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歸隐,還是蓄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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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哄而入。

    袁世凱隻好出來接見了衆人,也接受了衆人的祝賀。

    樂哈哈的袁世凱端坐在太師椅上,觀看着衆多身着戎裝的弟子們,心裡有說不出的開心。

     在此之後,袁世凱忙裡偷閑,幹脆在避居彰德的那段時間,把該辦的私事,都一股腦地辦了:先是自己納了第八房姨太太郭氏;然後是嫁長女,娶三兒媳婦;不久,袁世凱同父異母的二哥,也就是那位不許袁世凱生母與其生父合葬的袁世敦死了,袁世凱主辦了二哥的喪事;三哥袁世廉又不幸感染傷寒去世,袁世凱悲恸萬分,又親自主辦了葬禮;接着,袁世凱又将弟弟世輔接來同住。

    人情來往中,袁世凱吸取了當年大辦慶典遭緻慈禧批評的教訓,特地立了一個規矩:宣布所有親朋、故舊、袍澤、部屬,凡是銀兩錢财之贈,已送來者堅持璧還,一一退回;未送到者,緻函婉拒。

    至于賀壽衣服、食品,嫁娶的奁具、衣料、幛軸、冠服以及吊喪的挽聯、挽幢等,都屬禮尚往來無法拒絕了。

    不僅如此,袁世凱在洹上之時,索性還同風水先生一道,把自己的墓地也選好了。

    墓地靠着太行山,面朝洹水,倚山面水,邃而高曠,是典型的“牛眠之地”。

    袁世凱對于自己墓地的風水,異常自得。

     袁世凱在洹上期間,忙碌的另一件事情就是跟徐世昌一起,領頭為輝縣百泉重修募捐。

    百泉一直是個風景名勝之地,傳說晉代高士孫登曾在此隐居,後來北宋理學家邵雍也在這裡隐居數十年。

    袁世凱和徐世昌各認捐了兩千三百兩白銀,張鎮芳、端方和蔡紹基等,各認捐一千兩;袁世凱的北洋舊部及河南紳士百餘人也捐銀不等。

    這樣,一共募集了一萬五千兩銀子。

    1911年8月,百泉修繕得煥然一新。

    袁世凱親自撰寫了《重修百泉祠廟碑》一文,記述了百泉修繕的初衷,強烈表達了自己不甘蟄居山林、希望複出的心情。

     洹上期間,袁世凱還順便處理了一些“小事”——有一天,袁世凱突然接到來自鎮江的一封信:原來,袁世凱童年時随嗣父袁保慶在南京讀書時的老師,也稱“業師”的申天骐去世後,家人一直沒錢将他的遺體遷回原籍安葬。

    申家無奈之下,隻好給袁世凱寫了一封信。

    雖然申天骐教授袁世凱的時間并不長,而且,自袁保慶去世袁世凱離開南京後,就跟申天骐失去了聯系,但接到信後,袁世凱仍對此事很關心,三次親筆寫信給鎮江關道道員劉燕翼,讓劉查明情況。

    這個時候做這事,應該是很難得的,因為袁世凱畢竟下野,各方面的情形又很敏感。

    劉燕翼了解情況屬實後,向袁世凱作了報告。

    袁世凱立即派人給申家送去了四百兩銀子,又讓劉燕翼幫助料理申氏歸葬之事。

    受袁世凱的委托,劉燕翼還為申天骐的兒子安排了一個抄抄寫寫的事情,以解決生活來源。

     非比尋常的1911年說來就來了,袁世凱下野之後,垂垂欲倒的清廷失去了最後的動力,隻有在麻木中靜候毀滅。

    ——剛跨入新年,在廣州,就發生了廣州将軍孚琦被刺事件以及黃興領導的黃花崗起義;到了4月,由于清政府宣布鐵路國有政策,各地資本聯合廣大群衆發起了風起雲湧的保路運動……各省代表進京,抗議憲政遲遲不動,請求朝廷盡快頒布憲法,組織責任内閣,重整清廷内政。

    清政府在巨大的壓力之下,被迫宣布撤銷軍機處,成立了以奕alt為總理大臣的責任内閣,内閣大臣多是滿族貴族,其中皇族貴胄就占了五位。

    清廷這種換湯不換藥的做法,讓越來越多的人對于責任内閣失望,也對改良派失去了信心和耐心,既然立憲無法實行,那麼,留着這樣的腐朽政權又有何用?人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揭竿而起,而在這個國家的曆史上,人們一直是有着這樣的傳統的。

    在此前後,革命黨人先後成立了“華興會”、“光複會”、“同盟會”等組織,接二連三地發動了起義,革命黨人汪精衛和黃複生竟然把炸彈埋到了攝政王載沣的家門口……此時的中國時局,已名副其實地成為一個布滿炸藥的大倉庫,那些權傾一時的人物,就像坐在火山口上一樣終日惶恐。

    烏雲壓城城欲摧,一場暴風雨即将來臨。

     這時候的立憲派也坐不住了,為了共同的利益,當年曾與袁世凱鬧翻的立憲派首領張謇在北上赴京途中,專程從彰德下車,前往洹上會晤賦閑的袁世凱。

    當年吳長慶幕府麾下的兩個年輕人,一個是權傾朝野;另一個,隻是暫時虎落平陽而已。

    雖然二人曾經很長時間鬧得不快,但志向和觀點的相同,加上互相利用的關系,讓他們再度走到一起。

    當張謇走下火車時,袁世凱的副官已準備好大轎,前呼後擁地把張謇接到洹上村。

    見面後,二人回首同在朝鮮的時光,一陣唏噓唉歎,畢竟,二十年的時光,一晃就過去了。

    談及政局,兩人一個共同的看法就是,這個搖搖欲墜的朝廷必須實行君主立憲了,隻有采取君主立憲,組織責任内閣,進行政治改革,才能緩和危機。

    當然,兩人的話題還不止這些,他們甚至談及對多災多難的淮河的治理。

    張謇一再勸袁世凱出山,袁世凱的回答是: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凱出山,我當一切遵從民意而行。

    顯然,年紀剛過半百的袁世凱對于政事,還是有相當興趣的,關鍵點在于,朝廷以怎樣的方式來對待他。

    夜裡十二時過後,張謇因要進京,執意返回。

    袁世凱見留不住,隻好派人将張謇送至彰德火車站,當張謇到彰德火車站時,已是淩晨三點時分了。

     一個人的一生,總有一些重要的關節點。

    這個關節點,不是指人的經曆和起緣,而是指人在思想上的重大沖破和飛躍。

    對于一個人來說,思想的攀援以及内心力量的培育,是成大器的關鍵所在。

    思想的飛躍騰空,往往有石破天驚的震撼。

    當年,曾國藩離開江西戰場回到家鄉為父守孝的一年多,是他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其中的意義,絕不亞于王陽明的“龍場悟道”。

    當曾國藩再次從白楊坪出山之時,一個新的曾國藩誕生了——由于悟出了人生進取和虛無的雙重意義,從此之後的曾國藩悲憫、達觀、清醒,富有超然的洞察力,以及無時不在的蒼涼感,精神上早已上了一個台階。

    而在洹上,袁世凱似乎根本無暇對自己的行為和思想進行系統反思和盤整,他隻是在等待、盼望和焦急中,陰郁地度過了兩年多時間。

    功名心極強的袁世凱總是難以擺脫自己的政治情結,也無法擺脫政治。

    在此期間,袁世凱平均每天寫一封信,處理各種各樣的事情。

    至少有一百二十多人來拜訪,有的是商讨國策,勸他出山;有的則是人情交往,求他辦事。

    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哪裡能閑得住呢?這時候的袁世凱既沒有對外部世界的失望,也沒有自我困惑的掙脫。

    他就像一個瘾君子一樣,對于權力和地位欲罷不能。

    雖然袁世凱在表面上刻意裝着從容淡泊、若無其事,但在内心裡,他一直以一個政治客所具有的特殊的嗅覺和洞察力,敏銳地觀察分析着時局的發展與走向,以期尋找時機東山再起。

     時局變化如此之快,快得幾乎連袁世凱都沒有估料到。

    1911年10月的武昌起義,很快就将袁世凱從洹水之畔拉了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