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虛僞，還是懷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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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運轉，完完全全地取決于政治，似乎隻要一個口号，一種政體，就可以把這個世界輕輕松松地改換了局面。
報章的興起，使得一大批指甲肮髒、饑腸辘辘、文筆粗俗的失業文人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法則，他們随時準備應别人的要求撰寫一切東西：蜜糖或毒藥，歌頌或诽謗，長的或者短的，尖銳的或者溫柔的，政治的或非政治的；有的是披露，有的是杜撰，有的是謾罵，有的是挑撥離間……在這些人群當中，隻有極少數新型工商業主和文化自由主義者，還有系統的思想，有明确的方向，希望民主政治、社會改良、基本民權，但他們的聲音，在一片嘈雜之中，根本引不起人們的注意。
這種混亂的局面慢慢地使所有人都失去了耐心。
alt 袁世凱的政治顧問莫裡循 在這裡，可以試着将中國當時的情景，與美國獨立之後的情況相比較。
盡管這種比較是生硬的，但從中還是可以看出命運的機緣——1776年，美國在費城起義之後，誕生了《獨立宣言》，大陸會議把軍權正式授予華盛頓。
經過八年浴血奮戰，美國赢得了獨立并面臨新的問題：新的國家出現了，昔日的功臣們是不是理所當然地坐享其成？國家是屬于功臣的，還是屬于全體美國人的？這個時候，華盛頓的回答是：他們該回家了。
華盛頓不是沒有受到權力的誘惑，也不是沒有自以為是的使命感，而是他衷心地相信，一種合理的制度，比個人的力量要偉大一萬倍。
獨立戰争快結束的時候，很多人當面或者寫信給他，請求他看在國家的面子上，擔任這個國家的國王。
為此，華盛頓曾寫了“緻尼古拉上校書——1782年5月22日寄自新堡”。
在這封“尼古拉上校大鑒”的信中，華盛頓憂心忡忡地說道： 您所說的軍隊裡有的那種思想，使我痛苦異常，自作戰以來，沒有一件事令我這樣受創。
我不得不表示深惡痛絕，視為大逆不道。
目前我尚能暫守秘密，若再有妄論，定予揭發。
我過去所為，究竟何事使人誤解至此，以為我會做出對國家禍害最烈之事，誠百思不得其解，如我尚有自知之明，對于您之建議，誰也沒我這樣感到厭惡……若您仍以國家為念，為自己、為後代，或仍為尊敬我，則務請排除這一謬念，毋再任其流傳。
在此之後，華盛頓解甲歸田，雖然後來應國民的一再邀請出山，并被選舉為首任美國總統。
華盛頓擔任總統的最大使命就是努力為美國設計一個更合理的政治制度。
華盛頓提出了“國家絕不允許用武力來管理”這個樸素理念。
華盛頓的政治信仰是：憲法至高無上。
雖然美國政治制度的确立也是一個複雜而紛亂的過程，美國第一部憲法光讨論就花費了十六個月，但由于華盛頓等人的竭力堅持，美國終于實行了當時社會上最合理的政治制度。
雖然華盛頓居功至偉，但他從沒有“舍我其誰”的想法，而是真誠地相信，别人一樣能把美國治理好。
基于這樣的想法，華盛頓在連任兩屆後，堅決辭去了總統職務，理由很簡單：我老了，不能再耽擱下去了，在憲法之下，别人同樣也可以把國家治理好——這個思想本身，就是民主精神的精髓，即國家的命運，并不取決于最高領袖，而是取決于法律和民衆……離職後不久，華盛頓在故鄉平靜地去世。
應該說，對于袁世凱而言，當他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之時，他有着一個最好的榜樣，那就是美國總統華盛頓。
美國在赢得獨立戰争之後，面臨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跟當時的中國存在諸多相似之處，都是經濟崩潰、社會紛亂，百廢待興，無從下手。
等到袁世凱登場之時，那些對于美國革命頗有點了解的人，還真的從中國革命和美國革命中，看到了某些相同之處，很自然地，就有很多人寄希望于袁世凱，把他當做是中國的“華盛頓”了。
在他們看來，袁世凱是這一塊土地上難得的具有新思想的務實人才，是一個具有精神活力和強健身體的另類。
雖然袁世凱面臨的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是一場關系到四億人的巨大變革，并且這個人在判斷社會走向，以及現代政治的知識儲備上有弱點，但他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具有非凡的學習能力，因此肯定能帶領中國人通過改革和開放的關口，幫助他們獲得智慧和經驗的寶石。
持這種看法的，既有很多具有先進思想的中國人，也有西方各國的使節們。
很快，袁世凱就讓持這種看法的東西方人士失望了。
人們後來明白，與華盛
報章的興起，使得一大批指甲肮髒、饑腸辘辘、文筆粗俗的失業文人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法則，他們随時準備應别人的要求撰寫一切東西：蜜糖或毒藥，歌頌或诽謗，長的或者短的，尖銳的或者溫柔的，政治的或非政治的；有的是披露，有的是杜撰，有的是謾罵，有的是挑撥離間……在這些人群當中，隻有極少數新型工商業主和文化自由主義者，還有系統的思想，有明确的方向，希望民主政治、社會改良、基本民權，但他們的聲音，在一片嘈雜之中，根本引不起人們的注意。
這種混亂的局面慢慢地使所有人都失去了耐心。
alt 袁世凱的政治顧問莫裡循 在這裡，可以試着将中國當時的情景，與美國獨立之後的情況相比較。
盡管這種比較是生硬的，但從中還是可以看出命運的機緣——1776年，美國在費城起義之後，誕生了《獨立宣言》，大陸會議把軍權正式授予華盛頓。
經過八年浴血奮戰，美國赢得了獨立并面臨新的問題：新的國家出現了，昔日的功臣們是不是理所當然地坐享其成？國家是屬于功臣的，還是屬于全體美國人的？這個時候，華盛頓的回答是：他們該回家了。
華盛頓不是沒有受到權力的誘惑，也不是沒有自以為是的使命感，而是他衷心地相信，一種合理的制度，比個人的力量要偉大一萬倍。
獨立戰争快結束的時候，很多人當面或者寫信給他，請求他看在國家的面子上，擔任這個國家的國王。
為此，華盛頓曾寫了“緻尼古拉上校書——1782年5月22日寄自新堡”。
在這封“尼古拉上校大鑒”的信中，華盛頓憂心忡忡地說道： 您所說的軍隊裡有的那種思想，使我痛苦異常，自作戰以來，沒有一件事令我這樣受創。
我不得不表示深惡痛絕，視為大逆不道。
目前我尚能暫守秘密，若再有妄論，定予揭發。
我過去所為，究竟何事使人誤解至此，以為我會做出對國家禍害最烈之事，誠百思不得其解，如我尚有自知之明，對于您之建議，誰也沒我這樣感到厭惡……若您仍以國家為念，為自己、為後代，或仍為尊敬我，則務請排除這一謬念，毋再任其流傳。
在此之後，華盛頓解甲歸田，雖然後來應國民的一再邀請出山，并被選舉為首任美國總統。
華盛頓擔任總統的最大使命就是努力為美國設計一個更合理的政治制度。
華盛頓提出了“國家絕不允許用武力來管理”這個樸素理念。
華盛頓的政治信仰是：憲法至高無上。
雖然美國政治制度的确立也是一個複雜而紛亂的過程，美國第一部憲法光讨論就花費了十六個月，但由于華盛頓等人的竭力堅持，美國終于實行了當時社會上最合理的政治制度。
雖然華盛頓居功至偉，但他從沒有“舍我其誰”的想法，而是真誠地相信，别人一樣能把美國治理好。
基于這樣的想法，華盛頓在連任兩屆後，堅決辭去了總統職務，理由很簡單：我老了，不能再耽擱下去了，在憲法之下，别人同樣也可以把國家治理好——這個思想本身，就是民主精神的精髓，即國家的命運，并不取決于最高領袖，而是取決于法律和民衆……離職後不久，華盛頓在故鄉平靜地去世。
應該說，對于袁世凱而言，當他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之時，他有着一個最好的榜樣，那就是美國總統華盛頓。
美國在赢得獨立戰争之後，面臨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跟當時的中國存在諸多相似之處，都是經濟崩潰、社會紛亂，百廢待興，無從下手。
等到袁世凱登場之時，那些對于美國革命頗有點了解的人，還真的從中國革命和美國革命中，看到了某些相同之處，很自然地，就有很多人寄希望于袁世凱，把他當做是中國的“華盛頓”了。
在他們看來，袁世凱是這一塊土地上難得的具有新思想的務實人才，是一個具有精神活力和強健身體的另類。
雖然袁世凱面臨的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是一場關系到四億人的巨大變革，并且這個人在判斷社會走向，以及現代政治的知識儲備上有弱點，但他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具有非凡的學習能力，因此肯定能帶領中國人通過改革和開放的關口，幫助他們獲得智慧和經驗的寶石。
持這種看法的，既有很多具有先進思想的中國人，也有西方各國的使節們。
很快，袁世凱就讓持這種看法的東西方人士失望了。
人們後來明白，與華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