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共和,還是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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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瘡百孔的大清王朝,到了1911年時,已經蒼老得沒有氣力再向前邁出一步了。

    《劍橋中華民國史》這樣闡述:“在滿族的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舊秩序結構極為牢固,自我維護極為巧妙,能夠經受住一個世紀的民衆叛亂和外國入侵。

    然而,正是它本身的力量否定了它。

    它對工業主義與民族主義運動的适應,對科學和民主的适應是如此緩慢,以緻最終必然讓位。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不僅袁世凱沒有想到,甚至,連革命黨人孫文、黃興等人都沒有想到。

    看起來,這實在不算是一場有組織有領導的事件,同盟會在當中的力量隻是一部分,可能還不是主要的一部分。

    起義的主要領導人當中,幾乎沒有一個是同盟會會員。

    更讓人覺得偶然的是,武昌起義如星星之火,點燃了全國各地的革命烽火——一月之内,全國二十二個省,竟有十七個省宣布獨立。

    那些平日裡看起來不可一世的撫督們,在洶湧的革命态勢面前,根本無法組織像樣的抵抗,完全是樹倒猢狲散,非降即逃;最壯烈的,也不過是走投無路地自殺,或當了俘虜後被處死,隻有個别是戰死。

    用什麼來解釋這種現象呢?隻能說,大清的氣數真是盡了。

     武昌起義的爆發,讓本來就搖搖欲墜的清廷亂了方寸,遺老遺少們隻是長籲短歎,根本就沒有辦法力挽狂瀾。

    一開始,清廷還沒打算起用袁世凱,隻是派陸軍總長蔭昌率領北洋軍去鎮壓,可那些北洋軍哪裡肯聽蔭昌的指揮呢?“袁家軍”表現得磨磨蹭蹭,毫無鬥志。

    情急之下,清廷隻得想到起用最後的救命稻草——在洹水之上賦閑的袁世凱。

    在此之前,當日俄加強對東三省的侵略,形勢吃緊之時,以奕alt為首的滿族十大臣,就開始力保袁世凱出山了。

    協理大臣那桐在奏請辭職的報告中,說袁世凱的才能高自己十倍。

    除此之外,在保舉他的人當中,還有皇族載濤、載洵;大學士、軍機大臣、皇族内閣大臣鹿傳霖、陸潤庠、載澤、唐紹儀、梁敦彥、鄒嘉來、盛宣懷、端方;地方封疆大臣趙爾巽、錫良、李經羲;立憲派首領張謇;還有袁世凱的死黨、北洋将領姜桂題、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等。

    可以說,當時有權有勢的人,全都在說袁世凱的好話,都在呼籲他出山。

    現在前方整個形勢吃緊,請袁世凱出山的呼聲更高了。

     與此同時,西方列強也唯恐全國各地的革命發展為一場類似義和團的運動,由于彼此利害的沖突,也不好采取軍事行動。

    他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來主持中國政府工作。

    在這些西方列強看來,袁世凱是最合适的人物了,他有着強大的精神力量,目光開闊,天性勤奮,善于溝通,而且不太自私。

    于是,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恒提議清政府讓袁世凱出山,駐華公使團一緻擁護這個提議,集體照會了清政府。

    在這種情況下,攝政王載沣顯然無法抵禦壓力,隻好同意讓袁世凱出山。

     10月14日,清廷诏袁世凱為湖廣總督,赴武漢節制各軍。

    袁世凱稱病不接受上谕。

    10月18日,清廷指派袁世凱老友徐世昌趕到洹上,敦促袁世凱就任。

    這一回,袁世凱向朝廷攤牌,提議朝廷加快立憲改革的步伐:一是明年開國會,二是組成責任内閣,三是解除黨禁,四是寬容武昌起義之起事黨人。

    與此同時,袁世凱要求清廷充分地撥給他軍費,授予他前線指揮軍事之全權,不對他的指揮橫加幹涉。

     這時候的清廷,哪裡還有跟袁世凱讨價還價的資格呢,一切都是火燒眉毛。

    情急之下,清廷隻能順依了袁世凱。

    10月27日,清廷授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節制陸海各軍。

    國庫空乏之下,隆裕太後無奈何拿出百萬私房錢,撥給袁世凱的北洋軍,以暫緩武漢方面的局勢。

    11月8日,清廷資政院召開會議,選舉袁世凱為内閣總理大臣。

    袁世凱趕赴京城,接受了清廷的委派。

    當袁世凱意氣風發地出現在紫禁城大殿時,由兩旁射過來的目光複雜無比,就像目睹不可知的命運之神似的。

     那一段時間,一切的一切都如六月裡的天氣一樣,風雲變幻。

    與前任李鴻章不一樣,老謀深算的袁世凱知道清朝的氣數已盡,對于這個腐朽的政權,袁世凱也懶得盡孝盡忠了。

    此番東山再起,精于權謀的袁世凱已心中有數:如果有機會的話,他會挺身而出,讓這個朝代結束在自己手中,當然,這一切最好是在體面的狀态下進行,畢竟,袁世凱受清室恩惠太多,不能讓世人覺得他從孤兒寡母手中巧取豪奪了江山,必須平穩過渡才行。

    同時,在袁世凱看來,清廷上下還是有一定反抗能力的,至少,他們的反抗會讓中國分裂,一大片邊疆地區将會難保。

    袁世凱從來就是不主張革命的,雖然他算是一個軍人,但袁世凱一直不太喜歡用暴力來解決朝代更替的問題。

    在熟讀兵書的袁世凱看來,不戰而屈人之兵,方為上策。

    因此,袁世凱竭力使光緒皇帝的遺孀隆裕太後相信,要避免國家分裂和動亂,擺在清王朝面前的唯一一條道路,就是正式退位。

    除此之外,袁世凱投鼠忌器的原因還有:中國的混亂會給虎視眈眈的列強,尤其是日本以借口,加快引狼入室的步伐。

    出于這樣的考慮,上任伊始,袁世凱一方面命令馮國璋、段祺瑞領第一、二軍赴武漢前線,先擊潰革命軍,占據戰争的主動權;另一方面派唐紹儀準備跟革命黨人進行接觸,摸清革命黨人的實力和意圖。

    與此同時,對于孤兒寡母的清廷,袁世凱盡可能地把形勢說得嚴峻複雜,讓搖搖欲墜的清廷誠惶誠恐。

    雖然袁世凱的主要出發點是“通吃兩家,唯我獨大”,但在此亂世之時,國家和百姓如果少受兵燹之苦,也是一件好事。

     這邊袁世凱“機關算盡”,而那邊,武昌起義之後的“革命派”,也是一個複雜紛纭的團體,當中既有激進的革命黨人,也有由改良派或者清廷遺老搖身一變的,還魚龍混雜了諸多泥沙俱下的勢力。

    很多人都沒有想到,一個看起來龐大堅固的政權,竟然如此不堪一擊。

    因此,那些沒有充分準備的革命者也對擔當領袖缺乏信心和底氣,努力尋找最具負責精神、表現最英勇、貢獻最大、威望最高的人。

    也就是說,需要一位能“鎮”得住局面的人來統治天下。

    以這樣的标準,強人袁世凱當然是最合适的人選了。

    革命黨人首先伸出了橄榄枝,袁世凱會心一笑地投桃報李——立即委派自己最信任的唐紹儀擔任全權談判代表。

    一切都是在極其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