的，對西方現代思想知之甚少，更談不上根深蒂固的現代人文理想和精神。
傳統儒學“以天下為己任”的強烈色彩，不知不覺地造就了追逐權力的借口和動力；根深蒂固的“權謀文化”決定了袁世凱根本無法成為中國的“華盛頓”，隻能是一個清末版的“曹操”。
權力追逐的傳統，對于這個新生的共和國來說，可以說是緻命的先天不足。
新生的共和國就像一個早産的嬰兒，整個機制還需要在實踐中修補和完善，還需要一個正反饋的幾度循環。
如果在這個關鍵的時候，權力的欲望淹沒了理想的追求和理性的精神，那麼，權力鬥争的惡性循環會很快摧毀這個尚不完善的制度，剩下的隻能是一場在虛假理想旗幟之下的争權混戰。
一切的一切，都會随之扭曲，最終成為這場混戰的陪葬品。
可以說，緻力于改革的袁世凱推進社會進步的事業，是被另一個落入傳統專制思想窠臼的袁世凱給親手葬送了。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是誕生不了華盛頓的。
當然，如果以華盛頓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來要求袁世凱，會顯得很過分。
中國的文化背景、宗教背景以及現實的土壤，決定了當時的中國很難産生華盛頓這樣的人物；也決定了那時候的中國，不可能成為獨立戰争之後的美國。
當然，美國的政治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從獨立戰争結束之後，它同樣也經曆了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動蕩期。
在這段時間裡，人們争吵、結黨營私，甚至黑幫卷入，陷入無止境的兇殺和争鬥，但社會對于民主政治的初衷和理想一直不變——這樣，在經曆了很長時間的運轉之後，這個政治制度顯示了它自身的糾錯功能和完善機制，社會也安定下來，人們終于開始學會并習慣了按規則進行遊戲和運轉。
應該說，在武昌起義之後的一段時間，袁世凱在處理與革命黨的關系上，以及從清廷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最大限度地作了忍讓，也作了妥協，并且以自己過人的政治智慧和能力，将政治的主動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遊刃有餘、進退自如，充分地顯示了一個政治家的謀略和手腕。
袁世凱以一種和平的方式，兵不血刃地讓清帝體面地退位，讓百姓少受塗炭，讓社會少受動蕩，是值得肯定的。
在與革命黨的對抗中，袁世凱也作了忍讓，最終實現了南北和平。
就任民國臨時大總統之後，盡管被亂七八糟的事情纏身，袁世凱還是保持克制，努力适應社會各方面的巨大變化：适應報章的嬉笑怒罵，适應政黨如雨後春筍一樣地出現，适應與持不同政見者相處，适應總統的話不再是金口玉言…… 在袁世凱看來，這一切都是社會轉型期間不可避免的。
袁世凱努力使自己以一個開放和清明的形象出現在公衆面前，畢竟，他算是這個共和國的最高行政長官，必須有雅量來應付各種局面。
當各方人士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勢時，袁世凱進行了策略上的謙遜和退卻，對持不同政見者，甚至是反對派，表現出一定的寬容。
有時候，袁世凱甚至表現出忍辱負重，頗下了一番功夫去争取各種勢力的精誠團結，以期使國家發展有一個相對安定的好局面。
比如說先後三次親拟電稿邀請康有為進京，就頗有代表性。
自戊戌變法之後，康有為、梁啟超師徒就與袁世凱一直有過節。
在此之後，康、梁隻要一有機會，便對袁世凱大肆攻擊。
辛亥革命爆發後，康、梁同樣沒有放棄對袁世凱的指責。
南北議和時，康有為發表聲明，認為袁世凱是為“窺竊神器”取代清廷，因此打算聯絡滿蒙親貴推倒袁世凱内閣，控制中央政權。
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康有為仍舊對袁世凱制定的一系列政策進行抨擊，說袁世凱對英、俄窺視蒙、藏交涉不力，其政府是最終使國家遭瓜分的“讓地政府”，說善後大借款是“賣身為奴”，等等。
對于康梁的不斷指責，袁世凱一直沒有進行正面回應，而是孜孜不倦地進行籠絡。
袁世凱先是勸說梁啟超回國，組織進步黨參加“第一流人才内閣”。
梁啟超從日本回國後，袁世凱立即給梁啟超每月三千大洋補貼家用。
梁啟超要組織進步黨，袁世凱一出手，就給了梁啟超四十萬。
康有為母親去世後，袁世凱抓住康有為不得不回國奔喪的機會，緻電康有為示好，在電文中，袁世凱對康有為進行了高度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