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專制，還是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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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良苦。
4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布正式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務。
南京國民政府正式遷至北京；參謀總長黃興仍留守南京，意在為革命黨人保留一個陣地。
從一開始，袁世凱政府的建立，從構成上來說，就具有某些先天性的缺陷——就如同在松軟的沙漠之上，想建立一座摩天大廈一樣。
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說，一個自由、民主的現代社會制度能否建立，關鍵有四個條件：一是政治制度的設計比較合理，使得各項矛盾能在體系内得到解決。
二是民間社會比較強大，并有比較發達的大衆傳媒，能監督和牽制政府，形成“第三種權力”，一方面使政府官員不敢為所欲為，同時也可以監督在野的政治家通過政治論争和法治的途徑實現自己的訴求。
三是通過各種途徑“開官智”，讓執政的官員和在野的政治家都不敢和不願離開法治的軌道。
第四個，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民智的水平。
從某種程度上說，民智的水平，決定了民主制度是否能夠實現，以及民主發展的水平。
就中國當時的現狀來說，在構成民主政治的上述四個條件中，相對而言，隻是第二條狀況比較好。
當時的新聞媒體相對獨立，言論相對自由，報刊雜志不僅可以發出獨立的聲音，甚至可以無中生有攻擊政府。
袁世凱及其下屬官員，孫中山和其他政治家或政客，無一不在媒體監督的範圍内；結社也是自由的，民衆對事關國計民生和自身利益的各項事務，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張和意見，并且依理陳述依法抗争。
但除此之外，無論是政治制度的設計，還是官智、民智的水平，都遠沒有達到實現民主政治的階段，整個社會基礎、文化基礎、法律基礎等等，都決定了當時的民主政治羸弱無比。
在這種情況下，按照最先進的民主思想所設計的共和體制的運作，對于新生的中華民國來說，無異于生吞活剝，勉為其難，那種運轉之中的艱澀和生硬，就完全可以想象了。
alt 民國初年的新聞記者 從袁世凱臨時政府的組成結構來看，這個政府本來就是幾派政治勢力，也即革命黨、立憲派以及北洋軍事強人妥協的産物。
從執政官員的素質來看，那些身居高位号稱開明的官員，大都沒有受過系統的現代教育，隻是通過逐步積累經驗而提高的。
這類人對現代社會的認識很不全面，知識基礎仍舊是中國傳統文化。
即使是當中的佼佼者袁世凱，也是落第秀才出身，雖然思想比較開化清明，但無論對軍事還是現代政治、經濟，都是一知半解零敲碎打，缺乏整體上的認識，因而在關鍵時刻，總是缺乏明晰的判斷力。
并且，對于袁世凱等人來說，即使擁有新思想，在實現新思想的路徑上，也是通過舊手段來達到目的的。
在革命黨一方，總體上也跳不出武力解決問題的造反邏輯，不懂得現代政治就是法治和選票政治。
各種政治力量都沒有形成對民主規則的敬畏和信仰，沒有學會以妥協、折中的方式處理彼此之間的意見分歧，隻把民主看成是工具，希望民主隻為己所用。
這樣的先天不足，使得這個政府，以及同時存在的參政兩院，在面對現代社會運行機制以及民主、法治時，缺乏應有的認識。
這也決定了在袁世凱與革命黨人之間，自覺不自覺地，要運用一些非正常和極端手段。
雙方之間，是很難真正合作的。
袁世凱政府才啟動，革命黨人針對袁世凱所制定的《臨時約法》就起到作用了。
《臨時約法》雖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袁世凱的權力，但由于限制太嚴，很多時候幾乎是人為地制造袁世凱與唐紹儀之間的矛盾，也使國民政府的運轉出現了很大問題。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來，内閣制也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可以适時地緩和轉型時期湧現出的複雜矛盾——可以用内閣的更替緩解矛盾，以及總統的壓力。
但袁世凱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這個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以天下為己任，富有使命感的舊式權臣，從一開始，無論是《臨時約法》，還是内閣國會，都是他在那一場交易中被迫和無奈接受的附屬品，對于這些外國制度和觀念，袁世凱是極為模糊淡薄的。
袁世凱所熟悉的，仍舊是長期以來舊的專制政體下形成的長官意志和集權操作。
因此，當袁世凱接手民國新政權之後，他肯定會和舊時代的君主一樣，相信隻有自己，而不是國會和内閣，才能帶領這個國家走上繁榮昌盛的道路。
這樣的心态，使得袁世凱當然不允許權力遊離于自己之外。
從一開始，由他的理解力和習慣所賦予的行動造成他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他的挺身而出，将自己直接地暴露在公衆面前，從而使自己成為公衆的一個靶子，也使這種政體沒有了障礙物。
最初，袁世凱對唐紹儀維護《臨時約法》，堅持責任内閣制度的行為，雖然很不情願，但還是接受了，并且，小心翼翼地按照革命黨設計的政治體系行事。
但不久袁世凱就發現了，這樣的體制安排，似乎潛伏着某種别有用心，有意在跟自己過不去。
一直習慣于大權獨攬的袁世凱，在此後的行動中，不斷地感受到《約法》和議會的約束，這樣的約束讓他感覺異常不爽。
雖然《約法》看起來賦予總統相當大的行政權，理論上總統是全國海陸軍的統帥，擁有廣泛任用官吏的權力；并且，彈劾總統是不容易的。
但同時，這個《約法》又有一個同總統共同承擔責任的内閣總理和内閣，責任内閣直接代替總統對國會負責。
這樣的矛盾，使得實際操作上就變得相當不易，勢必使總統和内閣總理為事情的決策産生糾紛。
究竟誰來行使行動權力，就變成了一個問題。
袁世凱這時候才意識到，革命黨人之所以邀他出山，隻是在利用他的威信和聲望來降服人心，并不打算真正地聽命于自己。
對于如此形式的“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當然不滿，這個舊時代以軍事勢力起家的一方諸侯，在骨子裡都能覺察到權力的重要性，他當然不肯讓出自己的權力，想把權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4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布正式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務。
南京國民政府正式遷至北京；參謀總長黃興仍留守南京，意在為革命黨人保留一個陣地。
從一開始，袁世凱政府的建立，從構成上來說，就具有某些先天性的缺陷——就如同在松軟的沙漠之上，想建立一座摩天大廈一樣。
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說，一個自由、民主的現代社會制度能否建立，關鍵有四個條件：一是政治制度的設計比較合理，使得各項矛盾能在體系内得到解決。
二是民間社會比較強大，并有比較發達的大衆傳媒，能監督和牽制政府，形成“第三種權力”，一方面使政府官員不敢為所欲為，同時也可以監督在野的政治家通過政治論争和法治的途徑實現自己的訴求。
三是通過各種途徑“開官智”，讓執政的官員和在野的政治家都不敢和不願離開法治的軌道。
第四個，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民智的水平。
從某種程度上說，民智的水平，決定了民主制度是否能夠實現，以及民主發展的水平。
就中國當時的現狀來說，在構成民主政治的上述四個條件中，相對而言，隻是第二條狀況比較好。
當時的新聞媒體相對獨立，言論相對自由，報刊雜志不僅可以發出獨立的聲音，甚至可以無中生有攻擊政府。
袁世凱及其下屬官員，孫中山和其他政治家或政客，無一不在媒體監督的範圍内；結社也是自由的，民衆對事關國計民生和自身利益的各項事務，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張和意見，并且依理陳述依法抗争。
但除此之外，無論是政治制度的設計，還是官智、民智的水平，都遠沒有達到實現民主政治的階段，整個社會基礎、文化基礎、法律基礎等等，都決定了當時的民主政治羸弱無比。
在這種情況下，按照最先進的民主思想所設計的共和體制的運作，對于新生的中華民國來說，無異于生吞活剝，勉為其難，那種運轉之中的艱澀和生硬，就完全可以想象了。
alt 民國初年的新聞記者 從袁世凱臨時政府的組成結構來看，這個政府本來就是幾派政治勢力，也即革命黨、立憲派以及北洋軍事強人妥協的産物。
從執政官員的素質來看，那些身居高位号稱開明的官員，大都沒有受過系統的現代教育，隻是通過逐步積累經驗而提高的。
這類人對現代社會的認識很不全面，知識基礎仍舊是中國傳統文化。
即使是當中的佼佼者袁世凱，也是落第秀才出身，雖然思想比較開化清明，但無論對軍事還是現代政治、經濟，都是一知半解零敲碎打，缺乏整體上的認識，因而在關鍵時刻，總是缺乏明晰的判斷力。
并且，對于袁世凱等人來說，即使擁有新思想，在實現新思想的路徑上，也是通過舊手段來達到目的的。
在革命黨一方，總體上也跳不出武力解決問題的造反邏輯，不懂得現代政治就是法治和選票政治。
各種政治力量都沒有形成對民主規則的敬畏和信仰，沒有學會以妥協、折中的方式處理彼此之間的意見分歧，隻把民主看成是工具，希望民主隻為己所用。
這樣的先天不足，使得這個政府，以及同時存在的參政兩院，在面對現代社會運行機制以及民主、法治時，缺乏應有的認識。
這也決定了在袁世凱與革命黨人之間，自覺不自覺地，要運用一些非正常和極端手段。
雙方之間，是很難真正合作的。
袁世凱政府才啟動，革命黨人針對袁世凱所制定的《臨時約法》就起到作用了。
《臨時約法》雖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袁世凱的權力，但由于限制太嚴，很多時候幾乎是人為地制造袁世凱與唐紹儀之間的矛盾，也使國民政府的運轉出現了很大問題。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來，内閣制也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可以适時地緩和轉型時期湧現出的複雜矛盾——可以用内閣的更替緩解矛盾，以及總統的壓力。
但袁世凱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這個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以天下為己任，富有使命感的舊式權臣，從一開始，無論是《臨時約法》，還是内閣國會，都是他在那一場交易中被迫和無奈接受的附屬品，對于這些外國制度和觀念，袁世凱是極為模糊淡薄的。
袁世凱所熟悉的，仍舊是長期以來舊的專制政體下形成的長官意志和集權操作。
因此，當袁世凱接手民國新政權之後，他肯定會和舊時代的君主一樣，相信隻有自己，而不是國會和内閣，才能帶領這個國家走上繁榮昌盛的道路。
這樣的心态，使得袁世凱當然不允許權力遊離于自己之外。
從一開始，由他的理解力和習慣所賦予的行動造成他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他的挺身而出，将自己直接地暴露在公衆面前，從而使自己成為公衆的一個靶子，也使這種政體沒有了障礙物。
最初，袁世凱對唐紹儀維護《臨時約法》，堅持責任内閣制度的行為，雖然很不情願，但還是接受了，并且，小心翼翼地按照革命黨設計的政治體系行事。
但不久袁世凱就發現了，這樣的體制安排，似乎潛伏着某種别有用心，有意在跟自己過不去。
一直習慣于大權獨攬的袁世凱，在此後的行動中，不斷地感受到《約法》和議會的約束，這樣的約束讓他感覺異常不爽。
雖然《約法》看起來賦予總統相當大的行政權，理論上總統是全國海陸軍的統帥，擁有廣泛任用官吏的權力；并且，彈劾總統是不容易的。
但同時，這個《約法》又有一個同總統共同承擔責任的内閣總理和内閣，責任内閣直接代替總統對國會負責。
這樣的矛盾，使得實際操作上就變得相當不易，勢必使總統和内閣總理為事情的決策産生糾紛。
究竟誰來行使行動權力，就變成了一個問題。
袁世凱這時候才意識到，革命黨人之所以邀他出山，隻是在利用他的威信和聲望來降服人心，并不打算真正地聽命于自己。
對于如此形式的“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當然不滿，這個舊時代以軍事勢力起家的一方諸侯，在骨子裡都能覺察到權力的重要性，他當然不肯讓出自己的權力，想把權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