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元兇，還是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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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等事項，作了明文規定，一定程度上維護了當地群衆的利益和國家主權，袁世凱在山東的威望也因此大增。
當然，由于袁世凱在山東對義和團的大肆圍剿，也引起了清廷一些人的不滿。
為了殺雞儆猴，朝廷一幫人找了一個理由，将同時在山東做官的袁世凱的胞兄袁世敦革職回籍。
壓力之下，袁世凱仍冒着風險，上了一封《遵旨籌議官練私團事不可行據實複陳折》，再次闡述自己對義和團的認識，提醒朝廷不要受騙上當。
袁世凱聲稱：經過調查，義和團實際上就是離卦教中所稱的義和門，與當年抗清的白蓮教同出一源。
隻有拳會之名，并無拳會之實。
嘉慶年間，已奉旨嚴禁。
這些拳民不隻仇恨洋教，還聚衆鬧事，掠害平民，騷擾地方，危害很大。
義和團也沒有什麼本領，屢戰屢敗，怎麼可能用來抵禦西方強大的軍事力量呢？袁世凱強調，自古以來，絕無利用旁門左道邪教來抵禦外敵的，也沒有把這些搶劫拒捕之人當做良民的。
因此，朝廷企圖倚重義和團，實屬不可行。
由于袁世凱堅持不放棄對義和團的強有力打擊，到了1900年，山東境内已無義和團的蹤迹。
義和團越境到了直隸境内北京、天津、保定的三角帶地區，得到了迅猛發展。
尤其是在河北境内，義和團的活動達到了高潮。
直隸總督裕祿原本與袁世凱約好，對義和團南北夾擊，但此時朝廷對于義和團的縱容态度，讓他不再敢輕舉妄動。
于是，義和拳設壇焚香，毀鐵路、折電線、燒教堂、殺洋人的活動愈演愈烈。
這時候，對于義和團到底采取什麼辦法，清廷還是拿不出主意，隻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當然，義和團的口号轉變也是清國統治者看法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們由最初與清廷的不共戴天，變成擁護清廷驅除洋人了。
在這種前提下，那些憎恨洋人的清朝王公貴族，甚至慈禧，都覺得這股民間力量可以利用。
在朝廷優柔寡斷下不了決心的時候，事态變得越來越嚴重，北方的廣大地區越發處于無政府狀況中了。
清廷上上下下對于義和團的判斷缺失，明顯地是缺乏常識所造成的。
當歐洲在19世紀工業化的背景下，思維已在理性和科學的軌道上行駛的時候，在東方古國，義和團民以及清國統治層的思維還停留在蒙昧的中世紀，無論是那些大權在握的官宦們，還是沒權無勢的百姓，既缺乏基礎的科學常識，也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和能力。
他們既愚蠢，又天真；既充滿幻想，也缺乏想象力；既老謀深算，又自作聰明。
正是在這種思維方式下，上至慈禧太後皇室大臣，下至普通百姓，全都相信了這種怪力亂神，相信那些帶有神功的義和拳民是“天兵天将”下凡，相信他們可以刀槍不入，相信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打敗洋人。
以當時清廷自作聰明的想法，先縱容民間義和團力量打擊洋人，給洋人施壓，然後，再跟洋人談條件。
在官方的縱容之下，這股自發的農民運動變得有恃無恐，很快就形成了大爆炸的趨勢。
在河北等北方地區，凡是有教堂的地方，都很快成為一片火海。
時間到了1900年6月，義和團各股勢力開始向北京和天津進發。
他們頭纏紅、黑、黃等各色頭巾，綁着紅色裹腳，手腕上系着白色咒符，服裝五顔六色。
北京的城門被莫名其妙地打開，十多萬義和團民湧進了城中。
他們滿街逡巡，搜捕和殺戮“老毛子”、“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一直到“十毛子”——老毛子、大毛子是遍體黃毛的洋人，殺無赦；二毛子是教民，教民若不退教，殺無赦；三毛子以下的，則是用洋貨、行洋禮，崇洋讓洋之人……義和團證實一個人是否“二毛子”的方法十分簡單——嫌疑犯被押到街上，跪在義和團的祭壇前，然後點燃一張寫着上呈給義和團保護神的話語的紙條，根據紙灰的上升還是下落，來判斷這個人是否有罪該殺。
義和團揚言要拿獲“一龍二虎”來祭天，以償背祖叛國之罪——“龍”便是主張變法的光緒，“二虎”則是慶親王奕alt和李鴻章。
甚至有一度，幾十個義和拳民在兩位親王的帶領下，到皇宮想殺死光緒，最後被慈禧阻止……矛盾就這樣被激化了，戰争也變得不可避免。
英國海軍中将西摩率領英、德、俄、法、美、日、意、奧八國聯軍，攻下大沽炮台。
這個時候，由于李鴻章遠在廣東，朝中無人與外國公使接觸斡旋，朝廷數次征調李鴻章北上處理事務，李鴻章拒不應诏。
慈禧太後方寸大亂，不知道如何面對。
這期間，德國公使克林德在乘轎前往總理衙門途中，被八旗軍官恩海槍殺。
在京的義和團又組織起來，圍攻各國使館。
局面失去了控制，慈禧太後像一頭孤獨的母狼一樣，不顧一切地下诏對十一國宣戰。
清廷孤注一擲宣戰之時，那些朝中元老及地方大員們，知道這一場戰争的失敗不可避免。
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人聯合在一起，力求“東南互保”，以宣戰的诏書為“矯诏”、“假上谕”為托詞，拒絕執行慈禧對外宣戰的诏令。
此時身在山東的袁世
當然，由于袁世凱在山東對義和團的大肆圍剿，也引起了清廷一些人的不滿。
為了殺雞儆猴，朝廷一幫人找了一個理由，将同時在山東做官的袁世凱的胞兄袁世敦革職回籍。
壓力之下，袁世凱仍冒着風險，上了一封《遵旨籌議官練私團事不可行據實複陳折》，再次闡述自己對義和團的認識，提醒朝廷不要受騙上當。
袁世凱聲稱：經過調查，義和團實際上就是離卦教中所稱的義和門，與當年抗清的白蓮教同出一源。
隻有拳會之名，并無拳會之實。
嘉慶年間，已奉旨嚴禁。
這些拳民不隻仇恨洋教，還聚衆鬧事，掠害平民，騷擾地方，危害很大。
義和團也沒有什麼本領，屢戰屢敗，怎麼可能用來抵禦西方強大的軍事力量呢？袁世凱強調，自古以來，絕無利用旁門左道邪教來抵禦外敵的，也沒有把這些搶劫拒捕之人當做良民的。
因此，朝廷企圖倚重義和團，實屬不可行。
由于袁世凱堅持不放棄對義和團的強有力打擊，到了1900年，山東境内已無義和團的蹤迹。
義和團越境到了直隸境内北京、天津、保定的三角帶地區，得到了迅猛發展。
尤其是在河北境内，義和團的活動達到了高潮。
直隸總督裕祿原本與袁世凱約好，對義和團南北夾擊，但此時朝廷對于義和團的縱容态度，讓他不再敢輕舉妄動。
于是，義和拳設壇焚香，毀鐵路、折電線、燒教堂、殺洋人的活動愈演愈烈。
這時候，對于義和團到底采取什麼辦法，清廷還是拿不出主意，隻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當然，義和團的口号轉變也是清國統治者看法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們由最初與清廷的不共戴天，變成擁護清廷驅除洋人了。
在這種前提下，那些憎恨洋人的清朝王公貴族，甚至慈禧，都覺得這股民間力量可以利用。
在朝廷優柔寡斷下不了決心的時候，事态變得越來越嚴重，北方的廣大地區越發處于無政府狀況中了。
清廷上上下下對于義和團的判斷缺失，明顯地是缺乏常識所造成的。
當歐洲在19世紀工業化的背景下，思維已在理性和科學的軌道上行駛的時候，在東方古國，義和團民以及清國統治層的思維還停留在蒙昧的中世紀，無論是那些大權在握的官宦們，還是沒權無勢的百姓，既缺乏基礎的科學常識，也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和能力。
他們既愚蠢，又天真；既充滿幻想，也缺乏想象力；既老謀深算，又自作聰明。
正是在這種思維方式下，上至慈禧太後皇室大臣，下至普通百姓，全都相信了這種怪力亂神，相信那些帶有神功的義和拳民是“天兵天将”下凡，相信他們可以刀槍不入，相信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打敗洋人。
以當時清廷自作聰明的想法，先縱容民間義和團力量打擊洋人，給洋人施壓，然後，再跟洋人談條件。
在官方的縱容之下，這股自發的農民運動變得有恃無恐，很快就形成了大爆炸的趨勢。
在河北等北方地區，凡是有教堂的地方，都很快成為一片火海。
時間到了1900年6月，義和團各股勢力開始向北京和天津進發。
他們頭纏紅、黑、黃等各色頭巾，綁着紅色裹腳，手腕上系着白色咒符，服裝五顔六色。
北京的城門被莫名其妙地打開，十多萬義和團民湧進了城中。
他們滿街逡巡，搜捕和殺戮“老毛子”、“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一直到“十毛子”——老毛子、大毛子是遍體黃毛的洋人，殺無赦；二毛子是教民，教民若不退教，殺無赦；三毛子以下的，則是用洋貨、行洋禮，崇洋讓洋之人……義和團證實一個人是否“二毛子”的方法十分簡單——嫌疑犯被押到街上，跪在義和團的祭壇前，然後點燃一張寫着上呈給義和團保護神的話語的紙條，根據紙灰的上升還是下落，來判斷這個人是否有罪該殺。
義和團揚言要拿獲“一龍二虎”來祭天，以償背祖叛國之罪——“龍”便是主張變法的光緒，“二虎”則是慶親王奕alt和李鴻章。
甚至有一度，幾十個義和拳民在兩位親王的帶領下，到皇宮想殺死光緒，最後被慈禧阻止……矛盾就這樣被激化了，戰争也變得不可避免。
英國海軍中将西摩率領英、德、俄、法、美、日、意、奧八國聯軍，攻下大沽炮台。
這個時候，由于李鴻章遠在廣東，朝中無人與外國公使接觸斡旋，朝廷數次征調李鴻章北上處理事務，李鴻章拒不應诏。
慈禧太後方寸大亂，不知道如何面對。
這期間，德國公使克林德在乘轎前往總理衙門途中，被八旗軍官恩海槍殺。
在京的義和團又組織起來，圍攻各國使館。
局面失去了控制，慈禧太後像一頭孤獨的母狼一樣，不顧一切地下诏對十一國宣戰。
清廷孤注一擲宣戰之時，那些朝中元老及地方大員們，知道這一場戰争的失敗不可避免。
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人聯合在一起，力求“東南互保”，以宣戰的诏書為“矯诏”、“假上谕”為托詞，拒絕執行慈禧對外宣戰的诏令。
此時身在山東的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