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元兇，還是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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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維新的經曆，對于袁世凱來說，就如同一場驚險無比的走鋼絲一樣，盡管走得心驚膽戰，但還是憑借着過人的冷靜和狡猾平安着落。
這樣的艱險，直到很多年後，袁世凱想起來還心有餘悸。
也算是上天對于他的垂憐吧——或許，還想留給袁世凱一點時間，讓他繼續完成一些事業，畢竟，對于雄心勃勃的袁世凱來說，一切都是開了個頭。
接下來的事情，就是義和團事件了。
現在回過頭來看，當曆史進入20世紀的時候，随着西方勢力的不斷滲透，困頓與恥辱一直如鉛雲一樣，壓抑在中國人心上，一股強大的民族主義浪潮開始滋生湧動——自道光時代開始，曆經鹹豐、同治，一直到光緒，落後的農業大國在與西方的角力中，一直敗得體無完膚，臉面全無。
當洋務派的自強措施沒能頂得住列強的擴張和侵略，維新派的變法陰差陽錯走向失敗之時，人們開始用一種非正常的手段從絕望中尋找希望。
清政府在列強的壓力之下簽訂不平等條約，被迫同意解除教禁。
西方傳教士以越來越普遍的形式深入到中國農村，在中國内地的地方事務中擁有相當的特權，不受中國法律約束；在實際利益方面，教會為了擴大勢力和影響，不擇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不少品行不良分子乘機紛紛入教，為非作歹，興風作浪，激起底層廣大民衆的憤怒。
中國人多年來積郁于胸的民族情緒被點燃，民間的力量走到了前台。
文化沖突和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一股帶有仇恨的強大力量終于迸發了。
義和團的興起，是一種複雜的産物。
這樣的複雜體牽涉到社會背景、民間情緒、經濟困窘以及文化傳統等方面，而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又顯得沒有約束和控制。
當這種情緒以一種暴力和非理性方式轟轟烈烈表現出來的時候，實際上已誤入歧途。
在此之前的太平天國運動也可以說是這種現象的典型表現，之後北方撚軍的興起同樣可以這樣認為。
這種帶有原始宗教意味的群衆運動，既有史詩般的雄壯，也跟迷信與殘酷糾纏在一起。
它的興起，根源于人類存在的本質——人們困惑于貧窮，疲于沖突，畏于神秘，懼于死亡，這些客觀存在，加上自身理解力的不足，自然而然産生了諸多非理性的認識。
從傳統文化的角度來說，無論是否承認，在中國數千年的曆史中，除了理性的文化成分之外，暴力和“怪力亂神”也占有相當的成分。
中國曆史上無數循環往複的暴力，證明了這一點。
也因此，完全可以認為，自明朝之後，實際上對于中國廣大的百姓來說，《三國演義》、《水浒》、《西遊記》的影響與四書五經一樣深遠，它們根深蒂固地影響普通百姓的心理狀态，也影響着民族的性格和行為。
因為有着這樣的文化傳統和大衆心理，當社會上的精英階層對于社會的走向顯得蒼白無力的時候，這種暴力和“怪力亂神”相結合的東西便會在社會的底層自然而然地顯靈了。
它們或以單純的暴力方式表現，或以怪力亂神的方式顯形，或者兩者糅雜在一起，難分彼此。
在暴力和怪力亂神中，人們找到了安慰，不滿情緒得到了宣洩，然後墜入一種自欺欺人的境地中。
這樣的變形，從根本上說，既是缺乏科學和理性的結果，同時也是群衆運動所無法控制的結果。
從教義上說，義和團運動是破綻百出的，亂哄哄的像是儒釋道的一知半解和中國戲劇的“大雜燴”，他們将一些神秘力量人格化，雜糅了民間信仰、通俗小說和街頭戲劇中的因素，制造了諸多的生靈和保護者：他們相信玉皇，相信土地菩薩，相信關公，相信二十八宿……中國曆史上一切民間傳說，在義和團這裡，都有着淋漓盡緻的發揮。
義和團還将神學、迷信以及宗教混在一起，相信法術，相信鬼神附體，相信刀槍不入，相信自己能夠飛翔，子彈無法穿透……因為有神通，洋人的洋槍洋炮又算什麼呢？那些從不懂得現代化，不懂得科學精神，也不懂得現代戰争的農民，就這樣模糊了戲劇和生活的區别——在此情景下的中國北方農村，就像一個戲劇大舞台一樣，人們都争先恐後地登台表演。
義和團的發源，應該是從1897年開始的。
在山東曹州，也就是當年“水泊梁山”的所在地，由于當地百姓與教民的沖突，引發了暴動。
一批自稱為義和拳的百姓，殺死兩名德國神甫，砸毀了教堂。
駐青島的德國軍隊以此為由，占領了膠州灣。
自此之後，在山東境内的義和拳運動，一下子呈星火燎原之勢。
當時的山東按察使毓賢在捕殺了早期義和拳最有名的大師兄朱紅燈和本明和尚後，因為兵力不足，無奈之下采取了安撫和招安政策，将義和拳改名為義和團，成為官方正式認可的“民團”組織。
1899年秋天毓賢升任巡撫之後，山東各地的義和團運動愈發不可收，蔓延到四十多個州縣，各地燒殺教堂的事屢屢發生。
在這種情況下，慈禧擔憂山東政局進一步混亂，以防範德軍的理由，令袁世凱帶領軍隊進駐山東。
袁世凱帶兵進駐山東之後，面對如火如荼的義和團運動，保持冷靜和克制。
袁世凱
這樣的艱險，直到很多年後，袁世凱想起來還心有餘悸。
也算是上天對于他的垂憐吧——或許，還想留給袁世凱一點時間，讓他繼續完成一些事業，畢竟，對于雄心勃勃的袁世凱來說，一切都是開了個頭。
接下來的事情，就是義和團事件了。
現在回過頭來看，當曆史進入20世紀的時候，随着西方勢力的不斷滲透，困頓與恥辱一直如鉛雲一樣，壓抑在中國人心上，一股強大的民族主義浪潮開始滋生湧動——自道光時代開始，曆經鹹豐、同治，一直到光緒，落後的農業大國在與西方的角力中，一直敗得體無完膚，臉面全無。
當洋務派的自強措施沒能頂得住列強的擴張和侵略，維新派的變法陰差陽錯走向失敗之時，人們開始用一種非正常的手段從絕望中尋找希望。
清政府在列強的壓力之下簽訂不平等條約，被迫同意解除教禁。
西方傳教士以越來越普遍的形式深入到中國農村，在中國内地的地方事務中擁有相當的特權，不受中國法律約束；在實際利益方面，教會為了擴大勢力和影響，不擇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不少品行不良分子乘機紛紛入教，為非作歹，興風作浪，激起底層廣大民衆的憤怒。
中國人多年來積郁于胸的民族情緒被點燃，民間的力量走到了前台。
文化沖突和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一股帶有仇恨的強大力量終于迸發了。
義和團的興起，是一種複雜的産物。
這樣的複雜體牽涉到社會背景、民間情緒、經濟困窘以及文化傳統等方面，而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又顯得沒有約束和控制。
當這種情緒以一種暴力和非理性方式轟轟烈烈表現出來的時候，實際上已誤入歧途。
在此之前的太平天國運動也可以說是這種現象的典型表現，之後北方撚軍的興起同樣可以這樣認為。
這種帶有原始宗教意味的群衆運動，既有史詩般的雄壯，也跟迷信與殘酷糾纏在一起。
它的興起，根源于人類存在的本質——人們困惑于貧窮，疲于沖突，畏于神秘，懼于死亡，這些客觀存在，加上自身理解力的不足，自然而然産生了諸多非理性的認識。
從傳統文化的角度來說，無論是否承認，在中國數千年的曆史中，除了理性的文化成分之外，暴力和“怪力亂神”也占有相當的成分。
中國曆史上無數循環往複的暴力，證明了這一點。
也因此，完全可以認為，自明朝之後，實際上對于中國廣大的百姓來說，《三國演義》、《水浒》、《西遊記》的影響與四書五經一樣深遠，它們根深蒂固地影響普通百姓的心理狀态，也影響着民族的性格和行為。
因為有着這樣的文化傳統和大衆心理，當社會上的精英階層對于社會的走向顯得蒼白無力的時候，這種暴力和“怪力亂神”相結合的東西便會在社會的底層自然而然地顯靈了。
它們或以單純的暴力方式表現，或以怪力亂神的方式顯形，或者兩者糅雜在一起，難分彼此。
在暴力和怪力亂神中，人們找到了安慰，不滿情緒得到了宣洩，然後墜入一種自欺欺人的境地中。
這樣的變形，從根本上說，既是缺乏科學和理性的結果，同時也是群衆運動所無法控制的結果。
從教義上說，義和團運動是破綻百出的，亂哄哄的像是儒釋道的一知半解和中國戲劇的“大雜燴”，他們将一些神秘力量人格化，雜糅了民間信仰、通俗小說和街頭戲劇中的因素，制造了諸多的生靈和保護者：他們相信玉皇，相信土地菩薩，相信關公，相信二十八宿……中國曆史上一切民間傳說，在義和團這裡，都有着淋漓盡緻的發揮。
義和團還将神學、迷信以及宗教混在一起，相信法術，相信鬼神附體，相信刀槍不入，相信自己能夠飛翔，子彈無法穿透……因為有神通，洋人的洋槍洋炮又算什麼呢？那些從不懂得現代化，不懂得科學精神，也不懂得現代戰争的農民，就這樣模糊了戲劇和生活的區别——在此情景下的中國北方農村，就像一個戲劇大舞台一樣，人們都争先恐後地登台表演。
義和團的發源，應該是從1897年開始的。
在山東曹州，也就是當年“水泊梁山”的所在地，由于當地百姓與教民的沖突，引發了暴動。
一批自稱為義和拳的百姓，殺死兩名德國神甫，砸毀了教堂。
駐青島的德國軍隊以此為由，占領了膠州灣。
自此之後，在山東境内的義和拳運動，一下子呈星火燎原之勢。
當時的山東按察使毓賢在捕殺了早期義和拳最有名的大師兄朱紅燈和本明和尚後，因為兵力不足，無奈之下采取了安撫和招安政策，将義和拳改名為義和團，成為官方正式認可的“民團”組織。
1899年秋天毓賢升任巡撫之後，山東各地的義和團運動愈發不可收，蔓延到四十多個州縣，各地燒殺教堂的事屢屢發生。
在這種情況下，慈禧擔憂山東政局進一步混亂，以防範德軍的理由，令袁世凱帶領軍隊進駐山東。
袁世凱帶兵進駐山東之後，面對如火如荼的義和團運動，保持冷靜和克制。
袁世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