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立憲，還是抓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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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初期的中國，各方面的形勢就如六月的天氣一樣，讓人捉摸不定。
與19世紀最後十年的情況不一樣，這個古老的帝國在蹒跚走進20世紀之後，不知不覺出現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變化，有一些騷動發生，有一些情緒激越。
在上層和官場，仍是一如既往地腐敗，體制仍是一如既往地僵化。
由于各級掌權者掌握着下屬的命運和意志，順從和谄上成為上下關系的主要特征，正确的建議無從上達或被扼殺，腐敗作為無法阻遏的趨勢愈演愈烈。
晚清除了具有末世專制的共同特征外，又恰逢社會處于宗法關系向金錢關系蛻變的過渡期，腐敗更成了席卷上下的狂潮。
加上軍政官員的薪俸不足以維持正常的開支，沒有建立正常的預決算制度，又缺少現代分權制約和大衆傳媒的監督，于是，整個官場從大小官員到衙役，貪污、受賄、侵吞公款、包賭、包娼、敲詐勒索已成為習以為常的事情。
在文化上，那種自以為是的心态，以及對本民族傳統文化喪失自信心的弱者心理，促成了在僵化體制下形成的高壓，産生了一種維護本國文化尊嚴的特殊方法——以政治的壓力去維護文化的權威，凡敢越雷池半步者，即視為非聖無法，大逆不道。
在社會上，那種因不斷打壓而産生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持續反彈，開始源源不絕地釋放能量——義和拳運動隻是開了一個頭，903年鄒容《革命軍》的出版，1905年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以及随後聲勢浩大的抵制美貨的運動，都充分顯示了這一趨勢。
遍布全國的通商口岸的興起，連同輪船、火車、電報、報紙、雜志的創辦，以及由赫德主持成立的大清郵政局網絡狀的鋪開，使得中國人緩慢的生活得到了改變；文化與信息的快捷傳播，對生活形成了沖擊；新式教育不知不覺地在推廣，文盲減少了；一些人慢慢開始覺醒，開始接受并且支持維新運動；鴉片、纏足、蓄婢、賣淫、賭博等社會舊俗遭到了聲讨。
與此同時，集鎮慢慢城市化，孔孟之道逐漸喪失威信，舊有的“三綱五常”遭到了唾棄，婦女解放的呼聲變得越來越大，主權意識也有所加強。
在沿海沿江的一些地方，新型民族工業資本出現了，既改變着勞動方式，也改變着生活方式…… 有關袁世凱在20世紀初所進行的改革，一直有兩種看法。
一種看法是，袁世凱在當年慈禧的新政中，一直扮演“急先鋒”的角色；對于中國當時的改革，袁世凱是有系統思考的，也謀求積極的進步方式。
另一種看法是，袁世凱當時的行動，隻是打着改革的幌子，以他職業政客的方式，來争取更多的權力。
實事求是地說，雖然袁世凱跟衆多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一樣，身懷一種自以為是的使命感，湧動強烈的權力意識，但作為一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漢臣，袁世凱攬取權力的目的，既是為了個人的榮光，也是為将自己的思想付諸實施，在這個亂世之中，轟轟烈烈幹出一番前無古人的事業來，以期促成委頓迷離的國度的某種改變。
可以說，袁世凱以辦實業搞洋務進入革新的孔道完全是不自覺地——是不知不覺地上了“賊船”，并被吸入一個無法抗拒的曆史過程——從革新的孔道引入機器進而需要引用技術，從引入技術進而需要引入一切學問，從接受新思想進而要改革制度……這種進程，仿佛被巨大的規律力量吸附，身不由己地越陷越深……到後來，騎虎難下的袁世凱不得不考慮深層次的西化，由單純的洋務，發展為立憲維新的政治改革了。
當然，清廷的立憲改革，是西方列強的要求。
當年慈禧太後在西安所頒布的改革诏書，就有這樣的号召和承諾。
但無論從哪方面說，袁世凱後來試圖做的，都是主動而堅決的。
袁世凱一直是這樣一個人：看起來胸有城府，實際上銳氣仍在；看起來老謀深算，實際上火候尚欠。
這樣的性格，使得袁世凱在推進立憲改革中，一意孤行，堅決強悍。
1903年，袁世凱初步提出了清廷立憲的建議，要求清廷在憲政、官制、地方自治三方面，實行改革，而核心内容是憲政改革。
袁世凱的建議，就像一粒石子擲進沉寂的深潭一樣。
一片軒然大波之後，很快就變得無聲無息了。
當一項具體措施觸及制度和政權的根本時，就像馬車撞上高高的栅欄，會立即委頓地減緩甚至停滞下來。
袁世凱最初的建議，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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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19世紀最後十年的情況不一樣，這個古老的帝國在蹒跚走進20世紀之後，不知不覺出現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變化，有一些騷動發生，有一些情緒激越。
在上層和官場，仍是一如既往地腐敗，體制仍是一如既往地僵化。
由于各級掌權者掌握着下屬的命運和意志，順從和谄上成為上下關系的主要特征，正确的建議無從上達或被扼殺，腐敗作為無法阻遏的趨勢愈演愈烈。
晚清除了具有末世專制的共同特征外，又恰逢社會處于宗法關系向金錢關系蛻變的過渡期，腐敗更成了席卷上下的狂潮。
加上軍政官員的薪俸不足以維持正常的開支，沒有建立正常的預決算制度，又缺少現代分權制約和大衆傳媒的監督，于是，整個官場從大小官員到衙役，貪污、受賄、侵吞公款、包賭、包娼、敲詐勒索已成為習以為常的事情。
在文化上，那種自以為是的心态，以及對本民族傳統文化喪失自信心的弱者心理，促成了在僵化體制下形成的高壓，産生了一種維護本國文化尊嚴的特殊方法——以政治的壓力去維護文化的權威，凡敢越雷池半步者，即視為非聖無法，大逆不道。
在社會上，那種因不斷打壓而産生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持續反彈，開始源源不絕地釋放能量——義和拳運動隻是開了一個頭，903年鄒容《革命軍》的出版，1905年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以及随後聲勢浩大的抵制美貨的運動，都充分顯示了這一趨勢。
遍布全國的通商口岸的興起，連同輪船、火車、電報、報紙、雜志的創辦，以及由赫德主持成立的大清郵政局網絡狀的鋪開，使得中國人緩慢的生活得到了改變；文化與信息的快捷傳播，對生活形成了沖擊；新式教育不知不覺地在推廣，文盲減少了；一些人慢慢開始覺醒，開始接受并且支持維新運動；鴉片、纏足、蓄婢、賣淫、賭博等社會舊俗遭到了聲讨。
與此同時，集鎮慢慢城市化，孔孟之道逐漸喪失威信，舊有的“三綱五常”遭到了唾棄，婦女解放的呼聲變得越來越大，主權意識也有所加強。
在沿海沿江的一些地方，新型民族工業資本出現了，既改變着勞動方式，也改變着生活方式…… 有關袁世凱在20世紀初所進行的改革，一直有兩種看法。
一種看法是，袁世凱在當年慈禧的新政中，一直扮演“急先鋒”的角色；對于中國當時的改革，袁世凱是有系統思考的，也謀求積極的進步方式。
另一種看法是，袁世凱當時的行動，隻是打着改革的幌子，以他職業政客的方式，來争取更多的權力。
實事求是地說，雖然袁世凱跟衆多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一樣，身懷一種自以為是的使命感，湧動強烈的權力意識，但作為一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漢臣，袁世凱攬取權力的目的，既是為了個人的榮光，也是為将自己的思想付諸實施，在這個亂世之中，轟轟烈烈幹出一番前無古人的事業來，以期促成委頓迷離的國度的某種改變。
可以說，袁世凱以辦實業搞洋務進入革新的孔道完全是不自覺地——是不知不覺地上了“賊船”，并被吸入一個無法抗拒的曆史過程——從革新的孔道引入機器進而需要引用技術，從引入技術進而需要引入一切學問，從接受新思想進而要改革制度……這種進程，仿佛被巨大的規律力量吸附，身不由己地越陷越深……到後來，騎虎難下的袁世凱不得不考慮深層次的西化，由單純的洋務，發展為立憲維新的政治改革了。
當然，清廷的立憲改革，是西方列強的要求。
當年慈禧太後在西安所頒布的改革诏書，就有這樣的号召和承諾。
但無論從哪方面說，袁世凱後來試圖做的，都是主動而堅決的。
袁世凱一直是這樣一個人：看起來胸有城府，實際上銳氣仍在；看起來老謀深算，實際上火候尚欠。
這樣的性格，使得袁世凱在推進立憲改革中，一意孤行，堅決強悍。
1903年，袁世凱初步提出了清廷立憲的建議，要求清廷在憲政、官制、地方自治三方面，實行改革，而核心内容是憲政改革。
袁世凱的建議，就像一粒石子擲進沉寂的深潭一樣。
一片軒然大波之後，很快就變得無聲無息了。
當一項具體措施觸及制度和政權的根本時，就像馬車撞上高高的栅欄，會立即委頓地減緩甚至停滞下來。
袁世凱最初的建議，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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