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告密，還是無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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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小站期間，除了專心練兵之外，精力充沛的袁世凱還對國家大事進行了冷靜思考。
袁世凱本來就不是一介武夫，相反，無論是在見識上，還是辦事能力上，在那個時代中，他一直是出類拔萃的。
跟當時的很多中國人一樣，對于甲午戰争的失敗以及日本的崛起，袁世凱進行了深刻反思。
當多數人的思想還停留在傳統的框架，一心隻想走洋務運動的捷徑時，袁世凱已對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另眼相看了。
袁世凱琢磨的是如何借鑒西方的政治制度，達到變法圖治，從而改變清國腐朽堕落的狀況。
這個時候，李鴻章由于甲午戰争的失敗，在朝廷内外招緻了冷遇，甚至招緻一片聲讨。
朝野主持朝政的，是當初的“主戰派”翁alt同。
這個時候，相對賦閑的袁世凱選擇了挾策以進、上書言事這一舊式文人普遍采用的幹政形式和進身之路，闡述他對于時局的看法和挽救方策。
因為當時的袁世凱的官職是直隸按察使，在這個級别中，沒有直接上書皇帝的權力，袁世凱隻好通過主持朝政的翁同alt，給光緒皇帝連上了兩個帖子，主張新政，倡議變法。
從這兩個條陳中，可以看出，袁世凱對于當時的形勢和變法的必要性有着很深入的思考，也提出了頗有建設性的解決辦法。
《條陳》指出：當時的中國，處在被列強包圍并不斷蠶食的危難境地，振興的唯一道路，就是效法西方，實行變法。
袁世凱批評了反對變革的“用夷變夏”之說，指出西方國家的富國強兵之道，已被實踐證明卓有成效。
在這種情況下，清國必須借用各國新法，擇善而從。
相比較而言，清國從三代以來，一直沿用的是舊制，很難适應新形勢的需要。
因時制宜，應是大勢所趨。
袁世凱認為，國門既然打開，想閉關自守已不可能，不如以一種主動的姿勢去變法，去改革。
袁世凱認為，中國落後于西方國家的根本原因是制度落後，應該效法西方尤其是日本的成功之道，迎頭趕上。
袁世凱的這兩個條陳，包羅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多方面的改革設想，可以看出，袁世凱對于中國的變革狀況，是有很深入思考的，它涵蓋了袁世凱的早期思想。
中心思想是向西方學習，在此大前提下，對清廷的用人、理财、經濟、軍事、外交實行全面改革。
這本萬言書裡的思想，既有實際措施，也有解決辦法。
在具體措施上，袁世凱提出了一些想法：（1）設立館院。
設想它是一種既像學校又像議事組織一類的機構，聘請一些精通各種學問的西洋人、旅外華人，聽取或采擇他們的學問和主張。
（2）改革八股考試，講求實學，新開特科，廣取深通洋務之士。
（3）開辦學堂，培養理财、建造諸方面的新式人才。
（4）注重外交，慎選駐外使節。
“必須能勝其任，素知彼國情形者，始可派以前往。
”慎擇幹員，辦理邊疆各地交涉事宜。
（5）裁汰冗員，精簡吏治。
在經濟方面，袁世凱提出的振興主張為：（1）學習西方現代經濟，鑄銀錢、設銀行、造紙币。
（2）繁興商業，設立商會。
（3）廣集商股、舉借外債修築鐵路，實行官督商辦。
注重發展鐵路沿線的商務和礦務。
（4）開發礦藏，鼓勵商辦，保護礦主。
（5）鼓勵、扶助開設工廠。
資力不足者，國家可以通過一定的方式給予貸款，以資扶持。
（6）發展郵政。
（7）以海關管理方法清理厘卡。
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凱的這兩個條陳，都是着眼于實際提出的一些有力措施，并沒有提到時人動辄倡言的“以夷制夷”等小聰明的方式；或者幻想通過《萬國公法》來限制列強的擴張等。
在袁世凱看來，甲午戰敗後的中國，同列強已無平等可言，無公法可據，談不上真正的睦鄰和可靠外援，隻有正視現實，依靠自己，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上，才有真正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否則很容易在别國的利益争奪和妥協中被犧牲。
有人曾評價說：就袁世凱的這兩件條陳而言，可以看出，袁世凱無論是對國際局勢的分析，還是改革方案的設立，都比當時的京官顯得有遠見卓識，變法的道理也講得頭頭是道，極具說服力。
相比較當時的一些建言，可以說，幾乎沒有人能達到這樣的水平，甚至包括康有為、梁啟超在内。
曾有人将袁世凱當時的主張和康有為的改革主張作了比較，分析說：袁世凱改革側重于地方，而康有為一直幻想從中央開始，從可能性上來說，康有為的主張很難付諸實施。
從對朝廷老臣勳舊的态度來看，袁世凱主張懷柔對待，妥善安排，不激化矛盾；而康有為對此卻非常魯莽，“殺二品以上阻撓新法大臣一二人，則新法行矣”。
相比較而言，以實行政治的方法來說，康有為就顯得幼稚得多，容易使改革産生對立面。
從動機上看，袁世凱的新政措施，明顯地站在國家的立場上，沒有個人謀私利的色彩；而康有為的主張，很多都含有個人目的，比如在一些機構的設置上等，個人的目的性非常明确。
袁世凱上書翁同alt，後來有人認為，那是因為袁世凱看到李鴻章受冷落了，自己失去了靠山，所以急切地想尋找一個新主子，便以上書的方式去接近翁同alt。
這樣的評價，怎麼都有點太聰明的意味。
中國的史書評價，在很大程度上，都有這樣的聰明之處，聰明得就像一本本兵書，随處都埋藏着殺機和陷阱。
對作為朝廷命官，同時又跟甲午戰争的爆發有着很大幹系的袁世凱來說，在清國遭受日本重創的情況下，向朝廷表明自己的想法和立場，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國家富強起來，那是最自然不過的了。
至于上書翁同alt，那也是讓皇帝閱示的唯一路徑。
至于個人的恩怨和派系，在國家大事面前，也可以暫時放在一邊。
因此，袁世凱通過翁同alt對光緒的上書，完全沒有必要考慮得過于細緻。
隻不過這兩
袁世凱本來就不是一介武夫，相反，無論是在見識上，還是辦事能力上，在那個時代中，他一直是出類拔萃的。
跟當時的很多中國人一樣，對于甲午戰争的失敗以及日本的崛起，袁世凱進行了深刻反思。
當多數人的思想還停留在傳統的框架，一心隻想走洋務運動的捷徑時，袁世凱已對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另眼相看了。
袁世凱琢磨的是如何借鑒西方的政治制度，達到變法圖治，從而改變清國腐朽堕落的狀況。
這個時候，李鴻章由于甲午戰争的失敗，在朝廷内外招緻了冷遇，甚至招緻一片聲讨。
朝野主持朝政的，是當初的“主戰派”翁alt同。
這個時候，相對賦閑的袁世凱選擇了挾策以進、上書言事這一舊式文人普遍采用的幹政形式和進身之路，闡述他對于時局的看法和挽救方策。
因為當時的袁世凱的官職是直隸按察使，在這個級别中，沒有直接上書皇帝的權力，袁世凱隻好通過主持朝政的翁同alt，給光緒皇帝連上了兩個帖子，主張新政，倡議變法。
從這兩個條陳中，可以看出，袁世凱對于當時的形勢和變法的必要性有着很深入的思考，也提出了頗有建設性的解決辦法。
《條陳》指出：當時的中國，處在被列強包圍并不斷蠶食的危難境地，振興的唯一道路，就是效法西方，實行變法。
袁世凱批評了反對變革的“用夷變夏”之說，指出西方國家的富國強兵之道，已被實踐證明卓有成效。
在這種情況下，清國必須借用各國新法，擇善而從。
相比較而言，清國從三代以來，一直沿用的是舊制，很難适應新形勢的需要。
因時制宜，應是大勢所趨。
袁世凱認為，國門既然打開，想閉關自守已不可能，不如以一種主動的姿勢去變法，去改革。
袁世凱認為，中國落後于西方國家的根本原因是制度落後，應該效法西方尤其是日本的成功之道，迎頭趕上。
袁世凱的這兩個條陳，包羅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多方面的改革設想，可以看出，袁世凱對于中國的變革狀況，是有很深入思考的，它涵蓋了袁世凱的早期思想。
中心思想是向西方學習，在此大前提下，對清廷的用人、理财、經濟、軍事、外交實行全面改革。
這本萬言書裡的思想，既有實際措施，也有解決辦法。
在具體措施上，袁世凱提出了一些想法：（1）設立館院。
設想它是一種既像學校又像議事組織一類的機構，聘請一些精通各種學問的西洋人、旅外華人，聽取或采擇他們的學問和主張。
（2）改革八股考試，講求實學，新開特科，廣取深通洋務之士。
（3）開辦學堂，培養理财、建造諸方面的新式人才。
（4）注重外交，慎選駐外使節。
“必須能勝其任，素知彼國情形者，始可派以前往。
”慎擇幹員，辦理邊疆各地交涉事宜。
（5）裁汰冗員，精簡吏治。
在經濟方面，袁世凱提出的振興主張為：（1）學習西方現代經濟，鑄銀錢、設銀行、造紙币。
（2）繁興商業，設立商會。
（3）廣集商股、舉借外債修築鐵路，實行官督商辦。
注重發展鐵路沿線的商務和礦務。
（4）開發礦藏，鼓勵商辦，保護礦主。
（5）鼓勵、扶助開設工廠。
資力不足者，國家可以通過一定的方式給予貸款，以資扶持。
（6）發展郵政。
（7）以海關管理方法清理厘卡。
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凱的這兩個條陳，都是着眼于實際提出的一些有力措施，并沒有提到時人動辄倡言的“以夷制夷”等小聰明的方式；或者幻想通過《萬國公法》來限制列強的擴張等。
在袁世凱看來，甲午戰敗後的中國，同列強已無平等可言，無公法可據，談不上真正的睦鄰和可靠外援，隻有正視現實，依靠自己，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上，才有真正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否則很容易在别國的利益争奪和妥協中被犧牲。
有人曾評價說：就袁世凱的這兩件條陳而言，可以看出，袁世凱無論是對國際局勢的分析，還是改革方案的設立，都比當時的京官顯得有遠見卓識，變法的道理也講得頭頭是道，極具說服力。
相比較當時的一些建言，可以說，幾乎沒有人能達到這樣的水平，甚至包括康有為、梁啟超在内。
曾有人将袁世凱當時的主張和康有為的改革主張作了比較，分析說：袁世凱改革側重于地方，而康有為一直幻想從中央開始，從可能性上來說，康有為的主張很難付諸實施。
從對朝廷老臣勳舊的态度來看，袁世凱主張懷柔對待，妥善安排，不激化矛盾；而康有為對此卻非常魯莽，“殺二品以上阻撓新法大臣一二人，則新法行矣”。
相比較而言，以實行政治的方法來說，康有為就顯得幼稚得多，容易使改革産生對立面。
從動機上看，袁世凱的新政措施，明顯地站在國家的立場上，沒有個人謀私利的色彩；而康有為的主張，很多都含有個人目的，比如在一些機構的設置上等，個人的目的性非常明确。
袁世凱上書翁同alt，後來有人認為，那是因為袁世凱看到李鴻章受冷落了，自己失去了靠山，所以急切地想尋找一個新主子，便以上書的方式去接近翁同alt。
這樣的評價，怎麼都有點太聰明的意味。
中國的史書評價，在很大程度上，都有這樣的聰明之處，聰明得就像一本本兵書，随處都埋藏着殺機和陷阱。
對作為朝廷命官，同時又跟甲午戰争的爆發有着很大幹系的袁世凱來說，在清國遭受日本重創的情況下，向朝廷表明自己的想法和立場，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國家富強起來，那是最自然不過的了。
至于上書翁同alt，那也是讓皇帝閱示的唯一路徑。
至于個人的恩怨和派系，在國家大事面前，也可以暫時放在一邊。
因此，袁世凱通過翁同alt對光緒的上書，完全沒有必要考慮得過于細緻。
隻不過這兩